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茂泽
摘要:马克思将人性分析为三大阶段、三小阶段、三个层次，就人性的共性提出了三个重要规定，这些构成马克思人性论的体系。马克思人性论和儒家人性论有异有同，都以人学为宗旨，都将历史看成人成为人的历史，但有抽象的形而上学和经验科学的不同;马克思人性论以其科学性超越了古代儒家人性论的形而上学性，古代儒家人性论对个人修养的重视，则可弥补苏联模式忽视人的不足，纠正一些人理解唯物史观时见物不见人的偏蔽;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建设的基点。
关键词:马克思 儒家 人性论。
汉译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收录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因讨论到人性问题而尤为引人注目。《手稿》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面世，人们由此可以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整体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过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实践中克服苏联模式的消极因素，发挥马克思学说对于全人类建设共产主义的指导作用，扩大它在全世界的正面影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质就是忽视了马克思以《手稿》为代表的“以人为本”思想，将“唯物主义”机械地理解为只有物，看社会现实生活，见物不见人;将唯物史观僵化地理解为只是物决定人的宿命论式的历史观，看社会历史，见物不见人。结合中国文化看，就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不以人为本，不恰当地抛弃了我国传统文化中以儒家人性论为代表的人学优秀内容。消极影响很大，教训十分深刻。
从中国学术思想史看，传统儒家经学能够长期延续，不断产生和发展，都不是因为局限于以经解经取得这些成绩的;正好相反，经学家们先后以非经学的诸子学、佛学和道教思想、近代以来的西学解经，才真正促使儒家经学不断进步。这对我们当前“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具有重要启示。于是，将在中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和现在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的思想之间进行比较和互释，以儒解马或者以马解儒，就是很有现实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学术工程。本文以《手稿》为主要材料，概括和提炼马克思人性论体系，并由此将它和儒家人性论进行比较，概括其异同，在相互沟通中揭示其可能的超越意义。
一、马克思的人性论体系
马克思论人性，是立体的、系统的。人性被马克思划分为三大阶段、三小阶段、三个层次，马克思对人性的普遍性内涵也有三大规定。
(一)三大阶段，指人性是自然性、异化、社会性的统一。
自然性是尚未异化时的人性，如劳动是为我的、劳动是生命活动的享受、人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等断定。社会性是异化的自然性，也是自然性异化的结果。三大阶段是一个逻辑进展过程，所以社会性是人和自然界的高度统一。
马克思对人性内容的基本看法是，人性包含自然性和社会性。人性完全实现，意味着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获得统一;这时人自然化，自然人化，人的自由活动完全实现。人的自然性就在人的自然生命、自然的心理活动和自然的人生历程中。马克思将人的自然性划分为二:能动的自然性，指人自然就是主体，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才能、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受动的自然性，指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被动的，受制约;其欲望对象外在于他，不依赖他。［1］(P167-168)
人自然的能动性，表现到人的历史中，历史便被界定为人成为人的历史;人始终是历史的主体。马克思说，人是自然存在物，但是人的自然存在物，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人还在自己的存在和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人自己的产生活动即人的历史，但人的历史是在人的意识中反映出来的，“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产生活动。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1］(P169)唯物史观并不是物质主体的历史观，而是在对物的认识和实践支持下人成为人的历史观;准确理解唯物史观的主体思想，是克服苏联模式唯物史观中见物不见人而导致人为物役弊病的关键。
在人实现自然性的异化过程中，必然创造出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这就是人的社会性;只有有了社会性，人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人性的内容才丰满。人的社会性，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它表现为每一个人自己的生活、享受、创造、财富，表现为每一个人都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在正常情况下，个人既是“为别人的存在”，而别人的存在也是“为他的存在”。人的社会性是自然界和人的有机统一:“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存在的，才是人与人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1］(P121-122)由此，人的社会性，可谓人的自然性的进一步实现。人的社会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其主体却是人，社会个人是怎样的，社会联系就是怎样的［2］(P24-25)。能动的自然性对象化为人的社会主体性，受动的自然性对象化为人在社会中受限制。
马克思对人性异化过程进行了详尽分析，体现出马克思受黑格尔辩证法影响而又克服其抽象思辨弱点的殊胜处。根据马克思分析，人性首先异化为劳动;通过劳动外化为劳动产品;社会分工及交换使人性进一步外化;在私有制社会里人的劳动产品又外化为私有财产;通过交换，私有财产又外化为价值，凝固为货币，也就是金钱等等。
马克思意识到，人性对象化很有必要。从理论上说，没有人性的对象化，就没有人性的物质确证，没有人性的发展和实现，人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人。从实际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对音乐美这种“人化的自然界”的感受力，是人性内涵之一，作为感受对象的音乐是这种感受能力的物质确证者;人的感受能力在不断确证中才逐渐发展起来。［1］(P125-126)从人自己的本质的角度看，人性为什么会异化?在马克思看来，这与人的物质劳动生产能力的劳动有无剩余产品有直接关系。当人的物质劳动生产能力的劳动没有剩余产品时，就不可能有人性异化，这是人类的原始时代;当人的物质劳动生产能力的劳动有了剩余产品，但又不能满足全人类生存发展需要时，就必然会发生人性异化，这就是人类的阶级社会时代;当人的物质劳动生产能力的劳动创造的剩余产品能充分满足全人类生存发展需要时，人性异化就会被扬弃，就会生成人的自由个性，这就是未来的共产主义时代。[1]这一理解，完全克服了黑格尔绝对精神外化源于绝对精神自我矛盾的抽象思辨色彩。
从生产角度，马克思发现，人性异化过程有最重要的两大环节，第一是劳动。人性通过劳动而异化，又因为劳动生产人而使人性现实化。马克思说，劳动生产产品，还生产“劳动自身和工人”［1］(P90)。在正常情况下，人性对象化，既肯定了自己，也通过产品交换和消费而肯定了他人;人性通过劳动生产而得到确证、充实、发展和实现。表现在:人的个性及个性特点通过劳动物化为劳动产品;劳动者能够通过物质性的劳动产品反观自己的个性、直观感知到自己作为人对物的权力——人对自然界和社会产生影响力——并享受它的乐趣;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产品对他人人性需要进行补充，自己的人性需要也由此为他人的人性需要所证实;结果，劳动者通过自己的生命表现创造了他人的生命表现，证实和实现了自己的真正的人的、社会的本质。［2］(P37)
第二环节是社会分工，分工使人性异化。劳动表现人性的全面性，社会分工却使人性“越来越片面化和从属化”［1］(P53)，“使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成为旋床等等，直至变成精神上和肉体上畸形的人”［2］(P29)，人性不能全面实现，只能畸形表现。本来，作为人的、符合人性的劳动，乃是自由的生命活动;但现在却异化为为谋生而劳动。自由的劳动是:人按照自己作为人的需要而自由劳动，在劳动中自我享受，劳动和自己的劳动使命相关，直接实现自己的天赋、精神目的和生命的价值。［2］(P28)但在谋生的劳动中，劳动对于劳动主体、劳动对象都发生异化，联系是偶然的;“工人的使命决定于社会需要，但是社会需要是同他格格不入的，是一种强制，他由于利己的需要、由于穷困而不得不服从这种强制”［2］(P28-29)。
社会分工的结果是产品的交换。人们由于利己动机不断生产以满足彼此的需要，于是人的生产的物品反而成为控制人的东西，人成为自己产品的工具、手段;人的价值就是他拥有的物品的价值，自己却变成某种“没有价值的东西”［2］(P35-36)。如货币在市场经济社会里能买到任何东西，似乎具有无与伦比的魔力。马克思分析货币与人性的关系说:“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货币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我是一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1］(P152-153)人性的阶级性便是人本性的具体化、对象化或异化;通过异化，一些因人的劳动产生的社会力量，反过来成为反对人自身的对立物，敌对地制约、控制或主宰着人自身，如权力、金钱、名誉、地位等等。纯洁的自然人性，便具体化为受奴役或被主宰的弱者的人的社会性——其中一部分人利用这种主宰力量而演变成为主宰他人的阶级，另一部分人则沦落为被这种力量所主宰，也从而被其他人所主宰的弱势群体。人性的自由、善等等，被拥有更多社会资源如权力、财富等等的人所掌控、所占有，异化为只是更多地证明和充实社会强势群体者的人的性质。人性便有了阶级分野。
私有制使人性全面异化，使异化恶化，达到极致。首先，劳动和劳动者的人性“疏远到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活动为我所痛恨，它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2］(P37-38)，劳动演变为一种出于外在于人性的、偶然的需要的、对劳动者而言只是为了获得生活资料以便生存的被迫的活动。其次，出现人创造的“物对个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人自己的创造物反过来成为人的桎梏，使人不成其为人。其三，异化还进一步发展，使劳动同它自身分离，表现为工人和资本家、劳动和资本的分离，以及劳动和劳动报酬、资本和利润、利润同利息、地产和地租的分离，于是异化不仅自我异化，而且“相互异化”［2］(P29-30)。结果，“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1］(P42)。这样扩展开去，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诱使他追求新的享乐方式，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压制人的异己本质的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个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每一种创造物作为人性异化的产物，都成为人性自身的对立面的新力量。结论是，只有在消灭财产私人占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发展，才能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1］(P132)。
由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人性对象化的效果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表现、确证、充实、实现人性;如社会生产力，作为人性的对象化，它是社会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力量。也有消极的一面，就是对象化的人性物有可能成为人性的对立面，限制人性的确证和实现，甚至反过来控制、扼杀人性，使人不成其为人;如财产私人占有，作为制度，到共产主义社会它终将被废除。还有介于积极和消极之间的大量文化物，他们既确证、表征人性，又制约限制人性，甚至出现“以X杀人”的情况;如货币、财富、市场、权力、政府、制度、礼教、主义等等。对于这三个方面的对象化的人性，我们的态度也不同:努力发展科学、技术，繁荣经济，发展教育，提高社会生产力，推动历史进步;通过革命和改革，抑制财产私人占有的消极影响，直到废除或消灭私有制;对那些有两面性的文化物，则要通过健全社会制度，提高人性修养，发挥其正面意义，避免其消极作用。
(二)人性的三小阶段、三大层次和关于人性的三大规定
就个人言，人性实现表现为三小阶段。马克思说，需要是人的本质;社会关系是人性的总和;自由是人的本质。这三个断定反映的正是人性在每个人那里实现的逻辑进程的三个阶段。
马克思讨论作为人性的需要，总是联系到需要的对象来讨论。马克
思说，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对物的需要，“向每一个私有者指明并使他意识到，他同物除了有私有权关系以外，还有另一种本质的关系，即他并不是他自以为的那种单独的存在物，而是总体的存在物，他的需要也同另一个人的劳动产品有内在的所有权关系，因为对某种物的需要最明显、最无可争辩地证明:这种物属于我的本质;物的为我的存在、对它的占有，就是我的本质和属性的特点。”［2］(P26)显然，当私有财产成为人的占有物而满足人的需要时，私有财产便成为人性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断定，需要就是人的本质。
就人性进展的三小阶段而言，人对对象的需要必然展开为社会关系，
才会成为现实的真正需要;反过来，必须有需要推动，社会关系才有可能出现，才有可能向前进展成为理想的社会关系。人的最高需要是自由;自由是人的普遍性的终极实现，是人的最高理想。以实践的社会关系为中介，需要就可以而且必然发展到自由理想的实现。
就人性的三大层次看，根据马克思分析，最抽象的是意识层次;其次
是实践层次，即人是社会实践的动物，能劳动;三是生物层次，即人是一种生命活动。这种生命活动因为包含了实践、意识在内，所以和动物的生命活动有了本质的区别。马克思强调自然生命活动对于人性意识、实践的基础性地位。
关于人的共性，马克思也提出了三大规定:第一，人是自由的存在物;(www.xing528.com)
但“自由”并非抽象的自由概念，非静止的自由状态，非孤立的自由本体，而是生命活动的自由、劳动的自由，也是享受的自由。人的自由就存在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财产私人占有已经消除，“土地不再是买卖的对象，而是通过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享受，重新成为人的真正的自身的财产”［1］(P85-86)。人的本质的自由和人的社会劳动、生命活动以及人的感性享受等总是联系在一起。
在共产主义自由社会，私有财产被消灭，人性“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1］(P174-175)得到完全实现。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P120)
第二，人是类的存在物，人性中有普遍性内容。人的普遍性也不是抽象、静止的存在，而是在“变化和不断扬弃”中实现其价值的［2］(P18)。马克思认为，人性的普遍性正是人通过实践活动认识改造自然的收获:人的普遍性在于人能够将自然作为科学或艺术的对象，使自然变成自己的精神的无机界;也在于将自然当作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来源，当作劳动对象、材料和工具，从而使自然成为自己的身体的无机界。人的普遍性的实质内容不脱离自然，也不先于或高于自然，而就在于自然;将自然认识、改造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涵，就是人的普遍性的实质。人的普遍性无非表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P95)。那种认为理性或德性或诗性或功利性或神性等等是人的本性的人性论，就可以看成是人的自然性及其社会化的抽象的说法。
第三，人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也是人性的普遍性内容。马克思
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1］(P96)
人的普遍性、人的自由本质、人有意识，三者相互联系。因为，人的意识是人认识和实现自身普遍性和自由必要的主体条件。人有自己独特的意识，通过人的需要，以及现实社会关系、自由理想而实现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从而体现、丰富、充实到人的自然生命活动中。人作为自然生命活动，社会实践是其实质;人的社会实践总是有意识的社会实践，是有普遍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一言以蔽之，人性就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人性异化则是这种统一的逻辑中介。
二、和儒家人性论的异同
在新时期，我们可以较客观地比较马克思和古代儒家人性论的异同:他们在“以人为本”的思想宗旨方面有共性，这就使双方的人性论可以沟通。
读《马恩全集》，发现马恩学说的宗旨和儒家相同，都在解决人成为理想的人的问题。马恩学说也是人学，马克思自称为人与自然统一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是美好人性的圆满实现;马克思的哲学围绕人的实践活动讨论人性的异化及其克服问题，政治经济学讨论人性异化时期人及其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性质和解决途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克服人性异化的理论，唯物史观是人性及其异化和克服异化的历史观，生产方式学说反映的也是人性异化时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这样看，马恩学说和中国传统思想便可以沟通。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其中的新哲学的建设，不将马恩学说和中国优秀传统思想相沟通、相贯通、相融会，是不可能的。马恩学说传入中国，到新时期，它和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之间的互相沟通、互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的一条重要渠道。
儒家主要从德性角度看人性，如告子的无善无恶说、孟子的人性善主张、荀子的人性恶论、董仲舒韩愈的人性三品说、扬雄的人性善恶混说、周敦颐的人性五品论、王夫之的人性日生日成说等都是;宋明理学家们大都倾向于体用的思维模式，将人性划分为善的天命之性(性体)和可能恶的气质之性(性用)，人性中的理性、诗性智慧、信仰等性质，讨论不够充分;关于利欲，则结合人的自然生命，或以为属于人性事实，或以为倾向于恶，而应加以节制。总的看，儒家人性论的要旨在于，使现实的人成为理想的人，从而社会成为理想的社会;人类历史也就是人成为理想的人、社会成为理想的社会的历程。对此，主要从社会实践角度看人性的马克思，和儒家人性论的思路以至许多观点都相同。根据马克思看，人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在终极意义上，历史就是人成为理想的人的过程，也就是人性实现和确证人是人的过程;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人人自由全面发展从而完全实现人性的社会，用儒家的语言说，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由圣人组成的社会。这些共同性说明，马克思人性论对于儒家人性论可以有吸收，从而在学术思想上完全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只不过这既要通过它吸收西方学术思想精髓，也要通过其学说传入中国并吸收儒家人学中的优秀养料而间接地、历史地实现。
按儒家看，人成为理想的人，社会成为理想的社会，关键在个人修养;个人修养对于建设理想社会具有基础的、根本的意义。马克思则科学地发现了劳动对于人成为理想的人的必要性，从而创立了以社会实践为核心内容的人性学说。儒家个人修养理论可以克服苏联模式的不注重个人修养的假“马克思主义”。根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意思，人成为理想的人、社会成为理想的社会，个人修养非常重要[2]，社会生产方式的改进则是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即使个人修养也要成为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事实上，个人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具体社会实践，个人修养和社会历史条件、历史进程相关。即使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儒家所谓个人修养也绝不只是个人独立地进行知行结合就能解决问题的;它要通过个人自然生命禀赋、心理活动特征而体现出修养的自然性，还通过个人生平和历史条件、学术师承渊源、学派关系、社会影响等体现出修养的社会性。当然，马克思人性论并不让个人修养停留在抽象的自然性或社会性上，而是更进一步，让人成为人的修养过程本身就成为社会历史进程的基本内容。这就可以克服儒家个人修养理论中潜藏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性，摆脱特定历史条件如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给人性修养理论的孤立性、静止性和片面性，使人生修养理论成为有历史科学支持的、近代工商业社会基础的系统而科学的人性论。
在思维方式上，马克思看人性:一是从人性的存在看，人性包括抽象的普遍性和具体的社会实践两个层次。儒家人性论也是普遍的德性和现实的利欲的统一，如孔子;是主体和客体、本质和现象、体和用、天和人的统一，如孟子;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如荀子。两家人性论都是抽象的德性和具体的生理活动、心理活动的统一。二是从人性运动环节看，人性包括人的本性及其表现，是“自然性→异化→社会性”的思维模式，其实就是社会的、历史的实践活动过程。儒家人性论中“天→人→天”的天人合一思维模式正与此接近，只是更加抽象些，从个人修养方面发挥更充分。三是从人的现实性和理想性看，人性包括现实的异化，和理想自由等等人性的完全实现。这一观察思路，和孔子论人性有现实的性近习远和理想的仁义道德的看法一致;两家都重视现实，但对现实又都不满意，主张应从现实上升到理想高度。
马克思的人性论体系，和古代儒家“道”论体系下的人性论也可以比较和贯通。在自然生命层次，人的需要是生存，是活着，其社会关系是人利欲的展开，甚者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等等，其理想是长生;与此相应，儒家气学家的“气”性或自然生命，也有三义:作为气之气的元气、作为气之理的冲突与和谐、作为气之心的生生不已，代代相传。告子无善无恶论，荀子人性恶论，接近于此;他们所指人性，主要指人的生命元气。在劳动实践层次，其需要是正常的生产生活，是不断发展，其社会关系是各种礼制或社会制度，包括思维规则和言行活动准则，其理想是全面和谐;理学家讲的“理”性(或德性)论与此相应:作为理之气的实理、作为理之理的元理或逻辑、作为理之心的和谐功能。在意识层次，其需要是心灵和谐，其关系是各个方面的一以贯之或对立统一，其理想是自由;这相当于心学家讲的“心”的三义:作为心之气的心理活动，作为心之理的良知，作为心之心的元心或自由。但马克思探讨人性论，重点并不在于建立人性论体系，而在于进一步讨论人性何以在劳动中，特别是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中的异化问题，目的在于消除人性的不正常异化，以便在现实实践中完全彻底地实现人性。与此接近的，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古代气学一派思想家，强调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在人“制天命而用之”的活动中，“化性起伪”，充实和发展人性内涵。
马克思认识人性的方法，是辩证法。其人性论方法，源于黑格尔辩证法，但又是对它的扬弃。马克思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在于，它“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说，人性的发展和实现“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1］(P163)。马克思还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性:一是黑格尔辩证法中概念的进展，只“是人的本质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人的思维的必然结果”;二是黑格尔辩证法证明，“抽象思维本身是无，绝对观念本身是无，只有自然界才是某物”［1］(P177)。这两个结论互相联系，人学和唯物主义有机结合，成为马克思早期思想影响到他整个思想体系的两大要素。马克思人性论发展黑格尔辩证法的地方就在于，特别结合劳动，对其中的异化环节进行了讨论。马克思的人性辩证法，是历史和现实统一、现实和理想统一的方法，是抽象和具体统一、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统一、生理活动心理活动和精神活动相统一的方法，可谓人性辩证法;恩格斯讲的自然辩证法只是马克思整个人性辩证法的内容之一。马克思的人性辩证法和儒家人学为重的天人合一、体用合一、内外合一、主客合一的辩证思维的有共同处。区别在于，马克思认为人性的实现关键在社会实践，在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在于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革命;儒家则始终站在个人修养角度，强调学习对于修养的基础性和终极意义。儒家强调学习是人的首要任务，目的在认识自身以改造自身，从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革命等社会政治活动的意义，目的在认识世界而且改造世界。儒家的人性论突出了人的理性、德性、终极性，马克思的人性论则突出了人的社会实践性、自由性、政治性。两相比较，离则两害，合则两利;融会贯通，则相得益彰。
三、继承和超越
理论上，马克思人性论可以继承古代儒家人性论的优秀部分并超越之;在实践上，儒家的人性论的优秀部分，可以结合马克思的人性论，进行综合创新。马克思一生都未曾到中国，对中国儒家思想也未曾接触。但马克思的学说传入了中国，成为中国现当代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在事实上成为代替古代在中国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家的学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继承并发展古代儒家的人性论是势所必然的。就马克思本人而言，他的人性论所针对的古代和近代形而上学人性论，在很多方面都和我国古代儒家人性论有共同之处;既然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人性论可以继承和超越，那么对中国儒家人性论也可以继承和超越。另一方面，既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能够通过结合传统个人修养学说，强调个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进行自我纠偏，那么，在理论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也未尝不可以结合古代优秀人性论传统，丰富、充实自己，昂首阔步，迈向新时代。
马克思人性论至少在三个方面可以继承而且超越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的人性论。马克思人性异化论继承了历史上最古老的人性问题:人性本来很美好但何以现实中变坏呢?马克思结合近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和政治经济学成果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了这一古老问题，从而实现对古代、近代形而上学的超越。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讨论人性，继承了人性论史上形而上学的问题，一些个别的断定，如受到启蒙思想家影响，提出“人是自由的存在物”等;但马克思在断定时总是力求避免其局限于逻辑分析的抽象性、静态观察的静止性、与现实世界对立或割裂的片面性，而将这些断定具体化，补充进现实经验的内容。如马克思总是说“人是自由的生命活动”之类，不离开现实实践活动谈人性自由问题。“人是自由的”还是“人是不自由的”，这类命题的断定，和古代儒家人性善或恶的形而上断定，以及西方哲学史上人是理性的动物的形而上断定，性质完全相同，都是抽象、静止、片面地看人性，是“比较精致的盲目信仰”［2］(P21)，属于有一定独断色彩的信念。
比如，马克思分析认为，人的普遍性源于对自然的认识改造，是自然界的人化。王夫之讲人性日生日成，马克思则从实践中的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具体展开了人性中的普遍性是如何日生日成的。人是自然的产物;故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可以不知自然。马克思人性论之所以能够超越古代和近代各种形而上学的人性论，除了马克思本人有天才、有辩证思维以外，还因为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表现在:由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比儒家所处的古代社会分工更细、社会化程度更高，人性对象化更丰富、异化也更严重，有更丰富的劳动创造物可供人们反观人性;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大发展，使科学如数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修养很好的马克思有足够的有关自然的材料来解释人之所以为人而不同于自然的问题。古代中国儒家那些形而上学思想家如孔子、孟子、荀子、朱熹、王夫之等，不能说没有天才，没有辩证思维，但是既处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环境里，又缺乏关于人的足够科学材料，使自己关于人性问题的思考不能不留下抽象的痕迹，不免令人遗憾。
二是马克思讨论人性的思维方式，继承了黑格尔为代表的形而上学思路，即“美好人性→外化→回归美好人性”这一正、反、合三一公式模式。这和儒家孔孟、程朱陆王为代表的人性论思维模式相近。儒家主张“天命之谓性”而且“人性善”，后天的人则“放失良心”，于是只能“求其放心”或“尽心知性知天”，也就是王阳明的“致良知”。马克思借用黑格尔辩证法，认为现实世界就是人性的异化，而私有财产占有，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加剧了人性异化的恶劣形势;共产主义的实现，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正是美好人性的全部实现。
但也要注意，马克思的人性论和儒家人性论在相同中也有很大不同:一是对作为逻辑出发点的美好人性，马克思很少单独给予说明，他绝对没有对人性先天情况如何进行形而上学断定。当他说没有异化的人性的美好时，总是针对异化的情况来说明;他对人性异化情况的说明也总是具体的说明。其次，马克思还特别对“外化”环节给予了特别关注。他的唯物史观可以说就是人性异化历程史观;阶级斗争、革命等，也都是异化情况下的有一定权变意味的办法，是没有更好办法的办法;马克思决不是天生爱好斗争、革命的学者，他也不将斗争、革命看成是人性中的基本内容。在外化环节的具体讨论中，马克思突出了人的自由、人的普遍性、人的意识、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之间互相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意味着，按照马克思的意思，我们决不能单独谈论人的自由、人的意识、人的普遍性等，也决不能单独谈感性的实践活动，以为其中没有普遍性的、理性的、自由的、精神的等等非感性的内容。也只有这样的有体有用的实践活动，才可能真正支持人从异化的长期历程中走出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将外化活动建立在人的社会实践、人类的文明史进程的基础上，这就超越了黑格尔仅仅局限在逻辑思辨的“外化”“回归”模式，也超越了儒家“天——人——天”的人性论思路，而成为真正有科学性的人学思路。
此外，马克思还着重发掘了从社会历史角度确证和实现人性的途径，对于古代中国思想家们强调个人修养以带动整个社会文明进展的思路，无疑是一个有益的补充，是对儒家个人修养方案的科学的完善。儒家个人修养的先验基础是天人合一，达到的最高境界也是天人合一。在马克思看来，前一个天人合一只是抽象地反映出的自然界，后一个天人合一只是抽象地反映出的人类社会，以及在社会历史进程基础上的人类理想的实现。马克思认为，社会不只是个体人的机械组合，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实际上，“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P122)。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天人合一发展成为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下的社会历史进展历程，这就是人类文明史进程。联系到现代新儒家仍然局限于抽象的天人合一思维模式，长于讨论个人修养及其形而上理论基础，而对整个社会历史整体的进步缺乏如实、合理而有效的科学认识这一思想弱点看，马克思所强调的这一点，对于传统儒学思想的现代化仍有意义。一种既重视个人修养又强调社会文明史发展的中国新人性论的诞生，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迫切要求。
马克思人性论关于人性的完全实现的科学思想，既是对儒家心性修养理论形而上学性的克服，也是以科学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对儒家个人心性修养理论的科学补充;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的人性论才能实现对儒家思想的历史超越。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超越传统思辨的形而上学，是因为，马克思十分强调人性认识的经验科学性。马克思意识到，“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P128)“现实的科学”的基础是感性;在感性能力发展的基础上，人类关于自然的科学认识，和关于人的科学认识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这就是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
从中国人学思想史发展历程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继承并超越了夏商周三代的宗教思想，不否认神的存在，也不讨论神的问题，而是对鬼神“敬而远之”，从而建立起以人文、理性为特色的形而上学的人性论思想体系。孔子不是有神论者，也不是无神论者;他以其人学思想，显示出思想史上人文对神道、理性对“盲目信仰”、学术对宗教的历史性胜利!但从马克思的角度看，孔子改造传统宗教，他所反对的，“并不是盲目信仰的本质，而只是这种本质的某个形式”［2］(P21)，孔子只是不满于传统宗教中人文的、理性的因素不足，而希望建立理性的形而上学，来代替宗教安慰人心的功能。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并超越了中西古今形而上学的人性论，不否认先验人性的存在，却又不讨论人性的先验性问题，而是对先验人性“敬而远之”，从而建立起以人文、感性经验为特点的科学的人性论体系。马克思根本不讨论人性本体，只是继承了传统人性本体论的问题和部分思维方法而已;马克思坚持围绕人的社会实践来讨论人性异化及其克服问题。结果，他以有经验科学色彩的人性论，显示出经验科学对形而上学的胜利，也可以从整个人类思想史上说是人文对神道、理性对盲目信仰、学术对宗教的进一步胜利!
在中国思想史上，孔子和马克思是高高耸立的前后两座里程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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