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侯灿先生-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探索！

孟宪实

每当想起侯灿先生，心中就不免愧疚上升。得知侯先生生病的消息并不晚，但并不认为有多严重。有一次跟侯先生通话，音容笑貌宛如眼前，心想看来侯老师的病是好转了。后来让夫人专程前往上海看望侯先生，我自己竟然没有去。现在想起来，最后一次见侯先生，是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侯先生去日本讲学经过北京，荣新江、姚崇新和我一起跟侯先生见面，还在北大门口照相，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2016年9月，侯灿先生去世了，享年八十。一个多月之后，吴美琳老师才打来电话告知，当时手握电话，全然不知道说什么，好像连安慰的话都说不出。其实，当时的情绪被悔恨塞满：这么多年，怎么竟然没有去看过侯老师……

最后一次接到侯先生的电话，是来问《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出版的事，时间大约是在2016年的春天。现在知道了，侯老师平缓的声音中，隐藏着极度的焦虑。他真的想在生前看到这部书出版，很有可能他对病情的好转已经放弃了希望。我尽力给先生以肯定的回答，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把握。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过去出版一套“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学术影响不错，以侯灿先生的研究声望，他的文集加入这套丛书，一定能增光添色。其实，这套丛书当时可能已经夭折，但我并不知情。我知道国学院的人事变动会影响此书，主持者说人大出版社人事变动巨大，极大地影响了这套书的出版。侯灿先生的文集，是以手写稿的方式寄来的，我更担心的是，交给出版社的书稿好几年，一直没有动静，千万不要把手稿弄丢了。最终，书稿并没丢，五年过去了，就如同交出去的时候一模一样，书稿还装在侯先生用来邮寄的那个纸盒之中。但侯先生却注定再也看不到了。我自己固然人微言轻，是不是努力不够啊，这是无尽的愧疚之源。

侯灿先生是四川合川人，曾当过四年兵，然后进入川大考古专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新疆农一师的宣传科，十二年后才回归专业，进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1987年，从新疆考古所调入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我是历史系的青年教师，早就知道侯先生。当时新疆考古已经很吸引人，吐鲁番文书、楼兰考古等，极具社会影响力。我们这些考古门外人，都知道新疆考古学家的大名。新疆师大是个年轻的学校，师资力量除了高校新分配来的以外，主要来自中学和行政单位。如侯先生这样研究成果众多的学者，大家其实很少接触。特别是侯先生曾经是楼兰考古的领队，掌握最新的考古资料，在人们的想象和讲述中，侯先生个人都充满神秘色彩。

侯先生调到师大历史系，我是第一受益人。这不是当时的认识，这是事后的总结。我原本在大学毕业后想继续从事所爱好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但1987年考上南开大学研究生却无法就读，对我的思想史研究也有冲击。此后两年，我也在想思想史毕竟以社会为思考对象，也许社会史更能说明历史问题。我的唯物主义思维，促使我寻找社会史的问题进行思考。吐鲁番出土文书，就在这个背景下进入我的视野。出土文书，没有经过别人的改动，百分百地社会现实反映，从文书入手，最有利于社会史的研究。这种简单的思考，浮于问题的表面，完全是言不及义。就在这时，侯先生来到身边，如同“天使”降临，侯灿先生成为我请教的老师。研究吐鲁番文书要从哪些书入手，怎么获得研究资料，所有基础性的问题，都来自侯先生的教诲。我几乎天天要到侯先生家请教，侯先生每天都要为我开课，使我的学习大有进展。1989年9月，我草成第一篇吐鲁番的论文，讨论吐鲁番出土的随葬衣物疏的时候，侯先生跟我一样高兴。从此，我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学术生活。到如今，研究吐鲁番文书已经有三十年历史了，回想最初的感受，无一不是从侯先生开始的。把所有的同类文书抄写在一起，把所有的研究观点排列到一起，分析它们各自的根据与不足；把墓表资料按时间编排起来，看看哪些官名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尤其官员的晋升，观察是否有规律可循。时间长了，很多镜头都变得模糊。是我在床上排比墓表，或者是我看见侯先生在自己的床上排比，……每有一个想法，总希望得到侯先生的赞成，每次获得赞成，就如同小学生一样高兴，觉得这一天没白过。

侯先生的家与我家是两个相邻的居民楼，从我家的阳台上能够看到侯先生家的厨房灯光。侯先生的夫人吴美琳老师，原是上海知青，先后在阿克苏和乌鲁木齐当老师。侯先生的家总是一尘不染、窗明几净。在沙发边上的一个小桌上，摆放着一个精美的搪瓷小盆。很多年过去了，我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个黄底红花的搪瓷盆。每次喝茶的时候，吴老师就笑眯眯地打开小盆：“小孟，选一块。”里面有各式糕点，真是太可爱了。多少年过去了，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十分美好。

侯先生的四川口音始终如一，每次要强调什么的时候，侯先生就会先说“小孟啊！”声音有些尖锐。这时，我的所有思绪会突然停顿，头脑里只剩下侯先生的一个声音。后来从新疆出来读书，听到侯先生教诲的机会越来越少。有的时候，比如正在看书，忽然会听见侯先生的声音从身体很深的地方涌出：“小孟啊！”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会猛然停顿下来，迅速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这是什么？这就是耳提面命的效果，多年不忘。

侯先生治学，以新疆考古为主，但不是所有新疆考古问题都研究，而是选择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重点深耕。侯先生的学术，当以高昌研究最有影响，其次是楼兰，第三是和田。侯先生常说：作学问最怕没有资料，无米下锅，神仙也没用。新疆的考古资料，当然以吐鲁番出土最为丰富，不仅有大量的纸文书，还有可观的墓表、墓志资料。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历次考古资料都比较容易找到。资料以中国保存为主，这一点几乎只有吐鲁番考古如此，因为解放后吐鲁番的考古资料，明显比解放前的资料要丰富。加之，解放前黄文弼先生所获资料也在中国，所以吐鲁番资料获得比较容易。侯先生有这样的思路，老一代学者都能理解。研究敦煌吐鲁番学，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学者严重受限，主要就是很难接触到国外的相关资料。侯先生没有参与过吐鲁番考古发掘，所以主要是利用吐鲁番出土资料进行历史研究。利用文物资料，侯先生研究高昌王国的郡县问题，讨论各个时期的高昌所奉年号问题，特别是利用吐鲁番出土的高昌时期的墓表资料，排检分析，写出《麹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巨文（1984年），对于高昌官员的几个系列和等级进行了详实的考证，即使今天也必须参考。吐鲁番资料，侯先生用功最多的应该是墓表资料。1990年，侯先生著《解放后新出吐鲁番墓志录》（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集），很长时间以来几乎一直是最重要的吐鲁番新出墓志资料来源。2003年，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出版（巴蜀书社），至今依然是最权威的资料著作。

侯先生的楼兰研究，是作为考古学家引人注意的。经过前一年的勘察，1980年春天，有东西两支考古调查队进入楼兰故城地域，侯先生是西队队长。在一个月的考古调查中，收获丰富。毕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楼兰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工作，深受各界重视。1984年，侯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上发表《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一文，因为使用了最新的考古资料，引起重视是很自然的。1988年《文物》第7期，发表侯先生的三篇文章，分别是《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和《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集中展现了1980年楼兰考古的新成就。长期整理楼兰出土资料，研究相关问题，1999年由四川天地出版社出版的《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可以看作是侯先生多年积累的结晶。有关和田的研究，侯先生主要是围绕麻札塔格古戍堡进行了讨论，涉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以及和田绿洲的变迁等问题。(www.xing528.com)

学术研究难免会落下遗憾，侯先生也如此。有一段时间，我看见侯先生把所有的高昌史料都摆了出来，卡片密密地布满大床，侯先生想整理出麹氏高昌的朔闰规律。大约是1990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到侯先生家，侯先生说了声“小孟啊！”这次，声音有些低沉。侯先生拿出一本《出土文献研究续集》，其中有王素先生的大作《麹氏高昌历法初探》，文后附有长长的《麹氏高昌朔闰推拟表》。学术撞车了，侯先生的功夫白费了。侯先生显然很受打击，苦笑着：“这就是学术啊。”这样的事，只能坦然接受了。有关楼兰考古的报告，至今只有简报，没有发表报告。侯先生已经调到新疆师大，整理工作似乎并没有停止。我确定看到过他的书稿，书名类似于《楼兰考古调查报告》，见其中有表格，有线描图，也有照片，尤其对照斯坦因等从前的工作说明如今的进展，感觉很有学术意义。不过，我关心的是高昌问题，楼兰的事不太在意。后来听说，侯先生把书稿寄给了北京的一家出版社，由于某些原因，书稿无法出版，个人的功夫又白费了。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是考古报告，那么所有的资料和研究也作废了，这就不是一个人的损失了。我曾专门联系相关单位请求予以支持出版。可惜，侯先生去世后，我一再追问，侯先生的家人很肯定地说，没有这样一部书稿。

侯先生在历史系上“考古学概论”课，特别欢迎同学对有关考古的问题进行探讨。侯先生指导的学生，我所知的有姚崇新和张莉。姚崇新是那个班的班长，毕业时竟然不能留在乌鲁木齐，侯先生努力帮忙，介绍他去了吐鲁番文物局，从此踏上学术之路。张莉的故事我都是听说，她接受侯先生指导读书，帮侯老师翻译西文资料，从而对西域考古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后来读硕士、博士所作问题都与西域研究相关。

侯先生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在博物馆和考古所时期进行，到了新疆师大，核心工作是学术研究。正是到达新疆师大之后，侯先生的重要成果纷纷出版，影响日著。媒体采访、学术演讲，时亦有之。日本九州大学与新疆师大建立合作关系，日方的考古学家西谷正教授与中方的侯先生是双方学术代表，多次以丝绸之路考古为题对新疆各地考古遗址进行考察。加之楼兰考古的新成果，引起日本学界如东京大学池田温教授、早稻田大学长泽和俊教授的重视也在情理之中。1988年，日本学术界为纪念“中日邦交和平友好协议签订10周年”，特地邀请侯灿教授前往日本参加名为“迷幻传奇的古代国家——楼兰特别报告会”，围绕楼兰考古与丝绸之路，侯先生在日本举行多场报告会。此后，侯先生多次应邀前往日本进行学术交流。

1990年，侯先生的专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部学术论文选集，由书名可知，主要选取的是高昌和楼兰方面的研究论文。这是中国的出版困难时期，在出版问题上，中国学者的窘况人所共知。侯先生的著作得到了九州大学西谷正教授的资助，最初的出版动议也是西谷正提出的。他想选一些侯先生的论文翻译成日文，供日本同行参考，而第一步是先在中国出版一部论文集。论集出版了，总共只印制了1200册，可想而知，很快就洛阳纸贵，今天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了。

出版《高昌楼兰研究论集》之后，侯先生的研究没有止步，除了高昌历史以外，楼兰史的研究又增加许多，所以《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是前一部书的升级版，内容更丰富，价值更高。比如围绕楼兰出土的木简和纸文书，侯先生进行了许多新的探索，而前一部书没有收入，现在都纳入本书，尤其是丝绸之路研究和和田历史研究的论文，更是新近加入。和田作为丝路南道的核心绿洲，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十分重要。特别是从佛教历史的视角看，和田历史的重要性认识完全没有达到应有的地位。侯先生对和田的研究，也是在实地踏查的基础上，再结合文献和考古进行研究的，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丝路变迁尤其是和田绿洲的变迁，意义重大。特别是如今丝绸之路研究大热的情况下，本书会为这个课题再增新资源。《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可以看作是侯灿先生西域历史考古研究的全面总结，是他个人的论文全集。

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资助了这次重要的出版活动，毕竟是老单位有感情啊。

本来应该作者写后记，现在只能遗憾地由我代笔。愿侯先生在天之灵安息并理解。

2019年6月18日北京老营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