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研究：合作理论视域下的比较分析

二、合作理论视域下中西政党制度产生的比较分析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制度结构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制度安排的主要形式是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63]从制度结构到制度安排都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党合作关系。因此本节研究试图以合作理论为分析工具，以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合作”精神的文化特性，人类社会的合作思想，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的政党合作思想，以及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一系列的政党合作思想论述为理论基础，对以“合作”理念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和以“竞争”理念为核心的西方政党制度的产生作一个比较分析：为什么中国会产生不同于西方的合作型政党制度？

政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政党一经产生就与国家政权密不可分，执政或参政是各种类型政党普遍的追求，由此形成了政党与政党、政党与政权之间的不同关系模式，这就构成了政党制度。所谓的政党制度，就是指制度化了的政党执掌、参与国家权力以及由此形成的政党关系的模式，其内涵主要是指一国政治体制中政党执政参政的形式。^[64]具体说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各个政党在政治生活中所处法律地位、同政权的关系、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及其存在和活动的方式，是指各个政党自身的运转、行使国家政权或参与政治生活的活动方式、方法、规则和程序。^[65]众所周知，世界上的政党制度有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几种政党制度，所谓的一党制是指一个国家只存在一个政党或多个政党，但只有一个政党执掌国家政权；两党制是指一个国家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党，但只有两个主要政党单独轮流执掌国家政权；多党制是指一个国家存在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政党，其中的一些政党联合起来形成多数党联盟共同执掌国家政权。一般来说，西方政党制度的划分标准有两大标准：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竞争型政党制度与非竞争型政党制度等^[66]。前者以数量为标准，后者以竞争为标准。两党制和多党制如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党与自由党、社会党，加拿大的自由党和进步保守党，澳大利亚的工党和自由党，德国的社会党、绿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法国的保卫共和联盟、民主联盟、社会党等等西方政党，在国内的社会政治地位是平等的关系，没有主次的区别，也不存在一个政党领导另一个政党的关系。^[67]这种政党制度是由西方政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平等、独立地参加竞争议会权力或总统（总理、首相）宝座的状况决定的。这样就形成了两种竞争型政党制度结构，一个是两党平行的竞争型政党制度结构，即只有两个党派进行竞争，这种结构存在于两党制的国家里；另一个就是多党平行的竞争型政党制度结构，这种结构存在于多党制的国家里。在这种政党制度下，在议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主政”，以它为主联合其他几个政党作为执政党而组成政府。而在议会中只占少数席位的和不参加政府的其他政党就是反对党或在野党。这就形成台上与台下、政府内与政府外、议会内与议会外的多党派的竞争。这种多党制的平行结构既有竞争，也存在一定竞争下的合作。

以数量作为划分政党制度的标准，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政党制度划分标准，对于判别政党制度的类型来说不是很严格的，“根据主要政党的数量作出的判断……使事情更模糊而不是更清晰了。”^[68]因此很多西方的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专家学者并不完全按政党数量来判别世界政党制度的性质，而是提出了政党制度的竞争型非竞争型的划分标准，譬如意大利的著名政党制度研究专家萨托利等。因此，西方的政党制度研究者实质上是以竞争非竞争作为划分政党制度的标准。

从理论和实践上看，^[69]所谓竞争型政党制度，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竞争型政党制度的核心原则是两条：一般多数原则，赢家通吃原则。所谓一般多数原则，就是相互竞争的各政党或者政党联盟都以获得超越对手的多数选票为目标；所谓赢家通吃原则就是由获得多数选票或议席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执政，哪怕所获多数仅仅是一票或者一个席位。获得少数选票或议席的政党或者政党联盟成为没有权力而追求将来夺权的反对党。而合作型政党制度，就是指政党间通过协商等合作机制，形成共同认可的政治纲领和政权参与机制的政党制度。合作型政党制度的核心原则就是政权不以一般多数民意为归依，而是充分考虑少数民意，代表绝大多数公民利益，其实质是通过代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政党的合作来实现的。与竞争型多党制的赢家通吃原则不同的是，合作型政党制度实行政权广泛参与原则。所谓政权广泛参与原则就是国家权力不是由最大的政党或者政党集团独享，而是代表不同阶层、群体的各政党都广泛参与国家权力。国家的政策不是一个党意志的体现，而是合作的多党共同意志的体现。(www.xing528.com)

为什么在西方的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中会形成以竞争为核心的研究模式或研究标准？或在西方的政党制度中会形成以竞争为核心的运行结构或模式？众所周知，西方各国的政党制度根植于西方的政治文明之中，源于西方的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之中，产生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要追溯到西方政党制度的文化源头，因为文化是群体共享的、连贯一致的观念，决定着整个群体的态度，支配着群体的行为，^[70]也就是说没有无缘无故的行为或行动，人们所思所想所做的一切或表现出来的一切都与他的群体文化有关。首先，西方政党制度的人性基础是“性恶论”。西方“性恶论”来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说”，基督教义认为，人生而有罪，而该罪不是个人特定行为的结果，而是基于人的本质从其始祖亚当和夏娃遗传、继承而来的“原罪”即人生而俱来的堕落趋势和根深蒂固的罪恶本能。正是基于这种发自对人性中与生俱来的阴暗面和人类社会根深蒂固的黑暗势力的正视和警惕的幽暗意识，使西方人相信人与人的合作如果不是在霍布斯的“利维坦”和卢梭的“人民主权论”的条件下，是很难出现的。其次，西方社会思想文化理念的核心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人生终极目标的，因此，个人主义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竞争^[71]。所以西方竞争型的政党制度的文化基础之一就是个人主义。再次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萌生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古罗马时期的私权文化以及日耳曼民族的个人主义理念，在近代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以及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中得到丰富和发展，从而形成近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尊重个体自由竞争的。最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实质是一场市场化、法治化的进程，市场化的本质就是强调竞争。当然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文化理念也与其源自欧洲的生存环境有关系，相对于其他地域的生存环境来说，平原地形及温暖气候对于个人生存来说可能要容易得多，所以在欧洲的文化中就形成了突出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特征不同其他地域的文化。因此，西方的政治文化中就形成竞争为主流的竞争文化，政党制度也就是多以竞争型为主的政党制度了，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研究标准也是如此，如安东尼•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萨托利的《政党与政党体制》等等。大多数西方政党制度研究或政治学研究专家基本上都是以竞争型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标准来评判世界凡有政党政治国家的政党制度，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对西方世界的政治文明、经济社会的发展毫无疑问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不容质疑的。但是如果普遍用产生于西方文化基础之上的西方政党制度的评判标准，来分析评价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应该是有失偏颇的，即使是萨托利本人也认为竞争型政党制度忽略了“竞争使市场过热，孕育了空头支票和两极分化，制造了不可处理和无法解决的难题”的缺陷。“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产生于竞争机制的集体物品或福利总是次最好的”^[72]而不是最好的。享誉全球的、美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塞缪尔•P.亨廷顿也认为竞争型政党制度存在不足之处，“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客观上存在着强大的刺激使每一个政党都去讨好某一特殊集团；对群众的动员煽起了种族和宗教仇恨，政党之间的竞争则加深着原有的社会分裂。”^[73]其实在西方经济学里还是有人提到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利他主义的思想，即人有合作的意愿。如美国著名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贝克尔先生就专门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书里论述了人类的利他主义^[74]等等。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它的产生、形成、发展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选择结果，是适应中国政治发展、社会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也是不同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类型的新型政党制度：合作型政党制度。为什么在中国会形成不同于西方的合作型政党制度呢？在近代中国史上，我们国家不是没有引进或移植过西方的竞争型政党制度。而且在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政党制度就是竞争型政党制度，据资料记载，民国时期就有三百多个政党，可谓是政党林立，但大多数政党似流星转瞬即逝，没留下什么痕迹，最终只形成了三大政党竞争格局，即国民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展开国会席位竞选。结果是国民党大获全胜，但由于袁世凯的破坏和对政党的镇压，竞争型政党制度在中国政治文明史上最终以失败告终。而后相继出现过1913年至1923年孙中山的一党型政党制度，1924年至1927年的国共两党“合作”（严格意义上讲不是合作型政党制度，而是一种松散的政党联盟）政党制度，1927年至1949年蒋介石的一党型政党制度。最后在1949年新政协的召开，形成并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合作型政党制度。此前已有许多学者作了探索，但是还不够全面。基于此中原因，本节以前文对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溯源标准来剖析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产生的文化源头。首先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人性基础是“性善论”，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性基础是“性善论”，人之初、性本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性基础的最好描述。因此中国的一切文化中都讲人性的美好、善良，合作的意愿，讲政通人和、讲和气生财、讲家和万事兴等等，“和”的核心理念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没有人与人之间合作，是不可能政通人和的，不可能和气生财的，不可能家和万事兴的，在中国，自古以来家国是连在一起讲，因此也不可能产生国家的强盛，譬如中国历史上的两大鼎盛时期：汉唐时期，不就是内和黎民，外和异族的合作结果吗？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形成了“合作”精神的文化特性，产生了传统政治文明理念中的“尚中庸、喜和谐、重合作”的思想，已经是绵延几千年了，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文化理念和行为模式。其次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文化理念的核心是集体主义，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治水社会，^”[75]治水社会的生产活动则需要大规模的合作，而要实施大规模的合作活动就必须要求大家具有集体至上的思想，要有强有力的集权领导，因此，集体主义就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则表现为合作^[76]。再次就是国家至上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个人与家族和国家的关系中，个人服从家族和国家，个人依赖家族和国家，个人利益服从家族和国家的利益，个人是手段，家族和国家是目的。因此，中国人常说，没有国哪有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的利益永远是至高无上，排在中国人行为选择首位的永远是国家的利益，那么单个的中国人要共同维护国家的利益，就必须精诚合作、精诚团结一致去努力拼搏奋斗。最后是我国的合作型政党制度产生于近现代的救亡图存，抵御外族的侵略斗争之中，近现代中国的救亡史实质上就是一部中国人的团结合作斗争史。由于近代的中国已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因此靠单个的力量或一部分群体的力量都是无法完成的，所以必须集全国人民之力量，这就要求中华民族整体上必须合作团结，共同去与中华民族之敌人斗争，同时也必须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来进行集中领导指挥，才有可能采取对外的一致行动。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合作型政党制度虽移植于西方，但结合中国本土的文化基因，因此就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政党制度了。当我们进一步比较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发源地的地理环境时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里产生集体主义、国家至上主义是有其明显与欧洲不一样的理由的：中华民族生存的环境与气候比欧洲平原要艰难得多，境内大河高山密布，东边大海，南面高山，北边冰川寒冷气候，西面也是冰川高寒地区，到唐代已是黄沙满天了，如此恶劣之生存条件，在世界民族生存发展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因此，中华民族的早期始祖必须靠合作团结才能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发展。关于这一点，我们比较一下中国灾害史与欧洲灾害史的灾害数据就能明白了。

所以，在中西政党制度的形成与演变的过程中，以及政党制度的研究理论体系中，中国与西方形成了不一样的道路和理论体系。西方政党制度研究的主流是以竞争型政党制度研究为主，其竞争型政党制度的人性基础是性恶论，文化基因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一个文化特征就是竞争，所以在政党体制中的表现，竞争是主题。在中国，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人性基础是性善论，其合作型政党制度的文化基因是集体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文化特征就是合作，所以在中国的政党制度中，合作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