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社会：铸血与烈火-《澳大利亚文学史》

澳大利亚早期的历史颇有传奇色彩。马克·吐温曾不无夸张地说：“它读来不像历史，而像编造得最美丽的谎言。”^[1]

澳大利亚史册的第一页，可以说是由流放犯揭开的。1783年美国脱离英国而宣告独立，致使英国不仅失去了一块殖民地，而且也丧失了对这个弹丸之国来说至关重要的罪犯投放场所。数年后，英国监狱人满为患。1786年，英国政府不得不决定把英国探险家库克于1770年发现的澳洲大陆，辟为罪犯流放基地。翌年5月，澳大利亚首任总督菲利普率领200多名海军官兵，押送757名男女流放犯，漂洋过海，于1788年1月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登陆。他们屠杀了在澳洲大陆上过着捕鱼狩猎原始生活的大部分土著居民，用血和火开辟了一条殖民主义的道路。

1788—1888年的100年澳大利亚殖民主义历史，可分为三个重要时期：施行流放制度时期、发展游牧业时期和淘金时期。

流放制度始于1788年，在1840—1868年间被陆续宣布取消。数十年间，先后共有168 000名犯人被从英国放逐到澳大利亚，其中大多是刑事犯，也有一部分为政治犯，有的是从事议会改革活动者，有的是激进的工会主义者，还有一些是要求爱尔兰自治的活跃分子。犯人们被强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伐木、造房、平地、筑路、垦荒种地，在荒无人烟的处女地上谋取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据史载，当时“坚土使铁锹弯折，硬木令利斧卷刃，烈日烤灼，巨蚁叮咬”^[2]，条件十分艰苦。少部分犯人则被分配给军官和官员们当奴仆。犯人如在劳动中表现欠佳，或不顺主人心意，即被地方法官施以酷刑，通常是当众鞭打几十下乃至上千下，被笞者轻则皮开肉绽，重则当场毙命。对于这种非人道的体罚的揭露，便成了澳大利亚早期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若干年后，流放犯及其子孙同后来从英国来澳定居的贫苦移民一起，大都沦为出卖劳动力的农业工人，即典型的“丛林汉”。与那些竭力保存英国传统的绅士和富裕军官不同，他们很快与荒凉奇特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形成了粗犷、坚韧、乐观、友好的典型的“丛林人性格”，即澳大利亚民族性格的雏形。

虽然由于强迫劳动、物资匮乏和生活艰难等原因，犯人们的生产效率很低，土地开发缓慢，但殖民当局也无疑利用这种廉价的劳动力，扫除了在一个新大陆谋求生存的障碍，为大规模移民创造了条件。

1820—1850年是英国向澳洲大量移民、大力发展澳洲农牧业时期。当时，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已趋于完成，自1815年后，纺织工业迅速发展，需要大量高质量的羊毛，而英国的牧场主无法满足这一需求，更无力在羊毛的质量与价格上与西班牙和德国竞争。于是，英国政府便把目光转向了在发展畜牧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自然条件的澳大利亚。基于澳大利亚劳动力奇缺，平均一年1 000多名的流放犯并不能满足养羊业对劳力的需求，而英国本土却劳动力过剩等原因，英国殖民当局在19世纪20年代确立了免费借用土地的制度，来刺激国民大规模向澳洲移民。但尔后不久，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拥有大量资本的人，找不到自愿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从而无从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难以达到将澳大利亚变为英国宗主国原料产地的预期目的。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生动地指出：“皮尔先生把共值五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新西兰（澳洲的旧称——《资本论》中译本注）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之外还带去了工人阶级的3 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3]1831年，澳大利亚殖民当局改变了政策，推行威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将土地定价出售，使原已在澳的有钱官吏和军官以及携带巨款来澳的资本家获得土地，而使刑满获释的流放犯与贫苦的自由移民无力购买，从而在澳大利亚农村形成了雇佣与被雇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铸就了以大规模养殖业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社会形态，促进了农业和养羊业的蓬勃发展。(www.xing528.com)

1831—1851年间共有20万英国人移居澳大利亚，使移民在人口比例上大大超过了流放犯，澳大利亚也随之由犯人的放逐地转变为英国公民的移居地。少数移民留在城市，大部分则赴内地丛林定居，丛林牧区开始出现阶级分化，产生了由发迹的殖民主义者、前军官和来自英国的大小资本家等三部分人构成的牧场主、自给自足的选地农，以及出卖劳动力的剪羊毛工、赶牲畜人和牧场帮手等属于不同阶级的人物，他们成了澳大利亚早期文学作品竞相描摹的对象。

1851年维多利亚州发现了金矿，整个澳大利亚为之轰动，各行各业都卷入了淘金的热浪。其盛况可以从下述记载中窥见一斑：

教堂唱诗班的主要成员都已“离去”，所以几个安息日都不闻歌声了，司各茨科克的钟声业已停响，因为司钟人已经出走。学校正在关闭：一个记者已经走掉，另一个激动万分……五位警察昨日送上辞呈，马上就要告退。^[4]

与此同时，海外移民如潮水般涌入澳洲，澳大利亚人口剧增。1851年全国人口为438 000人，至1861年竟增至1 168 000人。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工，带来了外域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反抗精神。英国的工人经受过宪章运动的洗礼；欧洲大陆的工人身上还带着1848年欧洲革命的火药味；享受到独立战争硕果的美国人对专制行为深恶痛绝；而为数众多的爱尔兰人则惯以反抗英帝国统治而闻名。在这种叛逆精神的影响下，淘金工人开始组织起来，强烈反对当局规定的不合理的淘金许可证制度，反对警察的暴行，要求给予淘金工选举权。愤怒的烈焰迅速蔓延，整个矿区如干柴烈火。1851年11月，政府派遣了大股骑兵，袭击了全无防备的淘金工，制造了一场25人被杀、30人受伤的大血案。虽然淘金工酝酿良久的反抗烈火在20分钟内就被扑灭了，但在澳大利亚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一事件点燃了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的火炬，照亮了人们为澳大利亚的独立、民主、平等而奋斗的道路，并作为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传统的一部分而载入史册，也成为后来的诗人反复吟唱的主题。

殖民主义时期的历史是英国流放犯和以英国为主的各国移民在一个荒凉的新大陆求得生存的历史。因此，其间一方面存在着殖民政府、资产者与流放犯、平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人如何战胜自然求得温饱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是围绕着这两大主题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