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从制度分析视角的研究成果

二、现代化与中国政党制度

从现代政治发展史来看，现代政党的产生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现代国家制度的产物，如英国的政党，就是在英国议会制运行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二是为确立和建设现代化国家制度而诞生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是由此出现的，不论是为了结束前资本主义的政权或体制而形成的革命性政党，还是为了迎接民主共和体制的确立、议会的开设与选举的开放而诞生的政党都属此类。^[11]然而，政党不论产生于何种情形，其内在的根源都来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与社会结构分化，因此，对中国的政党制度产生、发展与变迁的考察必须置于中国近现代的现代化背景之下。

（一）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催生了中国的政党与政党制度

翻开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史，我们就会发现，从1840年被迫启动现代化到1949年完成现代化主权独立的国家建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产生类型是典型的后发性的外生型。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与挫折交替出现，呈现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演变的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场景，从而也可以说是中国政党交替变换的场景。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主导了中国政党形态的缘起，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要求和道路决定了近代中国政党的开端和发展。

1、中国政党与政党制度产生的现代化背景。中国的现代化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以一种被动的方式启动的。首先，西方主要国家已经进入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时期，先后完成工业化而进入对外扩张阶段，因此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开始就遭遇了与西方不同的两大危机：一是主权危机，二是政权危机。主权危机因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严重侵犯而起，政权危机因封建政权腐败和外敌压力下分崩离析而起。^[12]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遭西方列强侵略，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与此同时，国内的政治衰败使中国无法有效地建立起真正的政治权威来应付民族危机、改变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依附性地位，政治权威的缺失引起了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危机，各种危机交织在一起形成中国社会空前的整体性危机。传统的体制已经无法应付危机和挑战，因为中国传统政治已走到穷途末路，所以，只能向外寻求中国政治发展的新动力，寻求现代化新的推力，这就是政党的力量。其次，中国的现代化既遇到了后发国家所面临的相同困境，又背负着中国特殊国情所带来的沉重包袱。在自然方面，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封闭性，自然灾害的频发，人口的相对过剩和自然资源的相对匮乏；在社会方面，民族构成的多样性，绵延不断的民族纷争，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造成的来自社会底层的动乱，尤其是农民战争此起彼伏，以血亲为纽带、家族为取向的宗法关系构成社会基本关系；在经济方面，长期的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主导下的二元经济结构，由于长期受封建顽固势力阻挠，资本主义处于艰难萌芽状态；在思想文化方面，主体发育于“农业—宗法”社会的，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兼容法、道、佛众家思想而形成的伦理型文化。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要承受的沉重遗产，构成了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特殊性，以及政党产生的特殊背景。所以一开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政党产生的主要任务就是以“救亡图存”为主，承担着两项任务：一是为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主权而进行的民族革命；二是为推翻封建势力的压迫，争取政权而进行的民主革命。这就要求着中国政党要具有与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党的不一样的特征和功能，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向外学习了西方现代化运动进程中产生的政党及政党制度，但由于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国情、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就要求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对政党及政党制度的选择，肯定与西方国家的政党及政党制度不一样。

2、中国政党制度必须应对中国现代化的危机和挑战。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面临深刻危机的超大规模社会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它所面临的危机和压力，变迁过程的矛盾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对政党和政党制度提出了特殊需求。首先，中国政党应提供与现代化运动相适应的价值理念。政党制度是民众追求人民主权的政治价值理念在社会制度层面的外化，它不能违背人类现代化历程中的民主政治潮流。中国政党制度的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全国人民之力量，精诚团结合作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繁荣提供政治条件。这个目标是由中国现代化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也是出于应对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的现实需要。与日本推动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当时的天皇政权（明治维新）不同，中国尽管有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等促进现代化的推力，但戊戌变法的失败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只有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才能取得政治革命的成功，才能消灭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障碍。亨廷顿曾经说过，革命的两个条件是：“第一，政治制度无法为新生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和新的社会精英进入政府提供渠道；第二，迄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具有参与政治的愿望，这种愿望通常产生于社会集团的某种象征性或物质性要求，而且只有在政治领域中施加压力，这种要求方可实现。期望甚高的集团或不灵活的制度乃是制造革命的原材料。”^[13]所以，清政府的统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革命，以政党的形式集合各方力量、推翻清王朝就成为了历史的一种走向。其次，中国政党制度应具有与现代化运动相适应并促进现代化运动的适应性结构。这种适应性结构能够使它既能发挥不断扩大政治参与的功能，融合各阶层利益，又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团结的力量，为社会政治参与提供制度化的组织、程序和途径。因此，为了适应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需要，中国政党制度的适应性结构应既有结构的多元性，又有核心的一元性，具有一党制与多党制所不具有的特点和优势。“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完全摆脱了传统政治文明对政党的桎梏，同时体现了中国的大一统的色彩，满足了超大社会对一个强有力的核心的需求，又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促进政治民主化，是一个创造性的突破。”^[14]再次，中国政党制度应具备社会整合、社会认同和社会稳定的基本功能。能够将来自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等异质政治资源、利益和需求整合起来，吸收并同化于制度体系之中。但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各种不可调和的利益和冲突，表现为长期的外来侵略、内战、贫穷与落后，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大不平衡，以及不同性质的文化冲突，使得中国政治资源成弥散性分布。因此，中国的政党及政党制度又遭遇了不同于西方政党及政党制度的整合背景。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一直在寻找一种具有高度整合政治资源功能的政治体系来与弥散性政治资源相适合。从中国政党制度所对应的社会阶级结构来看，中国政党制度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各阶级阶层力量对比和折冲的结果。在现当代中国，工人、农民是基本社会阶级，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客观上要求中国有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强有力的核心政党，同时，还必须建立一种能够容许其他合法政党以合法的方式申述其所关注的利益诉求的政党制度，集合所有的中国社会力量才能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两大任务。政党制度的出现和存在是适应经济发展而不断分化的利益群体转化为政治力量的需求，同时也是民族国家和公民角色的历史运动所要求的社会整合和提供合法性的需求。政党履行功能的根本方式就是寻求文化认同或者叫意识形态认同。政党的意识形态及其衍生的政治纲领成为政党动员和联系其社会基础最一般也是最根本的手段。所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只有能够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华，把西方先进文化本土化，创造出引导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先进文化，才能主导意识形态，才能承担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功能。现代性有助于社会稳定，而现代化孕育着社会不稳定。现代化过程中，问题不在于消灭不稳定，而在于控制不稳定。一个具有适应性的政治体系应既能提供制度化的参与又能保证政治稳定。政治稳定的程度取决于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相适应的程度。现代化造成了社会成员的参与意识与能力的提高。如果政治结构的发展相对滞后，不能有效地吸收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参与受挫必然导致各种政治力量通过各种非制度化的途径进入政治领域，从而造成政治不稳定。亨廷顿认为，政治动乱和政治参与成正相关，而与政治制度化水平成负相关的关系。所以，要想政治稳定，就需要建立强大的政党制度。所谓强大的政党制度，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整合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的能力和适应性，在于它为广泛的政治参与所提供的制度化水平。

（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政党制度选择

由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属于外生型、被动式的，所以一开始，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就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探索时期。首先是清朝统治者集团内部的有识之士率先学习西方的现代化运动，即洋务运动的“器物、技术”现代化运动，而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派的现代化运动失败。这使得进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化的切入点转移到政治（制度）领域，而政治领域发育迅速的是中国政党。尤其是民国初年，在夺取政权的动力作用下，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立宪党人都希望籍政党之力而获得组阁权。正如宋教仁所言，“吾党主张将来宪法上仍采用责任内阁制，并主张正式政府由政党组织内阁，实行（际）担负责任。”尤其是1911—1913年之间，在《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所开辟的政党通向权力的诱引下，“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党会既多，人人无不挂名一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名大姓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15]当时中国政党多达300余个，被称为“政党林立的时代”。尽管民国时期政党林立，有三百多个政党，但大多数政党似流星转瞬即逝，没留下什么痕迹，最终只形成了三大政党竞争格局，即国民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展开国会席位竞选，结果是国民党大获全胜，但由于袁世凯的破坏和对政党的镇压，民国初期的竞争型政党制度在中国政治文明史上最终以失败告终。民国初期的竞争型多党制的失败及其后在军阀时期无形政党的流行，不是说中国现代化不需要政党来组织和推动，实际上，这种现象本身预示着中国需要强有力的革命党来打倒反现代化的力量——军阀，而不是依靠软弱的议会党。这就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和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历史根据。由此，中国的政党制度出现新的转换。

民国初期的竞争型多党制议会政治的夭折引起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的思考。他们共同感受到建立强有力的革命党来代替议会党用以扫除中国现代化的政治障碍——军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李大钊说：“近二三年来，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但是我们虽然厌弃政党，究竟也要另有团体以为代替，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陈独秀也认为“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所以，诞生于中国现代化遭遇重重阻力的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期间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开始探索一种现代化新范式的标志。(www.xing528.com)

就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以来政党政治实验的教训，明确提出了“以党治国”的主张。在孙中山看来，“民国有如婴孩，其在初期，惟有使党人立于保姆之地位，指导而提携之，否则，颠坠如往者之失败矣。”具体地说，就是先组织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扫除恶劣的政治”，革命胜利后，“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实现从“立党革命”到“以党治国”的转换。按照这个设计，从1922年起，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着手改组国民党。通过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使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一个与下层社会广泛联系、具有现代化高效率权力体系的革命政党，有力地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迅速进展。北伐战争推进到长江流域后，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领导人背叛孙中山亲手缔造的国共合作，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随后，国民党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一党制的政权——国民政府，开始实行专制独裁统治。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训政纲领》，宣布进入“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在对孙中山党治模式进行了重大修改后，逐渐形成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抗日战争爆发后，迫于严峻的民族危机，国民党一方面被迫承认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合法地位，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另一方面，借口维护民族利益，加强一党专政体制，特别是强化蒋介石的个人专制独裁。抗战胜利后，中国出现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内外部环境。政党组建活动迎来了继民初之后的又一次新高潮，先后产生了100多个政党。可是中国并未就此赢来一个民主宪政的新时代。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独裁，破坏1946年旧政协会议确定的和平建国方针，抛弃政协会议达成的各项议案，发动内战，结果经济上崩溃、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失败，最终导致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在大陆的崩溃。国民党的垮台同时也标志着由国民党一党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在大陆的终结。

中国共产党自一诞生起，就开始探索适合中国现代化运动所需要的政党制度。在革命根据地时期，曾实行过“左”的政策，搞关门主义。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逐渐走向成熟，具体表现就是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民主政权。“三三制”原则规定，在抗日民主政权中，无论在民意机关还是在行政机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进步力量占三分之一，中间势力占三分之一。实际上，三三制政权下的政党制度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保障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又保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这样一种由“共产党主导”和“多党派参与”两个方面构成的政党制度就是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的雏形。“三三制”的政党合作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政治效果：它充分调动了各阶级、阶层、党派和群众团体的抗日积极性，扩大了人民政权的社会基础，沟通了中小资产阶级和人民政权的联系，形成了一种平等互惠的政治格局，增强了各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的信心和决心。“三三制”的推行不但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宪政，而且推动了全国民主政治化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总结“三三制”政权的经验，适时提出了联合政府主张，受到了民主党派的欢迎和支持，却遭到了国民党的抵制和破坏。国民党为维护其一党独裁的专制体制，不惜发动内战，选择用武力方式来消灭共产党，用政治迫害来对付民主党派，结果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政治上国民党都遭到了失败，到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与此同时，遭到国民党迫害的民主党派受共产党政治主张的影响逐渐向共产党靠拢，并先后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水到渠成。1949年9月23日召开的新政协，《共同纲领》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初步确定。毛泽东对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合作给予高度重视，曾打过生动比喻说：“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声音。”后来在研究前苏联的一党制的政党模式进一步指出，苏联“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因而提出在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是“两个万岁”，并制定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1956年，中共八大报告正式确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发展了八字方针，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1989年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简称14号文件），是同各民主党派充分协商后制定，肯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肯定了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参政党地位和作用。1992年中共十四大把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载入了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1997年中共十五大又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提高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高度，列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提出继续推进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2005年，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通常称为中央5号文件），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成为指导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的纲领性文件。2006年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对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等进行了较为完备的系统的阐述。2007年发布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概括了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党合作积累的主要经验，全面介绍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主要特征和基本内容。是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建立、发展、完善的一个全面总结。

回眸历史，综观民国时期现代化运动对中国政党及政党制度的选择，尽管不可否认民国初期竞争型多党制和蒋介石一党独裁制对中国现代化运动曾经有过促进与推动作用，但更多的是使后来者去思考：现代化运动既孕育了、催生了政党及政党制度，同时又需要它来推动、完成现代化运动。那么必然就要求诞生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政党及政党制度适应现代化运动的发展与要求，也就带来了一国现代化运动对一国政党及政党制度的选择。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即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正是适应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需求而成功地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选择，这绝不是偶然。因此，对民国时期的政党运动的失败原因剖析，及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成功的分析，更应从现代化运动的视角来审视或考察。

首先，民国初期竞争型多党制尝试失败的现代化视角考察。其一，民国初期的竞争型多党制没有为民众提供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缺乏社会民众基础，没能真正体现人民主权的价值理性，因此，它不可能真正唤起民众的政治热情，为推进中国现代化提供动力支持。后来，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同样是得不到人民支持而难有大的作用。其二，没能塑造出一种为民众所认同的政治见解，来承担为多党政治提供合法性辩护和为最广泛地争取和团结民众奠定思想基础。所以梁启超说，第一届国会选举时，“未闻有一政党发表政纲，建旗帜以卜人民之祈向，又未闻有一选举区焉，开政党演说之会。此实普天下立宪国所无之现象，普天下之政党所未睹之前例也。”^[16]即便有，也是空洞的政治纲领，党纲混同。同盟会有过鲜明的政治纲领，但满清政府一倒，就失去了主要斗争目标。政党的主要纲领则发生变化，除了有“统一”、“共和”主张外，其他主张与各政党无原则区别。其三，在多党竞争中，没有形成凝聚社会民众、整合各种社会政治资源的政治权威。其四，政党聚变神速，具有朋党、会党之气。这种变迁大都以党魁的利益为出发点，其聚散离合变幻莫测，速度之快也令人惊叹，其特点与传统的朋党、会党没有多大区别。此外，党员跨党现象十分普遍。一个人同时加入几个党的事情并不罕见，譬如梁启超有3个党籍，赵秉钧有8个党籍，黄兴、伍廷芳等人有11个党籍。所以，民国初期这种政党政治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政党还有相当距离，这也就决定它们在民国初期的政治生活中，也不可能像西方政党那样，适应现代化运动的需求，担负起整合和沟通各个方面的利益诉求，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组织力量选择。

其次，蒋介石一党独裁制缺乏适应现代化变迁的价值取向和制度结构。其一，蒋介石一党独裁制未能建立起一种与现代化运动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既不能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精神资源，也无法为一党独裁提供合法性辩护。其二，蒋介石一党独裁制建立的统一权威和秩序体系，由于其创建权威和秩序的方式违背了民主理性，结果貌似强大的独裁体系因基础薄弱而内部极其脆弱，最终演变为现代化变迁的阻碍力量。这样脆弱的权威体系，无力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结果，在其统治大陆20余年间，中国没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制度化秩序，无法有效地组织和实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其三，蒋介石一党独裁制的组织和影响未能深入到社会底层和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社会整合，创造社会统合和政治稳定，反而由于一党独裁制造成的外部监督机制的缺失和内部制度化水平过低导致了统治集团腐化堕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不满，而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其四，蒋介石一党独裁制固有的利益表达途径不畅通和体制的不健全缺陷严重限制了社会政治参与，因而各种社会群体必然选择制度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要求和谋求自己的目标，面对来自体制外的广泛政治参与，尤其是中共和民主党派进行的宪政运动的挑战，结果非但一心祈求的社会统合和政治稳定局面没有出现，反而越发加剧了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可见，由于一党独裁制不能创造出与中国现代化相适应的价值取向和制度结构，因此尽管蒋介石一党独裁制一方面在某些领域有所推进和成就，而另一方面由于未能把东西文化与中国政党制度的现代性结合起来，未能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转型，即现代化运动的需求，不能把中国现代化运动所需要的新要求、新内容纳入政治制度的框架，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因此蒋介石一党独裁制不能提供适应现代化运动需求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各种群体的要求必然超出这个过程而用其他方式表达出来，逐步形成新的社会和政治中心，而这个中心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最终取代了蒋介石一党独裁制。

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中国政党制度在否定了竞争性的多党制和一党独裁制之后出现的一种崭新的政党制度形态，它是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它的确立适应了中国现代化对政党制度的特殊性需求。^[17]其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塑造出了为社会成员所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既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精神动力，又为人民民主政权提供了合法性诠释。近代以来，中国始终在寻找一种能迅速推进中国现代化实现社会变革的精神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的一些社会思潮被陆续介绍到中国，中国本土文化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形态，两种文化对中国现代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但在促进中国现代化发展上收效甚微。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对现实不合理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描绘对正在经受苦难的中国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同时，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又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提供了无可争辩的合法性诠释。正因此，各民主党派才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同时也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相应地由资本主义取向朝社会主义取向的新范式转换。其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提供契合中国现代化变迁所需要的社会政治权威，这是一种自清亡以来在中国第一次真正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稳定而又广泛的社会政治权威。在中国这样一个聚集了强大的反现代化力量的超大规模的社会里，进行现代化建设特别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能承担起任务艰巨的社会整合。它把几千年来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庞大农民整合到政治体系之中使之成为社会革命和现代化的动力基础，通过民主党派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扩大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群体。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组织和影响深入社会基础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是以往多党竞争和一党独裁时代无法比拟的。它消灭了割据一方的军阀，实施了对各种军事力量与暴力手段（如军队、警察、民间武装等）的集中性控制；完成了大陆的统一，并通过政治组织网络确保其影响有效地深入到社会基层，甚至是偏远的农村；建立了一套统一的公共符号系统与思想体系维持了深入持久的社会动员。所有这些足以表明，引领中国现代化走向自主性和总体性建设阶段的政治权威是在1949年才取得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其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等制度安排既为人民参与政治提供了制度化的途径，又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设了近代以来少有的政治稳定。有序的积极的社会政治参与是一种支持性参与，会有益于社会政治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提供了一种有序化的民主参与渠道，它所以能较长久地维护和促进社会政治稳定，避免由于民众参与政治而引起的不稳定，关键在于它回应了现代化运动对社会稳定的需求。正因此，在中国出现了相对较高的政治参与和相对长久的政治稳定并存的局面。这是此前多党制和一党独裁制社会所无法提供而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政治前提。其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具有明显的适应中国现代化所要求的政党结构。中国现代化要求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一个核心的党处于领导地位与多党派的共同参与这样两个层次组成，既不能是多层次的，也不能是单一层次的。这样一种既有结构的多元性、又有核心的一元性的政党结构具有一党制、多党制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优势，能够把中国现代化运动所需要的新要求、新内容纳入政治制度的框架，既避免了多党制的容易造成的政治不稳定，又避免了一党制无视社会需求脱离社会监控而导致严重的内部腐败，既体现了严格的统一与权威，又促进并保障了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适应了现代化变迁中政治生活的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需求，满足社会对于稳定与发展及权威与自由的需要。

最后，从政党自身组织力量的对比，多党制、一党独裁制的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成功也是必然。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后指出：“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的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18]对于以国家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来说，形成强大的政党领导，是现代化取得最终成功的关键，因为，强大的政党能够创造和保证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安定政治局面。所以当我们仔细考察民国初期竞争型多党制中的各党派时，就会发现没有一个组织力量强大得足以承担起中国现代化运动动力作用的政党，即便是当时宋教仁自认为“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藐视强大的国民党在他遇刺后也是一盘散沙。政党的成立与壮大必须有一定的社会集团支撑，与特定的社会集团保持密切联系，但民国初期的政党基本上只是在少数人在为数众多的弱小而短暂的同盟会和集团之间相互竞争，缺乏社会民众基础和持久组织，形不成强大的组织力量，再加上多党竞争本身就很容易造成资产阶级政党分裂，更是无法承担像中国这种国情的现代化任务。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有学者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认为“国民党仿照俄共实行一党专政，而在实际运作中，其组织散漫，又像西方议会政党。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19]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其组织力量、团结力量、动员力量比国民党要强大得多，才得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个强大反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敌对势力，才得以完成现代化运动所需要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社会稳定等基本条件，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正确选择也是必然的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国初期的竞争型多党制尝试失败、蒋介石一党独裁制以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成功，其实质既是中国现代化运动对中国政党及政党制度的选择问题，又是由什么样的政党及政党制度来主导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理性的制度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