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科学研究中“女性缺席”说起
科学的历史一直是以男人为中心的历史，男性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绝对压倒优势。为什么女性为进入科学领域已经付出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当今的科学王国仍然是一个几乎由男性独占、女性缺席的王国？而且女性主要集中于科学大厦的最底层？更尖锐的矛盾是：为什么科学在整个构建过程中要系统地拒绝女性？
我们来看一项具体研究。1976年开展的一项关于抑郁的社会根源的大型研究，对抑郁与妇女的生命事件、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是，这项研究却没有在妇女的抑郁与她们的受压迫之间作出关联，没有关注到妇女是否以及如何将她们自己定义为抑郁，而仅仅关注妇女的精神健康状态如何被揭示。
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于1987年指出，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传统的认识论在整体上都排除女性成为“知识者”或知识主体的可能性……科学的声音属于男性；……历史是以（居于支配阶级和种族的）男性的观点写成的；……传统社会学判断的主体总是被假定为男性。
传统科学的研究，并不能真正揭示妇女的体验，人们已经不能对它的缺陷熟视无睹，而必须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对待。女性主义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科学的本质在多大程度上与男性观念相联系？如果没有联系，科学会是什么样子呢？为什么将人类的一部分经验称作男性的而另一部分称作女性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标签如何影响了我们经验世界的建构和价值的分配，它们又是如何反过来同化了现实的男人和女人，使其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激起了女性主义对传统科学的批评。
（二）对传统科学中“客观性”的质疑
实证主义主张生产知识严格的方法论规则可以使知识免受研究者价值的污染，即认为当一种方法能够使我们忽视主观因素时，这种方法是客观的。哈丁把这种科学方法描述为具有典型的实证主义特征：“科学知识被设想为价值中立、客观、不带情感、无偏见和私欲的、公正不阿的等等，科学规则被设想为可以使科学不受政治利益、目的和欲望的影响，特别是科学方法被设想为可以使科学研究不受研究者社会价值的影响。”[1]
这种客观主义方法将客观性神化，这一神化被占统治地位的群体所运用并得以广泛传播。科学家和科学团体被认为可以产生客观有效的知识，而不必考察他们自身的历史背景，不必关注他们所提问题和实践的来源或结果，以及背后支持它们的社会价值和利益。这样，科学价值中立的神话使它失去了反省和自我批判的能力，反而成为科学的男性特征和权力欲望的遮盖物。无私利的、无偏见的、价值无涉的普遍性理想维护的是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精英和科学家们的权利和利益。
女性主义科学研究最好被理解为尝试在众多认识论和知识社会学中获得一个新的客观性概念，即一个负载价值、情感、背景假设以及社会公正的客观性概念。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关于性别平等的理论和实践，从女性特有的经验和立场出发，对传统科学的核心假设——价值中立与客观性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揭示了主流科学所谓的价值中立与客观性实质上是崇扬男性利益，是为在父权制文化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男性群体服务的。女性主义对传统科学客观性的批评旨在消除主流科学的客观性神话，揭示隐藏在“客观性”神秘面纱背后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女性主义认为传统科学所宣称的研究过程不涉入任何主观的价值倾向，实际上是在借此帮助维系一种使女人居于从属地位的男性意识形态，所谓的客观性不过是代表男性特殊利益、观点和经验的男性的客观性。
女性主义对客观性的批判，揭示了科学在价值中立和普遍性的外表下所掩盖的性别设置所产生的影响。女性主义的这些讨论构成了女性主义科学观建构的认识论假设或前提条件：其中没有划分认识主体和自然客体严格的界线，主客分裂不被合法地用于对自然的控制，自然本身被概念化为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动态的、复杂的、需要人类理解与合作的整体，而不是一个死的机器，仅仅需要操作和控制。(www.xing528.com)
在女性主义想象中，科学家不被看做是一个非个人的权威，立于自然和人类关心之外，而是一个有逻辑思维、有感情直觉的人。这样的科学家会主动在建立起来的知识与其应用、思维与情感、客观与主观、专家与门外汉之间通过协商，寻求缩小它们之间距离的方法，而且追求将知识当做解放而非控制的工具来运用。
（三）对科学研究中“主观性”的重新评价
对客观性的追求使得科学被简化为精密的自然科学程序，因而忘记了“没有一门客观的科学能够给予成就着科学的主观性以应有的重视”。现象学大师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曾对此做过精确的概括：“数学的自然科学是一种进行具有效率、盖然性、精确性、可计算性的归纳的绝妙技术，这些归纳在以前根本无可想象。数学的自然科学作为成就，是人类精神的胜利。但是就它的方法和理论的合理性而言，则是一种完全相对的合理性。它本身已经以一种根本的规定为前提，而这种根本的规定本身则是完全缺乏现实合理性的。由于直观的周围世界，这个纯粹主观的东西，在科学的题材范围中被忘却了，所以这个正在工作的主观本身也被忘却了，科学家并没有成为研究的主体。”[2]
女性主义认识到客观主义的认识论是危险的，解决这种危险的办法是把主观性考虑进来，同时，赋予女性使用不同思维方式的权利，提出新问题，作出新联系，重视女性的直觉与技巧，珍视女性的经验。丽塔·阿迪（Rita Arditti）评论道：“既然科学的进步不仅仅是靠对知识的归纳分析，想象与情感在知识创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就很明显。科学中直觉的作用由于政治的原因被贬低了，女性主义视角将重新介绍、重新使直觉知识合法化。”
（四）对情感在科学研究中作用的肯定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主观情感一直被认为对知识具有潜在的破坏性，理性一直被认为是获得知识所不可缺少的能力。而理性总是与情感相对立，并与男性相连，情感则与女性相连。尽管没有理由设想女性的思想与行动比男性更受情感的影响，但是理性的男人、感性的女人的成规模式仍然盛行于社会，因为这一印象被不加批评地从日常男女的表现中得到了肯定。这缘于我们的社会文化允许女性更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而自由表达自己情感的男人则被认为有悖男性的理想模式。由此，情感存在着复杂的语言和其他社会前提条件，我们所经历的情感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文化形式。情感的社会建构还表现为情感的可选择性。我们常常把情感理解为是不由自主的，而非我们有意识的选择。实际上，我们总是试图以各种方式控制情感，情感总是以多种方式积极地投身于对世界的构建。
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自然王国与价值王国相分离：自然被重新定义为没有生命力的机器，价值属于人类情感的偏好和反应，这种分离意味着理性的洞见必须不受价值的污染。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提倡真正的科学知识必须是能够证实的，而价值和情感由于其可变性、异质性被排除于科学知识之外。在这个意义上，理性被看做是衡量知识客观和普遍有效的标准，而对情感的理解更强调它是强加于个体身上的一种激情，一种使女性受苦的东西。
然而，科学界实际上存在一些例子，显示了情感在认识论和科学研究中的优势和价值。以诺贝尔奖得主巴巴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从事科学研究为例。麦克林托克长期致力于玉米细胞遗传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发现玉米染色体中遗传因子的“转座”［基因在染色体上作线性排列，基因与基因之间的距离非常稳定。常规的交换和重组只发生在等位基因之间，并不扰乱这种距离。在显微镜下可见的、发生频率非常稀少的染色体倒位和相互易位等畸变才会改变基因的位置。可是，麦克林托克这位女遗传学家，竟然发现单个的基因会跳起舞来：从染色体的一个位置跳到另一个位置，甚至从一条染色体跳到另一条染色体上。麦克林托克称这种能跳动的基因为“转座因子”（目前通称“转座子”，transposon）］，但这一重大发现却因长期不为科学共同体理解而被忽视。主要由于她的研究方法是：“对有机体进行感觉”，她强调人们必须有时间去看，有耐心去“倾听”材料说话，最主要的是对有机体的情感，“我曾研究了那么多玉米植物，以至于当我一看到那东西我就能立即对它们作出解释”。正是这种情感扩展了她的想象力，“凡是你能想象出的任何事情，你都能够发现”，以至于“每次在草地上散步时，我都感到抱歉，因为我知道小草正冲我尖叫”。麦克林托克并不把自然看做是一个被动的、由外部强加规则统治的机械的客体，而将其看做活的、生长的、内部有序的、丰富的对象。麦克林托克对自然“客体”的态度为客体和主体关系带来新的意义，打破了僵硬的二分法。
麦克林托克的科研方法以及使她成为一位伟大科学家的力量源泉，就在于她与所研究的物体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需要主体感情的移入、辛勤的耕耘和不时的关注。对麦克林托克来说，推理是不足以说明生命形态的千变万化及其奥秘的，正是这种情感、直觉成为她揭示玉米本质的一把钥匙。也正是由于她对情感的强调似乎有悖于标准的科学方法，直到70年代，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对转座基因的重新发现，她的研究成果才得到科学界的认可。经过30多年漫长的等待，她最终在81岁高龄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凯勒描述麦克林托克与其研究对象玉米之间的感情是“一种最高形式的爱”，麦克林托克所用的语言都是一系列充满感情的词语。她信任自己的直觉，总是通过对材料的密切关注、观察和欣赏的方式来工作，靠女性特有的直觉、洞见来把握对象的本质。她的科研风格——“对有机体的情感”，对个体复杂性、差异性的尊崇，“对材料的倾听”很好地证明了知识包括科学知识是受情感影响的，并对过去科学对情感的排斥提出有力的挑战，引起人们广泛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她创造了认识、情感的财富，重新确立了科学的内涵，融入了认知与情感的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女性主义所提倡的情感性、主观性和差异性等并非与理性、客观性和确定性等是完全对立或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互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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