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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女性媒介比较研究:探讨女性主义与核心问题

时间:2023-11-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主题在于上述性别理念的根源和自动方式的规定,以及由此而来的两性解放。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中男性与女性的本质是平等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规定,性与生殖是自然的内容,是与公共生产活动无关的私人领域。

中韩女性媒介比较研究:探讨女性主义与核心问题

二、女性主义及其核心问题

通过马克思主义“阶级与理念”概念,女性主义理论建构的“性别”概念给20世纪人类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同样,也成为主导21世纪社会变化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将“阶级”用做人类和社会分析的核心概念,那么女性主义理论就是将“性别”用做人类和社会分析的核心概念。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主题在于上述性别理念的根源和自动方式的规定,以及由此而来的两性解放。

然而,虽然几乎所有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都同意性与性别的概念区分,但由于根据理论对性的本质的视角、性的不平等产生的根源(女性受压制与歧视的根源),及其维持体系的视角各自不同,其理论分析的着眼点也不一样。因此,为克服性歧视而进行的政治实践的前景和战略也各不相同。女性主义是应对规定性压制与不平等的原因的社会科学理论,同时又是要求克服这一点的政治实践的社会运动理论。

(一)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1.理论前提: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以将人类看做理性存在的西欧自由主义哲学为基础。它将“理性”看做与“肉体”相区别的人类的精神能力(在此,包含对肉体的精神优越性),认为该理性能力是个人的资产,且所有人都平等地具备。自由、平等的自由主义理念正是作为同一的理性存在的,是人人应该同享的权利(Jagger,1983b)。

与此相同,由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将人类的本质合理性建立在理性上,故男女两性的生物学差异并不是太重要。正如身高和体重与人性无关一样,人种和性等身体特征也与人性无关。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中男性与女性的本质是平等的。换言之,男性与女性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人类的本质。因此无论人的社会作用还是公共领域的进出,并非取决于性别或人种、阶层,而是取决于个人的能力,但尽管如此却存在着男女的不平等。按照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男女两性“虽则本质平等,却在社会中不平等”(Jagger,1983b)。

2.性不平等的源泉与性别同质性

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看,由于社会上存在对女性化与男性化的社会刻板观念,性的不平等不断被生产和再生产,由此挑战着男女两性的性别偏见及由此带来的固定的性别分工。例如,女性=感性的、非逻辑的、不合理的、依存性等关于女性化的一系列固定观念:(1)通过“性别分工社会化”,特殊规定女性的社会作用;(2)贬低女性与女人化的东西;(3)认为女性的潜在能力有限。因此,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为了证明男性与女性的心理差异不是天生的而是“性别分工社会化”的结果,对性别分工的内容与社会化过程进行了分析。

3.政治运动的指向点

消除性别不平等的方法是消灭性别刻板观念。最理想的社会是性别刻板观念被消除了的两性(androgynous)社会。两性社会的成员不按生物学划分或进行“男性化的”、“女性化的”划分,相信男女应该在同一条件下,按照各自资质自由发展男性化或女性化的特征。

4.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批判

然而该视角与其他女性主义不同,它坚信在已经存在的家长制体系中,只要根据理性的讨论就可以消除性别分工的社会化,从而保证性别平等的实现。因此,该理论被批评为在父权制体系内进行温和的改良,并未触动父权制压迫女性的基础。另外,由于该视角将人类看做个别的、独立的存在,被批判为其忽视了人在其他社会关系历史中具有不同的能力和欲求的存在(例如:人种、性别、年龄决定的存在)(Jagger,1983a,p.47)

(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1.理论前提:历史唯物论

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人类作为具有生物学欲求的存在,其自身生存所必需的资源依赖外部自然。在此,人与其它动物不同,人类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肉体劳动来改造外部世界,满足自身的需求。马克思称之为“实践”。然而,实践的核心在于其为“社会行为”。换言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欲求虽以生物学为基础,却并不仅仅由生物学决定。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人的生物学属性与社会经验辩证的联系不可分割,反而通过相互作用产生关联。人的生物学属性与人类社会的辩证法相互作用,通过人的社会实践(即劳动)在变化、发展人的本性过程中不断进行。换言之,“手是劳动的工具亦是劳动的结果”(Jaggar,1983a,p.62)。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具有生物学欲求的社会存在,故强调为了人类生产所必需的个人间的相互依存性。因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非来自个人间的竞争,而是资本家阶级与劳动者阶级的分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为了消除矛盾的根源,而颠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来消除阶级压迫。

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前提下,人类的生物学特性(性的特性)与人类社会的辩证法关系反而在其他女性主义理论(激进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中,对女性压制起了更大的作用。即,根据他们的观点,性别的特性是由生物学特性和社会条件之间的辩证法的相互作用决定的。

2.女性压制的起源:私有财产制与家长制

马克思关于人类本质的历史唯物论的假定,包含了人的本性通过劳动过程实现的社会建构物的意义。然而,马克思不将性、生育等生殖欲求与衣食住等人类的欲望等同。马克思与恩格斯将衣食住等欲求当做能使历史变化的元素,认为它们可以推动社会组织的新变化。而人类的生殖欲求则是自然的东西,与历史变化无关。因此,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规定,性与生殖是自然的内容,是与公共生产活动无关的私人领域。

反之,马克思更加关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颠覆,他对女性的关注则集中在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分离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身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受压制是通过阶级的分离实现的。

为了反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从属地位是男女的生物学差异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的保守论调,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作为阶级社会制度带来的压制形态和资本利益服务的形态而一直存续至今。

恩格斯在其有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即使在最原始的社会中,妊娠和生产之外的事情也包含了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分工(女性——家务;男性——粮食确保与道具生产)。但是,恩格斯认为,当时各种劳动都是生存所必需的,因此当时的女性虽然被分工却并不处于从属地位。

恩格斯指出,农业畜牧业的开始以及生产力的附加产出,使通过私有财产制实现的最初的阶级社会得以形成。这一发展发生在男性的生产领域,因而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支配成为可能。按照恩格斯的分析,作为使得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制度,家长制的一夫一妻制仍然存在,因此古代的矛盾也在存续。

恩格斯对女性从属地位起源的分析与其他女性主义者的主张相似,否认女性的受压制是普遍现象。大规模的产业化使得劳动者阶级的女性被带入劳动市场,她们随之脱离了劳动阶级的男性;与此相反,资产阶级的女性却由于依存于资产阶级的男性,反而受到更多的压制。因此主张劳动阶级的女性和男性一起,对于颠覆资本主义拥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资产阶级的女性虽然也拥有同样的利害关系,但这不是出于阶级的利害而是源于性别。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一般来说,资本主义压制劳动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支配优先于男性的性别支配。作为集团的男性集团对女性集团的支配是不应有的谬误。原因在于,劳动阶级的男性并无对女性实质的权力。

因此,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以自由主义为中心的其他女性主义的观点都将女性被男性压制作为所有阶级女性的共同利益,模糊了阶级的差异,故而是资本主义理念。

3.政治运动的指向性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不是从生物学而是从阶级分化的社会现象的角度来把握女性的从属地位的。在阶级产生之前的社会中,女性并非以从属的性别存在,现代劳动阶级的女性也非从属性的存在。该理论相信如果阶级不存在了,那么造成女性从属地位的物质基础即劳动的社会分工自然也会消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论点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主张消除劳动市场中的性区别的论点相似。

4.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阶级的消灭可以带来性别分工与性差别,这一观点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劳动分工的起源相左。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主张与自由主义不同,其认为劳动的社会分工(家事与育儿)起源于生殖行为(生育)的差异,故而源自性别的劳动分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假如劳动的性别分工如他们所说是自然的事情,那么也就暗示了性别分工在阶级消失之后也不会消除。

如此,关于女性的从属与人类本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模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他们的理论包含了女性要参与所有生活领域的激进的观点,同时也包含了该观点不可完全实现的假定(由于生物学的差异决定的劳动分工)。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并不是为说明女性的本质与女性的压制而提出的理论,而是源自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支配将性支配看做优先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说明在阶级社会中是如何由少数人掌握社会的统治权,来统治多数人的理论。在其创造的阶级理论的延长线上,“阶级”概念被假定为解决所有压迫性问题的灵丹妙药。

此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定与生殖相关的生物学的性与政治(女性的从属与压制)无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劳动”以物质的生产和交换为主,即与男性相关的职业种类的劳动为前提。他们将很多女性的工作,尤其是生殖劳动排除到劳动之外,看做单纯的生物学过程和非政治的过程(私人的领域)。这不仅将与生育相关的女性的责任持续正当化,而且对非生育的劳动中女性的完全参与也起到了阻止作用,因而被批评为是男性偏向的理论。

(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

1.理论前提:家长制与性的政治性

由于不能满足于自由主义心理学对女性压制的考察,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们转而关注激进主义理论最突出的特征——人类生物学。保守的生物学结晶论为使女性的从属地位正当化而将理论依据放到生物学上。相反,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为说明女性的受压制而选择了生物学。

激进主义女性主义之所以被冠以“激进”,有两个含义。其一是为了与寻找法律和制度上的可改善点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相区别,说明激进主义是将性别体系整体上作为问题的。其二是与将女性压制当做阶级压制副产物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相区分,说明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将女性压制看得比其他压制更重。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如下:

第一,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在家长制的男性支配体系下,女性被规定为一个性的阶级。因此,所有女性作为被支配阶级受到“普遍的压制”。家长制是女性压制的根源。

第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将女性的压制看做其他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因此是占第一位的压制。

第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最大的特征,即最大的理论贡献是,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不同,它不仅将性的问题看做“社会的性”(性别)的问题,而且认为生物学上的性亦具有政治力量。

如上所述,与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不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生育和性行为这样的人类生殖生物学亦具有政治性。例如结婚、育儿、卖春、强奸,以及异性爱制度等亦成为其政治性分析的对象。它认为即使人类的性是生物学的,为满足该欲求的性活动的行为方式也可称为社会文化的产物。

在理论的展开过程中,立足于生物学本质论的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就性活动的问题与女性压制问题该如何解决,分为几个立场。有人主张无性的社会,有人主张性不分阶级,有人主张母权社会或由家长制社会独立出女性共同体社会。

2.四种观点争论

(1)性的政治性与两性的理想国

初期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未能完全脱离自由主义观点,关注性与性别分工问题。他们认为性不平等问题或受压制来源于女性的不积极态度,亦非女性自身的能力不足或失败现象,而是家长制之下的“性别作用条件化”的结果。因此,他们宣称以性为基准,归属于性的特征或行为,或者作用并不存在。

其目标当然不仅是附着在女性身上的性别特征,而且是性别作用的废止。他们认为建构男人性和女人性的互补性的两性关系,可能会是解决女性压制的办法。这一观点由米莱德(Kate Millett)在其《性的政治学》中提出。但她指出,传统的“自然之性”实际上由男性中心主义控制。她将由性区分的所有男女关系,看做所有权力关系的模范,主张“性的政治学”。

也就是说,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在分析男性对女性的压制之外,通过对强制性形态的方式的分析,使得强奸、卖春等与人类性行为相关联的现象,被当做政治学意义上的对象而受到集中关注。

◎理论批判(www.xing528.com)

米莱德在其《性的政治学》中提出可以通过有意义的两性实践解决女性压制,这种乐观的理想国理论被批判为未超出自由主义视角的限制。

(2)性的辩证法与知识发展带来的两性平等

这是激进主义女性主义最独特的理论,由菲尔斯顿(Shulamith Fireston)在其《性的辩证法》中提出。如题目所暗示的,菲尔斯顿为说明女性压制引入了马克思唯物论观点。然而若说历史唯物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是衣食住等“生产”组织的方式,那么菲尔斯顿关注的则是妊娠、生育等“生殖”问题。

根据菲尔斯顿的生物学结晶论,性别劳动分工具有生物学的基础。人的生殖(再生产)的生物学特性决定了“生物学家族”的社会组织形态,即由男性—女性—育儿构成的再生产单位,在任何社会都在存续。这是在肉体上,女性由于生育身体弱于男性,而幼儿弱于成人的两个“普遍性”事实的结果。

这种生物学关系是女性和幼儿存在所必需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即,女性为了生存必须依靠男性,幼儿由于母乳和其他的生存需求而必须依靠成人女性。这种为了再生产的两性分工,到后来就成了阶级起源的最初的劳动分工和世袭的阶级转型(依据生物学特征而来的歧视)。

◎理论批判

菲尔斯顿的生物学结晶论尽管有其说服力和独创性,但是大部分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并不支持。这是因为,菲尔斯顿认为男性支配的终止依靠高度发达的技术,而在其他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看来,从历史来看,高度发达的技术尤其是生殖技术,只被用来加强女性的依附地位,而不能使女性掌握技术的统治权。

此外,先进技术不仅造成了放射能、核废弃物、大气及水质污染等一系列自然破坏现象,而且世俗化了的医学技术反而威胁到了人类。因此,菲尔斯顿的观点对其他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没有说服力。以此批判为基础,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男女关系的和谐无法形成,由此出现了女性共同体结构的分立主义。

(3)女性主义分立主义

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女性评价低下相反,另外一部分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的观点对女性的“自然的”生育能力与心理特征赋予了特别的价值,并通过女性中心主义视角挑战传统的家长制价值体系。

马林·佛兰哲(Malylin French)认为以爱、怜悯、分享、照料等女性价值为基准,支配、结构、占用家长制男性价值再构成,主张最理想的社会构成就是视女性价值构成和男性价值构成同等重要的两性社会。

另一方面,玛丽·黛丽(Mary Daly)认为,家长制社会中反映我与他、主体与客体的思考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将人类分为两大集团的性别分工体系,故女性往往成为他者,女性为了成为具有自身的欲求与关心世事的自我,要解体主体、客体思维的性别二分观念,消除非我即他的认同。

黛丽的思考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两性同化模式形成对照。两性的同化模式为:其一,男性与女性具有互补的特质,他们的价值相同;其二,女性为了脱离从属地位,也应该发展男性特质。黛丽拒绝二分法的性别两极性自由主义探讨方式。

该模式不关心“男性化”与“女性化”是否有保存价值。例如,爱、怜悯、分享、照料等肯定的女性特质是家长制之下自我牺牲的表现。另外,家长制下所谓的女性美德,不是为了女性而是为了男性。故家长制象征体系中包含对女性的轻蔑意义的用语,在黛丽的语言体系中反而具有相反的品德。

总之,黛丽认为女性化是与“女人味”在本质上不相干的、男性作出的建构物,故而否定了两性化的理想。这是两性化将女性化包含到男性化之中,或将其消灭的缘故。因此要成为完整的人,以及要与真正的自我相交流,女性就应该从家长制之下歪曲的形象,以及家长制下涉及女性的称呼(例如玛利亚夏娃,贞女与妓女)等象征的所有内容中脱离出来。

(4)无性的社会指向

前文中,我们考察了美国的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从属主要源自生育这一生物学因素。但为了说明生物学层面的性之中隐含的性的政治性,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对育儿的自然性,以及女性身体,甚至生物学的性分类也提出了挑战。

法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莫尼克·卫悌克(Monique Wittig)认为生育行为是“强制的生产”的历史过程。生育是生物学的角度具有的特质,“忘记了我们社会中生育作为计划性的内容(人口学)的事实,忘记了我们生育小孩的自身的程序化”。

卫悌克甚至拒绝女性的身体在生物学上的特质,认为人们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肉体上都是由理念控制的。确切地说,相当于实际上是家长制理念创造了女性与男性。女性与其说是自然的存在,不如说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美国的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德沃金(Andrea Dworkin)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关注我们将人类分为两个生物学的性——即非男即女的概念化方式。

德沃金认为,以性的范围化来概念化人类,是无视个人的性特征多样性的存在论。从以生物学的事实为基础来看,决定人类将该性看做男性和女性的要素不是被分立的,而是在延长线上被散开的多性的种类(multisexed species)。只是由于以我们的社会被两极化的性的信念为中心结构化,我们未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而已。这是伴随最近遗传学的发展而展开的“何为性”的论争。

此外,德沃金认为我们的生物学理论不仅是社会的建构物,而且是社会支配集团反映男性利益的行为。进一步说,人类的生物学现实本身也至少有一部分被作为社会建构物来看待。换言之,文化的选择过程维持了特定的肉体面貌和本质化的性别属性,并发展之。

由上述立场来看,不仅是男性化与女性化,就连男性与女性范畴本身也不是单纯的生物学范畴,而是人为的文化范畴。该范畴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假若真是如此,则无须追求女性主义或母权制,因为这些制度是认可家长制范畴的。因此,卫悌克和德沃金都认为通过政治斗争消除男性阶级是消除女性压制的办法。因为男性阶级消失的时候即女性阶级消失的时候。故而他们的理想目标是建立“作为阶级的性”不存在的无阶级的无性社会。

(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1.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的批判与统合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部分批判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同时又统合了这两种理论。他们在同意激进主义将性的内容(性爱、妊娠、生产、强奸等)看做政治内容的同时,又强调女性压制的生物学本质性与家长制的普遍性,反而无视女性之间的阶级差异和家长制的历史性。因此对于如何克服这一点,反倒得出过分男女对立的非现实性结论。

另外,由于马克思主义仅仅将女性压制看做是阶级压制的附着品,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将其批判为“无视性的瞎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在资产阶级出现之前的性别分工也是性歧视,因而是性别分工创造并维持了家长制的主要前提。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赋予家长制以历史性,将性的范畴看做积极引入唯物论的理论。女性何题通过家长制与资本主义的结合而形成。

2.性别的社会结构与女性排斥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男性化与女性化不仅仅以固定的、普遍的生物学特征为基础。他们认为最初的性别构筑自幼年时发生,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里被不断强化。与生物学相比,性别特质终究更是社会学的特性,与其他东西一起关联到组织社会生产活动的支配方式和体系。

从该视角来看,人类通过特定的劳动形态不停地再创造自身,我们看到的男性与女性的差异,实际上正是在社会活动中区分男性和女性的生产活动的组织方式,即劳动的性别分工所产生的社会产物。这种对男性的和女性的特质的认识,成为维持男性支配的重要基础。

资本主义生产样式,不仅被个人自身的劳动过程与产品所排斥,而且通过与其他劳动者的竞争,也会被同僚分立所排斥。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被排斥概念,不参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不会被排斥。即农民与下人虽被剥削,却不会被排斥。女性也是只有在参与雇佣制劳动的过程中才会被排斥。

然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正是“统治权”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被排斥概念。按照他们的分析,家长制社会中女性对自身的性别与身体不能做主,对女性作为母亲的妊娠、生产、育儿等条件亦不能做主。因此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生活在所有层面上被排斥。该排斥是家长制与资本主义结合的现代社会中女性由于其女性身份而受到的性别特征的排斥。

3.异性爱的性别被斥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被排斥的第一缘由是由于异性爱。即不论女性对自己的性别是否关心,也总是在被当做性的对象看待,不论是否是性的状况,总要通过修饰自己的性,以取悦男性的性。在此,女性若不修饰自己的外貌,则被看做无视男性,因此不论是以经济的方式还是社会的方式,那样的女性都会受到惩罚(如难以就业,或者社会关系不好等)。“女性之性”与其说是悦己不如说是悦人。因此,女性是由男性来决定其“性表现”的。

在此,女性的性状况与跟自己的劳动过程或产品分离的劳动者的状况相似。即女性的性表现由男性决定,女性为了吸引男性注意而相互竞争,实际上却被自己的性所隔离。这与工人为了与其他劳动者竞争,而忘记了自己与其他劳动者有着相同的利害关系的道理相同。女性之间性的竞争也是由于她们忘记了相互之间一致的利害关系。

男性统治女性的性的方式使得女性脱离了自己的性。女性作为性对象首先是身体的特征,其次是将其身体的某一部分有魅力地表现出来。女性不把自己身体的各部分作为一个整体合起来看待,而是将身体的个别部分当做性的物化来极端化。现代社会的各种商业手段会将女性的女性表象通过多样的商品广告(腿、眼睛、唇、发、手指等身体部位的强调)来表达,使得人们将身体和人格分离开来看待女性。

4.私人领域的女性被斥

除女性的性别排斥之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还分析了妊娠、生育过程中产生的女性被斥。各过程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社会人口生产要求、经济条件等),由于男性的技术中心主义和男性的支配规范,女性失去了对自己肉体的统治权,因此产生了女性的被斥。

过去的女性为充当劳动力,需要生育超出自己意愿的孩子。与此相反,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的女性由于经济负担的缘故,又不能够生育自己想要数量的孩子。越是贫穷的女性越是如此。另外,虽然医学的发达减少了女性分娩的危险和痛苦,但这也使得其丧失分娩过程的主动权,变得就连自己的身体也要交给由男性统治的医学技术。另外子宫切开术使得女性从生殖能力本身被排斥。这种情况下不是妈妈生小孩,而是成了医生生产小孩。女性不是生小孩(giving birth),而是输出小孩(delivered),成了生产“产物”的“原材料”。

5.文化生产过程中的女性被斥

女性在生育和性的过程中的主体性被忽视,是现代社会中最显著的女性被排斥,但是女性的被排斥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即巴克基所认为的女性被文化生产所排斥(Bartky,1982,p.129)。在文化生产中,由于女性的参与受到限制,因此常常会产生与其利害关系相背离的污蔑性的女性形象。在提示男性偏向的人类本性和社会现实模型的科学与学问,以及男性支配的政治活动中,女性的参与仍然受排斥,家庭中女性向男性和孩子提供服务,雇佣劳动中女性的劳动被赋予性别色彩,以及性戏弄等女性被排斥的性别特点形态仍旧存在。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女性被排斥理论也并没有提出其他女性主义所未提出的女性压制的新事实。但是该理论作为被排斥的概念,构筑了将已知的事实体系联结起来的框架。该框架虽以马克思主义的排外理论为基础,却进一步把握了家长制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历史特定压制。

(五)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

以法国的女性主义为代表,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受到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以及符号学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影响。他们主张为了解除女性的受压制状态,在政治手段之先,更要关注的是作为女性压制存在理念的性别“象征体系”及其制造出的女性“他者化”。他们选择解构的方式进行研究,认为性别象征秩序是具有话语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男根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二项式(binary opposition)三个特征的家长制语言体系。

对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来说,这样的内容是在我们的认识体系中操纵我们行动的意识形态表现体。在“性的象征性的秩序”中,个人一边将社会的性作用与阶层作用内化,一边将社会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再生产。按照海伦·西苏(Hellen Cixous)的观点,男性将概念和用语以如下的两极化对立物的范围来描述(其中以一个优越性为前提,因而不必要地分担现实)(Tong,1989/1995,p.253):

主动—被动;日—月;文化—自然;昼—夜……

这所有的二分法根本来说来自二分法的两边,即男性和女性。男性与主动的、文化的、亮的、高的、一般被肯定的所有东西联结,反之,女性则与被动的、自然的、暗的、低的、一般被否定的东西联结。甚至女性及其用语本身,在叙述时第一位的是男性,第二位的是女性。男性是主体(自我),女性是客体(他者)。因此,女性在男性创造的世界中成为组成条件。

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与玛丽·黛丽的主张一样,在家长制的象征秩序中,女性作为第二位的性,是客体、他者。然而此处却不是追求如何超越他者化,而是寻找作为他者的优点。这是由于他者化的状况是女性退后一步,批判附着在支配性家长制文化包括其周边集团(女性)的所有人身上的规范、价值、实践的缘故。因此,他者化意味着压制与劣等的某种东西。反之,这便是容许宽大、多样性差异的存在方式、思考方式以及表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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