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五个个体化革命史

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在50年代展开了其历史化的主导任务，那就是建构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宏大历史叙事。从《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等开始，革命文学把阶级斗争引入了文学叙事，并且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建构历史图景。在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图谱已经清晰之后，文学如何在更真切的个人经验中，来展现人们的精神生活，这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宏大的历史已经建构起来，而且这个历史是集体性的历史，是群众的历史，也是典型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无论如何，其观念性的痕迹要远远大于对生活事实与经验的书写。不管是《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还是“三红一创”、“保林青山”，都主要是讲述农民和农民革命的历史（革命战士本质上也是农民），当然也是共产党的历史。这个历史具有集体性与整体性的特征，但明显缺乏个体的气质。这些作品都是进行群体式的塑造，一群农民、农民革命家的典型。个体形象的典型化特征并不突出，作品所展现的是一种既定的、几乎是先验的英雄群像，而非个体的成长和思想转变的过程。而且这个整体性的历史是客观化的历史，知识分子只是以一个全知的叙述者的角色来完成对这一客观历史的呈现。如何使这个整体性的历史个体化，使客观化的历史具有主观性的特征，这是革命文学进一步发展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革命文学在艺术上必然与必要的深化。

不管如何，文学写作总是由知识分子来完成的，知识分子不能总是在文学之外去表现时代的精神生活。虽然知识分子可以凭借那种新时代来临的新鲜感和革命热情努力去尝试，去体会，去描述，但是久而久之，这种状况必然不能持续。文学写作毕竟与个人经验相关，就是以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文学来源于生活而言，知识分子即使在经历过思想改造之后，立场和感情都转到工农群众这方面，也不能做到对工农群众的生活完全理解与把握，他依然要把自己的直接经验融合进去，才能使作品血肉丰满，情理两通。

显然，革命历史叙事现在面临三个方面的难题：其一，客观化的观念历史如何具有个体性的经验特征；其二，表现历史的主体怎样才能融入被表现的历史之中；其三，这是全部难题的症结：如何把知识分子的个体性与革命历史的客观性融为一体。

这一历史难题，只能由知识分子个人成长的故事来加以解决。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反复强调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然而，对典型人物的塑造谈何容易，毕竟，这样的人物形象，既要符合革命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又能在直接经验中得到理解，获得认同；不能被直接经验接受的典型形象是没有生命力的（注：当然，从哲学的角度来说，直接经验也不是纯粹个体的，也不可能保持个体的本真性；直接经验也是可以被塑造与创造的，但相对而言，这是一个自觉与微妙的过程，如果客观外在的指令介入过强，就不可能获得经验的下意识认同。），而典型形象之所以只能是个体性的，就在于它不能过于概念化，也不能过于群体化，它必然以个体的完满性为前提而存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并不与阶级这一抽象的、概念性的群体直接接触，而是与一个个具体的人接触。换句话说，我们并非接触“现成的”阶级概念，而是其特殊的个体，是用该阶级的规范结构所框定的“身份”及其所有者，正是他们的个人品性在具体地诠释着阶级的抽象概念。所以，现实主义经典理论强调对个别人物的性格特征的塑造。延安时期以来最早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当推白毛女喜儿，白毛女尽管是被高度概念化的人物形象，但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背景下，她的“过度典型化”被掩盖了，出于时代对这一典型形象的迫切需要，她就像滚雪球一样，被滚成一个超级的形象。《白毛女》是关于阶级压迫与解放的超级神话，压迫／解放构成那个时代的二元关系，因为对解放的迫切需要，阶级压迫就被创造出来，或者说被叙事性地强化了。

对于革命历史建构来说，白毛女喜儿的形象还是一个被动的形象，也就是说，她在历史叙事中是一个被客观化的角色，是一个被压迫的、等待革命来解放的形象，这个形象的功能是反射出革命解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虽然，在后来的改编中，加强了喜儿的反抗性，并且加进了大春的反抗性，但他们的形象依然不具有历史主体的能力。白毛女的形象与革命历史具有各自的起源，是革命发现了白毛女，在历史中发现了这个被压迫的存在者，然后，以她为素材建构起一个关于压迫、革命与解放的神话。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是以革命者的身份，以革命的集体名义来讲述这个故事的。这是一个外在的讲述者在讲述他者的故事。不管讲得多么感人，他都依然是图景之外的他者，因此，对于喜儿和讲述者双方来说，这都是一个遭遇他者的历史，一个无法被迅速同化的历史。革命充当了救星，但一切救星都是外在的，是从天而降的。革命者是天外来客——是“毛主席派来的”，这是不同的历史的相遇。革命通过对“压迫”的反复讲述、启发，使对象接受了“压迫”与“被压迫”的叙事，这样，解放以及救星的神话也就确立了。在这里，始终只有革命的历史及其自我展开。

革命历史的文学叙事转向以知识分子为主角，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这相当于是一次历史的偷工减料，一次“胆大妄为”的偷梁换柱。本来作为叙述者的知识分子，已经被历史改换为一个单纯的、缺乏主体意识的叙述者，他或者讲述革命的主体的故事，或者把自己彻底改造为革命的一分子，但他都没有这样做——这要付出多么艰苦卓绝的努力。事实上，建国以后，毛泽东早年关于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革命愿望已经被悄悄改换了，历史条件本身发生了变化，已经没有纯粹的革命实践，“实践出真知”已经不可能，只有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在这种情形下，革命变成了一项对不革命的指控——它变成了思想运动，变成了批判性的观念的革命，结果是演变成观念领域的革命，通过一系列的思想领域的斗争来完成对革命主体的建构。（注：显然，毛泽东并不满意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成效。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他的美国友人斯诺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呵，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边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197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这个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纪要，在注释中指出：“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全体党员，并认真学习，正确领会主席讲话精神。”也就是说要全国各地一直到基层党支部都要对知识分子“开刀”。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8年，第171页、182页。）建国之前，革命有具体对象、具体目标，具有实实在在的主体和客体。新中国的建立是革命的一次间歇又是再次的深入：一方面是以现代化建设为轴心的物质生产革命，另一方面则是在精神领域的继续革命。建国之前，革命是切近的也是切身的，是迫在眉睫的，也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建国之后，革命成为可控的，由远及近地划分出革命对象的层次（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阵营到身边的阶级敌人再到每个个体头脑中潜伏的或者已然出现的错误思想），人的灵魂成为新的斗争领域，这是对人的身体和本能的一次挑战，革命因此而变得“常态化”。斗争未有穷期，因为这些思想斗争只创造了观念的主体，它是不能被现实化的。这是革命的异化——革命只能在观念领域里进行，只能自我催生，这是革命的自我颠覆，使革命陷入了“不革命”的泥泞。

正是从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的需要，从被表现的历史与表现历史的主体的内在化的需要出发，革命文学展开了个体性的叙事。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文学正在创造一个神话，这就是知识分子成长的神话，知识分子的革命起源与革命历史相伴随的神话。在这里，知识分子不再是外在的革命历史的叙述者，不再是一个被他者化的叙述者，而是变成了一个自我叙述的主体，是叙述自我主体化过程的叙述者。因此，工农兵的历史，工农兵的主体化的历史，被改变成了知识分子主体化的历史，从而表明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一部分，是党可以信赖依靠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很显然，这个时期出现的以知识分子成长故事为主题的小说，就是在建构这样一种历史叙事。例如，杨沫（注：杨沫（1914—1995），祖籍湖南湘阴，生于北京。原名杨成业，笔名杨君默、杨默。曾就读于北京温泉女中，因家庭破产而失学，当过小学教员、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抗战爆发后到冀中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做妇女、宣传工作。1943年起任《黎明报》、《晋察冀日报》等报纸的编辑、副刊主编。1949年后，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北京市作协副主席等职。1958年出版《青春之歌》产生了广泛影响。杨沫的作品还有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长篇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自白——我的日记》，以及《杨沫文集》等。）的《青春之歌》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在《青春之歌》之前，宗璞的《红豆》已经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爱情与革命之间的选择。从写作的时间上来看，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之间有承继关系。但在这个时期不约而同地讲述知识分子的故事，却表明了一种共同的时代心理，与文学自身的需要。

《青春之歌》由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注：据称杨沫于1951年开始动笔写《青春之歌》，1955年4月底完成初稿，原名《烧不尽的野火》，后改名《青春之歌》。1958年初作家出版社出版，同时《北京日报》也在连载。），当时正是大跃进如火如荼的时代，《青春之歌》以其火热的对青春生命的赞颂，对“跟党走”的真理性的肯定，而引起千百万读者的共鸣。《青春之歌》被认为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讲述了大革命时代一个女知识青年经过个人的情感波折、生活的徘徊与选择，最终投身革命的经历；以学生运动为历史舞台，刻画出知识分子从热血青年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的精神历程。可以说这是中国当代第一次细致描绘了知识分子成长历程的小说。

小说首先叙述了一个革命的历史，一个党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革命历史。其背景涵盖了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这一段时间。这段历史在中共党史上，被描述为大革命困难时期，也是民族救亡运动的高潮时期。小说把人物的活动、个人的情感经历和生活选择置放在时代矛盾的剧烈冲突中，以此来显示历史对个人的决定性影响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小说塑造了一批共产党人的形象，如卢嘉川、江华、林红等等，这些人物都肩负着民族的使命，在大革命年代英勇顽强地奋斗，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民族救亡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抗争的历史。但这一主流的历史叙事在小说中只是构成重要的背景，并非主导性的叙事动机。小说的重点在于表现一个青年女性的情感经历与生活选择，以及她的心理情感变化。当然，她的经历与选择被打上了革命的烙印，正如洪子诚指出的那样：“小说在否定戴愉、余永泽、白莉萍等的选择的同时，通过林道静的‘成长’来指认知识分子惟一的出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也即个体生命只有融合、投入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事业中去，他的生命的价值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9页。）小说的主题在于：青年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追求与民族／国家的命运，与革命的事业结合在一起，积极投身历史潮流中去，接受党的教育和领悟革命真理，才有真正的前途，才有无愧于人民的青春生命。

作为小说的叙事主题，这一思想体现得相当充分，但在选择通过叙述一个人的经历来反映这一被设定的革命主题时，它在某种程度上又超出了这一主题。在这里，革命与爱欲构成了一种反复缠绕的关系，并以二者之间的张力来推动这一主题的展开。从这样的二元关系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革命文学叙事本身所包含的复杂性，以及内在隐含的分裂机制。

小说显然在努力建构阶级／革命作为人物的性格与叙事的动力机制，但这一动力机制是与爱欲纠缠在一起的，在具体的叙事中，爱欲还经常起到主导作用。

小说开始就设定了林道静的阶级身份，这个看似出身于富家的小姐，原来是受压迫的农村妇女的女儿。母亲秀妮是被林伯唐抢来的小老婆，林道静的身份中因此隐含着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性。小说开始通过一系列的困境，来反映那个年代阶级压迫以及男权统治的无耻，比如连余敬唐这样的人，都想着玩弄女学生。这使林道静几乎走上轻生的道路。在这样的时刻，爱情出现，使陷入困境的林道静获得了解救。青年学生余永泽在林道静最困难的时候，给予她以安慰和鼓励，他们谈论文学，谈论人生，两颗年青的心碰在一起，闪现出爱的火花。他们的同居及婚姻生活应该说是幸福的，直到林道静意识到余永泽是一个只顾及个人和小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不是承担民族重任的革命家。

卢嘉川的出现打破了他们的平静。卢嘉川的政治身份在他一出场时就表现得非常清晰。小说还描写了卢嘉川的外表：高个子，风度潇洒，侃侃而谈，而且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林道静对他几乎是立即就怀有好感。在这里，女性被革命吸引，与被男性气质吸引，两者是混淆在一起的。在革命话语中“健康”、“美丽”、“优雅”这些词语不仅是审美的，更是政治意义上的，是用于社会权力运作的话语。身体的外观特征直接与主体的政治身份、精神品格相关联，因为“审美行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而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将被看做是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注：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第68页。）。从这一点出发，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要通过体力劳动来进行，因为他们要想获得革命者的身份，就必须首先获得劳动者黝黑、结实的身体外观。

小说多次描写林道静目不转睛地望着卢嘉川。这个人与余永泽不同，余永泽只谈些美丽的艺术和缠绵的故事，而他谈的都是国家大事，是林道静从来都不懂的事情。他们之间的交流，既是革命道理的潜入，也是一个年轻女子对一个年轻男子的情感。这个男人的外表、气质都很迷人，与其说他谈话的内容，不如说他谈话的形式更煽动起了她的情绪。(www.xing528.com)

因为卢嘉川的出现，她与余的情感出现了裂痕，内在分歧似乎是对国家民族危亡的关注程度不同，但形式上则是她处在两个男人中间，他们一个代表着旧时代的陈腐的书呆气，另一个则代表着时代潮流，代表着外面的轰轰烈烈的世界。卢嘉川的出现，唤醒了她重新关注外面世界的热情。在这里，对革命的向往是通过一个吸引她的男性而发生的，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爱欲成为革命的动力机制。

在整部小说的叙事中，女主人公的心理动机、心理变化是情节发展的动力。心理变化表面上是得力于革命，而实质上是个人情感的变化。当然，在小说故事的结尾，革命热情还是替换了个人情感。

应该说，这部小说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其革命的动力有时是来自个人的情感及浪漫主义冲动。

小说成功地描写了卢嘉川这种革命青年，他们把民族危亡放在首位，相信要寻找个人的道路，首先要找到民族的道路。另外，小说也写到林道静与卢嘉川以及江华之间的暧昧关系。卢与江都提出过要在林道静家里躲避几天。卢的到来导致余永泽与林道静发生冲突，林道静想，如果卢因此被捕，就可以认为是余永泽出卖了卢。她愤怒到要与余分手的地步。从叙事逻辑上看，这时的林道静还不是共产党员，她的觉悟显然没有比她对一个男子的友情更高。在这里爱欲与革命冲动被平行放置，并且相互置换，革命冲动被喻为地下的暗流，潜藏却蓄势待发；爱欲冲突被处理成显性的对抗，是深层动因的外在表现形式。但事实上，二者常常处于“互文”状态，并形成了“革命＋恋爱”的叙述模式。通常方法是，用爱情这种普遍的个人经验为叙述框架来带动革命宏观图景的呈现，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其概念化、抽象化的一面。“革命”不再是披着神秘面纱的使者，而是亲近的、与活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被直接经验的。这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和接受度。另外，革命的崇高理念又是爱情选择背后的“指导原则”。它的正义性、真理性直接与身体经验相连，比如革命者的形象永远是强壮有力（既是身体的，也是精神风貌的）、风度翩翩，是一个启蒙者，暗夜中的明灯。理念与身体二者转化的过程，也是革命对日常生活、对爱欲想象的渗透和深层支配的过程。这种文学手法在此后的文学创作和实践中表现得更加直接和彻底。

小说后半部分叙述了林道静与江华的关系，江华是后来出现的一个更为成熟老练的革命者。总之，这部小说陷入了革命与爱欲的矛盾叙事。爱欲所包含的个人性和颠覆性的人生理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得到过酣畅淋漓的发挥。但在这部小说中，在林道静的思想转变过程中，革命与爱欲双管齐下，促使林走上革命的道路。最开始把林道静从生活的困境中解救出来的是余永泽，他解救了林的身体，但他没有给林以灵魂与精神的自由。林是一个浪漫的小资产阶级。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动机，不是因为受苦，也不是因为什么崇高的革命理想，而是出于对浪漫、革命的罗曼蒂克气息的追求。这部小说的显性主题是在表现一个女性知识分子接受革命真理，抛弃家庭的束缚，走上革命的道路。但革命与爱欲的纠缠并未随着对革命的更为深入的掌握而终结，始终有着内在的纠葛。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小说因此也表现了一个女性走向革命以及革命斗争中的那种真实的个人情感，一个更加完整的个人的生活史。

五四时期，在启蒙／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在民主／科学的强大支撑下，知识分子可谓挥斥方遒，意气风发，总体面貌上呈现为一个领航者（尽管有个人的苦闷和孱弱，但总体上却是有力的）。在《青春之歌》中，知识分子仍然是启蒙者——自我启蒙。知识分子用手中的笔塑造了自己的精神偶像，将自己描述为谦卑的女性，一个被引导者。在这里启蒙者与被启蒙者是同一的。从革命的角度来看，它是不纯粹的——正如“文革”时的批判所说的那样：过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过多的关于个人对个人的关注（林道静多次注视过卢嘉川与江华的外表）。而从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的革命文学对人物的表现来说，它具有少有的完整性，既表现了人物生活的多个侧面，也表现了革命生活的多个侧面。因此从中可以看到，在革命的强大压力之下，作家的写作依然具有能动性，文学表现本身依然具有自主性。

实际上，这种情形在其他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在同一时期，有一部长篇小说也值得重视，那就是高云览的《小城春秋》。这部作品讲述一个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故事，描述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其重点在于表现一种心路历程。它把小资产阶级的文化氛围表现得相当充分，那种青春气息与浪漫情调，再次唤醒了读者对五四启蒙文学的记忆。另外，小说以大量笔墨描写南方小城的文化情调，文化感被加强了，这也使得小说本身的革命性有所减弱。抒情的气氛相当充分，这使得小说的主人公始终体现出一种情感与精神性存在的品格。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欧阳山（注：欧阳山（1908—2000），湖北荆州人，原名杨凤岐，笔名凡鸟、罗西等。幼时因家贫被卖给养家，随养父四处奔波，在外流浪。16岁发表短篇小说《那一夜》。1926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残了》。1928年又连续写了《桃君的情人》、《爱之奔流》等七、八部中长篇小说，成为职业作家。后到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活动。1941年到延安，1947年，创作出版了描写陕甘宁边区合作社经济发展的长篇小说《高干大》，这部小说被认为是革命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最早的硕果之一。从1957年开始，欧阳山着手创作《一代风流》，全书分为五卷。第一卷《三家巷》和第二卷《苦斗》分别于1959、1962年出版。“文革”后，欧阳山重新写作《一代风流》，第三卷《柳暗花明》于1981年出版，第四卷《圣地》和第五卷《万年春》于1985年出版。欧阳山历任中国作协广东分会主席、广东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的长篇小说《三家巷》，1959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以“一代风流”为总题的五卷本长篇小说的第一部，第二部《苦斗》于1962年出版。其他各卷（《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直到80年代才陆续出齐，但反响平平，当年的《三家巷》和《苦斗》则是轰动一时。特别是《三家巷》，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享有重要地位。这部小说据作者所说，酝酿了长达15年之久（1942年他刚到延安不久就开始酝酿）。小说讲述上世纪20年代在广州发生的故事，反映了家庭与邻里的传统关系在大革命动荡年代里经历的冲击与变故。在革命文学叙事作品中，《三家巷》显得颇为奇特。它既有革命文学的那种从阶级观念出发来定义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的概念化倾向，同时却又难以抹去传统的人伦亲缘关系。在阶级对立与人伦亲缘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的缠绕。也正是因为人伦亲缘关系消除得不彻底，以及作者对家庭日常生活的充分表现，使得这些人物都具有颇为鲜明的生活气息，那种更为鲜活的个性也跃然纸上。说到底，这些人物都是以个体形象进入革命实践的，对他们的青春与革命的关系的叙述具有展示个人成长史的特征。也就是说，个人心路历程被深深地植入革命实践之中，个人的命运在革命化的叙事过程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达。因此，它与《青春之歌》一样，本质上是革命者的成长小说。

小说描写了在一个叫三家巷的胡同里，住着三户阶级属性截然不同的人家：铁匠周家、买办陈家以及官僚地主何家。三家人原来都是平民，生活艰难困苦，邻里关系相当和睦。后来陈家与何家都发了，只有周家还是老样子。这三家人在早期的家族交往中结下了亲缘关系，周家和陈家先是连襟后又结成亲家，陈家和何家后来也成了亲家。虽然说远亲不如近邻，但邻里关系终究松散，于是作者在叙事过程中又以情爱和姻属关系将三个家庭加以捆绑，在增加故事复杂性的同时，也在互动关系中展现革命的诱因和先天性。这些亲缘关系并没有使他们处于阶级平等的地位，而是处在阶级分化的深刻矛盾中。在这部小说中，革命文学从纯粹的阶级斗争，从革命的斗争史，回溯到了革命的史前史，透示出了革命史前史中存在的现代中国的人伦关系。

小说是从阶级斗争角度来规定人物的性格与社会属性的，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周家的人，都是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他们都有高尚的品格，无私、勇敢、正直善良，虽然也有个人思想感情方面的徘徊与波折，但最终在革命斗争中都变得坚强，认识到要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陈家与何家的人都自私胆小，他们只顾及个人和家庭的利益，通过剥削使家庭的财富增长，人人都只考虑物质生活。虽然他们中的某些成员（如陈文婷）也对革命有过同情和向往，但最终依然无法摆脱家庭的阶级属性，维护着反动阶级的利益。小说写了在广州历史上发生的那些真实的革命运动，如1925年的“五卅惨案”、省港工人大罢工、蒋介石的背叛革命、1927年10月广州工人武装起义等等。

这部小说在当时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首部通过几个家庭的生活变迁来反映广州大革命时代的历史图景的小说，其次是描写了工人阶级成为革命领导阶级的必然历史过程，也生动地呈现了个人是如何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一个老练的革命者。不仅历史画面广阔，时代感强烈，而且叙述生动细致，人物性格刻画栩栩如生，故事流畅，有着浓郁的南方生活气息。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家巷》这部作品中并没有从“家族”的角度而是从“家庭”的角度来追溯革命的起源。家族与土地相连，根基雄厚，世代相传，相当稳固，而家庭则相对单纯，家是情感关系最为强烈的社会元素，它是为个人提供安全感的庇护之所，也是不同身份（自然的和社会的）的人的集结之地，是人们成长和发展的动态区域。作为社会单元，家庭的外延较小，可变性亦强。三个家庭原本是站在同一起点上的，之后陈何两家经济地位发生改变，紧跟着其阶级属性也发生相应变化，与此同时，人性也发生了改变。在叙事过程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决定了人性，三者被同一化了。经济因素决定了阶级属性，这背后又隐藏着古老的“为富不仁”的惯性判断，贫穷则被赋予道德上的优势，并且与革命具有先天的亲和性。作者用这种方式形象、直接地展现了革命的动因，另一方面却又实实在在地将其简单化了。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作者用阶级观点来强行界定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显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它表达了中国革命文学中用现代性叙事来建构革命历史的强烈愿望，并且按照这个愿望建构了关于工人阶级作为中国现代革命的领导阶级的历史叙述。但我们也看到了问题的另外两个方面。

其一，阶级观念的强行介入造成的过度历史化问题。人物的性格、价值立场、传统的邻里关系、男女情感关系，在这里都被阶级论重新规划了，但这种规划是不自然的，也很难在当时的社会生活实践中被验证。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南方，像这样的有着非常密切亲缘关系的三个家庭，却被以阶级关系为基础做了生硬的划分。这是意识形态的诉求重新建构了中国现代的人伦关系图谱。从革命文学叙事来看，这个图谱不是从1949年才开始被建构的，而是历史地存在的，并且是中国现代革命的基础。如何理解中国现代历史中的阶级关系？如何理解通过革命暴力手段颠覆这种关系的历史意义？当革命胜利后，被压迫阶级成为领导阶级，甚至成为特权阶级，这就是革命的本质？原来的剥削阶级成为社会的底层，这就是他们应得的罪赎？敌我的划分是历史性、传承性的，敌人一旦被定性，就失去了一切反抗的合理性，他们所接受的惩罚不仅是对现在，对自我，更是对历史的一种罪赎。

其二，无法压抑的亲缘关系与人性特征。尽管说这部小说用阶级斗争的观念重新规划了现代史、现代中国的人伦关系、家庭亲缘关系，但在革命文学中它却是少有的投入这么大的篇幅，以如此细致的笔墨去描写人伦亲缘。这在革命文学中是少见的。小说大量写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以及不同阶级地位的人们之间的情爱关系。比如周炳与陈文婷的恋爱关系，使小说经常流露出才子佳人式的男女缠绵悱恻的氛围。小说以周炳个人的成长经历为主导线索，使得革命史与个人的生活史相重叠，并且后者占据了主要的篇幅，革命历史退居成为背景，使历史化的叙事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另外，小说虽然试图以阶级性来规定人性，但在具体的小说叙事中，人性的复杂性还是压抑不住地经常流露出来。

总之，5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双百”方针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学始终压抑不住的那种表达精神，不管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多么强大，都终究还是有一种文学性从历史缝隙中流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