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与中国音韵学的融合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一种新的宗教和宗教思想，而且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丛，将印度佛教的文学、美术、造像、音乐等艺术形式也带到中国，给中国的艺术发展提供了新的样式，给中国艺术发展带来新的刺激。这些佛教艺术传播到中国后，经过中国艺术家们的吸收、借鉴和改造，形成了中国的佛教艺术形式，成为中国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指出：

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纳性愈富者，其增展力愈强，此定理也。我民族对于外来文化之容纳性，惟佛学输入时代最能发挥。故不惟思想界生莫大之变化，即文学界亦然。^[136]

大批佛教典籍被翻译成汉文在中国流传，除了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对佛教及其思想的了解和接收，因而推动了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外，对中国文学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郑振铎指出：

中世纪文学史里的一件大事，便是佛教文学的输入。从佛教文学输入以后，我们的中世纪文学所经历的路线，便和前大不相同了。我们于有了许多伟大的翻译的作品以外，在音韵上，在故事的题材上，在典故成语上，多多少少的都受有佛教文学的影响。最后，且更拟仿着印度文学的“文体”而产生出好几种宏伟无比的新的文体出来。假如没有中、印的这个文学上的结婚，我们中世纪文学当绝不会是现在所见的那个样子的。^[137]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音韵学方面非常突出。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古代学者虽然注意到了双声、叠韵等语言现象，且能够运用押韵来进行文学创作，甚至使用了譬况、读若、直音等方法给汉字标音，但由于汉字是单音节表意文字的原因，对于语音还缺乏科学的认识和有效的研究手段。佛教文化的传入改变了这一局面。

汉语本来的注音方式是在字下加“读如某字”，即直音法。随着佛教传入，其声明学为汉语引入了“反切”这种注音方法。反切是利用两个汉字来拼读另一个汉字的读音的注音方法。古代直行书写，反切的两个字一上一下，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和声调，并将两者加以拼合就可以得出被切字的读音。佛教传来，同时即有“反切”。中国人接触了梵文及其辅音和元音两相拼合成一词的拼音方法，在梵文词语音译的过程中，他们受梵文语音原理和拼音方法的启发，以梵文为对比系统，反观汉语单音节文字的基本结构，意识到汉字字音也可以分析为声、韵两部分，于是，从汉语固有的双声叠韵现象中发现了可以用两个汉字来拼一个汉字的读音的注音方法，由此而产生了反切。《颜氏家训·音辞篇》说：“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据范文澜研究，音韵学开始于东汉末年，当时某些儒生受梵文拼音字理的启示，创反切法来注字音。范文澜说：“东汉时，印度声明论（音韵学）随佛教传入汉地。胡僧学汉人语文，利用梵文字母注汉字音。汉儒接受这个启示，用两个汉字作字母拼汉字音，因此发现反切法。”^[138]孙炎作《尔雅音义》，用反切注音，一般认为孙炎为反切的创始人。反切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学者对汉语语音结构的认识和语音分析的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汉语四声的发现，与佛教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季羡林指出：“中国语言的特点：四声，当然是我们语言所固有的；但是，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和明确地定为平、上、去、入，则是受了印度的影响。”^[139]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指出：“音韵之学，自沈约为四声，及天竺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梵语虽是无声调语言，但在咏经时却有三种不同的音乐重音，以求在诵读的抑扬变化之间造成某种特殊的宗教气氛，古印度声明论据此分之为三声。佛教输入中国之后，佛教徒在转读经典时，梵语三声的读法也随之输入。中国的文人受到佛教徒模拟梵文的声调转读佛经的启发，意识到汉语的语音也存在着类似的三种高低不同的声调，但与之不同的是，汉字的声调还有别义的作用，这三种声调即后来所谓的平、上、去三声。至于入声，由于有三种塞音韵尾，与平、上、去三声的差别在于音质上的不同，但是由于它读音短促，在声调上可以自成一类，这样就与平、上、去三声并列而成为四声了。

于是，在南朝齐梁之际，学者们明确提出了汉语存在四声并以平、上、去、入为之命名。这对后来音韵学的发展是关键的一步。对此史籍多有记载。《南史》说：“（周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沈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时有王斌者……著为《四声论》，行于时”，“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逾往时”。《南齐书·陆厥传》说：“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策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梁书·沈约传》说：“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裸露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里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上引文是沈约自己说的有关声律的一段很重要的文字。“由乎玄黄律吕”，是说颜色声音各随物所适宜；“欲使宫羽相变”，是说应使高低轻重不同的字音互相间隔运用，使语音具有错综变化、和谐悦耳之美。所谓“浮声”“切响”，指字音的声调不同。大约浮声是指平声，切响是指上、去、入三声，即后人所谓的仄声。浮声切响，大概同于《文心雕龙·声律篇》的“声有飞沈”的说法。《声律篇》说：“凡声有飞沈，响有双叠……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解释为：“飞为平清，沈谓仄浊。一句纯用仄浊或一句纯用平清，则读诗亦不便，所谓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也。”沈约要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就是规定平声与上去入三声，必须间隔运用，取得声调的变化流美，和谐动听，避免刘韶所说的“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陋不还” 的毛病。“一简之内”四句，是强调五言的一句和一联中的字音必须有变化。

四声起源是汉语音韵学、中国古代文学的重大问题。1934年，陈寅恪撰《四声三问》，阐释了四声的产生与佛教传入中国的关系。他认为汉语入、平、上、去四声中，入声常有k、p、t等辅音缀尾易于区分，而其他三声则不易分辨，所以古时的读书人依据和模拟当时转读佛经时的声调，分别确定了平上去三声，加上入声一共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中国之所以成立四声，而非五声或七声者，以入声自为一类，其余三声，“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140]陈寅恪认为“四声说”成立于南齐永明之世，源于南齐武帝永明七年（489）二月二十日，竟陵王萧子良大集善声沙门以造经呗新声。他广引僧传、旧史及他书中所说的三事，以为此说的佐证：一是僧传所载善声沙门，几全部为居住建康之胡人，或建康之土著；二是建康经呗之盛，实始自南朝宋之中世，而极于南齐之初年；三是曹植鱼山制梵传说之流行可能始于东晋末年，它实际含有一善声沙门与审音文士合作之暗示，而此两种人之合作即四声之起源。(www.xing528.com)

四声的发现，标志着中国学人已经能够正确地把汉字字音结构区分为声、韵、调三个部分，从而为音韵学的研究奠定了较为科学的理论基础。四声是根据汉字发声的高低、长短而定的。音乐中按宫、商、角徵、徵、羽的组合变化，可以演奏出各种优美动听的乐曲；而诗歌则可以根据字声调的组合变化，使声调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起来，以达到铿锵、和谐，富有音乐美的效果。即所谓“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或“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梁书·沈约传》说：“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曰：‘天子圣哲是也。’”发现四声，并将它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而成为一种人为规定的声韵，就是“永明体”。由反切而产生四声，由四声而把五言与七言古诗改进为律诗和绝句，而对于每个字句的切韵和标音，五律五绝或七律七绝都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四声的发现和永明体的产生，使诗人具有了掌握和运用声律的自觉意识，它增加了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效果。

“字母”这一名称出自于《华严经》，是由梵语翻译而来的。汉字注音字母的创制也主要得益于佛教文化。中国音韵学中所提到的字母之学，实际上即是字音开端的辅音的分析和研究。因为中国文字非标音字母，所以中国人对于语音的研究与分析，有时不免感到困难。由于佛经的翻译，印度拼音文字，如梵文等，也随之传入，促进了中国字母的产生。反切发明之后，人们已能把一个音节分析成声韵两大部分，进而根据双声原理，归纳同一类反切上字，并以若干字作为其代表，称之为“归纳助纽字”，用于反切时加强声母的读音。它的性质与字母非常接近，是后来与声母具有一对一固定关系的字母的雏形。《高僧传》记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叡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谢灵运以梵文字母整理汉语语音，拟定“十四音”。《隋书·经籍志》说：“婆罗门书以十四音贯一切字，汉明帝时与佛书同入中国。”据认为，《隋书》所说的“婆罗门十四音”，就是谢灵运拟定的“十四音”。

唐代胡僧神珙创建《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南宋张麟之《韵镜》序说：“有沙门神珙，号知音韵，尝著《切韵图》载《玉篇》末。”今存《玉篇》后附《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即为神珙所作。神珙说的纽，指纽切，即声和韵的拼合，他是使用一种图式来说明反切取音，第一张列有5个圆圈的图是五音图，第二张列有两个方图叫九弄图。五音图是往左转着看，主旨是要说明反切的方法。神珙提出“五音声论”，提到了“五音”这个名称，列出东方喉声、西方舌声、南方齿声、北方唇声、中央牙声，以及40个字例。

到唐末，守温和尚创制了字母。陈沣《东塾读书记》说：“自汉末以来，用双声叠韵切语。韵有东、冬、钟、江之目，而声无之。唐末沙门始标举三十六字，谓之字母。”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守温韵学残卷》所列三十字母，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汉语字母，即：（1）唇音：不、芳、并、明。（2）舌头音：端、透、定、泥。（3）舌上音：知、彻、澄、日。（4）牙音：见、溪、群、来、疑。（5）齿头音：精、清、从。（6）正齿音：审、穿、禅、照。（7）喉音：心、邪、晓、匣、喻、影。宋代学者在守温三十字母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语音实际，增加了6个字母（非、敷、奉、微、床、娘），并更换了部分名称，遂成为音韵学研究中应用极为广泛、影响至为深远的三十六字母。宋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说：“七音之作，起自西域，流入诸夏，梵僧欲以其教传之天下，故为此书。虽重百译之远，一字不通之处，而音义可传，华僧从而定之，以为三十六母。”

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说：“唐人所撰之三十六字母，实采涅槃之文，参以中华音韵而去取之。”《涅槃经》是六朝以来一部很受重视的经典，而且不少作释疏和研究语言文字的佛教学者都征引过这部经，如玄应《一切经音义》全部收录涅槃经字母，《瑜伽师地论》说：“今准涅槃经文字品三十五名为字体。”又惟净《天竺字源》说：“今依文殊问字母经及涅槃经略明一二。”

韵图也称等韵图，它的兴起也与佛教的传播有密切关系。等韵图就是古代的声韵调配合表，其基本原理是横向表示声母，纵向表示韵母和声调，其中，相近的韵用不同的“等”来区分，在声韵调交汇的格子中填入适当的字，代表一个有效的音节。古印度有一种供幼童学习用的梵文拼音表，这个办法导源于《悉昙章》，悉昙也就是“悉地罗窣睹”。智广的《悉昙字记》说：“悉昙十二字为后章之韵，如用迦字之声对阿、伊、瓯等十二韵呼之，则生得下迦、机、钩等十二字；次用佉字之声，则生得佉、欺、丘等十二字……”

等韵图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后，被中国僧人称为“悉昙”，其格式是把元音排成行，用辅音逐个与之相拼。韵图就是仿照“悉昙”而作。《韵镜序》说：“韵镜之作，其妙矣夫。余年二十，始得此学字音。往昔相传，类曰洪韵，释子之所撰也。”郑樵《通志·艺文略序》说：“臣初得《七音韵鉴》，一唱而三叹。胡僧有此妙义，而儒者未之闻。”《宋史·艺文志》载有守温《清浊韵钤》1卷，现在推测是一部等韵图的著作。敦煌唐写本《守温韵学残卷》载有“四等重轻例”，其分等与《七音略》和《韵镜》完全相合。《宋史·艺文志》有释元冲《五音韵镜》1卷，《玉海》载有宋僧宗彦《四声等第图》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