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与世界紧密相连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一、总结历史经验和观察国际形势，都要求我们由封闭转向开放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曾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这种状态不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原因，而是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对我国实行封锁、孤立的政策所造成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我国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却自己孤立自己，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开来。这种隔绝状态的严重后果，已是有目共睹。

这种闭关自守，除了有其现实原因外，还有其历史根源。从我国历史上说，从明朝到鸦片战争就有300多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说，斯大林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论则是社会主义国家搞闭关自守的一个历史根源。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对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以及“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在此情况下，列宁1914年春天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比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论点，以及斯大林二战以前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都“已经失效”，而代之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反之，社会主义国家则由于“有了高度的工业发展”，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然而，社会主义国家实践这种理论的结果却是随着闭关自守而来的“短缺经济”的形成和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滑坡。所以，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强调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再来看当代世界经济、科技的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发展，从中更可以看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导致了原料、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国际化，要求各国通过对外开放来调整产业结构，以促使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促使本国经济的发展和加强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同时又要求利用其他国家的先进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以缩短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和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实际上，二战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就是通过对外开放而迅速发展起来的。 日本之所以能在战后30年中经济迅速增长，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就是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1955年—1970年的15年间，日本用15亿美元引进了半个世纪内几乎全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1.3万项。要是靠它自己的力量去达到这样的水准，不仅在时间上旷日持久，而且单是科研、试验、设计等所需费用就高达1 800亿—2 000亿美元。又如，1950年—1970年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工业增长4.3倍，外贸增长11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科技和专利的进口增长了57倍。同样，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之所以能从1960年的212亿美元达到1989年的2 040亿美元，其中引进外资所作的贡献占据了1/4—1/3。总之，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

二、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成果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实行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

这种对外开放，首先是对各种类型国家的全方位开放。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并不只是对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开放，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方面，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一共三个大方面。”

这种对外开放，又是各种产业的全面开放。首先是第一、二产业的开放，之后第三产业如商业、金融、保险、交通等领域也相继开放。目前，我国对外开放的领域已由开放初期的一般加工工业扩展到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金融、保险、旅游、外贸、通信、商业零售、法律咨询、会计、航空及货运代理等第三产业，也逐步开始了对外开放或进行对外开放的试点，从而实现了宽领域的对外开放。

这种对外开放，也是多种形式的开放。主要包括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吸收和借鉴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合理利用外资和发展对外文化交流，吸收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

这种对外开放，还是逐步展开的多层次的区域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地区，直到内地、边境的全面开放，形成一个滚动式向前推进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之后，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指引下，经过20年的探索、实践，到1998年我国已建立了5个经济特区，3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52个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对外开放的县市达到1 194个，海陆空一类口岸240多个。形成了我国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省会、城市相结合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有重点、呈梯度推进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其间，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我国开始从闭关自守走向对外开放的话，那么，这种对外开放在起始阶段还不能不是一种单向开放；而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为标志，我国又开始逐步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的新阶段，真正形成由单向开放发展为双向开放的新局面，并由经济、技术开放为主逐步走向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的全面开放。把扩大对外开放与加速国民经济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结合起来，把扩大开放与培育新一代现代化新人结合起来。纽约有一家报纸评论说，在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80年代的相比，带有明显的特点，其中属于对外开放方面的新特点，一是“对外开放的目标从出口导向型目标，转变为进出口大抵平衡的目标”；二是“对外开放的格局从‘四沿’（即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往内陆梯度推进”；三是“对外开放从局部试点到全面铺开”，“在外商投资方面，从加工出口转向产业化、多元化方向发展，从投资型转向投资、金融结合发展。 目前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是，许多国际大财团与大陆有影响的企业合资经营，实行股份化，然后到西方国家发行股票，推向市场。这种做法是把大陆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从国内市场进入国际市场，已和过去中共对外资的利用仅用于开发产品、带来新技术的情况大相径庭”；四是“对港澳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对台湾则将把‘以经济促政治，以经济贸易促和平统一’作为长期任务对待”。而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又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进一步扩大商品和服务的对外贸易、优化进出口结构、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要求。也就是说，一要着眼于增强综合国力，充分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从广度和深度上扩大对外开放，完善多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二要积极参加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既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外商进来，又勇敢地走向世界经济舞台，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开放型经济；三要努力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效益，不单纯追求总量和规模的扩大，坚持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增强国际竞争力；四要注重引进智力和先进技术，提高经济现代化水平，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质量提高。

我国在几十年的对外开放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总值为206.4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排列在第32位；2008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值达到25 616.3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跃升到第三位。在1978年—1997年的19年中增长了14. 8倍，年均增速在15.5%以上，不仅高于同期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而且比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出近8个百分点。不仅如此，我国出口的商品结构还实现了由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向主要出口制成品的历史性转变：工业制成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45. 2%上升到1997年的86.9%；而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机电产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在1997年达到32.5%，连续三年超过纺织品，成为我国最大的出口商品类别。据测算，2005年以来我国外贸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约为2.4个百分点。

二是利用外资成就显著。截至1998年11月底，我国累计批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32.27万多家，合同外资金额5 650多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 629多亿美元；我国利用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证券投资等形式的外资也累计达到1 400多亿美元。 自1993年以来，我国已连续5年成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

三是国家的外汇储备增加。近年来，我国的出口值已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上，外资占社会资产总投资的14.8%。截至1998年10月底，国家外汇储备达1 437亿美元，居世界各地区的第二位，从而增强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回旋余地和抗风险能力。

四是发展了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截至1998年9月底，我国累计签订对外经济合作合同额796.33亿美元，完成营业额545.63亿美元，外派劳务超过174万人次。

五是促进了科技、教育、文化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截至1997年，我国已与13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签订了95份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加入了75个国际学术组织；我国与15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文化交流和合作关系，向103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近30万名留学人员，接受了来自152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留学生25万多人。

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汇总到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面。1978年—1998年的20年内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为在1995年提前5年实现比1980年翻两番的计划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

要是联系世界发展的新格局来看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及其取得的成就，那就更凸现出它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对外开放政策是把我国的发展引入世界文明发展的总潮流，又在对外开放中推动和促进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随着各国把竞争重点转向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不断扩大开放将推动我国经济全面起飞，并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中实现经济社会的新发展。所以，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了“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要求。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

三、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主义的有用方法发展生产力，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说明，要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抹煞对立、混淆界限，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作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那就会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样的后果；而要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抽象化、绝对化，就会把社会主义搞成极其荒谬的假社会主义。这种观点、做法，从认识论上来说，在于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和界限的不同层次。邓小平创立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恰恰要求人们在不同层次上去把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和界限。(www.xing528.com)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界限的第一个层次，是社会基本制度、社会发展方向和道路。在这个层次上，邓小平从普遍到特殊，从历史到现实，具体而细致地考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多方面的区别，明确地划清了它们之间的界限。他得出结论说：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好得多，一定要彻底驳倒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我们现在搞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界限的第二个层次，是方法层次，是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方法去发展生产力。在这里，问题是从怎样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怎样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上提出来的。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社会主义有一些扭曲的理解，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首先从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坚持社会主义入手，在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指出了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邓小平说：在改革开放中，“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已经写进中国的宪法。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而要较快地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在对内实行改革的同时，对外实行开放，吸收资本主义的有用东西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因为几十年的历史经验说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

所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和界限的第二个层次同第一个层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容混淆。其联系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主义的有用东西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既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为前提，又是为了更好地坚持这种基本制度、发展方向和道路；其区别则在于两者之间不存在等同性。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就强调：“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因此，在判断这些方法的性质时，所依据的标准，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看它原来被谁使用过。“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

为什么说，利用资本主义的某些有用东西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既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也不会导致重新回到资本主义呢？

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在以下前提下实行对外开放的，这些前提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道路；社会主义经济居于主体地位；具有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器，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就会出面干预。所以，被用来发展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方法，不仅冲击不了社会主义的基础，相反还会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再来看被用来发展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方法，就其具体内容来说，大致有四种情况：一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先进的科学技术，它本身是没有什么阶级性的，因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二是指某些经营管理形式，它们也属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手段、方法的范畴，既可以被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被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邓小平指出：“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三是指市场经济，传统观念曾给它打上资本主义的印记，然而，在实际上它却只是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方法，它的性质取决于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实行，以及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相结合。邓小平强调：“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四是指外国资本。外国资本本来从性质到作用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来我国独资或合资经营的情况下，它是可以为我所用的。正如邓小平指出：“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13]

所以，把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吸收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方法来发展生产力，说成是引进、实行资本主义，统统是没有根据的。产生这种错误观点的原因，除了混淆了不同层次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界限外，还因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界限看成是僵硬的、固定不变的。1992年2月10日，邓小平在视察合资企业贝岭公司时，曾以一台大束流离子注入机为例阐述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时说：“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它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资’可以转化为‘社’，‘社’也可能转化为‘资’。对外开放就是要引进先进技术为我所用，这台设备现在姓‘社’不姓‘资’。”^[14]这段话十分清晰地说明了那种僵硬的看法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界限还有第三个层次，可称为影响层次。这就是指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的消极影响。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曾指出：“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1978年6月，邓小平又明确地说：“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归根到底，要看我们的事情搞得好不好。如果人民都知道我们自己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那末，什么影响也不怕。至于有些人，就是没有外国人来，他也会受影响的。人们的眼界开阔些好，这样鉴别是非的能力只能增强，不会减弱”。另一方面，早在实行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曾严肃地向全党指出：“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在1986年初的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5]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强调说：“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实际上，正是鉴于这种情况，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平就提出了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的方针。

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的消极因素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从崇洋媚外、资产阶级自由化、吸毒、嫖娼、腐败、经济犯罪乃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都在其列。对此，我们要通过把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付诸实践来铲除它们，这就是：一手抓发展社会生产力，一手抓教育广大人民，特别是不让我们的青少年去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一手抓学习资本主义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一手抓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一手抓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一手抓惩治腐败，打击经济犯罪，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邓小平指出：“我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目前社会上那些消极的现象也必然会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

所以，即使单从第三个层次上观察问题，把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吸收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方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等同于引进、实行资本主义，或等同于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那也是没有根据的。

四、在对外开放中，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反复说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能成功。实行对外开放，符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规律，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但在另一方面，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不能依靠别人搞建设，而必须始终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点。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所以，我们向第三世界朋友介绍的首要经验就是自力更生。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争取外援，而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这样，就可以振奋起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把人民团结起来，就比较容易克服面临的各种困难。”^[16]以后，他又强调说：“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17]他还阐明了自力更生的含义，他说：“我们历来提倡自力更生，但并不是像‘四人帮’解释的那样，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搞，连世界上先进的东西都不接受。”他批评“四个帮”歪曲自力更生，“把引进世界上一些先进成果都谴责为‘洋奴哲学’，这是最愚蠢的”。他指出：“自力更生，要先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资源，但决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成果。”

归结起来，我们必须像江泽民所指出的，把立足国内、扩大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同时又必须打开大门搞建设，必须大胆吸收和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一切进步的东西，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把坚持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积极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结合起来，把利用国内资源、开拓国内市场同利用国外资源、开拓国际市场结合起来，把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这样就能不断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动力。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并注意防范和化解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国际风险的冲击。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并存共处的条件下实行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要通过对外开放吸取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先进成果；反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企图通过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和接触，把他们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强加给社会主义国家，“西化”和“分化”社会主义国家，使它们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轨道。

“西化”和“分化”社会主义国家，这历来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既定方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书中就明确宣告：“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使他们（指社会主义国家——笔者注）参加我们两种制度之间的一场和平竞赛，这种竞赛将会促使他们的制度发生和平演变”；“我们同东方接触越多，就会使它受西方榜样的影响越大。这样做必然会加强那些正在促成演变的内部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却说什么“根据新思维和正常思想对新的现实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一个简明的结论：让每个制度来证明自己有能力为了人类而成为当代进步的因素，让差别不是成为敌对的动因，而是成为相互丰富的交流、健康的竞赛、‘共同发展’与‘共同创造’的动因”，“我们已经改变了对待意识形态斗争的态度，国家不应当再充当某种宗教战争的十字军骑士了”，“无论从政治中还是意识形态中我们都要取消‘敌人形象’”。而在《难以决断的岁月》一书中，戈尔巴乔夫又回顾其当时的精神状态说：“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所产生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那种二律背反论，我总觉得现在已经过时。我们面临的完全是另一种选择：是要一个走向毁灭的社会，还是要一个充满希望和生机的社会？” 1993年，戈尔巴乔夫在一次答记者问时，又把共产主义称作为“一种过时的意识形态教条”。应当指出，1989年—1991年间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苏美两国领导所持这种既相反又相成的方针的合成结果。

与苏联领导人的这种态度截然相反，早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论证了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维护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18]

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特别在1989年—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针对西方发达国家“西化”和“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情况，邓小平更加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开放中要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他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针对西方发达国家企图用他们的人权、自由、民主观的鼓噪宣传在社会主义国家煽动动乱的情况，邓小平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19]；“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开放中，“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正因为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主张坚决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又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才使我们国家能够在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煽动起来的1989年动乱中巍然屹立；又在1989年—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使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社会、政治稳定的情况下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还在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整个地区货币纷纷贬值的情况下保持人民币的汇率不变，从而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注意。

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曾预言，商品将攻破任何人为和自然的屏障，使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今天汹涌澎湃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正是这一预言的证实和演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实行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对外开放，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主动的选择。我们深信，坚持这一政策，将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