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林点将录：地贼星鼓上蚤时迁冯承钧

冯承钧（1887—1946），字子衡；湖北夏口（今汉口）人。

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前有中古时代的佛学东渐，后有近世以来的西学东渐，为“拿来主义”的两大高潮。当此之时，外域名著为国人仰之弥高的学术典范，故翻译一事，每成本土知识发展的最大刺激，实占据特殊地位，绝非等闲中介而已。而论近人引进西学之功，在思想层面，严复自不作第二人想；[1]在学术层面，则无出冯承钧其右者。

冯氏清末游学欧洲，就读于比利时列日国立大学法学预科、巴黎大学法科、法兰西学院，归国后曾任湖北都督府秘书、众议院秘书、教育部佥事，兼职于北大、北师大。[2]壮年时患麻痺症，遂长期受聘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编辑，藉翻译工作以谋生。[3]

冯氏精通多国文字，早年译法学著作甚多，又译法国群众心理学家勒庞（黎朋）的《政治心理》、《意见及信仰》、《世界之纷乱》诸书，[4]以后乃专力于法国汉学的译述。所译数量繁多，重要专书即有：边疆史地，关于上古者如希格勒《中国史乘未详诸国考证》，关于西北者如沙畹《西突厥史料》、格鲁赛《西域考古记举要》，关于南洋（南海）者如费瑯《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及《苏门答剌古国考》、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及《郑和下西洋考》、马司帛洛（马伯乐）《占婆史》；[5]西域语言，如烈维、伯希和《吐火罗语考》；考古调查，如色伽兰《中国西部考古记》、牟里（闵宣化）《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入华宗教史，关于佛教者如烈维《大孔雀经药叉名录舆地考》、《大庄严经论探源》，关于基督教者如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出版时改题《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沙丕烈《卜弥格传》；蒙元史，如《多桑蒙古史》、格鲁赛《蒙古史略》、布哇《帖木儿帝国》、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伯希和《蒙古与教廷》。[6]此外涉及南北海陆两路交通的散论尤夥，生前汇刊为《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四编，身后增补至九编。[7]其译文大体精准确当，且不以译事自限，往往更于原著之外多有增订。[8]冯氏去世后，王静如称他“译述名著之多，实达近三十年来之最高峰”，其人为“我国边疆研究之南针”，[9]诚不虚也。

按：民国前后从事汉学中译者颇多，得自西洋者，例如袁复礼、乐森译安特生，李济译步达生，李述礼译斯文·赫定，向达译斯坦因，郑宝善译勒柯克，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张世禄、贺昌群译高本汉，李璜译葛兰言，张星烺、朱杰勤译中西交通，姚楠译南洋史地，梁园东译西辽史；得自东洋者，例如王古鲁译白鸟库吉、青木正儿，冯攸、陈裕菁译桑原骘藏，汤尔和、陈念本译鸟居龙藏，何健民、方壮猷、杨炼、钱稻孙、陈捷、陈清泉、余元盦译边疆民族与地理，江侠庵译经子古籍，梁容若译中国文化东传，汪馥泉译中国文学，此外陈清泉又译中国建筑与音乐，陈捷又译中日交通，钱稻孙又译东亚乐器。凡此皆各有成绩，惟终不及冯氏之既多且精。[10]

冯氏于翻译的同时，亦作相关研讨，二者相得益彰。其译作约五百万言，而个人撰作亦复不少：《景教碑考》综考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有关问题，[11]《历代求法翻经录》叙录汉唐佛经的中译状况，《元代白话碑》概述元朝白话碑文的历史背景，《中国南洋交通史》有纵有横，《成吉思汗传》简明得体，于《诸蕃志》、《瀛涯胜览》、《星槎胜览》、《海录》诸书皆作校注，另编有《西域地名》，散篇论文则大体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他在学术论题上，与其译著实消息相通，可谓法兰西汉学的延伸；而所作皆引证详确，考论踏实，则在学风上不仅合于西洋汉学，实亦合于本土朴学。

严耕望极推重冯氏的汉学传译之功，甚至有谓：“我常常向同学们说，冯先生的学问当然比陈寅恪先生差得多，但他对中国史学界的贡献，决不在陈先生之下。”[12]而马幼垣指鼓上蚤时迁虽无打斗功夫，却有一技之长，是梁山泊最被低估的英雄。[13]则将贡献可比寒柳堂的冯氏与时迁相配，不最为妥贴乎？盖冯氏在学问上盗宝西天，恰可比梁山大盗之神乎其技也。古希腊神话有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中国神话亦有盗息壤的鲧，鸡鸣狗盗，岂非有大功于人类哉？[14]

今人耿昇，亦竭力于译介法人汉学，较之冯氏，质量不及，而数量则似已过之，亦有苦劳。[15]

诗曰：西洋莫道只蛮夷，近代文明是我师。汉学东传谁译笔，乾坤一手大挪移。

按：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有武功名曰“乾坤大挪移”，为明教历代相传的不世神功，其法不仅可激发自身潜能，更能牵引敌方劲力云云。

注　释：

[1]自严复以至今日的甘阳、刘小枫，在知识界的影响力皆极高，实多藉其译述西学而领一时风骚也。

[2]冯氏在北大时编有《中国法制史》讲义（尚小明《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143—144）。

[3]牟润孙谓冯氏瘫痪后失业，遂通过“口述，其子笔授，以稿费谋生。这些文章都是法文，载于《通报》与《亚细亚学报》等杂志，是北平图书馆所藏。馆长袁同礼不允外借。援庵先生知道此事，出面说：‘我替他借，由我负责！’那时援庵先生是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袁同礼自不能违抗。冯氏之能完成译事，实出于援老的挺身仗义相助”（《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陈援庵先生的学人丰度》，《海遗杂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又，姚从吾1946年4月致陈垣函提及：“冯子衡先生译著宏富，夙所钦佩。去年兼士先生返平之前，生曾专函朱骝先生（家骅）部长，代冯先生解说。尚冀重晤有日，领教方长；不意哲人先萎，冯先生竟于今年二月病逝北平。……捐募款项，预计可得二十万元以上。子衡先生死后，遗稿编印、妻子赡养等善后问题，不知由何人主持？是否亦有治丧或募捐委员会，专主其事？昆明向先生（向达）主持之捐款，若集有成数，可否径汇寄吾师处（或由辅仁大学转呈），烦吾师代转？并盼代为计画用途，俾冯先生之亲属，得获实惠。”（《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页766—767）冯氏于沦陷时期收入中断，仅恃长子教书维持生计，及长子病逝，冯不得不带病授课（参朱杰勤《纪念冯承钧先生》，《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而姚函有所谓“代冯先生”向教育部长朱家骅“解说”之语，或由于冯氏曾供职伪校乎？至于募捐事，自可见冯氏晚年的贫困。(www.xing528.com)

[4]近年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国人始重新认识勒庞；然勒庞著作在民国时中译实甚多，不过久已湮没，故冯克利亦不知冯承钧所译三书（见冯克利《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译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5]一般所称的法国名汉学家马伯乐乃H.maspero，而此处《占婆史》的著者系其弟G.maspero；G.maspero 此著主要根据出土碑铭材料而作，H.maspero 另有《占城王国考》，则根据中国及越南文献材料而作，两书正可互补（李璜《民族史与民族学——从马伯乐之〈占城王国考〉说起》，《法国汉学论集》，香港珠海书院出版委员会1975年版）。

[6]朱杰勤将冯译约略分作印度学（佛学）、西方宗教（摩尼教、景教）、南洋、元史、西北史地数项（《纪念冯承钧先生》）。按：冯又译有《原始中国语为变化语说》（《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五号），为高本汉早年重要论文，然以性质关系未收入《考证译丛》，亦不见于著译目录（周桓《冯承钧先生译著书目》，《燕京学报》第三十二期）。

[7]近时商务印书馆将冯译九编合刊作《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二卷，并拟整理刊行其全部译著为十卷，惜至今止于第三卷。

[8]朱杰勤谓：“冯先生是第一流翻译家，其所翻译，文质相兼，无违原本。间遇罕见之名词，又为之厘定汉名，斟酌至善。则翻译之中，又须考证。其困难不下于创作，此意大利史家克罗澈（Croce）所以有翻译即创作之说。”（《纪念冯承钧先生》）不过，张礼千曾批评冯氏“译文正确，注释详尽，为士林所推重宜焉。但冯氏之书亦未始无可商榷之处……至冯氏校注之书，类多精审，读者莫不称便，惟外来语之缺其对音者，似为数尚多”（《论南洋研究》，《文史杂志》第二卷第十一、十二期）；韩儒林亦指冯“翻译过不少西方专家研究元史、北方民族史的论文，有很好的语言学基础，在《多桑蒙古史》的译文中，也的确注意到了蒙语的变化规则，译音用字也尽可能地符合于当时的读音，比前人确是前进了一大步。但看来他对元音和谐律似乎也不甚注意，因而在译名的复原和解释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未能解决”（《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穹庐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然学无际涯，此固不足为病，不过可见译笔之难耳。

[9]《冯承钧教授传》，《燕京学报》第三十期。

[10]季羡林曾指出：“冯承钧翻译了大量的法国学者关于敦煌吐鲁番研究以及中外交通史的论著。用力至勤，成就最大。大大地扩大了我们的眼界。至今学者蒙受其益。其间还有许多学者，如向达、贺昌群、方壮猷、姚楠、朱杰勤、王古鲁、张小柳、何健民等等先后翻译介绍了不少日本、法国、英国等国的学者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国内学人至今还感谢他们。”（《〈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译丛〉序》，《季羡林序跋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岑仲勉指斥冯著“只拾袭外人的成说，作为自己的专篇，最要者是外国人合谋盗运这块古碑的经历，也没有揭露，提出警告，为保护本国文物着想。……不是措辞游移，就陷于判断错误”（《景教碑内好几个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2]《治史答问》，《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188。朱杰勤亦有言：“翻译名著，对于文化之贡献会不下自己之创作。外国学者如伯希和、马伯乐、夏德、柔克义、戴宏达之流，其研究南洋史地，在某方面实胜吾人。吾人对于彼等之文章，亦有翻译介绍之责任。近人冯承钧对于西北及南洋史地造诣精宏，岂不能专门著作，而彼好将法国之汉学权威者之研究结果择要翻译，以供国人参考，其重视翻译，务实而不务名之处，至足为吾人效法。”（《南洋史地的研究》，《新南洋》第一卷第一期；据《纪念冯承钧先生》引）

[13]《最不为人赏识的英雄——时迁》，《水浒人物之最》，三联书店2006年版。

[14]古今不同文明的进步，往往依赖于对异己文明的摹仿，故“盗版”实有其积极作用，固不必将现代版权观念绝对化也。

[15]传统汉学多侧重历史、语言方面，文学非其所长，表现于中译出版亦然；近时文学方面译作稍多，合集如[美]倪豪士编选《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钱林森编译《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古典诗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蒋寅编译《日本学者中国诗学论集》（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