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铎(1)
汉中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汉文化的重要成分之一。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期曾有过惊人的辉煌，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汉中文化的特征和禀赋也比较明显，吸纳、融会了东西南北中的诸多文化因子，南北兼容、东西贯通，粗略地看什么都有，仔细考究，什么都不突出，似乎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都代表汉中文化的整体风貌和状态，都不足以表达汉中文化的禀赋和特征。那么，什么是汉中文化？汉中文化的禀赋和特征是什么？汉中文化在现代工业文明中又处于何种地位？笔者就此谈一点粗浅的个人看法。
一、汉中文化溯源及历史地位
汉中文化，是汉文化的一个区域性表现形态。从广义上讲是中国文化（即汉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渊源之一，从狭义上说，是发源和衍生于汉江中上游地区秦岭巴山之间的一种具有独特禀赋的地域性文化。在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民情风俗、生活习惯、劳作方式、地方戏曲、乡音民歌等诸多方面，既体现了汉文化的共性，又存在鲜明的地域性文化个性。汉中文化既不是一个历史断代式的概念。当然也不是一个时代文明的标志性概念，它是一个禀赋独特的区域性文化名称，是该区域所有文化现象的总和。汉中文化在中华民族大融和与国家的大一统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中文化是中国文化（即汉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远在8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期，人类就开始在以汉中为中心的汉水中上游地区生息繁衍，创造了比蓝田猿人更早的旧石器文化，因此，汉中是我国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中的一个重要文化分布区。美国考古学家阿金斯教授认为：“从这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根源”。(2)此后，以汉江为载体的水路交通和以栈道为标志的陆路交通的发展，使汉中无可替代地成为东西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和融合点，成为联系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的纽带，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进入春秋战国后期，秦岭巴山之间汉水中上游地区逐渐成为中国南北政权的政区分界线，汉中又成为南北政治、文化的交锋、对接、相互融和的发生地，因此，这一区域在汉文化的积淀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就更加明显，更加重要。
汉中文化在汉民族的融和与国家政权统一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民族融和、国家统一的实质，是文化的认同、融和与皈依。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中华民族的统一，其实质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期所在的黄河流域中原文化，同长江流域成都平原巴蜀文化，长江中下游区域的江汉平原楚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和。而汉中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必然是这三大区域文化交融的过渡带和交汇区，承担着缓冲阀、黏合剂的作用，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从军事方面看，汉中在冷兵器时代的历次统一战争中，都处在双方激烈争夺的咽喉要冲。商朝末期，汉中（古褒国）属蜀国势力范围，褒国就和蜀人一起参加周武王伐纣的战争。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12），秦“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史记·秦本纪》）。三国时，曹魏和蜀汉抗衡，南宋抗金。这些军事行动形成或维护了统一的国家政权，加速了南北文化的交融，促进了汉中文化的融和、成熟。
在经济上，汉江作为长江最大的支流有强劲的水运能力，长期以来担负着秦巴腹地同长江中下游江汉平原经济文化关联的重任，不仅对汉中的商贸流通，和经济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汉中盆地和中央政权的联系，以及同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和中原地区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的信息沟通、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思想文化方面，汉中屏秦巴、倚汉江的区位特征以及作为汉王朝龙兴之地的历史渊源，决定了汉中文化既为汉文化发祥地之一，具有与汉文化高度同一性，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汉中文化承载着衔接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原文明和长江上游地区巴蜀文明的责任，又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过程中形成了既不完全模仿中原文化，也不照搬巴蜀文化的区域性文化特征。汉中虽然嵌夹于秦岭巴山之间，但区域性文化形成、演进的整体水平和华夏文明的总体进程基本同步，且在汉文化的衍生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汉中文化孕生和养育了我国历史上“走向世界第一人”张骞。张骞忠于国家，不畏艰险，敢于冒险的开拓精神是汉中文化最精彩的亮点，是对汉中文化禀赋的最好诠释。李固不畏权势，忠正鲠直的精神和“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哲学思辨是汉中文化禀赋的又一体现。诸葛亮从汉中北伐曹魏时，提出并身体力行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今都是中国文化最受推崇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同时，张良淡泊名利、功成身退，张鲁公共资源平均占有，社会互助救济等思想，不仅是汉中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农耕文明时期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
汉中又是汉文化“汉”字称谓的发源地。刘邦因汉中而封汉王，因汉王而得天下，故仍用“汉”字给他的新王朝冠名为“汉朝”。此后，中国文字、语言、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整体文明都逐渐开始以“汉”字冠名，汉代、汉人、汉字、汉语、汉族、汉文化等等，无一不以“汉”字称谓。以区域性地名而统冠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这的确是汉中的荣耀和骄傲。可以说，汉中文化在农耕文明时期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区域特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区域性文化。它既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又有一些超越传统文化独特禀赋。从总体上看，汉中文化仍属于是农耕文明的产物，难以完全跳出传统文化的窠臼，带有浓厚的自然经济的印痕。但是，一些局部和个别特征在传统文化脉系中又显得有些另类，显现了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现代文明的曙光。
二、汉中文化的禀赋和特征
1.开拓性和多样性
在漫长的史前文明和农耕文明时期，汉中通过汉江和栈道这两大渠道同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使汉中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能够及时地吸吮外部世界的文化元素，始终能够和中国文化同步演进和发展。汉水中上游出土的考古发现，汉中先民创造的文明中已经沉积着许多南北兼容的外向型文化基因。梁山旧石器时代的“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尖状器”极具欧洲阿舍利式手斧的风格；南郑龙岗遗址和西乡何家湾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中的绝大部分的造型、纹饰，汉水流域及其支流水河流域出土的近千件精美的商代青铜器的造型、纹饰等等，都说明了汉中的先民们已经和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化有深度的吻合和广泛的交流。
汉中城洋殷商青铜器，既有北方殷商文化的风格，又具南方巴蜀文化的特色。特别是圆形手斧的出土，为汉中文化在东西方文化的早期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线索，说明汉中文化在形成之初不仅融合了我国南北文化的因素，同时也很有可能吸收了西方文明的成果，从形成之初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种在不断与外部文明衔接和共融中的一种开放型文化。
是什么动因造就和促使汉中文化能够在农耕文明时期就具有令我们惊讶的开放性和多样性呢？我们必须从文化生发的根本，文化的创造主体——“人”入手，来考察、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
在农耕文明时期，落后的生产力和落后的小生产方式使文明的创造者被分散、分割、封闭、捆绑在一块一块的土地上。人与人之间基本没有什么交往和交流，“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反映在文化上，必然具有更多的保守、封闭色彩。汉中虽然位居汉水中上游的秦巴腹地，但栈道贯通南北，汉江连接东西，形成这一区域在农业文明时期难得的外向型地缘优势。这里既是中国自然地理的南北分界线，又是政治交锋、军事争夺、文化交流的结合部，为人口提供了迁徙、流动、群体重组的可能与便利，为思想文化的交流和交融提供了较好的客观条件，使汉中在农耕文明时期就初步具有开放、兼容、多样的潜质。
早在三代时期，褒国部族就居于汉江上游谷地。夏代汉中属古梁州，殷商时期属巴方（《汉中地区地理志》）。褒人服从周室最早，他们与巴蜀等南国（周人把秦岭以南的各部族称作“南国”）众部族曾参与武王伐纣之师，并很早就有婚姻关系（朱林枫《汉中古风与古刹》）。公元前200多年前，秦灭蜀后，汉中归属于秦，至汉代素有蜀汉之称，文化民俗始受秦风蜀韵的濡染。
东周郑桓公时，又有“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郑为称”的郑人南迁之说。《史记·高祖本纪》载：“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这是向汉中的第一次成建制的大规模迁徙。《汉书》载：“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三国时，建安十九年（214），曹操攻武都，迁部分氐人至陕西汉中。次年破张鲁，又汉中氐人至略阳。诸葛亮第一次伐魏，“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又曾“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汉中“户出十万，财富土沃……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华阳国志》）。这都足以证明汉中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移民集中地，在两汉三国时成批的频繁迁徙。
此后，随着华夏文明重心南移，汉中军事上的战略意义有所弱化，但是，以蜀道为依托的茶马互市经贸交易活动却在客观上强化和提升了汉中在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从南北朝时起，蜀道一直承载着川东、川北、湘、鄂之间的物资运输和中原地区的以茶叶为主的商品与广袤的西北地区乃至中亚、西亚、北亚和阿拉伯进行贸易的重任。宋代，因茶马互市一项，汉中的商贸地位就并列于开封、成都等城市。《宋史》曰：“汉中买茶，熙河易马”。《明史》载：汉中“繁盛虽不及长安，亦陕西第二大都会也”。
明末清初之际，汉中盆地移民再现高峰。关中兴平、武功、户县一带名门望族举家南迁洋县一带，晋、赣、川、鄂的流民和部分商人迁入南郑、西乡、城固等地。最终形成汉中人口“土著无多，老民不过元、明、清初，新民则数十年内侨寓……新民两湖最多，川民亦多，次则安徽两广，再次河南贵州”（见《汉中地区地理志》）。
这种广泛、连续的人口迁徙和大量的经济联系商贸往来，造就了汉中的民俗、民风的多样性。洋县和城固只隔一条湑水河，口音和部分习俗就迥然不同。洋县至今都顽强地保留着关中秦音的腔调和韵味，洋县人的生活习性和民情风俗都显现出明显的秦地特点。镇巴、南郑、西乡一部口音明显具有川腔川味。汉中的汉台城区内的四门八关口音差别也很大。汉中原生态民歌也显现了汉中文化多样性基因。略阳一带的原生态民歌就带有明显的黄河上游陇南一带民歌的韵味，镇巴及西乡、南郑、宁强一部是川味十足的巴山声调；洋县的民歌就保留着浓厚的关中底蕴，洋县、城固、汉台、南郑沿汉江流域两岸平川地带的民歌就介乎于川腔和秦音之间，于高亢、雄浑中带有悠扬、婉转韵味。
汉中地方戏曲也是对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关陇文化的精华广为吸纳、兼收并蓄的最好佐证。上世纪30～40年代，汉中城区内就同时容纳了京剧、秦腔、汉剧、汉调桄桄、歌剧、话剧、汉中曲子、曲艺杂耍等，还有城区以外的端公戏，汉调二黄，汉中曲子，洋县碗碗腔，八岔戏等剧种。在吸纳、兼容多种戏曲的同时，汉中人对汉调桄桄进行改良、移植，培育。汉调桄桄属于西路秦腔，于明成化、正德年间南传汉中后，在生、旦、净、末、丑各行当的念、唱、做、打等戏曲要素上，吸纳、融会了汉水流域的音韵歌律和风物情调，特别是在唱腔上吸收、移植、糅合了汉调二黄的优美、柔丽的旋律和韵味，在念白上则采用汉中当地的土腔土音，并大量吸收方言、俚语，从而牢牢植根于汉中大地，最终形成了一种适应本土文化需求和文化生态又独具风格的全国唯一剧种。
汉中文化的创造者和承载主体——汉中人的群体结构呈现了几个农耕时代少有的现象：一是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在数量上和原汉中土著居民势均力敌，都不具备同化对方的数量优势；二是结构和成分比较复杂，来自秦陇、湘楚、巴蜀等地，士、农、工、商、流民皆有；三是东西南北的文化特色对比强烈，难以在较短时间里融合为一种具有整体性的统一文化特征；四是从四面八方迁徙汉中后，又被分割封闭在相对孤立的空间，缺乏文化交流、融合、同化的客观条件。
汉中文化的创造主体这种复杂的渊源和结构，使汉中文化从形成之初，就具有较强的远缘杂交优势和较为开阔视野，并由此自然而然地引入多种文化因子和多元的文化需求，促使汉中文化生成向外张望的心理趋势和对外开放欲望，始终能多方面、多层次、多渠道地够吸收其他文化理念，使汉中文化始终是一个根系发达、营养丰富的文化体系。表现在文化形态上，是以一种开放、拓进姿态和多样并存、兼容、融合的个性，具有强烈的开拓性和鲜明的多样性禀赋。这些禀赋都与传统文化中“安土重迁”“安贫乐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等封闭状态下的小农经济惰性心理和思维惯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汉中文化在农业文明时期就存有一些传统文化中少有的闪光点，在某些局部已经初步具有超越时代的文化意识，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汉中文化中朦胧的现代意识，这在农耕文明时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2.人本性和享乐性
汉中北有秦岭隔阻，南得巴山屏障，且又地处中国地理秦淮南北分界线以南，居于长江最大支流汉江中上游。在长期的农耕文明时期，一方面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权利纷争，社会相对稳定，居民能够安居乐业；另一方面在自然地理的诸多要素上具备农耕时代优越条件，具有典型的南方特征，并辅之于北方的生态要素，集南北之长。因此，汉中在农耕时代就物产丰富，南北兼有、东西皆宜，生活殷实，民情憨厚，史称兴元府“平陆延袤，几数百里，壤土演沃，堰埭棋布。桑麻秔稻之富，引望不及。”（《汉中府志》）
汉中文化孕生于上述生存状态和社会环境，必然产生注重自身物质享受和精神需求的主观意识。表现在精神文化上，追求生命质量，注重生存环境，讲究安逸、悠闲、自在的精神境界。汉中民间读书向学风气甚浓，但汉中读书人的内心深处大多在于自我完善和人格修养，功利性目的很少，不求闻达于世，但求饱学旷达。在科举年代汉中盆地虽无高中金榜的记载，但民间仍然崇尚“耕读传家”，重在“修身齐家”。从汉中的地名“廉泉、忍水、文川、武乡”亦可窥其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状况，更多地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人本思想。
汉中人的从教信仰表现出一种自在、随意的文化趋向。信仰完全取决于人的自我感受，只在乎信仰的过程，不太讲究信仰的目的；只是把宗教信仰作为精神寄托，而不是人的思想枷锁和精神羁绊。一方面表现了传统色彩的强烈和人本趋向的明显；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文化中虔诚、持恒、守道等精神的反叛；再一方面也表现出一种自由和宽容的文化环境，潜伏着一种朦胧、原始的信仰自由思想。汉中是道教的发源地之一，东汉年间道教就以“五斗米道”在汉中兴起，东汉末年还有唐仙观，北魏前的洞阳宫等道教活动场所。汉中在道教盛行的同时，并不排斥其他宗教的传入。佛教、伊斯兰、基督教、天主教也先后传入汉中，这些宗教能够各自自由发展，和平共处，教民之间也不互相攻讦。(www.xing528.com)
汉中人自古以来就很注重物质享受，在衣、食、住、行诸方面都很讲究，善待自我。《隋书·地理志》说：“汉中之人……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味。”至今，汉中的饮食文化都很有特点，菜肴丰盛，品种繁多，口味多带麻辣，接近川菜系列，民间多食白米细面，食不厌精。汉中人嗜酒好饮，汉中11个县区均有酿造烈性酒的历史。在洋县谢村酒厂附近出土的两尊青铜盛酒器具，经考古专家鉴定均系公元前十四世纪商代时的酒器。这表明至少在三千多年前，汉水中上游已经生产和饮用类似黄酒的饮品。《洋县志》载：“洋民好饮食，平坝民多用糯米酿成黄酒，小村店必开黄酒馆或挑至村中卖之，男女沽酒极其混杂，并有采草药作酒曲……”一派田园牧歌景象。汉中自古就是著名茶乡，素有品茶的乡俗民习，读书人更是“以茶行道，以茶雅志。”《西乡县志》载：“西乡产茶始于秦汉，胜于唐宋。”可见，汉中产茶品茗始于战国，汉中自古就是茶马互市的重要供茶地，汉中的许多地名如茶店、茶镇、红茶均与茶字有关。
汉中人自古以来衣着打扮都很讲究，比较时尚、趋新，特别是汉中姑娘的穿着总是紧跟时代潮流，表现了一种清雅、恬淡、闲适、享受的精神追求和文化状态。这些现象在当代表现得更加明显，足以反映汉中人在总体经济滞后的情况下，在精神享受、文化娱乐、衣着打扮等方面却敢于超前消费，生活理念往往比较其他地区要大胆、前卫。
汉中文化中的人本性和享乐性，从总体上看仍然属于农耕时代小生产方式下的文化现象。从人本主义的角度评判，注重自我，重视生命质量，追求安逸、稳定的社会生活等等符合农耕时代普通的民众精神需求，也是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但是，对物质生活的强烈追求，趋新、时尚、贪图享乐、超前消费等观念，却和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格格不入。这对节俭、内敛、守成持中、安分守己、清心寡欲等等文化理念是一个挑战。不难看出，汉中文化中的这些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区域群体对旧有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一定的离心倾向，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比较强烈，恰恰是这些游离、超脱于传统文化的趋向，造就了汉中文化的又一独特禀赋。
3.厚道和奉献精神
文化的多样性、兼容性禀赋必然生成宽容、厚道的民情风俗，最终造化为一种宽厚大气的胸襟和坚韧、奉献的精神境界，一种着眼于国家大局和民族大义的文化品格。每到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汉中文化就会表现出这种难能可贵的文化精神和整体的道德观念。
秦末汉初，“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高帝东伐，萧何常居守汉中，足食足兵。”（《华阳国志》）
南宋时期，汉中地处抗金前线。在近一个世纪的长期抗战中，南宋西北战场的数十万抗金大军一直以汉中为指挥中心和后勤补给重地。南宋抗金名将吴玠、吴璘、陆游等都先后在汉中主持抗金战事。汉中人民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以国家大局为重，义无反顾地倾尽全力支持抗金大局。一方面，从物质上，勤恳劳作，发展生产，节衣缩食，为西北战区秦岭一线的抗金战事提供充裕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在抗金战争紧要关头，汉中人民自发地组织了六七万人的民兵，号称“兴洋义士”，主动投入到抗金战争的重要战役中，为秦岭一线的抗金成功作出了贡献。南宋抗金名将虞允文评价：兴元、梁洋之民，素好骁勇，实可济事……获其死力居多，其为用也过于官军。（李烨《洋州义士》）这充分地显示了汉中文化的坚韧和奉献精神。
抗日战争时，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当时全国国统区仅存西南、西北两大片区，而汉中就再一次成为连接西北、西南两大战略后方基地，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同时，汉中又和重庆、昆明同为全国三大文化教育中心之一，学者、专家、海内名流云集。汉中盆地陡然剧增大量的外来人口，汉中人民以高尚、宽阔的民族情怀和坚韧、奉献、厚道的胸襟，给流亡汉中的同胞们提供了大量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安慰，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和牺牲，再一次熔铸和考验了汉中文化的品质。
这充分说明汉中文化确实具有坚韧、厚道、温顺、自我约束、甘于奉献的品行，也就是这种厚道、奉献的文化精神，才能够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肩负起历史的重任。
4.保守性和封闭性
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远离都会，四面环山的地理条件却成为汉中的先民们以小生产方式自给自足，安居乐业的一块好地方。这种安宁和富庶，又造就了汉中人悠然自得的心态。满足于身边的利益实现，陶醉于眼前的生存状态。对外部世界缺乏强烈的探求意识，对幸福没有更高的奢求和攫取愿望，对财富也没有强烈的追逐欲求，进而对获取幸福和财富的途径和手段就没有新的探索和拓进。因此，汉中文化在具有明显的开放意识和灵动的外向型态势的同时，又带有明显的封闭、保守的文化色彩。
以张鲁的“五斗米道”为标志的中国道教雏形中的保守性文化其所以能够在汉中生根、传播，并能建成政教合一的统治机构，行使对汉中的30多年的统治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汉中文化与五斗米教基本教义契合的产物，是五斗米教中蕴含的那些原始共产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与汉中文化中的那些自给自足，封闭自守的小生产基因一拍即合、互为声张的结果。故《隋书·地理志》曰：汉中之人“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
汉中地域儒、道、佛、基督、伊斯兰教一应俱全，且各自都有一部分虔诚的教徒。汉中境内寺、院、庵、观、堂、宫、阁、殿、祠、坛遍布汉水两岸、秦巴之间，以当时汉中人口总数和寺、庙、道、观的数量计算，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隋书·地理志》：汉中之人“好祀鬼神，尤多忌讳。”《汉书·地理志》：“……信巫鬼，重祭祀。”这种对宗教的依赖和迷信，与文化的保守与封闭有极大的因果关系。
汉中文化的保守性和封闭性既是传统文化的共性表现，又是汉中文化由于地域性的客观条件使然的个性体现，是汉中盆地逐步远离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要枢，淡出中华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的中心圈的必然结果。汉中文化在明清以来始终未能跳出保守、封闭的桎梏，未能修积、营造一种广阔、张扬的胸襟和雄健、锐进的文化心态，总是囿于一种自足自娱，小情小调的境界，安于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的状态，逐步形成了地域性的文化表现，也就是说，致使汉中文化沉淀了一层保守和封闭的色彩。
汉中文化的保守性和封闭性消减和弱化了汉中文化中原有的开拓性和开放性，同理，汉中文化的开拓性和开放性又经常在减轻和消解汉中文化中固有的保守性和封闭性。汉中文化一直处于这种自身的碰撞和矛盾之中，相互抵消、相互刺激，彼消此长，互为作用，因此，哪一个方面都不突出，哪一个方面也不明显。这种状态恰好就是汉中文化的独特之处，就是汉中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基本禀赋。
三、对汉中文化的基本评价
汉中文化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汉文化的基本品质和特征。汉中文化给汉文化的全面繁荣和整体辉煌丰富了内涵、增添了光彩，是中华民族大融和、大团结的精神支撑和文化凝聚力之一，也为中华民族文化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贡献。汉中文化又是独具鲜明个性的区域性文化，其中蕴含的开放性、多样性、融合性以及人本主义等特征和禀赋在农耕文明时期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体现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也是现代意识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之一。
应该看到，汉中文化具有很多有利于工业化现代文明的优秀潜质和基因。同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自身还在不断地调整、吸收现代化理念和新的文化元素。“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新思想冲破大山隔阻，为汉中人所接受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何挺颖、左明、陈浅伦等都是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熏陶的一代杰出代表人物。此后，川陕公路、宝成铁路、阳安铁路的开通，汉中简易机场通航，有线、无线电话，广播、电视，因特网的普及等等都为汉中文化与现代工业化文明的交融提供了客观条件，使汉中能够在思想文化、信息资源、经济活动诸方面同外部世界基本处在同等的交流平台。航空制造工业群、核工业基地、车床机器制造大型企业等等落户汉中，既为汉中带来了现代化工业文明的精神，又是汉中文化吸纳、融和现代文明的重要见证。当代汉中当局明确提出：改革、开放是全国的大局，但对汉中而言，当务之急应该是开放、改革，开放是第一位的。而且，近年来，一直把修好西汉高速公路，新辟航空港口作为疏通汉中命脉的头等大事全力抓好。在重大建设项目规划上，坚持超前规划，分步实施等等，这都反映了汉中文化开放性等优秀的成分已经和工业文明时期的现代意识有效的结合、升华，汉中文化的现代性越来越强烈。
但是，汉中文化中原有的那些朦胧的现代意识毕竟是农耕文明时期的产物，从总体上看仍然难以完全摆脱传统文化的体系和脉络。缺乏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基础支撑，因此，那些在农耕文明时期衍生的开拓、多样、兼容等优秀、超前的品质和朦胧的现代意识，在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下的现代文明中开始显露出它的脆弱和苍白。特别是进入现代化工业文明阶段，文化中的狭隘、因循保守、自我封闭、小富即安等落后色彩就显得更加明显，呈现出倒置的“马太效应”，即在农耕文明时期的优秀、超前的成分越来越淡漠、弱化；反之，保守、落后的文化成分却越来越清晰、强劲。上世纪七十年代，汉中对一个超大型现代企业、铁路分局等落户汉中的冷漠态度以及某县拒绝铁路经过县城的事实，就和一百多年前清政府拒绝修铁路，视工业化为奇技淫巧的历史竟有惊人的相似，这就决然不仅仅是个别领导人决策失误的问题。这样的决策在当时无疑有相当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在那个“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的时代，这种农耕思维对工业化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同时，在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对峙中，汉中文化中的开拓、兼容等已经被强大的传统的农耕文明惯性所淹没，原有的趋新性在现代社会中也显得淡薄、脆弱，停留在表面化和浅层次，更多地表现为对时尚的流行和表象的猎奇、追逐，尚未升华为现代化过程中所需要的整体的现代意识。
汉中文化中的封闭性、保守性和落后性至今还有相当顽固性的思维惯性，导致汉中文化未能完全从农耕文明时期的小生产意识中蜕变、升华出来，营造一种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思想氛围和文化精神。因此，汉中的发展就显得缺少开放、开拓的胸襟和气度，欠缺磅礴大气的文化力量支撑，小农经济的色彩比较明显。例如，在汉中进入工业化时代至今没有领先时代的产业和拳头产品形成。什么都有点，什么都成不了气候，缺乏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更难以进入国际大市场。改革开放以来全市11个县区，有10个县区都生产过白酒，至今仍是城固、洋县、勉县三雄并立在小盆地里争抢市场，能量自耗。汉中的茶叶品牌有镇巴秦巴雾毫、南郑汉水银梭、宁强雀舌、勉县定军茗眉、西乡午子仙毫、略阳杜仲茶，近年城固、洋县也开始茶叶生产，但谁都没有规模优势，谁的品牌也作不大。追根寻源，还是一个文化问题。浙江全省就作一个“龙井”品牌，西湖周边核心区的称为“西湖龙井”，外围一些的为“杭州龙井”，再外围的叫“浙江龙井”，如今龙井已经成为国际品牌。这都是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启发我们应该从经济现象的背后去探寻深层的文化问题。
四、汉中文化的研究方向
目前，汉中文化的研究仅仅只是掀开了冰山一角，笔者以为仍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把研究工作引向深入：
（1）紧密结合当前对地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抢救、保护工作，研究汉中文化的特征及其优劣利弊，探索地域性文化如何为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提供优良文化底蕴。
（2）研究汉中文化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明的嬗变兴衰，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区域性文化如何不断补充、增强自身时代性，以利于推动现代化建设。
（3）研究地域性文化在涵养人文资源，提升文化品位，营造人的精神家园，提供人的精神皈依等方面的作用、功能。
（4）探索对汉中文化优良禀赋的保护、延续、进一步弘扬光大的途径，以及在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地域性文化如何发挥作用。进一步挖掘、扬弃、发挥人文资源的巨大能源作用，为时代进步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原动力和民族创造力。
【注释】
(1)王铎（1955－ ），男，陕西省城固县人，陕西省汉中市文化局局长，主要从事地方文化研究。此文原载《陕西理工学院学报》2008年2月，第1期。
(2)阿金斯教授在考察了陕西省南郑县龙岗寺后，作出该判断，现保留在龙岗寺文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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