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郁达夫作为二流作家的谜团

春风为何没有沉醉？

以前有个通行的说法，叫“鲁、郭、茅、巴、老、曹”。意思是说，中国现代文学成就最高、排名最靠前的，是这六位：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

80年代以来，这个说法越来越受到挑战。比如，周作人、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就陆续被“重新发现”，得到很高的评价，而诗人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穆旦等的地位，也急遽蹿升。有人说，以前“六大金刚”之外起码还要加上这些作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名人馆”或“先贤祠”才算完整。

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但人们在为现代文学第一流作家重新排座次时，却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作家，这就是郁达夫。

郁达夫（1898—1945）在现代文学史上一般放在初期创造社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潮流里来介绍，肯定其自我表现和自我忏悔在个性解放上的意义，跟着指出这种表现和忏悔因为不能走出个人的怪圈而导致的局限，其艺术表现手法也因此趋于单调。至于郁达夫这以后的创作，或只字不提，或强调其个人主义的没出路和由此导致的颓唐、落伍，总之是在下坡路上一滑到底——至多为他在抗战胜利后被日本宪兵谋杀于苏门答腊惋惜几句。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史不断重写，但郁达夫作为二流作家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

其实这很不公平。郁达夫《沉沦》（1921年10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白话小说集，在整个20年代，郁达夫的小说几乎与鲁迅齐名，青年读者尤其为之倾倒，许多作家甚至以模仿郁达夫风格为能事。《沉沦》只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包括“自序”、短篇《沉沦》和《南迁》以及附录的短篇《银灰色的死》，却能产生那样的影响，足见其本身包含的魅力与冲击力之大。这以后，尽管思想变迁频繁，人生道路坎坷，身体时好时坏，但郁达夫一直把写小说当做严肃的工作，一丝不苟。从1921《沉沦》出版之后，到1935年发表最后一篇小说《出奔》，十四年里郁达夫只写了四十来篇中短篇小说，其创作态度之严谨，可见一斑。郁达夫小说数量不大，但上乘之作甚多，其中《茫茫夜》、《采石矶》、《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微雪的早晨》、《迟暮》皆不同凡品，《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迟桂花》更是难得的力作。

　或许因为过分坦诚，郁达夫小说初看似乎并无深度可言，甚至让人觉得浅薄无聊，手法好像也平铺直叙，不太讲究。但仔细品味就不一样了。首先，他的坦诚是真的坦诚，也是一个有学养有骨力的现代男儿内涵丰富的坦诚，不同于一般所谓率真与大胆。为什么同样写青年人的苦闷、人生坎坷，男女怨情，郁达夫一写就出彩，别人一写就真的落入浅薄无聊了呢？因为真正的坦诚，无论中外古今都并不容易，而有学养有骨力者的内涵丰富的坦诚就更难了。同样是流泪，郁达夫小说男主人公和日记中作者自己的泪是那样容易地流出，又是那样自然地流出，这就和朱光潜30年代曾经批评过的有意无意地矫情或骗人的“流泪的文学”有本质的不同。其次，郁达夫对待女性的态度，初看似乎过于直接、轻佻，其实背后反而是尊重、敬重乃至狂热的崇拜，这就与无论新旧的道学家都难以遮掩的真正的猥亵和轻佻划清了界线，而这样的界线是很难划出的，若非心地单纯、纤毫不染，就不能做到。再如忏悔问题，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像郁达夫那样具有宗教情怀而又对于沉重的肉身往往感到无可奈何的复杂而深刻的忏悔，并不多见，或者竟可以说实属仅见，找不出第二个人来。问题是，新文化在反对旧道德时曾以郁达夫《沉沦》为突破口，展示了自己的真诚与健康，等到旧道德旗幡一倒，或者旧道德改头换面躲进新道德的锦衣之下，新道德马上便鸟尽弓藏，将除旧布新的英雄抛在脑后，或者就以旧道德的同样的眼光来歧视这位昔日的英雄，以显示自己的稳健、成熟了。郁达夫起初被旧道德的虚伪之口所唾骂，后来又被新道德的虚伪之心所轻视，这，或许就是他迟迟不能进入新文学第一流作家之列的原因。

郁达夫小说看似不甚讲究技巧，其实却是因为他的真诚的抒写使得技巧不能露出痕迹，而他作为一个旧学功底深厚、外国文学修养超群的学者型作家的文字骨力，尤其使其小说语言纵然在直白、急切、看似随意、粗鄙或者至于忘我的挥写中，也始终保持一种天真、高贵、雅致和近乎本能的节制：这都是在他之后大多数作家所不具备的。

“日记文学”曾是现代作家共同致力的一个亦新亦旧的体裁领域，但真正对“日记文学”有理论研究和鲜明主张而又实际写出有影响力的日记文学作品的人，却只有郁达夫。这主要因为他写日记跟写小说并无两样，他是真的将自己的人生大胆直率地搬到了纸上，别的作家没这个勇气。

另外，在游记散文和古典诗词方面，郁达夫也是特别出人头地的一位。

通常总把他视为整天生活在变态白日梦中的软弱无骨的江南才子，其实大错特错。整个创造社，他其实是核心人物，而且是任劳任怨、肯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并显示出惊人的实际工作能力的核心人物。他在安徽法政大学、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先后教的是英文、法律、政治和财会，这都是当时最吃香最见实学的科目，他甚至一度在福建政府中充当智囊，只不过名士派和多余人的脱略形迹的风貌，掩盖了他作为一个怀才不遇的国之干城的另一面。他在朋友之间真诚待人、排忧解纷的能力与善心，也常为人所称道。他还是“五四”作家群里最先“转变方向”去拥抱广阔的社会斗争现实的一个人。他不仅自我暴露英勇无敌，批判社会的胆气也令人钦佩。他对无产阶级文学的阐述遥遥领先于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们。他于1927年1月6日发表《广州事情》，见微知著地批评广州国民政府变质堕落，乃至让尚未觉醒的创造社同志大惊失色，难以接受，但历史的发展很快证明了他的过人的敏锐和正义感。郁达夫虽然因为强烈的不无弱点的个性以及似乎总也闹不完的恋爱和家庭悲剧，常招世人误解，但在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和接踵而至的抗战文艺活动中，他始终是默默奉献的实干家。到南洋后，更利用懂日语的条件，化名与日军周旋，解救了许多抗日志士，最后因身份暴露，在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所害。1952年，中央政府追认民族英雄郁达夫为烈士。

虽然因为谋生或从事社会活动，郁达夫不停地辗转各地，但总是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开去。早在日本留学时的试笔就是寄到上海发表的。回国后，虽然忽而安庆，忽而家乡富阳，忽而广州，忽而北京，忽而杭州，忽而福建，忽而武汉，但直到奔赴南洋宣传抗日之前，上海始终是他生活、创作、发表作品、与文坛互动的大本营。一般认为在现代小说史上，茅盾《蚀》三部曲最后一部《追求》和短篇小说《创造》最先写到上海。其实，茅盾这两部作品均写于1928年初，也并未像后来的《子夜》那样对上海城市形象展开全景式描写，倒是郁达夫1922年开始大量创作的“日记文学”、1923年在创作高峰期发表的《还乡记》、《春风沉醉的晚上》以及1926—1927年的力作《迷羊》，对上海城市形象的描写，无论细节之真实还是视野之开阔，都远远超过茅盾1928年创作的两部作品。郁达夫可以说是现代作家中将上海城市形象成功写入小说的第一人。

鲁迅的眼界多高，许多现代作家都不入他的法眼。但是，尽管当时许多人对郁达夫不以为然，鲁迅却力排众议，非常器重郁达夫，还坚持把郁达夫的名字放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的前列。

既然郁达夫为人为文都这样优秀，为什么未入中国现代第一流作家之列呢？

这主要是因为郁达夫的作品，尤其他的“自叙传”式的小说，有明显颓废和色情因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

一种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为代表，认为郁达夫虽然写了不少颓废色情的内容，但作家的精神实质并不等同于他所写的这些内容，相反他写这些恰恰是为了找出导致主人公陷入颓废色情的主客观根源，从而努力在精神上加以克服。郭沫若还说：

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得至于惊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这作假的困难。（郭沫若《论郁达夫》）

郭沫若的意思是说，郁达夫自我暴露，不仅是为了自我调整和自我治疗，也是刺向虚伪的旧道德的一柄利刃。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给郁达夫第一本小说集《沉沦》写的评论，也是这个意思，但更有学术性。他认为郁达夫的小说并非“不道德的文学”，因为它真实地写出了“青年的现代的苦闷”，其中的性的描写，态度诚实而严肃，在性道德上不诚实不严肃的人，反而没有资格批评郁达夫。这种评价是很高的，言下之意，郁达夫在道德上所达到的境界超过当时许多中国人，这才引起了骚动，招致了批判。

但也有人（或许更多的人）认为，郁达夫对他笔下颓废色情的人物并没有批判意识，一味同情、赞赏。还有人认为，郁达夫的颓废与色情描写没有达到现代人的自我反省的高度，而与落后的古代文人的趣味没有差别。

郁达夫确实是一个复杂的作家。理解一个复杂的作家，必须理解其作品的复杂性，而不能仅仅围绕一些原则性问题争论不休。

这里不妨集中谈谈郁达夫的一个短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为什么要重点谈这部作品呢？因为这篇小说在郁达夫的全部创作中占有一个很关键的地位，看懂这篇小说，有助于我们理解作家郁达夫的整个创作。

小说情节很简单，写一个潦倒的读书人，也是小说叙述人“我”，搬到上海的贫民窟，与一位同样穷苦的女工分住一个亭子间的两个鸽笼一样的小隔间。读书人失业，只靠偶尔弄点翻译换来的稿费勉强度日。他神经衰弱，喜欢昼伏夜出，引起了好心的女工的关心，开始是用目光暗示他、规劝他，后来干脆明白地警告他不要做夜猫子出去干坏事，读书人连忙解释，女工误会解除，转忧为喜，心满意足地睡觉去了。

如果全部故事就只有这些，那么这篇小说就没什么特别，无非描写潦倒文人和同样潦倒的女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一段遭遇。

问题是，在读书人解释自己为什么昼伏夜出之后，和女工心满意足回到自己房间之前，中间大概还有几秒钟，“我”的内心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发生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女工没有意识到，但读者看得很清楚。(www.xing528.com)

她听了我这一番辩解，就信用了我，等我说完之后，她颊上忽而起了两点红晕，把眼睛低下去看这桌上……

……

我看了她这种单纯的态度，心里忽而起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情，我想把两只手伸出去拥抱她一回，但是我的理性却命令我说：

“你莫再作孽了！你可知道你现在处的是什么境遇！你想把这纯洁的处女毒杀了么？恶魔，恶魔，你现在是没有爱人的资格的呀！”

我当那种感情起来的时候，曾把眼睛闭了几秒钟，等听了理性的命令以后，才把眼睛开了开来，我觉得我的周围，忽而比前几秒钟更光明了。

如果没这场思想斗争，小说结尾就会完全两样——准确地说，小说恐怕一时还不能有结尾，因为如果“我”真的去拥抱那个对他明显有好感、也希望有人来扶助来关怀的可怜的女工，那就必然要开始一个新的故事。

可以说，郁达夫有意让男主人公上演了这场无声的心理战，强行掐断了情节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的线索，并过早地结束了小说。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郁达夫的这种处理方式，与他1921年发表著名小说《沉沦》以来的十多篇作品，都很不相同。为什么？

因为郁达夫的小说，总是善于大胆暴露男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特别是性的冲动。郁达夫的男主人公往往是性亢奋、性饥渴和性变态集于一身，总是渴望着女性的慰藉，他的小说最精彩处，莫过于渲染男主人公对女性的近乎变态的崇拜。他总是千方百计讨异性的欢心，千方百计争取机会接近女人。但是，为什么在“春风春醉的晚上”，在与一个温顺、善良、对自己怀有好感、甚至关心备至的女性独处一室时，郁达夫的男主人公却放弃这个亲近女性的大好机会呢？

这在郁达夫的前期小说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反常的现象。

我们不妨假设几个原因，逐个来看是否站得住脚。

1．对方的原因。从小说具体描写来看，这个女工并不漂亮，男主人公只觉得她可怜。其次，不用说既然是女工，社会地位一定低下。

这两条理由似乎很充足，拿到今天恐怕也还行得通，但并不适用于这篇小说。首先，男主人工自己也并不体面，他在街上走，连无轨电车的司机也骂他是“猪头三”、“黄狗”，服装店店员认为他根本没有起码的购买力，对他嗤之以鼻，所以他没有理由瞧不起女工。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我们从郁达夫涉及男女关系的许多小说来看，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男主人公偏偏喜欢地位低下、相貌一般、贫困凄惨的女子。不管这是否出于有些研究者所说的“自卑心理”，总之，这篇小说男主人公放弃拥抱女主人公的冲动，绝不是因为他嫌弃对方贫穷或不漂亮。事实上，在悬崖勒马的那几秒钟里，男主人公的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出现这两个理由！

2．也是来自对方的原因，就是女工对“我”抱有经济上的幻想，由此吓跑了“我”。原来，当“我”告诉女工自己是做文字工作的，没干坏事，那新衣服、巧克力、香蕉糖、鸡蛋糕之类，都是用发表一篇翻译作品赚得的五块钱稿费买来的，女工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她在卷烟厂辛辛苦苦干一个月，只能剩下这个数目，所以就说：“你刚才说的那——叫什么的——东西，能够卖五块钱，要是每天能做一个，多么好呢？”“我”自己清楚，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担心以后将无法满足女工的经济幻想，于是知难而退。

这说法似乎有道理，“我”也反复说，现在的处境还比不上女工。而且，一个男子如果在经济上没有相对于女子的优越性，通常也确实很容易自卑。但是，这并不符合郁达夫的小说逻辑。在郁达夫的小说中，那些玩命地追求女性的男子，多半是在经济乃至社会地位上比女子还不如的自卑的可怜虫；不仅如此，自卑心理有时还会刺激男子病态的征服欲，驱使他们向比自己境况好的异性发起自下而上的进攻，从而克服自卑。

3．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方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因此不敢高攀。这个说法也有道理，但是，1923年的郁达夫在政治思想上根本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谈不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阶级身份的悬殊而放弃追求无产阶级的女子。

总之，上面三个假设，恐怕都无法成立。

不错，“我”之所以不敢拥抱女工，确实是因为他意识到，“你现在是没有爱人的资格的呀！”但是，他之所以觉得没有资格，主要并不是因为对方是无产阶级的圣洁的女工，而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不是因为失业的自己比暂时还没有失业的女工在经济上更加悲惨，而是因为“我”自己承认，在精神上不够纯洁，因为我是“作孽”的“恶魔”。

问题的关键，还是“莫再作孽”、“恶魔，恶魔”这几个特殊的用词。

很清楚，主人公承认并忏悔自己以往作过许多“孽”，以至于成了“恶魔”。从192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沉沦》到1923年发表这篇《春风沉醉的晚上》，郁达夫写笔下的男主人公“作孽”是不假，但贯穿始终的精神主线，却是真诚的自责和忏悔。

这后一点，不仅构成郁达夫小说的自我暴露的另一面，也是郁达夫小说真正的核心所在。

可以说，郁达夫小说是以道德沦丧为其表，而以道德的自我谴责与自我拯救为其里。表面上他是描写颓废色情的行家里手，实际上他拼命要摆脱、无情地加以自我责备的，也恰恰就是这个。不道德的描写蕴含着合乎道德的愿望。

这是郁达夫小说的一个内在主题。《春风沉醉的晚上》之后，这个主题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强烈，30年代初期终于达到一个道德净化的高潮，比如后期的代表作《迟桂花》。

也正是这个内在的主题，使《春风沉醉的晚上》的男主人公，在和煦的春风吹拂之下的本来应该沉醉的晚上，出人意料地并没有沉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