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女性媒介比较研究成果

二、媒介与性别研究在韩国

（一）韩国社会的女性与传播

1.儒教与女性

（1）儒教与家长制

家长制如字面所指是以父亲（或丈夫）为中心的家族制度，规定女性为阴，是阳性男子的影子。韩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家长制，随着儒教思想的普及得到巩固，对女性的歧视和排斥相当明显。“男子为天，女子为地”的表达方式在当今社会也常常听到，这一简单的句子明了地概括了男女之间复杂的关系。

最近，强烈主张重新肯定儒教价值的论调非常活跃，但是对于女性问题，不能否认儒教对其有消极作用。当然，在儒教统治下的各个时期，韩国各个派别对女性的约束程度有所不同，朝鲜初期与后期的状况不同，儒教内部也有进步的女性观，如实学的北学派鼓励女性参与社会，朴趾源曾论及男女平等观、朴齐家与洪大容等则提到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与作用的重要性。但这里主要论述的是17世纪以女性作为统治理念的韩国统治体系确立以后，韩国社会的主流儒教——朱子性理学的面貌。

（2）儒教的女性认识

东方思想的代表内容是以阴阳来解释宇宙万物的运行原理的阴阳思想。四书五经之一的《易经》将阴阳思想解释为宇宙万物的根本原理。气胜者则另一端衰，和为重，阴阳天定，须各安天命。此为自然之理、宇宙之法。故人间事，男尊女卑是任谁都无可变更之理（朴容玉，1988）。儒教通过定义女性为阴，即女性象征着男性的影子的思想，认为女性对男性的依存心和从属心为理所当然；通过“男人为天，女人为地”的隐喻性象征，来表达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劣等感。因此孔子说：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

以此无视女子的意见与意志，甚至不给女子表达意志的机会，维持“男性的、依靠男性的、为了男性的”社会。可称作儒教伦理核心的三纲五常中的“夫妇有别”，强调妻子对丈夫的服从和牺牲为伦理规范。之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之义。

女子者，顺男子之教而长其礼者也，是故无专制之义。——《礼记·本命解》

因此，儒教中，女子不是主体而是客体，即男性的道具。女性被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这一现象甚至可以在数千年前的传说故事中发现。檀君神话中的熊女和东明王传说中的柳花夫人，皆是为了生养神圣的儿子而历尽艰辛，终于通过圣化之门的形象，且表现出明显的“非主体的牺牲者、边缘化的群体”（李月英，1999，p.334）。女性不仅要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而且要做各种家务方能得到其价值的认可，若是不能全部完成这些作用（不事舅姑，无子，有恶疾），或是以行动反抗男权社会（淫，妒），则连这传宗接代的位置亦不保。之后是“多言去”，由此可见儒教对女子的话语深恶痛绝。韩国的儒学家代表宋时烈（1607～1689）在《庵戒女书》中称“出嫁三年不见、三年不闻、三年不言”，亦是对儒家此观点的忠实表现。

（3）对于性别作用的儒教规定

与儒家约束女性话语权相关的一个句子是“母鸡叫，家必亡”。此句出自《诗传》，至今仍在社会中使用。这是指女性若表达自己的意见，则会带来家门不幸，强调女性应不表达意见，保持沉默，以此保证男性对“有能力”的女性的统制和压制。高丽时代儒学家金富轼对三国时代的善德女王有如下论述：

天之道阳刚阴柔，人之道男尊女卑。女子何可出闺房、理朝政？新罗尊女为王，乱天之道，国何不亡？诗经言“母鸡鸣”，易经言“未捆母猪乱窜”，何可不戒之？（李月英，p.335）。

在儒学家金富轼的眼中，善德女王——无论她曾经是多么智慧的王——都不过是一只“鸣叫的母鸡”、“没捆绑而乱窜的母猪”，要对三百年后的高丽灭亡负责。这些儒学家们希望的女性是何形象？简言之就是勿出闺房。儒教要求女性要有四德，即妇德、妇言、妇功、妇容。

妇人之言无出家门，妇人之行唯在炊食。——《礼记·本命解》

在儒家的体系中女主内男主外。“男不予女子事，女不问男子事”（《礼记·郊特性》）讲了儒教原则下男子独占公共事务，女性完全不需对此予以关注。

（4）强制下的女性沉默：对男性服从的标志

儒教社会中女性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所有儒教的经典中都在压制或规范女性的言行甚至精神。从性别分工到生活中的一言一行，无不细致地规定男女的不同，这归根结底就是规定女性对男性的从属身份。由于儒家对女性的行为规范要求十分严格，认定女子较男子劣等，故限制其言语权，即使在家中也不允许表达自己的意见。儒教中规定的家长制规范，限制女性的交流，这破坏了女性的自律性，忽视女性作为主体的权利。即不允许思考和怀疑，只是按照男性的需要而被接受地附属地存在，除此别无其他^[1]。李混说“女子闭口不言则身心皆安，家中和睦无事”（《闺中摇篮》），极端无视女子，由此儒学家们的观点可窥一斑。

女性不说话最好，不得不说时，三思而后言，勿违反礼制，勿引起误解，语调温柔，声色甜美，才是“真正的女人”（《明心宝鉴·妇行篇》）。另，在长者面前不仅不能不懂装懂，干脆不允许说话（《闺中摇篮》）。女人说话的声音“门中不可被门外听到，门外不可被门内听到”。

妇人之礼，贵言少。——《明心宝鉴·妇行篇》(www.xing528.com)

丈夫是天，须尊敬而顺从，若要进谏时语气必须温和，即使被丈夫打骂也不许有丝毫怨言，将男子的暴力行为正当化。女子应该停留在闺房这一极为私人的空间，不应关心外面的事情。这是儒教为了维持男子统制权而作出的规定。

2.媒介与性别理念——“性别化的媒介”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媒体就像是我们生存所需的空气一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媒体介入。政治体系在其政治过程中，若不依靠媒体即无法接触有权者，经济体系若不依靠媒体即无法联结生产和消费，社会文化制动体系若不依靠媒体即无法正式论证其存在。

在这种体系中，个人只有通过媒体，其社会价值才能被认可。“我要是能够在电视中出演多好啊”的儿歌并不仅限于儿童，成人也希望能够在电视或报纸上留下自己的文字或面孔，得到人们的认可。

媒体如此使我们存在并创造了我们。媒体是现代社会的神。媒体与神的唯一差别是，神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媒体则与人类社会相互紧密相连。媒体作为社会的再现体系，将社会现实作为其材料，社会不可无媒体。

在该过程中，家长制社会的性别理念，是决定媒体构成与运作方式的基本原理之一，不仅决定了媒体生产物的内容，而且通过其强大的对现实的影响力，对于维持社会家长制的秩序起作用。

家长制社会的性别理念在媒体的运营、内容的生产过程中，作为性别化的形象展现出来。在此，所谓性别化的媒体，是指媒体内容的生产与消费中的性别区分现象。媒体的性别化现象有：媒体产业与媒体组织的性别化；媒体频道的性别化；媒体形式的性别化倾向等。

这是在家长制社会中再现并确认“性的象征秩序”，该过程与资本主义媒体的利润追求一同起作用。在男性中心主义家长制社会中，资本主义媒体最容易创出其市场，确保利润的对策是将普遍的关心对象“性”商品化，其中女性作为男性视线的对象，女性化被商品化。这又推动了家长制性象征秩序的再生产，进入了资本主义与家长制相互结合、相互闭锁的循环。

3.从“言语”到“谈论”——女性与媒介

在男权社会中，为了巩固男子的统治地位，通过将女子局限在私人空间等边缘化手段使得女性沉默。现在我们看一下关于女性问题与言论相关联的状况，以此了解媒体对女性问题的介入。“谈论”比“言语”更具有代表意义，到了“代表言论”的阶段，则女性在媒体被如何报道也很重要。某种言论的创造者、传达者，同时也可以成为其他言论的排斥者，简言之，就是将该言论原样表达出来，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意义，而且在家长制社会秩序的资本主义社会照样起作用。

那么，所谓媒体的空间只是表达男性的统治权、将女性边缘化的现象就是理所当然的吗？能否对女性稍微开放呢？要让媒体发生肯定的作用应该怎么做？要为实现无性别歧视的媒体，女性不是客体而成为主体的社会，我们该如何做？如何创建女性与男性、个人与结构和谐的社会？首先要去除媒体内容中出现的各种性别歧视要素，要“让女性进出媒体，培养国民的性平等意识”，努力实现“女性媒体”。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所能够预见的结果及影响，应该有真正的疑问，同时我们都应具有该权力的自觉”。（郑基宪，1998，p.7）

女性不再是沉默者，女性的行为也不再边缘化，女性的话语权不应再被否定或贬低，由男性形成的以男性为主的惯性思维也需要通过实践的努力来改变。

（二）媒介新技术对女性的影响

1.Cyborg——为了女性解放

各种近代技术对于女性的解放是否有帮助？很多女性主义者持否定立场。达纳·海勒威尔（Haraway）发表了题为“Cyborg宣言：20世纪语言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文章。其他女性主义者们对于技术的发明过程与融合过程中女性视角的被排斥而产生思考，海勒威尔则提出应通过“Cyborg”的暗喻法，不断想象技术可具备超性别的可能性。假如“西洋的科学与政治传统——人种差别主义的、男性支配主义的资本主义传统、从他者的反映到自我的再生产等——中，机械与有机体之间的关系是界限战争”（Haraway，2001，p.268），那么Cyborg使得这种差异变得模糊。Cyborg中原有的生物学的性以及对性别作用的概念无法仍然起作用。

我们离开虚拟空间，构筑“机械与生命体的结合”时，果真会解体原有的男性中心主义性别分工和惯习，形成新秩序吗？具体看超肉体的虚拟空间的话，需要讨论超越历史的、经济的、文化条件的自我认知体系是否真的可能。网络女性主义者们提议占有网络空间，追求其女性解放的潜力，建立超越性别秩序的女性空间。他们通过网络空间表达不同的女性的声音，在原有的性别秩序中追求自由的、多样的相互作用与共同体，解体、颠覆家长制的符号、形象等。在网络主页中，存在追求多样的相互作用和共同体的网页。为了重新建构原有的性别分工或惯习，需要努力建构Cyborg。

2.技术的女性主义再转化

新技术重新定义人类经验的新方式，使得人们产生很多的期待。新技术亦使得许多的期望变为虚像，给人许多的失望。近代的生产技术和生育技术，以及家务技术，虽然曾给人们以女性解放的希望，却也给人们带来了同样的失望。历史地来看，由于近代的技术文化推动了反女性主义价值的生产，故女性主义者也带有对技术文化的否定批判意识。然而批判技术文化，追求女性主义，即意味着反对技术自身，回归“自然”，也不能脱离男性/女性、文化/自然、人类/动物、人类/机械等的两分法框架。因此，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看待急剧变化的技术环境的社会含义，当务之急是多面地读取、批判、预测生活中自然发展的技术环境的社会效果，思考如何发展女性主义的工作。

【注释】

[1]此处有例外者即妓女和女巫。妓女善歌舞书画，可与贵族男子交流知识；女巫则借亡者之口，表达种种人生之痛。贵族女子虽也有一些读书之人，但由于家中将聪明的女子看做家门之耻，故往往藏而不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