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是一种固化的生活定式，我们可以在风俗中去发现一个地方人们心理上的价值趋向，发现并不记录在史书上的那些属于老百姓的平凡而细碎的生活情节。细究宁波城市的那些老墙门里的风俗，我们会发现，它基本上依据了宁波当地农村的风俗，也就是说，“墙门”和“厂笆”奉行着同一种习俗。
是的，习俗是历史积淀下来的一个地域的人们共同认同并遵循的标志性“活法”，它明显地体现在岁时习俗还有传统节庆习俗上。此外在那些并不被人们重视但是或多或少地作为大家共同遵循的迷信、禁忌，也表现出一种地域心理的共同特点，这种城乡共通的活法，学者们称为“地域心理的同构性”。
情感符号化后成为了习俗性装饰
岁月悠悠，农夫野老和城里老墙门的住户，都同样地对岁月的时间连续性和周期性给予了关注，尤其重视在二十四节气中的某些节坎或者一年中各月的重要时令。对这样一些生活内容，人们约定俗成地立下了一些基本规矩，而且在遵循这些规矩的时候，墙门里的态度往往比村落里更严谨、更守律。墙门里生活过的人们可以想想那些风俗，就会察觉到，墙门的许多无意识的生活行为，其实是保留着本属于农村生活的“根”。
正月里，春节在农村的所有程式，包括“开门炮”、“拜岁”、贴大红春联，吃象征团圆意义的汤团、初一忌口、“太平夜”以及初五“清财神”，甚至“走七桥，拜八寺”和龙灯、马灯闹新春等，无不在墙门里得以延续。以前城里的家族有各自宗祠.于是也照样地有春社戏娱神。唯有“报春牛”在城乡是不一样的：乡间是用小铜牛“黄龙盘谷仓，青龙盘米缸“，城里墙门则是等着被称为“发财人”的乞丐来到墙门“佯扫地”，也就是说，农村人重视祈福，城里人则重视祛灾。
小玩意中的传统元素
十五元宵，以前城里的灯会比农村更盛，上元节的“摆灯头”以“玉兔东升”为主题，因而兔灯至今还是宁波元宵的主灯。“闹花灯”、放焰火，城乡皆然。宁波城里旧时还有一些少女相约于厕间、猪栏迎祭“紫姑”，并扶乩，去占卜姑娘们成人后的智愚和婚姻，称“迎屙缸姑娘”。家有猪栏、厕间，必是墙门里的大户人家。有意思的是，城区的“上灯节”还兴吃芦穄汤果，芦穄也就是高粱，这是宁波地区补充性的粮食作物，以旱作补水田之不足。吃芦穄汤果，是不是有一些提示危机、忆苦思甜式的意味，这就不得而知了。镇海另有一种“丫头羹”，倒是城市墙门的产物。它是把瓜果枣栗放在一起煮，相当于“百果羹”，由邻闾相互馈赠。据说这是那些吃厌山珍海味的墙门富豪人家突发奇想，要门下丫环们每日轮做一道时新小菜以换口味，某丫环集甜、酸、苦、辣、咸五味果品调煮成羹，各家竞相效仿，相沿成俗，这里当然还有五行崇拜的遗风。
我们数一数全年的各个月份和节气，墙门里遵循的，无不同于农俗。看：二月里的“吃露天米饭”和二月十二的“百花娘子”生日；三月清明扫墓踏青，吃青金团和麻糍，各家门窗插杨柳枝“思青”，唱“清明戴杨柳，下世有娘舅”的童谣；四月立夏，称人，吃茶叶蛋和“脚骨笋”，系“疰夏头绳”；五月初五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挂莒蒲，喝雄黄酒，插艾旗；“六月六，黄狗猫汰浴”，为孩童洗澡，“割脚绷”；七月“祓秋”、“乞巧”，七月半中元“放焰口”，唱“八剧头”，匕月三十插地香；八月十六吃月饼;九月九办“重阳酒”，挑“重阳担”，裹“重阳棕”，吃“重阳糕”，赏菊，“迎霜降”；十一月“冬至大如年”，冬至夜“求梦”；十二月廿三“祭灶”，吃祭灶果，直到岁终“送年”，“除夕”，分“压岁钱”，以及“坐夜”，“烧头香”。哪能一样不同于农家风俗？我们之所以耍用“流水账”的方式来数落这些，只是想告诉读者，请注意在风俗的残留中，看看宁彼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看看墙门文化的根系何在。
门神表达了对安全与私密的期望
如果把十二个月和廿四节气看做是天文的，那它只是时间的概念；如果把它们视作人文的，它的内容就丰富了节气本是农时的调节点，是农村生活节奏的关节点，农民对每一天的内容并不关心，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每天大同小异.但是他们对冷暖寒暑十分在意，因为事关农小，事关种植，因此廿四节气实际上是冷暖寒暑的标杆。有许多关于节气的谚语，不但农民会背，城里老墙门里的人也常常能脱口而出“小满勿上山，斩斩喂老鸭”，这是蚕事的谚语；“芒种芒种，样样要种”，这是种植的谚语；“夏至杨梅满山红，小暑杨梅要出虫”，这是果事的谚语。还有比如“小暑割草，大暑割稻”，“白露白迷迷，秋分稻头齐”，“四月没太婆，八月没破箩”等大量的农谚，墙门里的居民们都能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用得十分得法语言是活化石，反映「城里人的文化根源就在农村，城里人与农村的旧亲故戚依旧有着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城里人关心着农事、林事、蚕事、渔事，而且城市的主要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有赖于四周的农村。
是的，谚语是老墙门的一种处世知识与家族文化的传承载体这些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基本知识，反映了家族文化之根深扎在哪一块土壤不仅仅是对宜接的农彦语的熟悉，大量的对气候寒暑判断的谚语，实际上也是来自农村这一条根系，只是它们的城乡通用性更大些，乡土特点就相对减弱在这里我们想提到两首宁波民谚，一是《九九歌》，一是《十二月子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寒暑、气象和生动的人事之间的关系，以及城乡之间的互动影响冬至起九，这是全国一致的，每一个九天，各地描述的内容却各不同。宁波的《九九歌》这样唱道：
一九二九，滴水不流；
三九四九，胶开捣臼；
五九四十五，床头把唔唔
六九五十四，笆脚出嫩枝；
七九六十三，破衣两头甩；
八九七十二，黄狗困阴地；
九九八十一，外婆磕一跌。
一九和二九，天寒地冻，屋檐的“滴水”没有天降水的流动；宁波方言把冰冻住物体叫做“胶”，三九、四九更冷，冷得石臼也被冰“胶”得开裂了，多么形象；小孩把屎，方言叫“把唔晤”，五九天，小孩子拉大便都把痰盂罐拿到了床窝洞里，可见还是太冷；六九是一个转机，百草发芽；七九是早晚两头的凉；到八九，江南的气候已经暖热了，连狗都要凉卧在背阴的泥地里；而到了九九，江南地区开始雨季，到处都是湿漉漉、滑溜溜的，小心老婆婆摔跤呢。(www.xing528.com)
细想想，这哪里是大墙门里锦衣保暧、铜铳生火的冬天？歌者的目光，完全是一位与天地同寒暑、与自然共生息的农家人，他们看到的是杵米的捣臼，是门外篱笆的下脚，是背光的阴地，是泥泞难行的农村土路，是田汉脚夫的破衣，是小孩拉屎用的尿盆，呵，一派农家的景象。你说这与老墙门里的缙绅生活有什么相干？是的，带着家族早期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城里人在无意识中接受和延续了自己家族的乡土文化根系。那些来自乡土的谚语歌谣，是那么朴实无华，那么生动而富有生活情趣，谁会拒绝对它的传承？只有当我们今天用另一种追根溯源的目光去审视它的时候，才揭示了它内在的乡土精神。
再看看宁波的童谣《十二月子歌》，那是一首让孩子们认识这块土地上人们日常生活特色和现世悲欢哀乐的歌谣：
正月嗑瓜子；二月放鹞子；
三月上坟坐轿子；四月种田下秧子；
五月端午包粽子；六月朝天扇扇子；
七月老三驮银子；八月月饼嵌馅子；
九月重阳挑担子，十月吊红焙柿子；
唱若这首歌谣，你一定会体味到，这分明是城里人的歌谣，是老墙门里人物的对季节更替的心理体验。同样是对岁时寒暑的认识，他们的立场和视角就不同了不是吗，他们的正月是喜洋洋地迎客酬宾、嗑瓜子聊天；二月里不是“春打六九头”时节的“破衣两头甩”，而是趁着春风去放风筝，宁波人称为“鹞子”；三月里出城去踏青上坟祭祖；四月里看到了农夫们正忙忙碌碌地准备若下种育秧；五月里吃粽子；六月里纳凉打扇无所事事；宁波旧时称鬼为“老三”，七月里祭野鬼、烧纸钱保太平；八月以后是品尝时鲜的果品，礼仪馈赠应酬；到了十一月北风一起，这才想到密密的雪子中，还有穷人衣不蔽体冻死在野外的凉亭里，这时候，老墙门里可能已经是炉火熊熊，准备祝福谢年了。
老墙门里的人，已经有了自己对城市悠闲生活的体验，也有了城市体验的歌谣了。他们的乡土根系也在城市的土壤里发芽了、当一种生活体脸凝结成歌谣的时候，这种生活显然已经是模式化了，它固化为一种生活必然和理想。
是的，城里人都是从农村来的，包拈老墙门里的居民。尤其是宁波这样长期没有战争和大灾难的城市，它一直在凝聚着四乡的农民，吸引他们不断地充实到市民的队伍。也许因为读书做官而迁居到城里，也许因为破产失田而沦为城市的小工脚夫，也许因为弃农经商致富后在城里买屋置产，也许因为家口太重到城里做娘姨当保姆。不管何种来路，农村一直是城市人口巨大的补充源。于是农村的乡土文化作为市井文化的母题，一直丰富着城里人的情感方式，包括老墙门里的大户人家。翻一翻大户人家的家谱，基本上都是农村出身，甚至全部农村出身。
有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即是，老墙门里对于风俗的遵循，甚至比城里的那些小户人家更加考究。一方面他们有经济基础，可以靡费排场，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法天敬祖、祈求平安的心态也甚至于平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世事纷纭，祸福难料。我们在下面的章节里会详细地讲到，宁波城里的那些老墙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家族背景：官僚的，商人的，缙绅的。宁波的老话说：“生意财主年打年，衙门财主一蓬烟，种田财主万万年。”这句话反映了旧时宁波人的人生无定的价值观。他们在对自己和周边人群生态的观察中领悟到：商人的生意今年生财未必能保证明年嬴利，不可控的因索太多；官场上的得意也许一夜间因为政局的变更而如烟飘云散；他们认为可能最靠得住的经济来源还是土地的出产。因而在宁波人特别是老墙门内的那些宁波富人的意识里，农村还是他们可靠的退居地，所以旧肘城里的那些大户人家，有许多都在农村有地产，土地同样是城里人的收入来源和退身避难之地。农村，在宁波城里人尤其是老墙门里的那些当家人的心里，一直是一块梦想中的避风港和安全岛，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在宁波平原旧日的土地所有权的调查中，有三分之一的上地属于工商地主所有，是城里工商业者拥有的土地。宁波的工商业者当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后，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田起屋”买田在乡间，起屋在城里，进退有据，上下有靠，商耕并举。
我们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为城里老墙门里那些最固定的生活规矩的风俗，实际上就是城市化了的农俗归田，好像一直是老墙门心理的永恒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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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想一说的是，并不是乡俗一直是城俗的母题，有时候，城俗也会改变乡俗，一个著名的例子即是宁波的中秋节。
全中国中秋节都是八月十五，唯宁波一地独过十六。有一个富有地方特色的谜语，谜而是“中秋中举”，中秋节得中举人，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小，打一个成语，于是谜底是“喜出望外”，月到十五叫里，十六就是望外。因此宁波人往往不叫中秋，而叫“过八月十六”。这一风俗的改变是因为南宋时代宁波人史浩。史浩在临安官居宰相，他家可谓当时宁波城的第一里族。史浩母亲的生日在八月十六，宰相家为了省事，就把中秋与太夫人的生日放到一起过，所以正中秋那天史宅没有什么动静，而到了第二天也就是十六那天，史家就张灯结彩地铺张起来。城里的市民们相继效仿，竟然把中秋推迟了一天。这事情又影响了农村，农村里的人也跟着学样，也移风易俗了。史浩字鄮峰，清人袁钧在《鄮北竹枝闻》里说：“鄮峰寿母易中秋，七百年中俗尚留；从此非时来竞渡，家家十六看龙舟。”他还在附记写道：“吾乡以十六为中秋，始于史忠定（史浩谥号）。”
这是城里人易了农村风俗的例子。但就是这个史家，其实也是从农村来到城里的史家的祖籍在江苏栗阳，某一代流亡到宁波郊区的东钱湖边下水绿野，在那里垦荒种田。这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家族，穷虽穷，但是教子必课以习字知书。有一次，慈溪县的学政到东钱湖游玩，碰巧到了绿野，一时口渴，就到一茅舍讨口水喝。那茅舍只有一个孩子在家，孩子十分有礼貌地接待了老先生，言行中处处让人感到教育有方。老学政很高兴，等到孩子的父亲回来时就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提出要带孩子到慈溪教他读书。这孩子就是史浩的爷爷，以后他又成了这位老学政的孙女婿，史家的耕读家史从此开始。这以后，史家以“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的显赫载入史册。成了高官的史浩就住到了宁波城里，家宅在月湖东岸，可考的如宝奎巷一带就是当时的宰相府；他的侄儿史弥远以后也成了南宋的宰相，就住在月湖西岸虹桥头一带；再以后，他的重孙史嵩之再任宰相，安家在江东的张斌桥。现在江东张斌桥史家还有“状元房”的老地名，状元房当时就是一个老墙门，出过状元的老墙门，那是史家后人在清代得中的状元，叫史大成。
史氏家族在三代之内就完成了从农民到城里望族的转换过程，它是城里的那些老墙门家史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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