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继民学术文集：对话的必要性

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如果说思想和历史是互动的，那么，孔子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被官方所选择，老庄被民间所认同就都不是偶然的。这正好说明，他们用简单的理论原则抓住了中国：一个宗法，一个农耕；一个血缘，一个地缘。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主义和以地缘为基础的自然主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的本土之根。

血缘关系是人类最原初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宗族组织是人类最早的社会形态；在所有原初的国家形态中，家与国的同构都是一个无可逃避的事实，包括古希腊、古罗马也不例外，而非独中国如此。如果我们这些父母所生之人尚未在科学那高歌猛进的步伐中被克隆人所消灭，不同形式的家庭原则大体永远不会彻底失效。人类确实随着知识的进步在进化，按欧洲的历史形态来看，国家机器一旦形成，地缘行政组织就会蚕食血缘宗族组织。但是，中国人似乎一开始就是一个例外。在我们的传统中，国家机器特别强大，它的生产力水平和所笼罩的地域空间反差之大，完全是一个世界历史的奇迹：宗族不解体，国家组织就像芝麻开花一样建构在家族组织的根茎上。忠把孝无限放大，在人、神之间，社会和自然之间构成了一种广泛的和谐。这种广泛的和谐保证了我们祖先自由地生活在秩序之中，而秩序又确乎与自由达到了一种内在的平衡。这种历史文化现象，不管让现代人看来多么的不堪，却是一个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的历史事实。

文明给人以形态感，它以一种超越的置身其外的心态，试图获得尽可能客观的文化描述。文化给人以动态感，它强调，文明作为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不仅能将自然人化为客观的确定性的知识，而且能将人际交往的规则通过约定加以规范、调适、反馈、重塑，并在世代继替中获得某种无孔不入的不朽性。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文化，作为一种为满足特定功能的结构设计，实际上即是某种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经常相当于文明；而亨廷顿的文明，作为各有其独特核心价值的文明形态，其实也就是文化。马林诺夫斯基的方法论，从哲学上讲，是承认任何社会文化现象和人类活动方式的合理、合法即合目的性。对所有人类文化现象，不分先进与落后、野蛮与文明，一概给予同情的理解，这是功能学派的特点和长处。亨廷顿则不然，他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是要指出“冷战”结束后新的世界力量对比、较量格局，带有强烈的政治经济诉求；甚至也有欧美中心论价值取向。马林诺夫斯基的治学方法，很有点像是中国传统的体用不二说，甚至也有点像美国式的实用主义诉求。所以，当他的入室弟子费孝通用此种方法来把握中国传统，用诸如《乡土中国》、《皇权与神权》（与吴晗合著）来描述传统中国时，便能够揭示出它内在的一致性和自洽性。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中国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功能性存在方式抱有相当高的期望，因为古罗马的辉煌似乎永远消失——其实是弥散——在地中海沿岸的文化丛林之中，而远东中国的单一文化形态却一再重新崛起，成就了“第二帝国”的隋唐和“第三帝国”的明清（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行动的民族。对于牛顿、爱因斯坦式理论思维所开发出来的科学知识发挥了如此巨大的社会功能而言，这当然是一个弊端；然而对于要在指定的时间内实现小康之类的现世功业来讲，善于行动有它巨大的好处。(www.xing528.com)

西方个人主义在知识探索上的优势建基于认识过程总是个人的，这是一个自然存在的事实；集体、社会在认识论上是一个虚拟的主体，它作为一个集合性的抽象性存在并不会思考。人不可避免地要思想，却不能生活在思想里，任何人的生活一定是一种和父母、子女、亲戚、朋友、熟人乃至于陌生人之间的共在、共生。这种公共性生活虽然无法在知识论意义上获得逻辑体系的真理，却导致一个必然的事实：任何集体或社会，如果它还存在，就必须存在于某种控制之中，它要有序（控制和被控制并不涉及平等的理论设定，也不对自由构成实质性的威胁，虽然它涉及一个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处就是它一开始就把握住了并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中，它没有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割断人类血缘纽带的社会自然联系，反而把父权控制提升为某种教义，从而确立了皇权专制。亨廷顿在“冷战”结束后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正被中国学人解读为以和为贵为核心价值的文明对话论，仁爱不同于博爱，它不是以一种普世的眼光来获得或争取获得某种客观的认识，而是在自己的“生活世界”（胡塞尔）中将自己的爱心具体化为切实可行的行为。以血缘为中心的宗法性推扩，现在看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形成公共空间的巨大弊障，但如果我们进一步向下沉一个层次，让生活变得更加具体和切实，人首先的其实并不生活在世界中，而是生活在家中。这样一个基本的自然存在事实，是不可改变的、确定的、普适的、最基本的事实。基督徒的亲子之爱没有转化为建构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公共生活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们可以在生活的具体行为当中完全排拒血缘亲子的仁爱。如果亨廷顿的冲突论是对的，我们当然应该能够发现世界学人之间的连横派和合纵派。如果我们和为贵的对话观是对的，我们必得要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展开各大文明——如果可能，我们也可以将之简化为中国和欧美——之间的对话。在对话中才能发现、发展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