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从理论到实践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之间并没有一个突然断裂，所以很难准确界定两者之间的时间分界。然而，大约在19世纪后半期，好几种新发展开始汇合成一种系统表达，最终体现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这种转变的关键来源之一就是，人们越来越愿意接受边沁（Bentham，1748—1832）对古典主义为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辩护的功利主义攻击。边沁（1907）认为，快乐和痛苦——而不是某些宗教或者自然法规——是伦理道德行为的惟一决定因素。对他而言，哲学家的任务之一是开发一种幸福计算法（Felicific Calculus），基于最大化快乐超过痛苦，准确衡量社会福利；之二是推荐必要的社会变革，以实现这一目标。在其1870年出版的会重新命名这一学科的著作里，杰文斯显然吸取了边沁的观点，将经济学定义为对“效用和私利机理”的研究。

为了满足我们以最小努力实现最大目标的需求，即最小程度地牺牲不想要的东西，以此为代价最大程度地获取想要的东西——换句话说，最大化快乐就是经济学要研究的问题。（1965：101）⁽¹⁰⁾

不像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不关心如何测定人们的需求（needs）和权利，不管它是自然的还是非自然的。相反，由偏爱（preferences）表现出来的欲求（wants）——即在资本、劳动力、消费品和服务市场上可确定、可衡量的选择才是本学科的实质。并且，经济学并不那么关注一样商品的绝对效用，它更感兴趣的是最后可以买到的一样商品的效用，或者它的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1871年，英国的杰文斯和奥地利的门格尔（Menger，1840—1921），还有稍后一点，美国的克拉克（Clark，1847—1938），重申了这种观点：在一切同等的情况下，任何商品或者服务，越容易得到，效用就越低。正是边际单位——最后也是最不被欲求的单位——的效用决定了所有单位的价值。此外，边际的概念可以从对一种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延伸到其供应。李嘉图证明了，农业生产的持续压力驱使土地拥有者耕作相对不适合耕作的边际土地，结果提高了生产成本。杰文斯及其同时代的人注意到制造业也存在同样趋势：当工厂强迫从机器和劳动力中获取更多的时候，就会引发成本的增加。结果，供应的一方同样面临回报减少的问题，效用将由边际确定。

这一见解将由众多继承者阐释发挥，不过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一般被认为是构筑新古典主义体系的集大成者。简言之，市场价格（对商品、服务、劳动力和资本而言）由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向下是因为消费在边际不断减少的倾向）和向上倾斜的供应曲线（向上是因为成本在边际不断增加的倾向）的交点确定。在《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书里，马歇尔将该观念发展为一种论域（universe of discourse）。20世纪在新古典主义世界中制造出主要分裂之一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称之为“一个十足的哥白尼体系，在其中，经济学宇宙的所有元素通过互相平衡、互相作用而各安其位”（Heilbroner，1986：208）。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初版于1890年，又不断出新版，直到1920年为止。该书由两大概念驱动，正是这两大概念持续表明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其一，尤其是追随瓦尔拉（Léon Walras，1834—1910）的著作，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秩序，即描述各种力量的相互均衡。正如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识别出物理世界的本质和谐，经济学家会找到并描述各种经济单元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维系了商品世界的平衡。用瓦尔拉的话来说，运动主要是由摸索（tatonnement）组成，即个人对来自外部环境的信息作出反应，摸索着前进和后退。其二，正如该书卷首题词所简洁表述的，“自然从不突变”。经济学的宇宙，正如牛顿学说的宇宙，由细小的、增量的变化构成，因此偏爱将范围更广大的公共机构安排视为天经地义的分析。从这些观点不难得出下列结论，对此杰文斯的论述最为清晰：“经济学，如果要成为一门科学的话，必须是数理逻辑的科学。”（Galbraith，1987：125）

为了成为一门数理的、简约的科学，经济学放弃了政治经济学的大部分基本特征。在对均衡状态大感兴趣的前提下，经济学就会集中关注共时性分析，而忽略对历史的传统兴趣。断定对体制变化和结构改造的研究无法达到数理的精确性，经济学就会将自身对社会变化的兴趣局限于在普遍的均衡格局内细小的、增量的调整。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期。然而，他们显然无法分析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转型阶段，尤其是在这种转型以分崩离析和剧烈变动为特征的时候。

此外，简约要求经济学放弃理解范围更广的社会整体。这种新的经济学科学没有给政治留下任何空间，因为过去没有、将来也很可能永远不会有哪种工具能够以数理的确定性研究政治制度。⁽¹¹⁾经济学最好放弃理解那些社会制度、心理力量和文化价值的目标，而政治经济学主张这些对于全面分析不可或缺。即使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他的兴趣倾向于和他的政治经济学前辈及同侪一样广泛——也提倡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严格限定于“与获得和使用幸福生活必需的物质最紧密关联的那部分个人和社会行动”（Clark，1991：92）。不像其他那些理论家仅仅分析如何分配稀缺物质资源以实现任意目标，马歇尔的兴趣和评论对象是工作场所和社会的权力分配。尽管如此，经济学分析必须能够经受住数学严谨性和科学客观性的考验。这就意味着与社会学、政治科学还有历史划清界限。

这还意味着与道德哲学一刀两断。在一个转型阶段作研究，最优秀的新经济学家们都相当精通他们正在抛弃的理论。例如，马歇尔就研究过伦理学，对康德和黑格尔的道德关怀理论展示出扎实的理解。他真诚关注环境污染，还有市场无法提供诸如教育一类惠及全民的商品。尽管如此，马歇尔和其他新经济学家坚决主张，经济学家应该研究由偏爱体现出来的欲求，而不是由一种道德哲学确定的需求。当然他们会承认，欲求常常从一种道德立场中形成，但是这种道德立场与理解欲求的经济学意义毫无关系。所以，尽管人们可能对道德关怀的问题抱有知性的，或者更加宽泛地说，人本主义的兴趣，将这些纳入经济学分析将不会取得多少进展。(www.xing528.com)

最后，层层削皮的过程导致经济学家搁置了对社会实践的兴趣。正如其他学科一样，经济学在大学里日益体制化，受制于支配学术分工的种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结果，大学教师越来越可能与社会运动脱节，与大学以外的广大公众脱节。有些人，比如制度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抵制这种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更加典型的情形是，大学教师在相对舒适的大学生活里安顿下来，远离可能具有破坏性的人物和事件。一言以蔽之，数学和科学方法的正统性也带来了沉重的代价：搁置政治经济学和历史整合、社会整体、道德哲学和实践，使其不再在研究和学术生涯中发生意义。⁽¹²⁾

尽管如此，一定要抗拒评论一门学科的早期历史、就仿佛它仅仅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现象的根源这种可理解的倾向。今天的经济学家并非杰文斯、门格尔、克拉克、瓦尔拉和马歇尔的必然结果。从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转型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和学术冲突。想想新古典主义思想的奥地利和剑桥分支之间的种种歧异吧。前者以门格尔和庞巴维克（Böhm-Bawerk，1851—1914）的著作为基石，后者奉冯·米塞斯（von Mises，1881—1973）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的著作为圭臬（Boettke and Storr，2002；Chang，2002）。有感于哈布斯堡帝国长期、缓慢的衰落⁽¹³⁾，又在道德上拒斥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更切近的威胁，这些经济学家们极力主张纯粹资本主义的美德。他们的著作为新古典主义的方法高声辩护，认为为了实现纯粹的市场经济，付出任何代价都不为过。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够提供供给和需求的规范，这对于保证最有效地分配资源（包括商品、服务、劳动力、资本和理性行动所必需的信息）至关重要。市场为本身提供了道德依据。

新古典主义思想的另一主要分支或者剑桥分支就不那么愿意全盘接受这种个人主义的、以市场为中心的理论。马歇尔传统的继承人，尤其是庇古（Pigou，1877—1959）、罗宾逊和凯恩斯，尽管基本上接受了这些观念，还是很关注各种各样的市场失效和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正是这些为包括政府干预在内的补救机制提供了依据。庇古论外部效应的著作被用来为下列政策辩护：分别对创造出净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s）的公司征税，对创造出净外部利润（external benefits）的公司提供津贴。发现市场无法保证充分的就业产出，凯恩斯推荐政府的财政干预。

这些在发展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出现的争论揭示了在当代继续引发重大问题的种种困境（Colander，Holt，and Rosser，2004）。在这种理论内部，以下这些根本问题出现了：我们要继续信任市场，把它当作最好的、甚至可能是惟一的方式来组织和分配包括传播和媒介在内的资源吗？还是说，政府应该以干预的方式调节甚至经营传播和媒介，由此确保人人都花得起钱接触形形色色的内容和各种各样的媒介？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很难预见到新古典主义模式的成功。实际上，在20世纪早期的数十年里，一直到1930年左右，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再在大众中流行，因为它看上去太学院、抽象、与历史无关、无法分析大型纵向联合公司的增长，这种增长在几乎所有的主要产业内不断吞没竞争。通过开发新的工具并对来自右派和左派的各种攻击作出新的回应，新古典主义模式实现了自我拯救。统计分析和经济度量模型的增长为该理论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和——同样重要的——看似强大的工具，以此再现经济状态并模拟种种变化对其主要特征的影响力。⁽¹⁴⁾另外，张伯伦（Chamberlin，1899—1967）的著作论述了如何思考垄断性竞争，凯恩斯的著作强调了资源固有的不均衡和未充分就业的倾向，导致一些新古典主义者吸取了中间偏左批判的要素。此外，货币数量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的发展也加固了新古典主义思想的货币主义（monetarist）分支。这些发展帮助奠定了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所谓的“经济学黄金时代”——大致从1947到1973年——的基础。这些年刚好也是战后的大繁荣时期，表明经济增长也给主流经济学打了一剂强心针。

今天，新古典主义理论在政治谱系内占据了中心和中心偏右的空间。中心反映了凯恩斯理论的残余，即反对将商业周期当作市场活动的自然产物，而市场活动总是发出正确信号、令人们做出合理抉择的观点。对凯恩斯及其追随者而言，这种信号机制的代价，即高失业和深刻的贫富不均，不值得赚取的利润。根据这种观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正是经济政策集中关注储蓄不足、假定后者会被自然而然地导入生产性投资的必然后果。凯恩斯（1964）说明了在经济萧条时期，这种情况完全不可能发生，而储蓄没有被转化为投资的后果会随着经济发展成倍增加，由此进一步恶化经济衰退。凯恩斯理论提倡政府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增加消费，以逆转消费者和商业开销的下降，最终刺激投资。短期看来，这会创造政府帐户的预算赤字，可是一旦扩张开始进行，经济增长和控制政府开销所带来的岁入增加会抵消这些赤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多种形态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学科和经济政策。⁽¹⁵⁾20世纪50年代的持续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学家们将凯恩斯理论的财政政策视为资本主义习惯性盛衰循环的解决方式（Heller，1967）。迄今为止，由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15—2009）编写的权威课本将凯恩斯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学分析的金科玉律。可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全球衰退带来了新的问题——经济“滞胀”（economic“stagflation”），即增长缓慢与通货膨胀并存，提醒人们经济学为何被称为“沉闷科学”，引发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双重转向。⁽¹⁶⁾

到了20世纪70年代晚期，像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一类中偏右的经济学家提高了他们对于学科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力（Klein，2007）。与凯恩斯主义者相反，这些货币主义者认为阐释机制的基石是货币的供应（money supply），还有以通过削减政府开销和提高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为中心的政策建议。尽管他们承认，短期来说，收紧的货币政策势必导致更高的失业率，他们觉得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给全世界金融体系带来更大损害，值得付出这个代价。到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府纷纷采用了货币主义的政策，利用他们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国际组织的控制，将其强加于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其他地区。今天，各种版本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学继续争夺新古典主义的主流位置，提出了这个理论范式的现状及其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价值等问题。更加根本的问题来自主流之外的数种思潮，下文就要转而探讨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