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因素对新闻发展产生影响

新闻与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的关系表面是互动的，但总体上新闻更多地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的影响。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着新闻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决定着新闻制度、新闻传播的价值取向；一定社会的文化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闻图谱的走向；一定时代的传播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闻的呈现方式。

（一）经济基础

为什么资产阶级新闻观标榜新闻自由？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调宣传与舆论引导？这些众所周知的标签背后，究竟是什么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答案要到决定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中去探究。

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意识形态，决定了新闻观。意识形态是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它不是人脑中固有的，而是源于社会存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同一种事物的理解、认知也不同。

（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基础是指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构成一定社会的基础。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关系三个方面，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首要的、决定性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在阶级社会主要指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它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在思想、观念上的反映。

经济基础最终决定了上层建筑，决定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每一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都是适应自己经济基础的需要而建立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便会产生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根本性质取决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以资产阶级思想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则决定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2）经济基础决定了新闻传媒的所有制形式。在宏观层面上，社会经济系统对于新闻业的总体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其中，资产所有制形式决定了新闻业的经济制度及新闻传媒的所有制形式。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新闻传媒以私有为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新闻传媒为国有，同时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组织机构、运营方式也因此而衍生。

生产方式则决定了新闻传播活动的性质、方式、规模及水平。新闻的属性取决于经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不同，新闻属性亦不同。“我们可以在一般意义上得出这样的判断：经济生产方式从总体上决定着意识形态产品、文化产品某些属性。”^[82]因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生产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新闻属性。

（3）新闻观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反映了经济基础的要求和性质。经济基础不同，传媒所有制不同，新闻观也不同。传媒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新闻传播体制其他内容的具体安排方式。

资产阶级新闻业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这种以资本为主体的制度是尊重资本和财产为个人所有，任何人都不得非法侵占，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护的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传媒控制权主要掌握在垄断资本手中。社会主义新闻业建立在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制度。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下，产生了属性不同、理念不同的新闻传媒；一个是国有的传媒，一个则是私营的传媒；一个强调社会效益，一个追求利润；一个关注社会需求，一个则强调个人利益；一个主张舆论引导，一个则强调新闻自由。“历史和现实为我们提供的事实是：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阶层、集团总是拥有主导性的新闻媒体，并用来生产和建构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体系、文化价值体系。”^[83]不同的经济基础最终决定了新闻体制的不同，决定了新闻观的不同。

（二）政治因素

新闻与政治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自新闻业诞生以来，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始终紧密，尽管在不同社会形态、社会制度下，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但毋庸置疑的是，新闻观、新闻制度以及新闻业的发展始终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并因此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1）政治制度决定了新闻制度。运行于社会系统中的新闻传媒、新闻从业者，乃政治的产物。“任何新闻（报业）制度，均为政治制度之一环……任何国家的新闻事业，必须服务于它所依附的政治制度，及其生存社会的价值标准，此乃一项必然的逻辑。”^[84]“在新闻媒体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归属上，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统治阶级的阶级立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85]

政治制度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是关于国家权力的性质组织、分配、运作等方面的规范法度。^[86]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表现。国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了传媒所有制形式。

传媒所有制形式，是新闻传播体制的前提和基础，它决定着其他体制内容的具体安排方式，是社会制度体系中的构成要素，新闻传播体制中的传播宗旨、组织结构、管理方式、经营运作模式等内容皆在此基础上延伸而来。尽管资产阶级新闻观一再标榜超脱政治的中立立场，但却无法摆脱一个事实：新闻传媒在所谓独立、公正的模式下，本身是在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是满足权力需要、维护权力的工具。

现实世界与历史过往，揭示了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政治制度决定了新闻体制，新闻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延伸与附庸。^[87]

（2）国家权力对传媒的控制与规范。作为政治的工具，自然摆脱不了权力的规范与控制，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国家权力对于新闻传媒的控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决定所有制形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广播、电视的控制比较严格。英国和日本的广播电视事业采用以公营为主、私营为辅的制度，德国和部分欧洲国家采用公营和私营的“双轨制”，意大利则有一种公私合营制度，美国虽然主要采用私有企业制度，但规定实行特许制。②以国家法制和行政管理的方式规范与控制传媒活动。包括对传媒的审批、登记；分配传播资源；监督管理等。在广播电视领域，许多国家实行分配制和特许制。③倡导、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有学者归纳了美国各种法律和政令中严格限制或禁止传播的内容，其中包括名誉诽谤、侵犯隐私、淫秽色情、国家和国防机密、虚假广告、世界共产主义宣传、外国人在美国的政治宣传等。政治因素对于传播内容的管控是赤裸裸的，没有回旋的余地。④批准传播事业的总体发展规划等。

显然，国家权力对新闻传媒的控制，本质是通过信息控制、传播控制、思想控制来实现政治权力的控制。其中既包括法律的硬性控制，也包括精神文化和价值层面的软性控制。软性制约手段还来自新闻媒体对政府一些政策上的依赖。这种控制的直接结果就是对知情权、表达权的控制与约束。李希光、周庆安在《软力量与全球传播》中说，从美国政府控制、影响新闻媒体的种种手段来看，政府对于新闻媒体的强制性制约手段毕竟有限，其用于设置议程、引导舆论的主要手段在于灵活地利用传播策略和技巧向新闻媒体“推销”自身，并且利用掌握的信息来左右新闻报道。如从媒介事件的策划，到政府的信息发布技巧和策略，再到政治人物在媒体亮相时的形象设计甚至是遣词造句和表情，都有着一整套精细而完善的流程和操作方式，以迎合媒体的喜好、受众的口味，达到传播效果。

（3）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映。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是对现实世界及其秩序的整体性反映和判断，是政党的政治信仰和政治观点的表达方式。其核心内容是价值观。

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一书中提出“拟态环境”理论，认为媒体制造环境，环境制造情绪，情绪影响人心。新闻传媒是塑造、维护意识形态体系的重要工具，它反映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为其服务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新闻传媒通过新闻手段，批评、反对不利于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塑造和传播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意识形态，按照其内在精神对社会大众予以持续的引导和教化，以维护社会秩序。在西方，“新闻自由是由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有专业资格的人在特定的民族国家中的特定的新闻体制中的特定新闻机构里做出来的。新闻也是由在特定的民族国家中有特定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人解读出来的”。^[88]

新闻传媒以自己的方式塑造并维护它所代表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权力也由此实现自身的利益追求。西方传媒在传播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作用不可小觑。尤其是在国际传播中，在客观、公正、自由、独立的口号下，国家利益、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政治因素显而易见。如美国政府与新闻媒体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下，共同塑造着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偏见。他们根据美国的价值观来报道中国，从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知识产权、气候变化、食品安全，到“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论”“中国黑客袭击论”等，通过这些负面信息的叠加，给美国民众塑造并呈现了一个负面的、与现实差距很大的中国形象。从反面佐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中国，新闻传媒直接定位为意识形态的耳目喉舌，引导舆论，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于人民民主专政。因此，宣传党的政策、反映民生民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传媒义不容辞的责任。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新闻传媒并不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而是固守“喉舌”的角色，致力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发展。不同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不同的新闻观。一个民族、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对新闻观的影响是必然的。

（4）传媒与政府的关系。传媒总带有其所属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形态和色彩，反映了一种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制度，全面了解传媒体系之间的差异，必须考察其赖以运行的社会政治制度，关注人、社会和国家的本质。

不同的政治制度影响并左右了新闻事业的发展方向，左右了新闻观的方向，也左右了政府与传媒的关系。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包括资本主义的民主与法治、政权组织形式、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等。新闻自由的观念、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以及传媒的第四权力，使西方的新闻传媒有着不依附于政府的独立形象。但在现实中，却是另一副面孔。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选举已成为国家政治制度运行中不可或缺的政治机制，在美国，电视媒体甚至直接参与到总统竞选的政治活动中。显然，政府与传媒之间有着无法摆脱的关系。尽管他们竭力撇清传媒与政府的关系，但实际上是无法割断的。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FCC），标榜自己独立于政府，但政府却可以通过职位委任对其施加影响。该委员会负责制定相关的新闻媒体政策和法规，如限制一家新闻媒体集团所能拥有的新闻媒体机制数目，以保证某个社区不致成为某个新闻媒体集团或个人的一言堂。这样的规定无疑会限制新闻媒体集团的发展规模和利润。倘若让政府放松有关限制，便不得不打通关节，给政府和政客们一些好处。事实上，FCC有关限制不断放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闻媒体集团在政府背后活动所致。

新闻传媒与政府的关系是共生共存的。在中国，新闻传媒行政上受政府的管理，在思想和组织上接受党的领导，负有宣传党的方针、路线的使命与责任。舆论工具、喉舌的角色，使其政治色彩更为鲜明、浓烈。正如阿特休尔所说——(www.xing528.com)

在所有的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者。因此，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并不是独立的媒介，只是潜在地发挥独立作用。^[89]

（三）文化传统

新闻观不是孤立的，它是经济、政治、文化的生动映射与深刻反映。抛开了经济、政治因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资产阶级新闻观体现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是其理想、价值观、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的总和，它体现着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准、精神气质和生活层次。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化决定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决定着社会的价值和伦理取向，是人的行为取向的重要方面，构成人的行为准则。

（1）和谐与竞争。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统一的关系，西方文化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对立竞争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而讲求对立的西方文化则采取的是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立场。“天人合一”讲求整体的和谐，可以把两个对立、具有很大差异甚至截然不同的事物融合或协调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追求完满、团圆、平和。西方文化强调征服和战胜自然，人与自然的对立是“自我”与“非我”的对立，其征服自然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圣经》。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国文化追求的是和谐一致，西方文化则强调对立斗争。

东西方不同的自然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造成了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的不同。农业经济靠天吃饭，以家庭为单位，精耕细作，自给自足，容易养成温和含蓄、安分守己、保守安稳的性格。加之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经济基础牢固，不易因外来文化的介入而受到动摇，宗族势力强大，社会局面相对稳定，有着自己固有的传统。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强烈冲突性、刺激性和不确定性的因素被视为影响社会安定而被排斥，人们乐于接受的是大团圆、真善美、仁义礼智孝等积极正面的因素。新闻事业促进社会安定团结的新闻责任、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新闻传播报喜不报忧的特点……都是中国文化基因的真实反映。

西方的农牧混合经济，则是两种生产方式的碰撞、融合与互动，具有广泛交流的特点，容易养成灵活、开拓、开放、包容的性格，同时兼具竞争性与扩张性。加之西方历史上长期的战乱，形成了他们适应变化、追求冒险、个性独立、强调冲突对抗、喜欢表现毁灭的特点。这种理念影响着包括新闻活动在内的一切活动。西方传媒和记者在新闻报道中突出个人的存在，关注个人，喜欢揭秘、批评和挑战性的议题，与之不无关系。

（2）集体与个人。对于集体和个人的不同认识，产生了不同的价值观：是维护整体利益、以大局为重、注重奉献，还是实现个人价值、追求自由独立？新闻自由的分歧、对于新闻价值的不同取向与之不无关系。

中国传统哲学观是“天人合一”，追求的是整体的和谐统一；西方传统哲学观则倾向于对立抗争，重个人主义、个性发展。中国人是在“关系”的意义上理解自我，个人的价值取决于对于他人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家庭和国家的意义，因此个人与集体、社会的关系是统一的，国家好小家才好，大家好个人才好。在这样的理念下，必然导致集体主义取向。人们宁可牺牲个人利益，也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事情常常克己守道，先人后己。同时言语注重分寸，不喜锋芒，常有弦外之音。但对个体的利益关注不够、竞争意识不足。在新闻传播中，讲求大局意识、奉献精神、牺牲精神、集体主义精神都与此相关。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冲突时，以国家利益为重。

西方人则是在个体的意义上理解自我，以个人为中心对待社会或他人。每个人首先是被作为个体来看待，其次才被看作一个家庭或社会的成员，因此个人与集体是对立的，个人好才最重要。这种观念必然导致个人主义，推崇个人英雄主义，注重独立人格和自我发展。西方新闻传播的个人视角、新闻自由观、个人英雄主义都与此有关。

（3）权利与义务。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服务于这种宗法制度的是伦理。权势在中国起重要作用，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其固定的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社会结构基本是平行的，主张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自由与平等是人们的生存目标。中国文化以家庭为本，强调个人的职责与义务，强调奉献，重视道德规范。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注重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注重法治。

对于权利与义务的不同认识，也反映在新闻观念中。中国文化强调责任与义务，因此新闻传媒强调首先要承担、履行传媒的社会责任，在这一前提下，享有新闻报道的权利与自由；注重权力、政治因素，则使新闻传媒成为社会舆论的工具，在新闻传播中，更关注政治事件、国家政策与方针，积极引导舆论，以维护社会秩序。对个人独立性的推崇则使西方新闻媒介得以独立于政府之外，拥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对个人权利的维护，则促使新闻媒介充当政治权利的监控者，并逐渐发展成第四权力。

显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传播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文化观念，能减少信息误读，容易被接受和理解。北京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与管理中心的一项中国文化印象调查表明，美国和德国民众对义、仁、恕、孝、天人合一、和谐世界、和而不同、礼8项内容的选择频率超过50%，属于共享价值观。^[90]传播这些共享价值观，能减少和化解可能存在的误解、隔阂甚至敌视情绪；有利于中国更深入地进入国际话语圈，让世界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

（四）哲学与宗教

“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91]哲学是整个社会精神的基础，也是新闻观的基础。除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新闻观的原则建立在对人的本性、社会本质、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知识和真理这些问题的回答上，也就是哲学。

（1）资产阶级新闻观源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根植于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原理的土壤之上，认为追求财富是善行美德，保护私有财产是天经地义之事。“自然权利”则源自古希腊哲学的自然法理论，构成了古典自然法学说的要义。文艺复兴以来，成为西方法律与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17、18世纪，荷兰的格老秀斯、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对这一思想予以重要发展。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自然权利学说和权利制衡学说，主张“人生而平等”和“主权在民”，认为每个正常的人都具备分辨真伪善恶的理性，都与生俱来地拥有财产权、信仰自由权和思想自由权，不靠任何别的人而存在，而国家则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为保障个人权利免受专制主义的压迫，权力应该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由此产生了三权分立。新闻自由、新闻传媒的第四权力由此延伸而来。

（2）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融合。在中国，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在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与精神生活中，“天人合一”、“和”的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影响深远。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谈及中国哲学的特点，他认为，重要的有三，即“合知行”“一天一人”“同真善”；次要的也有三，即“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这些特点也体现于新闻传播领域，如注重意义的传播，注重定性、注重结果，往往忽略过程和论证。尤其是“合知行”，即认知和行动的一致，这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尤为突出：新闻观来自生动的实践，是对实践的总结与升华，同时又服务于实践，是对实践的推动与促进，新闻观与新闻实践基本一致。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意义深刻，它提供了一个哲学思考的基础和维度，如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奠定了认识新闻传播本质的基础；普遍联系的原理，建立了考察新闻传播与大众、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坐标；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则，成为解读新闻传媒的功能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的指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为剖析作为意识形态的新闻业的属性和功能明确了方向。实践的观点，则为认识、研究新闻传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出发点。马克思曾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100多年后的今天，历史发生了巨变，但这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精神却传承下来，对于传媒喉舌的角色定位、对于新闻事业的目的、对于宣传原则与方针并不掩饰，而是坦言告之。

（3）思维模式、宗教。西方国家传承的是亚里士多德严密的形式逻辑，以及后来16世纪到18世纪弥漫欧洲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强调科学的试验，注重形式论证。表现在语言上就是形态的外露以及形式上的完整，重视表达的确切性和直白性。对中国思维方式影响最大的是儒家、道家和佛教。儒家重“生”，更重“德”，把人格价值、道德价值置于生命价值之上，讲求修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主张“天人合一”，佛家注重修养心性以求“解脱”。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哲学都很重视悟性，注重“领悟”“言外之意”，追求“韵致”“意义”，使中国人更感性，思维方式模糊而缺乏逻辑，语言表达也更含蓄、收敛、克制。佛家与儒家更注重忍辱负重，注重“忍”，注重克制、忍耐，面对问题往往大而化之。这在新闻传播理念中也有所体现。

基督教对于西方国家的影响深远。基督教认为，人人均为上帝的造物，人只受上帝的奴役。人权是天赋的，通过立宪来保障人权，也是基于基督教对人类理性坚定不移的信赖。理性是西方宪政国家的基础：正是在每个人理性即自利自保，趋利避害本能的指引下，人们才会并能够订立契约组成国家^[92]。而个人主义的思想则源于基督教《圣经》中“要爱人如己。先自爱，次之为爱人如己”。个人主义在西方表现为对个人财富、权利、智慧的尊重。也正是这种价值观激励着个体的进步从而带动了社会发展。

显然，中西方不同的哲学、宗教元素在新闻自由理念、新闻传播视角、报道原则方式都有所体现。

（4）新闻自由冲突的背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资产阶级新闻观在新闻自由立场上冲突的实质是什么？这是很多人关注、不能不说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是一个政治问题、新闻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

新闻自由是和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紧密结合，在当代新闻领域的衍生。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作为西方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根植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一信念，并得益于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双重推动，而从宗教领域和精英话语中进入西方市民社会，成为西方市民社会伦理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根基是相信人的普遍罪性、通过忏悔和善行积极寻求灵魂拯救的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人普遍信仰的儒教、道教和佛教有所不同，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维护自身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利益，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以及民族和国家利益，使西方的新闻自由观念短期内无法进入中国的社会制度体系和一般国民的价值观念之中。就新闻自由而言，并不仅仅是新闻领域的问题，实际上体现了中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

除了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的因素，不能忽视的是，传播技术对于新闻业、新闻观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新闻传媒作为信息传播工具，对于技术的仰赖尤甚。技术建构了新闻图景的呈现方式；衍生了新闻生产与传播的理念，如大数据传播、媒体融合；同时技术的膨胀淹没了新闻性……但其影响主要体现在易识别的表象，并不足以改变根本，不能改变新闻传播规律，对于两种新闻观而言，在技术层面的区别在于，谁更重视新闻传播方法的创新、运用与研究，将传播学一些新成果纳入新闻传播领域，注重媒介技术、传播方法与技巧的娴熟运用，以吸引大众、为他们所接受。如表2-4所示。

表2-4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资产阶级新闻观的本质区别与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