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的致思路径是价值论，西方提出的新发展观就是从价值维度展开考察的。其实，从深层次来看，发展是一个属人的问题，没有人的在场，对发展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而价值论研究的就是人的问题，研究人的在场。所以，研究发展理论就必须考察价值哲学，价值哲学是发展问题研究的深层理论支撑，其研究水平决定了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水平。
价值哲学的兴起和繁荣是上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一哲学史事件缘起于“人性、异化与人道主义”大讨论。“人性”、“异化”与“人道主义”的深层理论问题就是价值哲学问题。当这一讨论沉寂后，关于价值哲学的研究却并没有沉寂，而且非但没有沉寂，却越发勃兴起来，一直持续到今天而长盛不衰。学者们在近三十年的价值哲学探索中，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就。
（一）“人性、异化与人道主义”是当代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的起点
十年“文化大革命”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人的发展。“文革”过后，人们开始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哲学的批判和反思的功能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其表现就是“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大讨论。1979年，邢贲思的《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和楼培敏的《西方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研究》，借助对西方人道主义的评述，打开了探讨人道主义的大门。此后，学者们相继开始讨论“人道主义”、“异化”和“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相关问题，并且争论异常激烈，一直持续到1984年。这一年，胡乔木作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几个问题》的文章，认为人道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两个方面有联系，又有区别。”[61]认为对于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应该提高警惕加以批判，而作为伦理原则的人道主义，则可以加以批判地继承。这篇文章发表后，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就基本上结束了。但是，这一哲学史事件却直接导源了价值哲学的勃兴，并且从学理的角度来说，其本身对价值哲学研究的推进也是十分巨大的。这次讨论主要争论的是三个问题：第一，人性是否等于阶级性，是否存在共同人性；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着异化；第三，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是根本对立的还是具有统一性的。
正是关于“人性、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打开了研究价值哲学的大门，从此以后价值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门“显学”，历时20多年而长盛不衰。
（二）价值哲学兴起之初的研究成就：价值、真理相关概念的争论
价值哲学在中国兴起有一些标志性的著作。关于价值哲学，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并有巨大影响的文章可能是杜汝楫发表于《学术月刊》（1980年第十期）的题为《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杜汝楫从事实与价值、事实的知识与价值的知识、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的区别来论说价值问题。该文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如认为实践作为社会一种判断标准，对于事实和价值问题来说都是适用的。而且，该文还提出了关于价值真理的问题，这引起了后来学者们的争论。1981年8月8日，何祚榕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的文章。文章认为，人除了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就涉及到评价问题。所以，何祚榕认为价值问题、评价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在此之后，价值问题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国内哲学动态》、《社会科学战线》、《学术月刊》、《江海学刊》等报刊杂志相继发表了一些关于价值方面的文章。自此出现了价值论研究的高潮。
在价值哲学兴起之初这个阶段，学者们界定出了一些概念，这些概念的界定对价值哲学的进一步研究是必须的。
1982年9月1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刘奔和李连科的《略论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是内在统一的，二者统一的基础是科学的实践观。与之相关，李德顺在1985年第三期的《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真理和价值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认为真理是主观向客观的不断接近，而价值是客体运动变化的结果向主体的接近，两者是内在统一的。
通过辨析真理和价值的关系，学者们又开始思索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价值真理？1980年，杜汝楫的《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中，就提到了价值真理的问题。1985年《哲学研究》第9期，发表了袁贵仁的《论价值真理概念的科学性》和薛克诚的《客观真理刍议——兼评价值真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对价值真理持不同的观点。袁贵仁认为，事实和价值都是认识的对象，以前将认识对象局限于事实，是有局限性的。事实和价值都可以为认识所反映，符合客观价值关系的反映就是价值真理。薛克诚却认为，价值具有主体性，如果承认价值具有真理性，真理就成了因人，因集团，因阶级而异了，真理就没有客观性了。这样，价值有没有客观性就逐渐凸显为一个主要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李连科在其著作《世界的意义——价值论》（1985）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价值的客观性，不表现为客体性，也不表现为主体性，而是表现为客体与主体之间的一种客观关系。认为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就是社会实践关系。客体是客观的，主体的需要也是被社会历史客观地决定的，所以，经过社会实践创造的价值就是客观的。
（三）关于价值本质的研究成就
随着对价值哲学相关核心概念的探索，问题逐渐聚焦于对价值本质的争论。李德顺在其著作《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提出了关于价值本质的重要见解，深化了价值哲学的研究。本书认为，价值是指客体的存在、作用以及它们的变化对于一定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李德顺认为，人类活动有两大原则：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价值原则要求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都要最大限度地保证人的社会需要和利益，即按照人的内在尺度尽可能地使客体为主体服务，因此，从价值原则的角度来看，认识客体、世界本来的面目和规律不是目的，认识主体本身或人的抽象的‘自我意识’也不是目的，而把两者通过人的活动有效地结合起来，使之达到统一和和谐才是目的。这种统一和和谐集中地表现为主体的现实发展。对于作为主体的人来说，价值原则意味着自立、自强、进取、创造、高度地发挥主体能动性和主观能动性，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和人的生活内容及形式的丰富化等等。因此，寻求人在自然界面前的主动地位，寻求人的活动方式的最优化和最佳效益、高效率，寻求实效的丰富性、全面性和持久性等等，是价值原则的一般共同内容。”[62]王玉樑在其著作《价值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对价值的本质也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认为价值的本质在于能够使主体更加完善，能够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同时，他认为，价值存在于客体对主体的作用和影响之中。这种作用和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价值的基础是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活动，包括物质实践活动和精神活动。精神活动也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所以一切价值的基础都是实践。
1991年6月李连科出版了专著《哲学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认为要坚持唯物主义价值观，关键要弄清楚主体需要的客观社会性。他认为切不要把主体需要混同于主体欲求。不要把需要同其在意识中的反映而形成的欲望、目的、动机混同起来。这是李连科一贯的主张。在其后的著作中也持这样的观点，如在《价值哲学引论》中认为，“现代西方价值学的失足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错误地理解了主体需要，把主体需要，或当做自然本能，或混同于主观的欲望、兴趣、情感、愿望、目的、动机，而没有看到它的客观社会性，因而，唯心地将价值当做主观随意的东西，将价值或价值属性，混同于估价或价值判断。所以，坚持唯物主义价值观的关键在于，弄清主体需要的客观社会性。”[63]这其实是马克思价值哲学和西方价值哲学的一个本质上的差异，西方学者认为现代社会中的道德文化价值已不可避免地多元化了，并认为这种多元化也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人们自由空间的拓展。[64]认为这种多元化之中，很难有一元的判断标准。1991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袁贵仁的专著《价值学引论》。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把价值学与人学和文化学结合起来研究。认为价值就是客体对于主体所具有的意义。认为哲学的“价值”在内涵上接近于经济学上的“使用价值”，表示物品对于人的效用。
（四）关于社会发展中的价值问题的研究成就(www.xing528.com)
评价问题是社会发展中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研究评价问题的著作，如马俊峰的《评价活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陈新汉的《评价论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冯平的《评价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何萍的《生存与评价》（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张理海的《社会评价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从整体上看，评价论在中国的发展的确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而且其研究正在逐渐进入现实的社会生活领域，如吴晓明、王德峰认为对经济发展的价值评判乃是当代世界所面临的最重要、最具现实性的问题之一。在这方面不仅出现了众多的意见分歧，而且还引发了各种激烈的争论。毫无疑问，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来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生活的相应变化，其意义也势必日益凸现出来。[65]
在这个阶段关于社会发展中的价值问题研究的另一个热点就是价值观问题和价值观冲突问题，如：
吴倬、孟宪东认识社会主导价值观和个人个性化价值取向的辨证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具体表现为：第一，社会主导价值观必须真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人的个性化价值意识的集中体现，并以后者为目的，才能确保其内容是正确的。第二，少数先进人物率先形成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先进的个性化的价值意识通常是社会主导价值观发展、进步的重要契机和动力。第三，对于一般人们来说，只有使个人的个性化的价值意识与社会主导价值观相协调，才能保证个人价值意识具有真正的合理性和现实性。第四，以倡导社会主导价值观为基本内容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与承认群众的个人个性化价值意识所反映的价值取向的合理性和鼓励个人实现合理的个性化的价值追求相结合，才能保证人们发展自身主体性、个性和创造性的客观要求。第五，以倡导社会主导价值观为基本内容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与鼓励群众个人的个性化价值意识所反映的价值追求相结合，才能使这项工作富有吸引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66]
汪信砚认为全球化一方面促成了全球范围内引人瞩目的价值认同，另一方面也在世界上引起了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并认为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无论是强制认同还是引诱认同，都是力图把某种特殊价值观念即西方价值观念加以普遍化，把非西方国家的人们纳入西方价值体系。[67]
李景源、孙伟平认为价值观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价值信念、信仰、理想、标准和具体价值取向的综合体系。价值观一旦形成，就渗入到人们的一切价值活动之中，发挥目标选择、情感激发、评价标准和行为导向的作用。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必须正确看待和处理社会价值导向与人们多样化价值观之间的差异与矛盾，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对人们的多样化的价值观加以引导和调节，树立适应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先进价值观。[68]
“新世纪的价值冲突和人文精神”研讨会于2002年7月在云南玉溪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德顺认为，中国价值哲学的研究应当勇敢地面对现实，拓展价值哲学的研究。在现实问题如全球化中的价值问题、中国转型时期的价值问题等的研究中，拓展我们的视野，迎接现实的挑战。中国人民大学马俊峰认为，当今全球化中的价值观念冲突表现为一些新的特点，如意识形态色彩淡化，而民族传统的特点则加强和突出等。上海财经大学陈新汉从弘扬人文精神方面谈到价值观冲突的解决方式。他认为，人文精神是对于价值世界本质的观念反映，它的实质是对自由的追求，体现着以人本身为目的和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北京师范大学晏辉认为，要解决价值冲突所引发的人文危机，需要重建人文生态，包括重建主体性的需求体系、信仰体系和信用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认为，价值冲突是认同不同价值的主体或统一主体内心之中在价值评价、选择、取向、创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和谐、不一致甚至碰撞与斗争。
（五）价值哲学发展中对主客二分方法论提出挑战的观点
在价值哲学的研究方法中，主客二分的研究方法一直是占据主流的研究方法，但是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质疑。
张岱年认为，价值有双重含义：一是功用价值，指客体满足主体一定的需要；还有就是内在价值，是由事物的内在性质决定的。如道德的内在价值就是保持人的尊严。[69]
高清海认为，“所谓价值，虽然不排除满足需要的涵义，但它并非只是这样一个表示这类直观意义和简单涵义的概念，本质上它是一个表现人的主体性、超越性和目的性的范畴，它并不表达别的什么意思，而仅仅意味着人的实践活动所追求的那个目的之物和超越之物。”[70]
何中华认为，哲学的价值是人类学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所谓人类学本体论的意义就是指“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规定性，即人之为人的终极根据之所在”。“人的这种二重化结构的历史生成，意味着人对自然的超越。它标志着价值存在物的诞生和意义世界的确立，标志着人类作为真正的‘人’而出现。价值世界的确立与人类的出现可谓同一事实的两个方面，而且在逻辑意义上，正是价值世界的确立，才使得人作为‘人’而存在着。价值的这种属人的特点，使人类成为整个宇宙中唯一没有对等物和等价物的独特存在。这乃是价值作为哲学概念，其人类学本体论意义的基本内涵。”[71]
赖金良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人本身的二重化是价值世界的最后秘密。价值的最终根源，不在人与对象世界抑或主体与客体之间，而在“人成为人”的自我创造、自我超越、自我实现过程中，即价值最终起源于实然之人与应然之人的二重化建构及其动态关联。[72]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的价值论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表现了我国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度理论关怀。其研究的深度决定了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深度。本书将充分吸收借鉴当代中国的价值论研究成果来深入思考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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