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探索开拓者家族

蒋子龙率先站到了时代前列（注：蒋子龙（1941—），河北沧县人。17岁进厂当工人，后入伍在海军服役，转业后在天津重型机器厂当工人。1976年发表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1979年发表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同时期有短篇《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中篇《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锅碗瓢盆交响曲》等作品，另有长篇《蛇神》、《蒋子龙文集》（8卷）等。）。1979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当推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这部作品塑造了一个受命于危难之时的改革家的形象。乔光朴面对的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车间管理混乱，工人自由散漫，还有一大群顽固不化的保守势力。但是大智大勇的乔光朴坚强不屈，力挽狂澜。他思想解放、实事求是，讲科学，重知识，爱人才。他最大胆的改革措施就是抓住企业自主权，这是“文革”后中国企业改革迈出的关键一步，鲜明体现了那个时期迫切需要的改革精神。所有那个时代的弊端与困惑，都在这部文学作品里有所呈现，并获得想象性的满足。这个时代需要责任感，现实呼唤英雄，走向“四化”更需要乔光朴这样的带头人。乔光朴是在现实主义的文学规范下书写的典型形象，一个重建现实乌托邦的神话英雄，反映和表达了那个时期的焦灼的历史愿望。乔光朴作为一个理想化的英雄形象，是集体想象的结果。《乔厂长上任记》不仅仅是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也是新时期经济改革的一部及时的启示录。蒋子龙发表《乔厂长上任记》后，收到无数的读者来信，不少企业的厂长经理都给蒋写信，恳请他能多写些这类作品，为改革鸣锣开道。蒋子龙的系列作品创造出了一个“开拓者”家族形象，表达了当时人们的渴望。

柯云路的《三千万》（1980）也在竭尽全力推出有着“岩石雕像”般风貌的改革者形象。这篇小说讲述一个老干部重返工作岗位后，整顿一个拖延施工十年的基建工程的故事。主人公猛局长，有着战争年代扛枪的经历，也经历过十年“文革”的考验，他重新出来工作，有着硬碰硬的锐气。他也同样被塑造成一个尊重知识，按经济规律办事，并且坚持政治思想工作的好干部形象。与他形成对比的是一个年轻得多的干部张安邦的形象，这是一个反面典型。他被描写成“文革”动乱所造就的，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三种人”（注：“三种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在“文革”后一段时期，“三种人”有些被从领导岗位上清除出去，有些被开除出党。在“文革”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例如在本书分析过的《朝霞》中的大多数作品中，他们被作为年轻的工人阶级的形象得到塑造，预示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未来希望。仅仅数年之后，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就成了历史丑角。）的那些靠造反起家的干部。老干部复出是一次权力的再交换，这与任何历史时期的权力交换都不同，这次是作为年轻人的造反派（“三种人”）向老年人交权，年轻人大都被看成是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的不可靠的反面人物，他们在政治上受到质疑。但随后不久，中国清除了大部分所谓的“三种人”后，不得不提出选拔干部“年轻化”标准。这篇小说像当时的大多数写改革题材的小说一样，正面人物都是斗争经验丰富、政治上成熟而有魄力的老干部。

那时的人们认为，只要老干部复出，中国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人们相信已经迎来了一个实现“四化”的大好时机。但也有作家开始认识到，问题可能并不那么简单。随着改革实践的推进，人们不得不正视改革面临的困难。改革文学由此开始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识，在乐观主义的基调中也开始弥漫着一些悲剧性的氛围。水运宪的《祸起萧墙》（1981）对改革英雄遭遇的困境做了直面的描写。小说描写一位叫傅连山的干部主动要求到困难企业去担任领导职务，但却遭遇到层层阻挠，改革方案也困难重重，但他没有后退，而是勇于进取，锐意改革，虽然最后也还是失败。傅连山面对的是无法克服的权力障碍，这些权力与某些民族劣根性纠缠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使得傅连山无法施展他的抱负。与力挽狂澜的乔光朴大相径庭，同样才干卓越的傅连山却节节败退。作为一个失败的英雄，傅连山的形象具有相当的悲剧意味，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对改革的种种忧虑。(www.xing528.com)

值得提到的是，张洁这个歌吟个人情感的女性作家，在1981年底发表了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小说描写国家重工业部在企业管理、政治思想工作以及领导权更迭等方面展开的改革派与保守势力之间的斗争。张洁的目光不仅投向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她也较早敏锐地意识到改革者本身的现代化问题。“改革者在何种程度上是一个现代人”被推到作者思考的中心地位。主人公郑子云当然还带着理想主义的光圈，但他身上却不断折射出对现代化中人的价值取向的探寻。这部小说在叙事上与张洁过去的小说有所不同，显得自由奔放，生活面也相当开阔，对人物的刻画不再是浅吟低唱，而是大刀阔斧，浓墨重彩。不过有时过分注重对人物和事物的评论，人物的语言也缺乏节制，显得有些冗长沉闷。

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小说家》，1983年第2期），塑造了一位符合80年代的新人的形象（陈抱帖），也给改革文学注入了一种强力品格。同时期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十月》，1983年第3期）（注：李国文（1930—），原籍江苏省盐城市，出生在上海。1949年毕业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理论编剧专业。1981年发表《冬天里的童话》，1982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1986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担任《小说选刊》主编，后一直在中国作协任职。90年代以后，在散文领域收获甚丰，文笔犀利劲道。），借助时代变革的大背景来写人物的沉浮与人性的复杂，显示出精湛的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