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概论：语言学研究进展

语言学（linguistics）是研究人类语言规律的社会科学，它包含普通语言学和具体语言学两个分支，前者主要从总体上来考察和研究人类语言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后者主要从某种具体语言出发来研究该种语言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但无论是从总体上来考察人类语言存在和发展规律的研究，还是从某种具体语言出发来研究某种语言存在和发展规律的研究，都与民族音乐学理论及其实践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首先，一个民族的传统音乐必然要依靠该民族某种具体语言和语言文字来交流、记录和传播，即便是无语言文字依附的传统器乐作品和民间器乐曲，无论是在现实的民间音乐生活里还是历史上早期经历的音乐实践中，仍然主要采用“口传心授”的语言传递方式来传承。假如从总体上来考察人类音乐的起源，那么最早产生的音乐类型之一的歌曲，即是人类声音曲线与语言表达相结合的产物。如果再换一个角度对一个民族传统音乐的“民族风格”与“地区风格”的形成再进行考察，那么也不难发现“民族风格”和“地方风格”的形成与该民族总体语言或具体语言的存在特点也有着许多相关的联系。倘若依照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和具体工作步骤去进行调查研究（田野作业），那么相关民族的某种音乐名称、概念、行为的特殊语言学含义，也势必要通过该民族具体语言的语音、语义表述的准确了解和把握，才可能达到比较准确的认知和预期的材料采集目的。当调查者在进行民间口头传承的某一具体声乐作品采集，为忠实、准确记录而必须去认识相关民族文化和规范使用的拼音、注音方案时，也需要语言学某些知识和记音技能的掌握，才可能达到比较满意的预设目标。总之，由于人类语言与人类音乐极为密切的关系，致使当今民族音乐学学者在许多研究课题中必然要不同程度地借鉴语言学方法和语言学成果。

其次，语言学中与歌唱艺术关系最为密切并与之直接发生联系的语音学，也是民族音乐学学者们关注的领域。在语音学中，语音系统的“声”、“韵”、“调”理论，在中国传统音乐表演领域和音乐理论领域一直受到重视，中国文论史上出现的若干涉及传统音乐理论的著述，对此也多有涉及。如迄今所知的中国早期声乐论著《唱论》^[33]所说“字真，句笃，依腔，贴调”，“凡歌一句，声韵有一声平，一声背，一声圆。声要圆熟，腔要彻满”等，就涉及了语音学的具体内容。另，清人黄旛绰关于昆曲艺人俞维琛、龚瑞丰演唱经验总结的著述《梨园原》^[34]，在“曲白六要”一节中也从语音学的角度对歌唱音韵进行了较详细的剖析。当代传统音乐研究和理论工作者，在关于传统声乐作品唱词与曲调关系的研究选题中，也广泛涉及了语言学的内容，音乐学家杨荫浏所著《语言音乐学初探》、于会泳所著《腔词关系研究》等，即属此类课题研究选项的代表性成果。

再次，语言学中的语义辨析，本是语义学和词典学经常使用的方法，将这种方法运用于民族音乐学，则有助于对那些能够说明民族音乐事象具体含义但一时又难以把握的关键词语进行辨析，方法得当往往可获得意想不到的有关音乐说明和音乐研究方面的重要材料。对于民族音乐学研究者来说，无论是对本民族民间的地方性音乐还是他民族传统音乐的歌种、乐种、曲种、剧种调查，常常会接触到许多难以理解的专门称谓，对此若不进行语义辨析，不仅无法进行基于主位群体文化层面的分类，而且无法进行更深层面的音乐学分析和研究，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所获研究材料的科学价值和研究价值，特别是在他民族的传统音乐调查研究中，这种方法的运用就显得格外重要。

【关键词链接】　杨荫浏

杨荫浏（1899—1984），字亮卿，号二壮、清如，1899年11月10日生于江苏无锡。自幼酷爱音乐，七八岁时即随兄向当地道士学箫、笛、笙、胡琴等乐器，后又跟雷尊殿道士阿炳学习琵琶，12岁入传统音乐会馆“天韵社”，师从社主吴畹卿。同时从美国女传教士L.S.哈曼德习英文、钢琴和西洋音乐理论。1923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后辍学回乡任中学教师。1929年应基督教圣公会之聘，先后在南京、杭州、北京等地做赞美诗编辑工作。1936年，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同时在燕京大学音乐系讲授中国音乐史。1939年至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工作。1941年9月任重庆国立音乐院教授兼国乐组及研究室主任。抗战胜利后，国立音乐院迁回南京，时兼任金陵女子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研究部研究员，音乐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民族音乐委员会主任等。1984年2月25日，杨荫浏病逝于北京。

一生调查、整理和撰写了多种民族音乐和音乐史学书籍、论文。代表著述有《雅音集》、《文板十二曲》、《苏南吹打曲》、《阿炳曲集》、《国乐概论》、《白石道人歌曲研究》、《语言音乐学初探》、《三律考》、《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等。绝大部分著述都收录于《杨荫浏全集》，该集篇幅浩繁，共13卷170余目，于2010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此外，在中国南方诸民族和世界其他某些民族（如刚果、扎伊尔等非洲国家的民族）的音乐生活中，存在着许多饶有趣味的以乐代语的“乐器说话”现象，若作为民族音乐学的一项研究课题选择，也需要借助于语义辨析法才可能揭示出其中的奥妙。例如，在《白族音乐志》中记述有白族三弦文字口语谱两则，其中一则《光桑纳》，其白语读音和节奏如下：

桑纳光，纳桑光，桑纳光拉纳桑光，桑纳光拉纳光桑，纳光桑，纳光桑拉桑纳光。

（注：此谱各字白话读音调值：桑——44调；拉——44调；光——33调；纳——21调）

若按白语读音调值“念”出此字谱，其结果就是一首白族三弦“三骨干音”（、1、3）音位练习曲：

《光桑纳》文字口语谱，不仅从语言学的语音层面表现出“光”、“桑”、“纳”三字，在白语语音中所具有的音位关系，正好是三弦弹奏骨干音“、1、3”三音的相对音高音位关系，而且还可以继续考察出此口语谱的各字组合，还隐含着“谈情说爱相会玩”的白语民俗音乐性质的语义^[35]，这就为研究白族三弦音乐的文化属性以及“茶壶有嘴不说话，三弦无嘴话又多”之类“乐谚”和“白族三弦会说话”这种以乐代语现象，提供了生动、具体的实例和研究线索。

语言学的词源考证方法运用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工作，也往往可以起到探本求源的效果。如近代学者郭沫若对中国甲骨文的“音”与“言”二字进行的词源考证，揭示出在古代“音”与“言”二字同时与一种古老的吹奏乐器相关。在金文中，“音”与“言”可以通用，故而推导出“原始人之音乐即原始人之言语，于远方传令每籍乐器之音以藏事，故大箫之言可转为言语之言”^[36]的结论。在《说文解字》中，音作“”，言作“”，二者字形近似，释文也解释“音也，从言”。这就为初始阶段音乐的语义信号作用、音乐与语言之关系和音乐与语言同时源起的音乐起源论观点，提供出词源学方面的例证，从而可以列为一家之说。显然，词源考证方法不仅是音乐史学家需要采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同时对于民族音乐学工作者考察各民族音乐词语的源流，对各民族有关音乐词语进行平行比较以探索其源流和关系的课题来说，仍不失为一种值得运用和提倡的研究方法。

面对世界上复杂多样的各民族语言，语言学界普遍采用的一种按语言亲属关系来分类的认知方法——谱系分类法，对民族音乐学性质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也很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这种语言谱系分类方法，首先从语言的亲属关系角度将世界各民族语言划分为若干“语系”，接着又按其亲属关系将“语系”再划分为若干“语族”，随后又继续按其亲属关系将“语族”再划分为若干“语支”。由于这种语言谱系分类法，能够帮助人们比较清晰地了解世界各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及其起源和发展过程，故又称为“发生学分类法”。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语言在亲属关系上有近有远、有亲有疏。按照这一方法来分类，中国56个民族即分属5个语系、10个语族、16个语支，其详细隶属关系可参见本书附录三：“中国各民族语言系属表”。

由于语言系属关系往往可以反映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族源关系及文化渊源，所以一般来说，语言系属关系亲密的民族，在族源上也是密切的，其传统音乐（特别是民歌和说唱音乐）往往也在音乐形态和文化属性方面表现出某些具有亲缘关系的特征，例如中国少数民族中的侗、水、毛南、仫佬等族，其语言系属同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族源早期同归属古百越民族，其传统音乐形态（如多声部民歌）特征和文化特征即表现出许多相同之处；苗、瑶、畲三族，语言系属同为“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先民早期同时活动于荆楚洞庭五溪地区，族源上同归属于古“五溪蛮”系统，其传统音乐形态（如“宫、角、徴”三声腔构成）特征和民族音乐习俗文化，也有颇多相同之处。而这些民族与语言系属关系比较疏远的民族（如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诸民族）相比较，族源不同，音乐习俗也多有不同，传统音乐相互间即呈现较大差异。迄今所见《苗瑶畲三族民歌音调之比较》^[37]、《试论壮侗语诸民族音乐文化的渊源关系与互渗》^[38]等著述，就是在此类语言系属关系视野下完成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成果。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者若以民族划分为单位来进行若干民族的传统音乐考察和研究，即可参照和顺应语言学的这种谱系分类法，将所涉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民间音乐按其语言系属关系并从亲疏关系角度切入来进行分类描述和进行族与族之间的音乐比较研究，这也是一种行之有效且具有语言学和民族学特色的民族音乐学理论科研实践。

【注释】

[1]〔美〕布鲁诺·纳特尔《民间音乐和部族音乐在它们的文化背景中》，陈自明译。选自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安徽省文学艺术研究所1984年编《音乐与民族》。

[2]蒂莫西·赖斯《关于重建民族音乐学》，汤亚汀译，《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4期。

[3]蒂莫西·赖斯《关于重建民族音乐学》，汤亚汀译，《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4期。

[4]〔美〕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李培莱、高地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8月版。

[5]林耀华《文化人类学》“前言”。

[6]杨堃《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7月版。

[7]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

[8]赖斯2006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讲学，对其民族音乐学“研究模式”进行了讲解。另可参见蒂莫西·赖斯《关于重建民族音乐学》，汤亚汀译，《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4期；李卫《解读蒂莫西·赖斯的经典民族音乐学研究模式》，《交响》2007年第3期。

[9]方暨申《侗族拦路歌的收集与研究报告》，《音乐研究》1958年第4期。

[10]乔健、刘贯文、李天生《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版。

[11]项阳《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10月版。(www.xing528.com)

[12]李继昌《布依族“情歌”的传统形态及其与民族婚姻的渊源关系》，《音乐研究》1987年第2期。

[13]祁慧民《互助土族传统婚礼音乐中的人物角色分析》，《音乐文化》2000年版。

[14]〔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李银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5]张静泰、吴彩霞《对少数民族部分在校学生学习民族音乐的调查》，《艺术研究》1991年第3期；亦可参见伍国栋编著《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卷》（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所收全文。

[16]《礼记·王制第五》：“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引陈澔注。

[17]司马迁《史记》，李全华标点，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55页。

[18]〔美〕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张燕、傅铿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19]参见张紫晨《中国民俗与民俗学》。

[20]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1]伍国栋《中国民间音乐》，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22]伍国栋《中国民间音乐》，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24]达雅克人系东南亚加里曼丹岛的居民，部分住在内地山区。——原译者注。

[25]节选自〔美〕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第一章，张燕、傅铿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约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美国教育家、实用主义思想家。

[26]〔美〕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金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25—326页。

[27]苗晶、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划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28]参见胡小满《中国民间音乐》，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蒲亨强等《中国地域音乐文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9]乔建中《音地关系探微》，香港《民族音乐研究》1990年第2辑。

[30]伍国栋《白族那马支系音乐及其文化构成透视》，《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31]〔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王兰生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3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33][元]燕南芝庵《唱论》，《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34][清]黄旛绰等《梨园原》，旧名《明心鉴》，《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35]伍国栋主编《白族音乐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334页。

[36]郭沫若《甲骨文研究》（考古篇），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37]蒲亨强《苗瑶畲三族民歌音调之比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38]范西姆《试论壮侗语诸民族音乐文化的渊源关系与互渗》，《民族艺术》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