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同志九十五周年诞辰纪念：陶德麟文集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纪念李达同志九十五周年诞辰⁽¹⁾

李达同志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并立志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中国社会变革最剧烈的年代里用笔和舌战斗了一生，直到为坚持真理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是一位满腔赤忱热爱人民的革命家，又是一位富于开拓精神、具有严谨态度的理论家。他在广阔的领域里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坚实工作，对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史学理论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他的战斗历程表明他是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一

李达同志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诞生在湖南零陵的一个佃农家庭里。他7岁上私塾，15岁考进永州中学，在那里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活动，接受了爱国思想的熏陶。辛亥革命后，他由兴奋很快地转入失望，产生了“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1913年他考取了留日公费生，东渡日本，入东京第一师范数理科就学。当时中国正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风雨如磐黯故园”。爱国的留日学生对祖国的命运忧心如焚，许多青年志士都怀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炽烈感情，但是找不到出路。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了，他们看到了曙光，但是对这场迅雷般的革命一时还来不及消化和理解。第二年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卖国反苏的《中日共同防敌协定》，激起了留日爱国学生极大的义愤。他们决定罢课回国，向段祺瑞政府请愿示威。李达同志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和领队人之一。这次学生运动为次年的五四运动作了演习。运动本身是失败了，但这次失败使年轻的李达同志觉悟到靠请愿示威决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要救亡图存就只有学十月革命的榜样，根本推翻反动统治。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他毅然再赴日本，放弃了数理科的学习，全力钻研马克思主义。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研读了《资本论》第一卷和《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和《马克思经济学说》三部专著，向国内刊物投寄和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陈独秀与新思想》等文章，热烈地宣传社会主义。这一年多是他在思想上狂飙突进的时期，他已经由爱国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走进了我国第一批共产主义战士的行列。第二年即1920年的春天，他回到上海积极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这时他还是一个不满30岁的青年。

在建党过程中，李达同志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在实际工作方面，他主编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高举起共产党的旗帜;1921年2月他代理上海发起组的书记，主持全面工作，为“一大”的召开做了周密的准备;在“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宣传主任后，他创办并主持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马列经典著作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5种;他创办平民女学，兼任校长并亲自授课，为党培养妇女干部，并领导《妇女声》杂志;他积极向工人作宣传鼓动，指导《劳动界》杂志的工作。在理论工作方面，他发表了《社会革命的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无政府主义之解剖》、《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评第四国际》等一系列著名论文，有力地批判了当时阻碍建党的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第四国际“左”倾思想，比较准确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原理，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其锋芒之犀利，威力之猛烈，在当时同类文章中是少见的。如果考虑到那时的党还是一个初生的婴儿，李达同志本人还是一个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过两三年的青年，我们就不能不为他当时达到的水平所惊服了。

党的“二大”以后，李达同志辞去了党中央宣传主任的职务，应毛泽东同志的邀请到湖南任自修大学学长，亲自授课，为党培养干部，并主编《新时代》杂志，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等一系列探讨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文章。这时他为坚持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必须保持独立性的观点与陈独秀发生了激烈争执，不能忍受陈独秀的家长式的压制，又未能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以致愤而中断了与陈独秀主持的中央领导机关的联系，随后离开了党的组织，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他在思想上和实际行动上仍然是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同党一起战斗的。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上。他在自修大学主要是讲授唯物史观，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查封后又在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讲授唯物史观。1926～1927年他到武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总教官、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常委。1926年他出版了力作《现代社会学》。这部密切联系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实际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著作轰动了思想界，革命者“几乎人手一册”，重版达14次之多，被反动派视为洪水猛兽。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通缉他时开列的“犯罪事实”是:“著名共首，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可以想见此书的影响之大。

二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李达同志在上海开辟了新的战场，在理论战线上同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以拼命的精神从事著述和翻译，同邓初民等同志一起创办昆仑书店，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利用大学讲坛向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在1927～1932年的五年时间里，他在哲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里同时用力，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

在哲学方面，他进一步加深了唯物史观的研究。除了多次重版《现代社会学》之外，还发表了新著《社会之基础知识》。在这部著作里他提出了“社会的系统观”，以简洁的笔墨明晰地论述了社会构造和社会发展的原理之后，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分析了民族问题，最后在《中国的出路》一章中得出结论说:“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打倒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这种科学的革命结论，在阴霾四布的革命低潮中对苦闷彷徨的青年是一种何等巨大的鼓舞!与此同时，李达同志把研究和宣传的重点放在辩证唯物论方面。这是因为在大革命失败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还只限于社会革命论和唯物史观，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研究还几乎是空白。这个缺陷如果不迅速弥补起来，革命者终究还是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不能有一个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最一般的科学方法。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革命者痛切地反省了这个历史教训，因此把辩证唯物论的研究作为重点是很自然的，这与毛泽东同志后来以极大的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研究的目的完全一致。李达同志的第一步工作是翻译介绍。他在五年中翻译了四部辩证唯物论的名著: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西洛可夫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他翻译的速度之高是惊人的，影响之大也为当时思想界所公认。例如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评价说:“今日辩证唯物论之所以澎湃于中国社会，固因时代潮流之所趋，非人力所能左右，然李达先生一番介绍翻译的工作，在近五十年思想史之功绩不可忘记。”这个评价是公允的。仅就《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来说，在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影响就是非常巨大的。毛泽东同志读过此书的1935年版和1936年版，写过一万三千字的眉批。还有许多老同志是因为读了此书才了解辩证唯物论的。例如魏文伯同志1935年在狱中绝食斗争后第一次读到这本书，受到极大的教益，以后又带着它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经历“文革”的浩劫，几次失而复得，至今还珍重地保存着。除了自己亲自翻译之外，李达同志还利用昆仑书店大量出版其他同志翻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这五年中，李达同志没有发表自己的辩证唯物论专著，因为他一方面需要以最高的速度把国际上已有的辩证唯物论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来，一方面他自己也需要对辩证唯物论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作更深入更系统的钻研、思索、理解、融会，才能写出高质量的专著。这正是他对人民对科学高度负责的表现。

在经济学方面，他是翻译与著作并举。他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的名著《政治经济学批判》、河西一太郎的《农业问题之理论》、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与王静、张栗原合译)。同时，他发表了自己的经济学著作《中国产业革命概观》。这部著作是在统计资料残缺不全的困难条件下以极短的时间完成的(1929年出版)，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作了清晰的剖析，以很强的说服力证明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李达同志在这部著作中得出的结论是:“要发展中国的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他指出中国的产业工人“是中国革命的急先锋”，并以极大的热情赞扬了农民的革命斗争，他写道:“就近年来全国农民运动的形势说，有组织的农民曾发展到数千万之多，尤其是粤湘鄂赣等地的农民，已经表现着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大力量，表现着为革命而奋斗的大功绩。”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还不到两年，党和革命人民刚刚从血泊中站起来举行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而白区的大多数人民还看不清出路何在的时候，一个正在被“通缉”而又手无寸铁的人能够在反动派统治最严酷的上海以如此鲜明的语言公开宣传这样的革命真理，没有对革命的高度忠贞，没有无私无畏的大勇，没有基于科学的远见卓识，是根本不可能的。

李达同志除了通过翻译和著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外，还利用大学教授的身份进行同一工作。他通过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书记张庆孚同志的介绍，先后在上海法政学院和暨南大学担任教授，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他不仅讲授一般的理论原理，而且联系实际，分析中国革命问题，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他的讲课受到广大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不少青年因为受到他的影响而走上了革命道路。有些至今还健在的老同志回忆起当年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和启示，还激动得热泪盈眶。当时的地下党和进步师生多方保护他，而反动派则对他极端仇视，刁难捣乱，甚至搜查他的住宅。有一次特务暴徒寻衅毒打他，打断了他的右臂和右锁骨，住院七个星期才逐渐恢复。进步学生流着泪去看望他，他却坦然微笑，出院后立即继续在讲坛上宣传马克思主义。1932年5月反动当局剥夺了他讲课的权利，他在上海无法立足。于是地下党决定让他到泰山为冯玉祥将军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争取冯将军的工作。随后他转移到了北平，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在那里又战斗了五年。那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民族的灾难更深重了。满怀救国热忱、渴求革命真理的青年学生听说这位享有盛誉的红色教授要来到北平任教，欢欣鼓舞，纷纷要求学校当局聘请他，而反动派则对他的到来极端恐惧。国民党市党部和宪兵第三团如临大敌地监视着他的行动。李达同志在这种危险的环境里泰然自若，他在地下党的关心保护下，以北平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为阵地，同侯外庐、吕振羽、黄松龄、钱俊瑞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密切配合，利用一切机会扩大进步势力，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同反动势力进行了坚韧而有策略的战斗。正如吕振羽同志后来回忆的:“李达老师是学校进步师生同反动派作斗争的一面旗帜。”

在北平的五年是李达同志在理论上造诣更深、战果更多的时期。除继续翻译名著外，他本人的更成熟的理论专著问世了。五年当中，他完成了《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社会进化史》和《货币学概论》四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还发表了《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论文。两百万字的累累成果，表明李达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上达到了新的境界。其中《社会学大纲》和《经济学大纲》的问世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社会学大纲》是一部长达47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1935年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印行，补充修改后由李达同志自筹资金以“上海笔耕堂书店”的名义于1937年公开出版。这部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准确的系统的论述。作者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全部认识史的批判继承的关系;论证了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既是认识的方法又是实践的方法;论证了实践既是认识的出发点和源泉，又是认识的真理性的惟一标准，把实践的契机导入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论证了辩证法、认识论和论理学(逻辑)的同一性，论证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构造)与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及社会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以专章批判了有较大代表性的各派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全书把逻辑的论证和历史的考察结合起来，致密周详，有很强的说服力。作者在扉页上满腔热情地题了“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九个大字，又在第四版序言中说明了撰写此书的目的:“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的飞跃的时代，我无数同胞都正在壮烈的牺牲着，英勇的斗争着，用自己的血肉推动着这个大飞跃的实现，创造着这个大时代的历史。这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奇迹!可是，战士们为要有效的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确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和行动的方法的。因此，我特把这书推荐于战士们之前。”作者的这个目的得到了实现。这部著作出版后立即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广泛流传。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了这部著作，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他在极其繁忙的情况下认真地读了十遍，作了详细的眉批，并向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了这部优秀著作。毛泽东同志还写信给李达同志，热烈赞扬他的功绩，称他为“真正的人”，希望他设法把《社会学大纲》再寄几十本到延安去。直到1948年，新华书店还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重版了这部著作。

《经济学大纲》也是1935年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印行的，这是一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著，可以说是《社会学大纲》的姊妹篇。他在绪论中着重提出了“中国现代经济研究的必要”这个原则性的问题，指出中国的经济是“处于帝国主义宰割之下的、工农业沦于破产状态的经济”，整个中国的生存，都有朝不保夕的危险。中国的殖民地化的程度已经日益加深了。处在现状之下的中国人民，究竟应当怎样去图存呢?他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整个中国自求生存、自求解放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正确的客观的理论做实践的指导，成立民族解放的战线，才能进行民族解放的工作，才能提起中国经济改造的问题。但要获得那种客观的正确的指导的理论，就必须把捉住一般根本路程上的经济的进化之客观的法则，同时具体的考察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发展法则，以期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这就是他撰写这部著作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他计划分四个部分来撰写:先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以苏俄为对象);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主要以中国为对象)。这个庞大的构思是一个严整的体系，落脚点是现代中国经济(他反复强调只研究外国经济而忽略了中国经济的做法“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提出这样的计划在中国理论界还是第一次。虽然由于条件的限制，他只完成了前两个部分(仅这两部分就有37万字)，但他的整个构思却为在中国怎样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具体分析中国的经济现实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而且，由前两部分构成的《经济学大纲》也独立地成为一部系统的著作。他对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的剖析，史料翔实，论证周密，不但在当时是一个创举，直到今天也还保留着它的理论价值(这一部分在1948年由三联书店以《先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书名出版)。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剖析既是忠实地介绍《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同时又有中国人的风格，通俗易懂。这部《经济学大纲》当时由于条件极为恶劣，未能公开出版，但作为讲义，流传的范围却远远超出了大学，影响到白区和革命根据地的广大群众。毛泽东同志曾对当时在身边工作的郭化若同志谈到《社会学大纲》时说:“李达同志还寄给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应该说，这本书也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之一。

三(www.xing528.com)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李达同志被迫离开北平，应聘为广西大学教授，但未到职即被解聘。次年，由于进步人士白鹏飞任广西大学校长，他才被聘为该校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39年1月，他应冯玉祥将军的邀请，到重庆为冯先生及其研究室的人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代邀黄松龄、邓初民同志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当时冯先生的研究室成了一个以地下党员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主体的集体，对冯先生及其僚属的革命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吕振羽同志奉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征求李达同志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去延安工作，李达同志当即表示“到延安只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当时周恩来同志出国了，董必武同志也不在重庆。吕振羽同志把李达同志的话向当时在南方局工作的一位负责同志汇报，这位同志竟把李达同志的话说成是“干革命还要讲条件”，表示不欢迎李达同志去延安，这样李达同志就未能如愿，而在1939年9月重返桂林，准备在广西大学继续任教。不久周恩来同志回到重庆听了吕振羽同志的汇报后很惋惜，并且很生气地说:“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同志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见江明同志的《展读遗篇泪满襟》一文)李达同志到桂林时，白鹏飞已被免去广西大学校长的职务，他聘请的教授全部被解聘。李达同志也就失业了。这时，周恩来同志派曹瑛同志去看望李达同志，给他以政治上的鼓励和经济上的接济。李达同志还应邀多次给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讲课。1940年，他应聘到广东坪石中山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并发表《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的论文。1941年他又一次被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电令解聘，大学的讲坛已经没有他立足之地，他不得不回家乡零陵困居。国民党政府对他威迫利诱，他丝毫不为所动。在衣食艰难的情况下继续从事著述，在躲避敌机轰炸时还带着手稿。1944年7月零陵沦陷，日军搜捕李达同志，他逃往瑶山避难。途中遇到土匪，全部手稿(连同他珍藏的毛泽东给他的信件)都被抢劫一空。在瑶山贫病交迫，仅免于死。1945年日本投降，他重返零陵。1947年在湖南党组织的协助下由友人李祖荫出面介绍，他到湖南大学任法律系教授，重新获得了登上大学讲坛的机会。

李达同志在湖南大学任教的环境是险恶的。国民党政府通过学校当局对他下了“三不准”的禁令:不准讲演，不准在家里接见学生，不准参加政治活动;特务机关把他列在黑名单的第一名，准备随时逮捕他。学校当局故意刁难他，不让他讲授他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而要他讲“法理学”，以为这样可以“难”倒李达同志，或者迫使他为国民党的“立宪”说好话。但他们没有料到这恰好给了李达同志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开拓新领域的机会。李达同志的理论素养是渊博而雄厚的，他虽然没有专攻过法学，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基本思想是熟悉的;而且早在上海时期他就翻译出版过积惠重远的《法理学大纲》一书。这时他以巨大的努力，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法理学课程的讲义(《法理学大纲》)。这部著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历史的和现实的法律现象作了科学的剖析，对历史上和当前的各派非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作了提纲挈领而又切中肯綮的批判，对国民党玩弄的“制宪”把戏给予了巧妙的揭露，受到广大进步学生的热烈欢迎。正如我国著名法学家韩德培教授指出的:“从这部讲义中，可以看出他为我国法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我们不妨说，他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一位拓荒者和带路人。他的这部讲义是我国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文献，也是他对我国法学的重大贡献。”

李达同志在湖南大学期间并没有被反动派的“禁令”束缚住手脚。在地下党组织的保护下，他不仅成功地通过讲课向青年学生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成了学校中进步力量的中心人物。他还协助湖南地下党组织为动员程潜将军起义做了关键性的工作。1949年初程潜将军秘密通知李达同志，国民党特务机关可能逮捕他。这时他正接到毛泽东同志邀请他赴京的密信。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精心安排下，李达同志离开长沙经香港赴北京，受到了阔别多年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对李达同志在白区长期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所作出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党中央批准他重新入党，不要候补期。新中国成立之日，李达同志已经年届花甲了。但他不知老之将至，仿佛他的战斗生涯才刚刚开始。他担任了许多职务，社会活动极为繁忙，但他还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理论工作和高等教育工作上。

在理论工作方面，他在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中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论著，作了大量的讲演，阐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唯心主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在他去世后出版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两部《解说》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于1950年和1951年相继重新发表时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的。李达同志认为解释和阐发毛泽东同志的这两篇名著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他在行政事务繁忙、健康状况很坏的情况下利用清晨和晚上的时间奋力写作。为了力求准确完善，他在写作过程中以谦逊严肃的态度同毛泽东同志通信讨论，把写成的稿子寄请毛泽东同志修改。这两部《解说》并不是单纯注释性的读物，而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独立研究的成果，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准确深刻，并且有许多精辟的发挥。毛泽东同志在给李达同志的信中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两部《解说》对推动全国学习毛泽东思想起了重大作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工作做出了榜样。

《唯物辩证法大纲》是1961年李达同志受毛泽东同志的委托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上卷。这年夏天毛泽东同志在庐山邀李达同志畅谈理论问题时，提到李达同志30年代的哲学名著《社会学大纲》现在仍有重要意义，要他找几个得力的助手帮助修改出版。李达同志这时已经年过七旬，身患胃溃疡、冠心病、下肢浮肿、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按医嘱是应该休养的。但他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停止了休养，回校开始工作。但李达同志认为《社会学大纲》毕竟是30年代的作品，在原有的基础上修改已不能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近几十年中的发展，特别是不能反映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和我国革命建设的新经验。他决意改变原来的打算，重新写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定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这个任务当然更繁重了。他选定的助手只是包括我在内的几位青年教师。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他以忘我的精神指导我们写作，亲自拟提纲，亲自领导讨论，亲自修改。1963年冬天他患脑溢血和心力衰竭，经抢救才脱离危险。医生“命令”他停止工作，到外地静养。但他不顾医生的警告，仍然在病榻上指导写书，有时用写信的方式提出许多具体意见。1965年秋上卷脱稿。他一面把稿本寄请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审阅，并广泛征求意见，一方面立即动手指导编写下卷。不久，“文革”开始，他横遭诬陷，被迫害致死。《大纲》送审稿被污蔑为“反革命黑书”。直到粉碎了“四人帮”，李达同志的冤案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后，《大纲》的上卷才以《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理论界对这部37万字的专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它是李达同志贡献给中国人民的最后一部哲学著作。

在教育工作方面，李达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校长，其中在武汉大学任职达13年之久。他从青年时代创办平民女学、主持自修大学的时候起，一直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家。解放后他担任大学校长，十分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办好社会主义的大学。他1953年到武大任职，第一件工作就是创办教职员工马列主义夜大学，创办马列主义教研室;1956年又恢复武大哲学系，自兼系主任，并亲自讲课。他十分尊重教育的规律，尊重知识，尊重教师，爱护人才，奖掖青年，鼓励科学研究;对违背教育规律，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压制人才的“左”的错误，不论来自何方，不论有多大的声势，他都坚决反对，据理批驳。历史证明，李达同志的教育思想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实践考验的。

四

李达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四卷本的《李达文集》(前三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四卷已编辑完毕，即将出版)记录了他一生的战斗历程，是我国人民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李达同志一生的活动，表明他不愧为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不愧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我认为，李达同志一生有几个鲜明的特点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一，他有为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而献身的满腔赤忱。他是在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黑暗年代里开始自己的活动的。他在少年时期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宏愿。他经历了求索、失望、再求索、再失望的痛苦过程，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他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和它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从此他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全部智慧献给了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崇高事业，数十年如一日地进行着坚韧的工作。不管环境如何艰苦，道路如何曲折，他总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只要研究一下他的全部著作就不难发现，他的理论活动也就是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活动的主要部分，是他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基本方式。正因为这样，他的文章和专著都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的作品，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实际问题进行艰苦探索的成果。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革命有文武两个战线。李达同志就是在文化战线上走在最前列的英勇而深沉的战士之一。过去有人说李达同志的哲学是“书斋”哲学，这种议论未免过于轻率了。议论者或者是根本没有研究过李达同志的著作，对他的著作的背景、内容、意义、影响一无所知，或者是对“革命”的理解狭隘片面到了极点，或者是出于偏见。

第二，他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坚持真理的高度勇气。这是同他的前一个特点不可分离的。因为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只有科学的真理才符合人民的利益，而他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无所要求，所以他能为捍卫科学的真理而忘记一己的得失、荣辱以至生死。他在反动派的通缉、监视、殴打、驱逐、逮捕的威胁之下能够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达30年之久，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倾错误泛滥成灾的年月里能够挺身而出坚持正确的意见，直到公开驳斥林彪鼓吹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顶峰”论;面对“文革”中的残酷批斗而凛然不屈，决不歪曲事实，决不放弃原则。这些都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崇高品质。

第三，他有锲而不舍的韧性精神和虚怀若谷的谦逊美德。这个特点与前两个特点又是分不开的。他深知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是一个庞大复杂而极其艰巨的工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他从不过高地估计自己在这一伟大工程中所能起的作用，而只是殚精竭虑地做自己可能完成的一份工作。他做一切工作都是从最基础的部分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长期地做下去。他在青年时期就已经是蜚声海内外的革命家和学者了，但他从不自满，从不以权威自居，直到晚年还经常自称为“老兵”、“老学生”，不停顿地学习和研究，甚至在身患重病的时候也不肯放下工作。他对与自己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凡是他经过思考认为合理的，不论来自什么人，他都欣然接受，决不固执己见。

李达同志是中国社会急遽变革时代的产儿。像一切杰出人物一样，李达同志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然而在时代允许的限度内，他给人民提供的东西是够多够好的了，而这也就是我们应当要求于历史人物的一切。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他的精神，拓展他未竟的事业。这就是我们对他的最切实的纪念。

【注释】

(1)原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