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教会教育事业

中国近代化的新式学校是由西方传教士首创的。

从19世纪初期基督新教传教士来到南洋马六甲、澳门一带地区至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结束之前的半个世纪中，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新式学校的第一阶段。1820年在马六甲开创的英华书院，专以培养去中国传教的欧籍传教和华侨子弟为宗旨。1843年迁往香港⁽⁵²⁾。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派遣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开设的女子学塾，是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同年，伦敦会在厦门开设了英华男塾；又过一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也开设了一所男塾；1846年，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在上海创办了一所男塾。

1850年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徐汇公学，称圣·依纳爵公学，是天主教会在中国开办的最早的近代学校之一⁽⁵³⁾。同在1850年，英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了英华学塾，美国北长老会在上海创办了清心书院，其他差会分别在广州、厦门、鼓浪屿开办学堂。1853年美国公理会在福州开设格致书院；同年，天主教会在天津开办了法汉学堂、诚正小学和淑贞女子小学。1858年归正会在厦门开设了真道学校。

在这一时期，由于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在中国禁教政策的余波之下未曾获得大的进展，也因为满清朝廷虽经鸦片战争的失败，仍未有改弦更张，内政外交依然故我，所以社会上各阶层中的天朝意识和华夷之见仍很大程度地限制了人们对新学问的认识，故而西方传教士即便采取了免费入学的方法，但入校学生寥寥无几，女校更不易招生。估计此一阶段内教会开办的学校共五十所，学生一千人。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学校的第二阶段，是1860年至1900年，这一时期教会学校的发展很快。其主要原因是，在不平等条约制度的保护之下，传教士不仅能在沿海地区较为自由地活动，而且有了深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机会，沿海和内地都出现了教会学堂。加以清政府为举办洋务事业，开始创设少数近代学校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之类，聘请传教士担任西学教习或顾问；同时，外国企业的资本在中国的投资日益增加，以及海军、邮局、铁路、轮船等机构都急需人才之故。

当时比较著名的教会学校有：

（1）1863年天主教设在上海的圣芳济书院。主要招收上海外侨子女，特别是天主教教徒的子女，也招收中国学生，开设小学和中学课程，参照英国教育制度。⁽⁵⁴⁾

（2）186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1836—1908年）在山东登州开办的蒙养学堂，1876年改称文会馆。从1864—1872年，蒙养学堂“计设学九载，教习五员，共收生徒八十五名”⁽⁵⁵⁾。1876年以后由小学升格为书院，分备斋、正斋两个部，前者为三年制，后者为六年制，并将登州城内西北隅的一个荒市全部划归学堂使用：正殿作教室、东廊改建成两层，充作图书馆、仪器室和理化实验室；学生则住在前院和西院。到1886年，学堂经费扩充，不仅校舍可容纳学生百余人，而且仪器、标本悉备，更专设藏书室、阅报所、电机房、沐浴室、化学实验室、观星台（天文台），博物陈列所以及一所西洋教员的住宅⁽⁵⁶⁾。狄考文还建立了一个工场，内有木工、铁工、电工、车工等工艺⁽⁵⁷⁾。1904年，文会馆与广德书院合并，迁往潍县，易名广文学堂，成为后来山东齐鲁大学的前身。

（3）1867年美国公理会在河北省通州设立了一所潞河男塾，后经美国传教士谢卫楼（1841—1931年）的惨淡经营，于1887年易名为潞河中学，学生共有三十名。1889年，华北公理会决定将此校扩建成大学；1892年，学生增至六十二名，有五名大学生毕业，他们被派往公理会教会中担任传教工作。当时的学生多为来自天津、北京、张家口、保定府等地的教徒子弟。1893年，该校正式命名为潞河书院，附设中学和戈登纪念神学院，由谢卫楼担任校长⁽⁵⁸⁾。

（4）1866年天主教在天津设立了究真中学，同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设立了培雅学堂。在当时，天主教仍以小学教育为主，设有少数中学。

（5）1879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若瑟将圣公会原在上海开设的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于1879年在上海曹家渡附近沿苏州河以南的一块三角洲上开始筹建校舍，创立圣约翰书院。1881年，该院设立英文部，1884年，将预科改为半日中文，半日英文，1888年，美国传教士卜舫济（1864—1947年）出任圣约翰书院校长，并致力将其建成一所大学。1896年1月卜舫济建议增设大学部，开文理、医学和神学三科，圣公会差会部批准了他的建议⁽⁵⁹⁾。

（6）1881年，林乐知在上海开了中西书院。先后有三处校址：有一、二院及大书院；最初建的一院在八仙桥、二院在吴淞路，大书院在昆山路。学生入学后先在分院读二年或四年，然后升大书院读四年。学生入学经考试以后根据成绩分为特等生、头等生、二等生及三等生。西学课程在分院期间主要学习英语，兼及数学和地理；中学主要习尺牍、写作和五经，升入大书院以后除习英语以外，增学数理化课程，后两年要学习一些公法课程⁽⁶⁰⁾。

（7）1884年，美国哈巴牧师在广州筹建教会学校，并回美国筹款，最后在广州沙基金利埠租赁校舍开学，名为“格致书院”，1888年开学。1893年与广州培英书院合并，后曾一度迁澳门，1903年将校英文名改为“Canton Christian College”，1904年中文名改为“岭南学堂”，是后来岭南大学的前身⁽⁶¹⁾。

1875年左右，教会学校的总数约八百所，学生三万人，其中新教约三百五十所，学生六千人；其余均为天主教开设，天主教开设的学校以小学为主。据报道，仅在耶稣会管辖的江南教区，在1878年有三百四十五所男学校（小学）和六万一千二百二十二名男生，二百一十三所女学校和二千七百九十一名女生，到19世纪末，江南天主教学生已逾一万六千名⁽⁶²⁾。1877年，在新教学堂中已有六千人就读，到1890年上升到一万六千八百三十六人⁽⁶³⁾。同时，学生的招收对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沿海和内地，虽然也还吸收贫寒人家子弟入学，但富家子弟的人数越来越多了，在沿海的通商口岸中尤其如此。这与教会大学为适应中国社会洋务企事业和外商企业或洋行中所需人才而改变教育目标有关。如圣约翰书院就收取高昂的学费，吸收富家子弟入学，并授以英文，因为“英语知识可以有商业价值，可以培养青年使他们能在外国商行里谋职”⁽⁶⁴⁾。

在那个时代，从事于基督教教育事业的传教士，起初都是职业的传道人，他们本来的职责是宣教而非办学。然而，岁月流逝，他们在中国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发现纯粹的传道进展非常缓慢，美以美会入华10年才发展了第一名教徒⁽⁶⁵⁾，公理会传教士1847年始入福州，1856年才有第一位进教者⁽⁶⁶⁾。因此传教士们想到了用办学来作为宣教的辅助手段，185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斯（1829—1893年）在浙江宁波设立了两所男女寄宿学校，他后来回忆说：

我在宁波多年办理两所男女寄宿学校的经验证明：在中国办学是最省钱、最有效的方式。它只花费差会的力量和传教士的劳力与时间约四分之一，却为该地教会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的教徒——我想超过半数。最近三四年外堂数目大增，多半要归功于本地的工作人员。这些中国人，多半曾在我们所办的学校里受过教育。总之，宁波教会之所以继续成长，引人注目，建立分堂，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功于我们所办的学校。⁽⁶⁷⁾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通州潞河书院的倡导者谢卫楼，开始时也是一位专精于布道的传教士。1877年第一次全国基督教代表大会上，他当时发言反对狄考文关于在教会学校讲授世俗性科学知识的见解，他认为讲授知识有时会干扰信仰的传播，因为知识本身“不仅不会引导人更接近耶稣”，而且“经过西方科学教育的异教徒比一般异教徒更难接受福音”⁽⁶⁸⁾。然而，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传教工作本身进展的缓慢，谢卫楼的观点有了不小的变化，他意识到教会必须占领教育界：“教育是未来中国的一种力量，基督教会必须为了基督使用这种力量，否则撒旦就会用来反对基督。教会必须积极举办教育……这样就可以使基督徒占据有势力和有影响的位置，在政府里做官，做传授西学的教师，当医生、当商人，或在中国早已开设的企业中当督办。”⁽⁶⁹⁾而1877年第一届全国传教士大会上，狄考文的著名的“基督教会和教育的关系”，完整地表述了主张以办学方式推进基督教传华事业的传教士的心声，他指出，基督教和教育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天然的亲和力，这使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传教士作为“基督教的唯一代表出使异邦，凡是教会为推翻异教信仰所需的一切都是他的工作”，也就包括了教育这种影响人心的方式，通过教育可以“使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道德渗透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去”，从而“使中国基督教化”⁽⁷⁰⁾。

尽管狄考文和谢卫楼主张以教育作为传播基督的辅助手段，但是他们在教育中仍很强调宗教信仰和现代知识之间同一性和不可分离性。狄考文曾说，“如果科学不是宗教的盟友，它就会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教会学校不应让“异教徒或基督教的敌人来开动这个强大的机器，以阻碍真理和正义的发展”⁽⁷¹⁾。出于这样的目的，狄考文反对在内地的教会学校里开设英语课，因为英语具有商业的价值，学生会将注意力放到英语学习而忽略了宗教的信仰，“学生们学会讲英语以后，无疑地我们将有极大的困难将他们留住。他们将立即去找工作，他们的英语知识将给他们高的工资”⁽⁷²⁾。当然，狄考文也认为，除内地以外，上海、天津、武汉等通商口岸的教会学校，教授英语有其特殊作用。比狄考文更为年轻的传教士如卜舫济等，则非常重视英语课的开设，他们认为教会学校的招生对象不应局限在基督徒，也反对在学校里无休止进行宗教训戒，卜舫济明确认为：“英语知识可以有商业价值，可以培养青年使他们能在外国商行里谋职，学校当局应当满足这些要求。”⁽⁷³⁾(www.xing528.com)

在19世纪的教会学校中，传教士们为了传播近代的知识，在课程上设置了不少西学的内容，同时，为了使培养的人材能够顺利地踏上社会，或者步入仕途，他们也刻意地安排了一些中国古典文史的课程。狄考文曾说，教会学校虽以宣扬基督教教义为第一要义，但是也必须重视儒家经典的学习，因为中国传统的学问“是政府科举考试所要求的，也是作为受尊敬的学者所必需的”。林乐知在《中西书院规条》中言：“余拟上海设立书院，意在中西并重，特为造就人材之举。”⁽⁷⁴⁾现将山东文会馆正斋、备斋和上海中西书院课程表摘引如下，以资比较参考：

文会馆正斋分年课程表

表中读诗文后改为读策论经义。

表中作诗文后改为作策论经义。

动植物学系1902年添授。

文会馆备斋分年课程表⁽⁷⁵⁾

讲读唐诗此课后废。

中西书院各学生每周所习之中学和西学课程表⁽⁷⁶⁾

第一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习学琴韵。

第二年：讲解各种浅书、练习文法、翻译字句、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三年：数学启蒙、各国地图、翻译选编、查考文法、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四年：代数学、讲求格致、翻译书信、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五年：考究天文、勾股法则、平三角、弧三角、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六年：化学、重学、微分、积分、讲解性理、翻译诸书、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七年：舫海测量、万国公法、全体功用、翻译作文、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八年：富国策、天文测量、地学、金石类考、翻译作文、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除了设计课程以外，传教士们还编写和翻译各类教材，1877年上海举行的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通过成立一个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中文名“益智书会”，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狄考文、丁韪良，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傅兰雅等被推举为委员，确立了编辑教科书的方针，到1886年为止，益智书会共出版104种教科书，全为基础科学书籍。1890年上海第二次全国传教士大会时，该会扩大为中华教育会，教科书的编纂成为其活动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可见中国教会教育事业的起源，实是因为传教士将此作为宣教的辅佐手段，以适应中国社会环境的需要。但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却使教育与传教之间的从属关系发生了变化，教育已不再成为可有可无的手段或工具，尤其对于后来的注重世俗知识教授的传教士来说，教育本身就是传教事业的一部分。20世纪国人余日章氏云：“中国新世教育，学校之创立，精神形式，悉有基督教会，梯山航海，转运而东，基督教对于中国教育之一途，为今日新教育规矱，早为国民公认。”⁽⁷⁷⁾既说明了基督教与教育的关系，也说明了教会教育开启了中国新教育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