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儒学』研究的成果及展望

黄玉顺教授对于重建儒学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对于如何重建儒学，他选择了生活儒学这一条路径。对于任何研究而言，支持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合法性或曰正当性的要素，是需要被论证或者说建构的。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皆然。儒学何以以生活儒学的方式重建乃至复兴，以及何以能够以生活儒学的方式重建乃至复兴，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黄玉顺教授以一种功能性论证给出了他自己的回答。

黄玉顺教授给出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全称肯定判断：“儒学”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就是“儒学”。^[19]以这个判断为前提，回望整个儒学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黄玉顺教授认为，“自从原创时期以后、秦汉以来，儒学已经长久地遗忘了生活本身”；与之相对的，黄玉顺教授认为，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也遗忘了“存在”。^[20]西方哲学“遗忘”了存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这么说的；但说儒学遗忘了生活，我则更倾向于另一种表述，即我们遗忘了生活化的儒学。

生活的样态是不断演进变化的，儒学从汉唐的章句之学到宋明的义理之学再到清代的文字训诂之朴学，其样态也在不断变化。但这是不是说儒学在形式上不断地去生活化，就是儒学对生活的遗忘呢？可能并不尽然。例如《周礼注疏》中郑玄对《周礼·天官》中“以为民极”一句的注释，以及贾公彦对郑玄注文的疏解，可以作为例证。郑注对“极”字的解释为：“极，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21]贾疏对此进一步作了阐发：“百人无主，不散则乱，是以立君治之。君不独治也，又当立臣为辅。极，中也。言设官分职者以治民，令民得其中正，使不失其所故也。”^[22]这种对社会生活、政治运行、社会治理等方面直接的论述，无论如何不能被看作是对生活本身的“遗忘”。至于著名的横渠四句，更是为天下读书人树立理想，在关注生活的基础上，对读书人的胸怀、气魄、境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儒学之所以没有彻底变成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学问，其根源就在于儒学始终没有遗忘它自身对生活本身和生活世界的关切，儒学自身有一种关涉生活的使命，而这也是儒学之所以还能够继续在我们这个时代散发出理论的光辉的原因。

“儒学”就是“生活儒学”这一论断，在理论建构上也会对生活儒学这一体系带来困难。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的内涵不断变化，外延也在不断容纳多方面的内容，已经成为一个包容性很强的较为宽泛的概念。黄玉顺教授认为儒学就是生活儒学，固然这会对儒学研究的一种生活化的复归起到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会窄化儒学的定义，从而拒斥其他类型的儒学研究。而以一种统合的视角，从生活化的方向对儒学的发展做出探索，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需要从各种类型儒学中开发思想，从而对生活儒学的理论进行完善。

之前曾谈到，黄玉顺教授的生活儒学是一种对当代儒学复兴独辟蹊径的探索，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他对儒学本身的概念和内容有多少发明创造，而在于他明确并且重视了“生活”这一概念，并将其与儒学建立联系。由于生活这一概念是非常庞大且多变的，在这一视角之下的儒学，一定同样也是充满变化以及丰富的时代特色的。因此，生活儒学的发展方向和理论前景，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我们对生活本身的认识。我们究竟是把生活看作一个变动不居的、正处于发展中并且仍将继续发展的历史进程，还是仅对其做一种历史的研究，把它看作已经过去的、业已定型的生活样态，决定了我们所说的“生活儒学”是一种更具现代性的研究，还是只是一种对历史上的儒学在生活方面的强调。

生活儒学体系自身可能还有待于完善。但我们之所以仍然对生活儒学这一理论有着认可和憧憬，是因为生活儒学的基本精神不但在于儒学，还在于生活。黄玉顺教授的一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他认为今天我们的生活已经完全改变了，已经不是过去的、古代的那种生活了。从生活自身的变化发展来看，过去的那种生活，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生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那是一种“温情脉脉”的生活关系。现在，这样一种关系已经被现代化的进展彻底打破了。那么我们今天还能不能通过理论的重建，还原那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通过“乡村儒学”这样一种工作，重建那种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无论如何，马克思的这种思考还是正确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整个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之后，生活方式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当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之后，上层建筑、思想观念，甚至情感态度，最终也必然会发生变化。那么在发生了这种变化以后，我们怎样去重新发现、去理解、去重建儒学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这是值得每一个做儒学的人，无论是学者，还是实际工作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当今时代的生活，已经与过去的生活差异甚大；相应地，儒学也遇到了传统儒学之前从未遇到，甚至从未设想过的许多新问题、新语境。我们所处的这个生活环境，面对着这个科技、社会、政治、经济剧烈变动的局面，其自身也在迅速重构。这种生活的重构，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惑和挑战，也正是这些由于生活的变化导致的新的问题，促使生活儒学应当向着一种超越传统的方向转变。生活儒学必须能够，而且应当在全球化新环境中做出自己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解决思路，为解释新的世界性问题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我在拙文《真诚性、创发性与当代儒家创新之道》中曾写道：“儒家思想和传统通过深入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诸如儒商、儒官、儒将……等现代社会条件下所能创发出来的生活典范，来实现‘真诚性’和‘创发性’的无缝连接。”^[23]儒学曾经在生活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包容并蓄，既不排外也不拒内，在中外融合、古今交融中实现变化，这是儒学自身的一种生长过程。今天的儒学同样需要保持这种不断自我更新的传统，如同历史上汲取先秦百家而形成的西汉儒学、援道入儒的魏晋儒学、在三教相通基础上的宋明理学等等一样，儒学从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24]生活本身是传统与现实的统一，儒学的当代意义同样也要表明儒学在传统与现代性在终极价值上的一致性。生活儒学在这一方面，可以走得更远，可以建立一个基于传统儒家与现代文明互动的文化秩序，实现传统儒家价值和现代普世价值之间的良性转换。从这种更宽广的视角来看，这可以说是基于儒家价值的现代性的生活儒学，是儒家思想在当代生活中活力的体现，也是当代儒学发展创新所必须展现出来的。

【注释】

[1]原载《社会科学家》2018年第1期。

[2]陈来：《仁学本体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3]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4]李承贵：《当代儒学的五种形态》，《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5]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第一讲第一节，第4～9页。

[6]《论语·卫灵公》。

[7]《老子》第三十七章。

[8]《老子》第三章。(www.xing528.com)

[9]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第26页。

[10]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第8页。

[11]《老子》第二十一章。

[12]Xinzhong Yao，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A Comparative Study of Jen and Agape，First Edition（hardback），Sussex Academic Press，1996（viii+263 pp）；Second edition（paperback），Sussex Academic Press，1997（272 pp）.

[13]《中庸》第二十章。

[14]《论语·颜渊》。

[15]《孟子·离娄上》。

[16]《论语·学而》。

[17]《论语·为政》。

[18]《孟子·离娄上》。

[19]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叙说，第3页。

[20]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叙说，第3页。

[21]《周礼注疏·天官冢宰第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22]《周礼注疏·天官冢宰第一》。

[23]姚新中、王觅泉：《真诚性、创发性与当代儒家创新之道》，《哲学分析》2016年第4期。

[24]参见姚新中：《传统与现代化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