中国文学：基本性格-中国文化通义

中国古典文学中最为发达的要算诗歌。自《尚书·虞书》起，就有“诗言志”之说。此后，孔子、荀子、《礼记》、《诗大序》、《春秋说题辞》等儒家大师及儒家典籍对“诗言志”多所称引。从诸家对“志”的解释来看，其含义极为宽泛，至少可以包括志行、志气、情志、情意等内容。因此，“诗言志”用现代汉语可译为“诗是表现人的内在情志的”。这就是说，儒家的文学观（以对诗的看法为主）把“言志”看作诗的本质，因此言志之诗主要表现的是“人”而不是“文”。透过诗，主要看的是人格，是美与善的统一。孔子在教导他的弟子时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谈诗，最重视“兴”字。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朱熹在解释“兴于诗”时说：“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四书章句集注》）朱熹的这种解释应该说是基本符合孔子原意的。这就是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学观，把诗的功能完全和道德联系在一起，认为诗不仅有启发人的好善之心的作用，而且可以用来沟通和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既可“迩之事父”，又可“远之事君”，使各种人伦关系达于和谐融洽。因为中国人最重人伦关系，而诗又有和融人际关系的功能，所以诗一直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

孔子诗论影响后世最大的是“思无邪”和“归于正”^[8]的诗教理论。《礼记·经解》引孔子的话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毛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从这些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的诗论使诗的自身特性成为政治和伦理教化的工具。先有人格，然后有文章，成为儒家文学观的重要特征。

这一儒家性格不仅表现在诗歌方面，而且表现在文学的其他领域。唐宋时期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主要地位，留下了不少富有艺术价值的不朽作品。他们当中，多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文学创作及文学理论上主张复古明道，提出“文以载道”说。这种学说把道统和文统结合在一起，把文学与道德合而为一。隋唐的古文运动，把魏晋以来业已摆脱了政治伦理仆人地位的文学，重又拉回到传统的道德主义的轨道，使道德的洪流淹没了文学固有的田园，降低了文学的质量与影响。所有这些构成中国文学的道德性格，它基本上属于上层文学的范畴。

中国文学还有另一个重要性格，即它的自然主义。这一性格是在中国道家哲学和中国化的佛教影响下形成的。这就是说，在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上，除了与政治、社会、道德密切结合的带有实用性很强的儒家传统外，主要还有道家的传统。道家的生活情调、人生态度以及所追求的意境，恰与文学自身不受外在强力束缚的发展要求相适应。所以历代的诗人、文学大家尽管不断受到儒家“诗教”和“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仍能留下大量醇美的诗文，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百花园中大放异彩。(www.xing528.com)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有“采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话，他所说的“庄老告退”是指玄学概念性的诗文走向衰落；而“山水方滋”，正是老庄思想在文学上落实的必然归趋。^[9]儒家虽然也强调“天人合一”，但其归宿在于人伦关系的调节，侧重于道德性；而道家强调“天人合一”，其归宿在于人与自然的融洽，侧重于自然主义。老庄思想，尤其是庄子的自然思想，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庄子对世俗厌恶而追求超越世俗之上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之中，使人要求超越人间世而归向自然、追寻自然。他的物化精神，产生了文学上的物化境界，即物我合一的境界。大文学家苏轼在其艺术创作理论中十分强调这种境界，把它看作是艺术构思的最高境界。他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中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在苏轼看来，文与可所以能得竹之情而又能尽竹之性，是因他的精神超越世俗之上，而能保持虚静之心，竹乃能进入心中，主客相融，我物一体。此即《齐物论》中的所谓“物化”。道家的物化精神与儒家强调人的主体性完全不同。道家的“物化”说不但可赋予自然以人格化，而且可以赋予人格以自然化。艺术创作所达到的这种物我同一的自然状态，苏轼称之为“真态”或“无人态”，即没有任何人工斧凿的痕迹。唐代司空图在其《二十四诗品》中所描绘的二十四种诗歌艺术境界，如雄浑、冲淡、高古、典雅、自然、含蓄、豪放、清奇、飘逸、旷达等，可以说都充分体现了道家物化境界的特色。

此外，作为文学创作中艺术意境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超言绝象”或“言外之意”的理论，也是从道家思想中推衍出来的，它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老庄从“道”的无形无象、不可言喻的角度出发，认为言是不能尽意的，但它可作为象征意的工具，使人由此得到“言外之意”。因此当我们透过“得鱼忘筌，得意忘言”的思辨哲学的观念性语言，而对它进一步有所了悟时，它便升华为一种高超的艺术精神。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以及王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等著名诗句，便是运用上述象征性艺术表现方法，表现对超现实的理想世界的追求与憧憬。这种象征性文学对于世俗的污浊起到一种净化的作用，都带有浓厚的道家性格。至于中国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传统，豪迈愤懑的激情和奇特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及幻想的超现实的内容等等，也都与道家或佛教的影响有关。

综上所述，中国文学的基本性格，实际上是受中国传统哲学中儒、道两大系统的影响而形成的。儒家注重入世，面对现实，往往从道德教化入手，主张人格重于文章。因此儒家偏重法度，强调现实主义，注重于研究人工创造的具体方法，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有比较严格的规范化要求，反对离经叛道；而道家则强调自然，反对人为，尤其视道德为虚伪，视人生为尤赘，故鄙弃一切法度，以能达到天生化成为目的，因此道家强调神奇、怪谲，往往与浪漫主义相通。儒、道两家不同的文学思想决定了中国文学的这两种性格，尽管在文学发展的道路上，这两种性格逐渐融合互补，带来中国文学的繁荣，但随着作家的境遇不同，历史条件及政治环境的差异，这两种性格有时又发生分离。一般说来，儒家的文学观往往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而道家的文学观则受到统治阶级的冷遇。普列汉诺夫在谈到类似的两种倾向时有一段精辟论述。他说：“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注意到艺术，自然就总是偏重于采取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它为了本身的利益而使一切意识形态都为它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服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由于政权只在少数情况下是革命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保守的，甚至是十分反动的，因此不该认为，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好像主要是革命者或一般具有先进思想的人们所特有的。”^[10]因此，当我们想进一步考察这两种相反的艺术观谁更有利于艺术的发展时，必须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时间地点来做具体判断，不能绝对化。但有一点可以作出结论：“功利主义的艺术观不论与保守的情绪或革命的情绪都能很好地适应”^[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