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旺盛，绵延不断：复旦百年纪事

文脉旺盛，绵延不断

——复旦百年纪事

郑　重　吴　越

风雨苍黄，复旦百年。复旦学子总是忘不了那样的歌：卿云烂兮，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无论走到哪里，复旦学子都会感到它如烟非烟，似雾非雾，若隐若现，在耳畔飘动，在心中鸣响。

这是一首《卿云歌》。相传舜把王位让给禹时，他即率百工相和而歌，象征着吉祥、谦让、平和，并且祈福如日月光华，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旦复旦兮，太阳从大地喷薄而出，霞光万道，蓬勃向上，是何等美妙的大自然景观。复旦先人，寻章摘句，给学校取名“复旦”，文脉是何等的深厚，胸怀又是何等的壮阔。

百年岁月，文脉旺盛，绵延不断，不改姓，不更名，不变色，在今日中国之高等学府中，唯有复旦。

归真返璞，复旦校庆又回到历史的真实：9月24日。这样的历史回归，有着耐人寻味的意思。一百年前的9月，清朝政府下诏，废除科举，兴办学堂。这就意味着一个有一千三百年历史的科举制度，在一纸诏书下退出历史舞台。从此中国知识分子通向仕途的天梯倒塌。历史给复旦以礼遇，它应运而生，唱出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新的卿云歌，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摆脱庙堂羁绊、铸造独立人格、走向独立自主之路。

校门·校歌·校训·校花

2004年12月31日清晨，大雪初霁，上海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所在地的西侧，人声鼎沸，鼓乐齐鸣，红绸揭下，一座飞檐斗角、木栅白墙的牌楼式建筑，八十四年前的复旦校门，又出现在人们眼前。高悬的牌匾外书“复旦大学”，内书“敬业乐群”，簇新的檐瓦上积雪未融，与檐下的大红灯笼相映衬，如同一枚从校史深处抖落出的书签，重温周折百年而没有沉寂的复旦精神。

1902年，马相伯有感于“概自清延外交凌替，一不知公法，二不习制造，入手工夫则文字尚无”，捐出三千亩良田，兴办震旦公学，诚告天下“有欲通其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准备者，请归我”。

为了摆脱教会的干预，震旦学生愤而集体退学，另归一校，仍推举马相伯为校长。马相伯听从学生于右任等人提议，取《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复旦”二字为新校命名，于1905年中秋开学，由此开始了复旦纪年。

复旦漂泊多年，最后落户江湾走马塘。江湾是块好地方，清代诗人唐筌写走马塘诗云：“东绕江湾两大场，凄迷草色映斜阳；蕲王功业随流逝，剩得迢迢走马塘。”诗虽然凄婉，但复旦在这块风水宝地上根深叶茂地发展起来。

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李登辉执掌复旦以后，要以耶鲁模式，把复旦办成“与欧美第一流大学并跻”的高等学府，在复旦校园里首《“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风格，要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独立人格、独立工作能力的实用之才。如今，我们从这座复活的校门向内望去，通过绿草如茵的草坪，就是醒目的相辉堂了。复旦学子为了向老校长表示一番心意，捐款为他建造别墅，但他婉拒了，后就用这笔钱建了这座礼堂。

历史总是蕴藏着无数巧合，比李登辉晚十届的耶鲁大学校友颜福庆是当初介绍李登辉入复旦公学的颜惠庆的兄弟。颜福庆回国后，自主创办第四中山大学医院。颜福庆提出的“为人群服务”的精神与李登辉提出的“团结、服务、牺牲”精神，都体现了奋发自强、奉献社会的育人理念，可谓气韵相通，志同道合。他们没有想到，七十三年后，这两所大学走到一起来了。

暌违多年，老校歌优美的旋律又一次回荡在校园里。那是2004年11月，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一致通过决议，恢复使用刘大白作词、丰子恺作曲的老校歌：

“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复旦复旦旦复旦，师生一德精神贯，巩固学校维护国家，先忧后乐交相勉；复旦复旦旦复旦，沪滨屹立东南冠，作育国士恢廓学风，震欧铄美声名满。前程远向前向前！向前进展！复旦复旦旦复旦，日月光华同灿烂！”

歌词中“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八个字，早被视为复旦的精神传统和精神追求。说来也巧，原上海医科大学也有黄炎培写的校歌，歌词是“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病苦……”和复旦校歌一样，唱出了生命价值在于奉献的人生哲理。

每年春天，校花白玉兰绽放芳华，让人回想起复旦在山河破碎的岁月里度过的草创期。那是1913年3月，春寒料峭，复旦公学刚刚从吴淞迁入上海西区徐家汇的李公祠。庭院中有数株白玉兰树正在绽放皎洁的花环，幽香浮动，花姿娴雅，师生誉之为“花中君子”，以它为校花。1947年李登辉正式提议白玉兰为复旦校花。

八十八年后，白玉兰被上海市民选为市花，可见复旦人早具慧眼，心有灵犀了。

复旦人对待人文传统的理念：可以花钱置地盖房，但买不来人文传统。

复旦百年校庆，讨论最多的是关于“复旦精神”或“复旦传统”的问题了。我们在复旦采访，听到的也是这样的话题。有些老师跟我们说过这样的话：有钱可以买地，可以造房，但是一个大学的优良传统是买不来的。

的确是这样。走进复旦校园，看到的是盖的大楼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别处的高架桥都是腾空而起，是名副其实的“高架”，而复旦门前的“高架”却潜入地下，校门前平坦安静，校园内外也焕然一新了……

这一切固然使复旦人引以为愉快，但他们执著寻找追求的还是复旦之精神。

复旦精神——独立，宽容，开明，自主，自治。

复旦精神——有容乃大，兼收并蓄，多元，自在。

复旦精神——自信，务实，创造，争取一流，追求卓越。

复旦精神——随时欢迎新事物、掌握新事物的新姿态，时代精神。

还可以说出很多，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记录了。

背江面海，又依托江南的灵秀之地，造就了复旦的多姿多态。多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出复旦精神啊。

复旦的初创可谓是沐欧风美雨，但民族文化仍然是它的精神支柱，又以人文科学为立校之本，形成了复旦的人文精神。复旦百年，复旦人所寻找的正是这种人文精神。

复旦百年校庆，在三年前就已启动了。开辟校史馆，写校史，编校志，数百篇展现学人风采的传记组成了《复旦的星空》，从校长到由工人成长起来的教授，尽在其中，真可谓是群星灿烂。他们在用群星的光彩弘扬复旦的人文精神，这一切都给人一种疾风骤雨之感。其实在复旦的传统精神中，高尚的师德及优良的学风一直是涓涓细流，汇成泉涌。在复旦校园里，我们遇到原《复旦学报》主编王华良，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学报一直开辟“学术流派评介”专栏，不但介绍名教师的治学之道，还介绍其为师之道。后来他给我送来这个专栏发表过文章的目录。1980—1999年介绍过的名师有：谭其骧、朱东润、周予同、陈子展、蒋孔阳、周谷城、赵景深、郭绍虞、王运熙、胡曲园、顾易生、王欣夫、章培恒、吴中杰、黄霖、宗廷虎、陈尚君、陈思和、苏东水等等。

还有名师的弟子们，为其师立德、立言亦成风气。经学家周予同的身后事由他的学生朱维铮应承下来，整理出版其著作，汇编了一本《周予同经学史论著作集成》，保存过去发表的大部分学术著作，并在后记中详细介绍周予同生平。葛剑雄为其师谭其骧写了传记，并把老师的日记整理出版。闻玉梅编了一本《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把其师林飞卿创建这个实验室以来的研究成果汇集，纪念逝去的老师。吴中杰在他的《海上学人》一书中把中文系解放初的十大教授囊括一尽，对他们的品德和学养都有专门介绍，这种精神薪传给他的学生陈思和。陈思和主政中文系后，又为退休的教授陈允吉、吴立昌出版纪念集，还要设宴相庆。可是陈允吉不愿赴宴，陈思和说：“我私人请你呢？”陈允吉说：“你的饭我要吃。”对陈思和的行动，吴中杰颇为感慨，说：“在人一走茶就凉，甚至人未走茶就撤的炎凉世态中，这种举措还是充满人情味的，也体现出后辈对种树前人的尊重，很值得称道。”复旦的老学生、身居高位的夏征农，也以普通的复旦学子之情回忆自己的老师陈望道。这些在今日之复旦已成名师之人，仍然不忘其师，何尝不是嘉言懿行呢？

陈望道：把人文精神与革命原则性高度统一于一身

不只是在复旦校园，就是在全国，陈望道也应该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第一个中文全译《共产党宣言》，主编过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成员，后不满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宣布与之脱离关系，因之而未能参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但他热衷教育，特别是新闻教育，把毕生精力放在教书育人上。他有一个外号叫“红头火柴”，意即一点就燃，可见其性情之刚烈。

复旦大学老校友，又在新闻系任过教的邵嘉陵回忆道：“我在复旦大学学习，我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我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才知道共产党、毛泽东、延安、八路军。我受过陈望道、赵敏恒、洪深、曹禺等进步教授的教诲，认识了新的世界。我参加民主活动，新闻晚会，读《新华日报》，才知道什么叫自由、民主、人权，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我写作、参加复新通讯社当记者。从此走上了‘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秉笔直书的记者道路。”在他的经历中还遗漏一笔，他曾经是《文汇报》特约编辑。

邵嘉陵的道路也就是新闻系许多学生所走的道路。这条道路是系主任陈望道指引的。

那时的陈望道穿着疙瘩布的灰长衫，是一位实干的政治思想家。抗战期间，北碚成为“陪都”的陪都，复旦却有点延安风情。复旦的许多民主活动，陈望道都是大力支持的。最为出名的是“新闻晚会”，每周举行一次，开展民主活动，人人自由发言，探讨国内外大事，影响很大。校长章益曾提出“新闻晚会太那个了……”，陈望道却说：“出了事情，我负责！”

陈望道主持新闻系是兼容并蓄的。教授中有欧美新闻学派代表赵敏恒；有国民党中央委员人称“诸葛亮”的祝秀侠；有《星岛日报》特派员王研石；有塔斯社记者舒宗侨；还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邵力子、叶楚伧等授课。美国新闻代表团还来新闻系讲新闻自由、无匮乏自由等四大自由。特别是被人们称为“浑身是消息”的赵敏恒，是驰名世界的记者，他在上课时，等于是新闻发布会。史学家顾颉刚给新闻系学生上课，为记者寻根问祖，说司马迁是中国新闻记者的老祖宗，希望大家也能像司马迁那样秉笔直书……

解放之初，陈望道任华东局文化部部长，但他无意于官位，还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回复旦大学教书。任复旦大学校长后，他每天提着拐杖、拎着皮包、目不斜视地走进办公室，给人的印象是个老成持重的长者。

其实，他是绵里藏针、外静而内烈，仍然保持着独立精神，事事都有自己的原则，不随波逐流，不屈从于强势者的话语，更不为迎合上意而误导群众。毛泽东多次接见他，称他为“望老”，说青年时读过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他不以为荣；毛泽东说读过他的《修辞学发凡》，指出其中的例句太陈旧。《修辞学发凡》一版再版，他也不因毛泽东的话就更换例句。要把复旦新闻系北迁入中国人民大学，陈望道顶着不放，毛泽东最终尊重了他的意见，说：“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去办吧。”陈望道把新闻系放心地交给王中。王中大讲报纸的政治和商品的双重性，讲报纸和读者的关系是“五分钱的关系”（当时报纸零售五分钱一份），揭示了报纸的自身规律。可惜王中是一只报晓的公鸡，啼鸣的时辰过早了。毛泽东执笔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不点名批评了王中，一顶“右派”帽子也就盖在他的头顶上了。

在旧中国，夏征农因搞学生运动被捕，陈望道千方百计组织营救；在新中国，贾植芳被“摘帽”之前，陈望道担心他生活费不够用，但如果没有名堂地资助他，又伤其颜面，必难接受。他于是让夫人蔡葵上门送钱说：“我们两人的工资花不完，请你帮我们花一些。”生性幽默的贾植芳当然理解陈望道的幽默，说，“他让我帮他花钱，我当然接受了。”

解放之后，陈望道基本上封笔，不再写文章了。即使每年一次的新生入学典礼讲话，他也只讲“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而且义乌官话，不易听懂。大跃进时期，集体编写教材几乎成了“革命运动”，但陈望道不紧跟，仍守着自己的底线，说：“这种东西，剪刀加糨糊，一个星期就可以编出来，有什么意思？”学校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要陈望道参加，希望他能说些鼓励的话，他不但没有鼓励，反而泼起冷水，说：“只有那种空头理论，一批就倒。”对发言者还进行了批评，说：“你们今天的发言为什么都是念讲的，讲话应该发挥自己的意见才是。”

硬骨头精神，是人文传统中不可或缺的

文人气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宠辱不惊，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这在复旦学人的身上光辉闪耀。其中代表人物有被打成“胡风分子”的贾植芳，有错划成“右派分子”的陈子展，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周予同。

贾植芳：把人字写得端正些

贾植芳一生坎坷，经历过四个历史时期，坐过四次监牢：北洋政府、日伪统治、国民党，甚至解放后在极“左”路线迫害之下……所以他写的回忆录就叫做《狱里狱外》。读高中时，因参加“一二·九”运动，他被北洋政府收捕。经伯父花了一千银元才把他保出来，就此亡命兼留学去了日本。抗日战争时期，他途经徐州，又被日本人抓了起来，不久释放。1947年，国民党要他供出胡风的藏身处，他说了假话：“我不认识胡风。”结果被投进监狱。1955年在胡风事件风波里，主事者要他交代与胡风的关系，这次他“不识时务”地讲了真话：“胡风是我的朋友。”不用说，他再次“回”到了牢里。

在探访中，我们见到了贾植芳先生，他名副其实是一位“复旦老人”。他说：“当年的复旦教师中，陈望道翻译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我翻译恩格斯的《住宅问题》，再也没有第三个人翻译过马恩的东西。”他的话语是一如既往的“牛气”，可爱至极。

批判胡风思想时，贾植芳去北京，住在他的哥哥家里，哥哥劝他：“要同胡风划清界限，或者像舒芜一样，反戈一击。”贾植芳自称他那时性格暴躁，认为胡风无罪，兄弟两人谈话顿成僵局，他失去了一次可能改变自己命运走向的机会。

历尽劫难，贾植芳不文人相轻，不卖友求荣，这是贾植芳用自己的行动写出来的。在审判他时，要他交代胡风的罪行，他反而责问：“胡风有什么罪？我有什么罪？”在入国民党监狱时，一位共产党人告诉他要活得像个人样，他奉为人格的宗旨。监狱生活磨炼出他的“把人字写得端正些”的人生探索，十年铁窗，贾植芳没有乱说乱写，没有悔过。

在复旦，也因批判胡风思想受株连的章培恒，在逆境中编《洪深年谱》，被学界认为是功力扎实的学术著作。

陈子展：一副硬骨头

被人们称为“硬骨头”的陈子展，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他的治学原则是“不京不海不江湖”。他以是非为本，有不同看法，敢于争鸣。他批评过自称“京派”的傅斯年，因为傅斯年“很霸道”，也批评过董作宾的《殷麻谱》，因为董的论点“不正确”。20世纪30年代，他在《申报·自由谈》上做诗：“挥汗读书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岂更求荣辱，日长聊以消忧”，他不管什么“天王老子”，有意见照样提：“说谎的，不晓得革命；自私，为个人，不是立党为公！”

1957年，所谓在劫难逃，伤害了这位革命老人。

他是革命老人真是一点也不过分的。“马日事变”时，他站在斗争最前列，和徐特立、谢觉哉、李维汉等被“同案”通缉。谢觉哉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据说是因为来不及宣誓，还不能算正式的共产党员。解放之初，复旦大学的领导登门拜访，请他出山，他说：共产党困难时，我应该出力；现在共产党胜利了，我就不必再凑这个热闹了。他专心教学。

陈子展的“在劫难逃”，也只是因为一句话。有一位自称代表党的人通知他必须参加鸣放座谈会，他一下子就冒火了，反唇相讥。这样，一顶“帽子”就落在了他的头上，教授级别也从二级降到四级。但他像古代的“强项令”一样，硬是不认这个账，不承认自己有错误，而是蓄起长髯，关门研究《诗经》、《楚辞》，一种学术精神支持他生存下去。在他的朋友中，毕竟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关心着他，1959年就要给他摘帽，只要他写个检讨，给领导一个台阶。但他拒写检讨，否认有错。

“文革”之后，陈子展已经是八十高龄，仍然潜心于《诗经》与《楚辞》的研究，完成了《诗经集解》、《楚辞直解》两部巨著。他说：“愚治《诗》旨在与古人商榷，治《骚》旨在与今人辩难。”即使在艰难困顿中，即使从事纯学术研究，他仍不时与人论辩单斗。这是陈子展的品格，也是他的治学精神。

周予同：逆风而行

历史系教授周予同，经学研究大家，是一位逆风而行的角色。1919年“火烧赵家楼”，他和匡互生是点火者，年轻时就立志要“打破糊涂的九州”，充满着改造社会的激情。

周予同不仅在行动上抨击专制政府，更从学理上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辛亥革命后的历史现实，使周予同感觉到“恢复读经”往往是反动政府强化文化专制的预兆。他于是从经学的历史入手，剥开经学的古衣冠，好像医学者检验粪便，化学者化验尿素一样，揭示经学和孔子的本来面目。

周予同有关经学史研究的著述很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他自己动手挑选文章，历史系动员古代史教研组大部分同志和部分毕业班学生参加，前后花了两个月时间就出了初稿。当时，系里刚毕业不久的朱维铮作为他的助手，统改初稿，再由周予同改定。我们探访朱维铮时，他虽然在抱恙住院，却仍然满怀感情地谈论历史系有过的良好学风，他说：1961年跟着周予同先生编《中国历史文选》，以后编写组解散了，就是我写，周予老改，他改的文字用红笔誊写在稿纸上，密密麻麻，写不下的地方贴纸上去再写。这本书在“文革”前已正式出版，以后我们的修订本从1979年到现在已经印了五十多万册。我准备再修改一遍，再版的封面上，还是写“周予同主编”，并写上“朱维铮修订”。

朱维铮不只是自己学风严谨，在思想史研究领域里独树一帜，而且对青年教师及学生的严格要求，也名满复旦校园。他的严格要求，是从他老师那里学来的，也是历史系的一种传统学风。起初他给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研究专家陈守实做助教，第一次见面，陈守实只发了一条指示：“你去好好看一看《资本论》。”朱维铮好容易等到领工资，赶紧去买了一套《资本论》，还在踌躇从何读起，已经有人来捎话：“陈先生说叫你去看《资本论》，一星期也没动静，放出话来说不要你了！”他赶紧循着前人读《资本论》的方法去“啃”了起来，定期交了读书报告。不久，陈守实又发指示：“去把辽金元史中的土地关系资料抄一遍。”他回去后着手做了一个星期，又被叫去谈话：“陈先生说让你去抄资料，现在还没回音。”他吓了一大跳，日夜赶抄资料卡片。这些卡片，后来朱维铮还在陈老先生家看到过，那已经是“文革”时期了。朱维铮向我们叙述了尊师求学的故事，说：“这些对我的功底积累起了极大的作用。”

朱维铮回忆历史系的“全盛时期”(www.xing528.com)

50年代中，历史系可谓群星灿烂，蔚为大观。胡厚宣讲过先秦史，谭其骧讲授秦汉南北朝史，陈守实讲授明清史，胡绳武、金冲及讲授现代史，周谷城讲授世界上古史，耿淡如讲授世界中世纪史，王造时讲授世界近代史，以前还有马长寿讲授民族史。教师结构呈“倒金字塔”状，最上面是十六位教授及副教授，中间是几位讲师，下面是我这样的助教。院系调整时陈守实先生差点被拉到北师大，是周予同先生到火车站把他追回来的。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枙海瑞罢官枛》，这时周予同已经六十多岁，但仍然像当年火烧赵家楼一样勇敢，他当众发言说：“这样把学术和政治硬扯在一起，岂不是陷罪于人。”几次座谈会他都不改自己的观点。周予同明知姚文元作此篇章的背景，却不畏最高政治强权，冒着政治风险为吴晗说话，坚持真理，心口如一，其人其格，可尊可爱。

陆谷孙：复旦校园人文精神的传人

在复旦校园里，外文系的陆谷孙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名师。他的大学本科及硕士研究生都是在外文系念的，虽去过莎士比亚的故乡，但未受戒修炼，浑身散发出复旦园里的泥土气息。可是他毕业才两年，就给五年级的学生上课，每周要上课十六节。他写过一本《英语教师的各种素养》，是从他自身体验中提出英语教师应具备二十六种素养，包括英语水平、对学生的严格与宽容、师德、师貌、师尊等各方面。我们感到他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在当一个好老师上。

陆谷孙身为名师，但常常提到的是他的老师所给予他的一切，写了《秋风行戒悲落叶》的文章，回忆自己的师表。他和葛传椝在逆境中编词典的事，读来更是幽默和痛苦兼具，心中五味杂陈。

葛传椝是自学成才的教授和词典编辑家，靠着在电报局和商务印书馆的实际工作锻炼养成了敏锐的英语意识，曾致信Henry W atson Fow ler，专就他们兄弟两人的成名作《简明牛津英语词典》质疑、指谬。得到回信，此两人对英国之外竟有人如此熟知英语惯用法，大表赞赏，葛氏从此名声大振。“文革”期间，葛、陆两人被“发配”去编《新英汉词典》。

《新英汉词典》是在“早请示、晚汇报、献忠心、下干校”的环境下开始的。行前，工宣队还对陆谷孙训斥：“不许你再跟人打交道，派你去跟字打交道，老实改造。”当时是大批判开路。葛传椝因在英汉词典编写中颇多建树，提出例句中的英文人名不要用“老张”、“小王”之类的话，就屡遭批判。《新英汉词典》编辑组里也有激进派，主张把英文字母顺序列条的传统编排和检索法兜底翻，代之以“红”与“黑”的对立词表，还把英汉词典当成汉英词典，把“大庆”、“大寨”、“井冈山”等汉语拼音专名词条收进去。葛传椝和陆谷孙采用“偷梁换柱”的办法保护词典的严肃性。除此之外，陆谷孙还用“走私”的方法，把当时英语国家里新出现的新词语加了进去。某日，葛传椝在埋头“走私”，工宣队突然而至，斥责说：“加！加！加！你加什么死人骨头。”

陆谷孙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走私”行径，因为当时上海一本《摘译》，外文系有的老师参与翻译。陆谷孙提出，翻译可以，但有一个条件，借点外文报纸杂志看看。这样，陆谷孙从外国的报纸杂志上摘录了一些新的词语，补在《新英汉词典》中，他戏称是“曲线救书”。“文革”结束之后，《新英汉词典》经“整容”，变成一本很有实用价值的工具书。《纽约时报》、《远东经济评论》和法新社都注意到《新英汉词典》收录了许多新词，由此认定这是一部“跟上时代潮流”的词典。说明“在中国观察美国的人就像美国观察中国的人一样，正密切地注视对象国。”据说该词典迄今印数已逾九百万册。以后就是编《英汉大词典》的事了，在编辑人员的名单中，陆谷孙首推其师葛传椝为领衔人物。

葛传椝晚年寂寞，曾在陆谷孙面前喃喃自语，自己死后不知何人为他写纪念文章。葛传椝逝世时，陆谷孙正在香港，还是写了文章寄回，在其师大殓那天见诸报端。陆谷孙师从多门，他在外文系的老师除了葛传椝，还有很多。他从杨岂深那里学到了宽容，徐燕谋给他建立了扎实的英国文学基础，从林同济那里领略了议会式雄辩英语的风采，还有全增嘏、孙大雨这些名师在莎士比亚研究上施予影响。在复旦大学，像陆谷孙、朱维铮、吴中杰这样年岁的教授，在青年时代虽然是术有专攻，但接受老师的影响却是多元的。而他们的老师在学术上又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没有门户之见，又都爱学生如子。因此他们在学业上不偏食，是吃“五谷杂粮”成长起来的。也就是说，他们除了在专业上能自成一家之言，有时也兼搞一点“杂学”。

除了教书上课，陆谷孙在编《英汉大辞典》中消磨了他的岁月，从青丝满头编到两鬓如霜。在编《英汉大词典》的人员中，有他的学生或比他年轻的教师，为编词典而英年早逝。他有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感慨。他觉得《英汉大词典》虽然是他们所钟爱的“精神宠儿”，但与此同时又好像物化了的巨大吞噬力量，无情地消耗着他们的心血乃至生命。他说：“在一位日复一日一起工作的同仁离去之际，我相信我们的许多人都在对生与死、灵与肉、短暂与永久，作深沉的哲理思考。思考的同时，我们也许会变得更宽容，更恬淡于名利，对别人少些猜忌，多点理解。”

复旦学人的那种淡泊名利的品德，也潜藏在陆谷孙的心中。他在教育上的贡献获得了教育部授予的“优秀师德标兵”大奖。学校领导亲自上门通知他去领奖，他不给面子，就是不愿去凑那个热闹。领导很宽容，尊重陆谷孙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选择，并不因不给面子就耿耿于怀。国家领导人也有时向他咨询，请他同声传译或文字翻译，逢年过节时，高层领导也会致以慰问，但很少听到他对外人张扬，只是在朋友间谈谈，并自嘲是“南书房行走”。

花了这样多的笔墨讲陆谷孙的故事，那是因复旦的文脉在他的身上有着比较充分的体现。这种文脉的传承不只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所专有，从共和国培养的知识分子身上也有体现，是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脉？或者是越过了那个时代，有着更深一层的文化积累？像陆谷孙这样的共和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在复旦校园还可找到一批，限于篇幅，无法作一个群像介绍，只能扼腕叹息。

像陆谷孙这样在逆境中还从事学术研究，也是复旦大学在“文革”时的一大特点。那时毛泽东要读大字本史书，读国外的科学读物，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上海。上海就组织复旦的老师参加。如注释史书，编历史地图，标点二十四史，翻译《天体论》、《宇宙之谜》以及为尼克松、田中访华做了大量翻译工作。参加这些工作的教师们，可以不去干校劳动，可以回家可以读书，做专业内的事情，虽说从“劳役”变成“文役”，也未尝不是一种特殊照顾。真的是像臭豆腐：“闻闻臭的，吃吃香的”了。

“四世同堂”与“物理系模式”

在数学界，恐怕没有人不知道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四世同堂”。这是一种现象。如今，人们把这个现象概括为“苏步青效应”。苏步青在生前有没有承认“效应”的说法，我们没去考证，但他说过这样的话：“发现一个人才，又把他培养成杰出人才，其成就不小于重大的发现。”

在不同的场合，苏步青讲述巴罗发现和培养牛顿的佳话。巴罗是剑桥大学当时唯一的数学讲座首任教授。在任六年后，他发现牛顿的才能超过自己，主动让位给二十多岁的牛顿继任。“苏步青效应”也有着这样的精神。苏步青还在浙江大学任教时就“发现”了谷超豪。谷超豪又“发现”了李大潜，李大潜又发现俞文 、陈恕行，“文革”后又培养出了洪家兴。这样就出现了苏步青、谷超豪、胡和生、李大潜、洪家兴四代五院士的奇葩。这个奇葩是生存在“近亲繁殖”的土壤中的。

科学研究是反近亲繁殖的。但是“苏步青效应”为什么能取得复旦数学系的繁荣？有人回答说：这归功于苏步青主持的Sem inar。

Sem inar是讨论会，是苏步青从浙江大学移植到复旦大学这块土壤中的。开始的时候，只在他的数学领地进行讨论，有的是小班级的课堂讨论，有的是年级讨论。讨论会上，大家都要思考，都要发言，都要提问题，撞击出思想的火花。这是活跃学术研究气氛、提高教学水准、培养师资力量的一个好方法。通过讨论会，苏步青能发现学生和青年教师学习研究的情况，帮助他们找准研究方向，围绕研究的主干线进行学习、研究和思考。数学系群星璀璨，不仅有谷超豪、胡和生、李大潜，还有夏道行、谭永基、忻元龙、洪家兴、朱传琪等。

参加数学系讨论会的并不只限于数学系学生，物理系有关专业同学也参加。学术讨论会这种形式不但出现在数学系，就是在复旦大学全校的各个系科，已成为一个传统，每年校庆时举办全校学术报告会，检阅教学及科研成果。

复旦大学培养人才和研究体系是多元式的，“苏步青效应”只是其中的一种，各个系都有自己的特色。在谢希德的影响下，物理系走的是另一条路子，可以说是“物理系模式”吧。

在物理系，我们访问了王迅。我们把王迅的“院士”及其他头衔都作了省略，只称他“老师”，这是他最欢喜的。这也许是物理系的传统，谢希德生前，最欢喜别人称她“谢先生”，在中国物理学界，只要提到“谢先生”，大家都知道是谢希德。

王迅告诉我们：在复旦物理系，每个教授和副教授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他们之间组成了一个互相独立又密切合作的群体，教师之间在学术上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大家都是平等的。这种“物理系模式”的形成是许多资深教师和青年骨干多年来改变理念的努力结果。

现在在科研上，很强调培养“领军人物”，搞“学术梯队”和大兵团作战的模式，这对许多大科学和大工程来说是绝对必要和有效的，但不能绝对化用于所有的科学研究。特别是，搞基础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科学家个人的智慧甚至灵感。所以物理系不搞“宝塔式”的梯队结构，不能让一个教授带领几个副教授，下面再有几个讲师和助教，形成一个个“山头”，最后束缚了那些副教授和讲师们自由发展的空间，也会容易造成“山头”之间争资源、抢学生、互不相让的矛盾。物理系七十多个教师中有三个长江学者、七个“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他们之间很融洽。整个系的教师中间形成了一种非常团结和谐的氛围，这是物理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王迅说，自从我们学科的年轻教师独当一面以后，我就从我原来的“地盘”上退了出来，在我原来的实验室中已“无立足之地”。此话怎说？科学上重要的发现很多都是三四十岁甚至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做出来的，像我这样七十多岁的人在科学上不可能再有大的作为，在我们国家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限的科研资源应该都给有潜力的年轻人，我不应该再去占用资源。所以我原来实验室的仪器全都成为年轻教师所有，我变成“无家可归”了，我觉得这很正常，也很开心。我被“淘汰出局”以后，到可以做一些别的教师不便做的事情。譬如：我和系里其他教师一起将研究生的课全改成用英文授课，这是国际性大学的起码要有的条件，我们不可能让外国学生到复旦物理系来留学而要求他们先补习中文。另外，如果复旦物理系的研究生在英语能力方面很欠缺，博士生拿了学位到国外还要再补英语，那是我们系的一种耻辱。通过用英语授课，也是提高我们教师英语水平的有效举措。青年教师在复旦能用英语讲课，那么以后到国际会议上去作报告，或者到国外大学去作讲座，就会充满自信。用英文授课就需要有英文版教材，我就组织我们系的教师编写英文版研究生教材，复旦大学出版社作为“复旦博学精品系列”出版，已出到第五本，分别是：《凝聚态物理专题》、《高等量子力学》、《表面物理与表面分析》、《量子场论》、《高级计算机程序基础》，还有一本《非线性光学》已在排印中。这里面有两本有研究生参加编写。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闻玉梅院士也写了一本英文版的《医学病毒学纲要》，加入了“复旦博学精品系列”出版。自己编写英文版教材，除了可以大大降低学生的教材费用外。还有一层考虑是长长我们自己教师的志气。在国际交流场合，我们可以拿出自编的英文教材与外国和台港澳地区的同行交流，也许能使他们在我们的教师面前少摆一些“威风”。

王迅说，复旦的治学精神和学术传统应该很好的认识和继承。现在高校有“千人一面”的趋向，对自己的传统有所缺失。地可以买，房子可以造，但一个大学的传统是买不来的。

复旦一百年积淀下来的传统，我们考虑得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务实求真、脚踏实地，这在复旦体现得比较明显。复旦的人群历来不喜渲染，不事吹嘘，不尚夸张。但相应的，在远见方面，大气方面，欠缺一点。

除了上面所讲的“苏步青效应”和“物理系模式”以外，复旦的科研和教师队伍的结构是多元化的。我们不必去比较哪一种更好，自然界是多样性的，科学发展自身的生态分布决定了学校的模式也会是多样性的。每一种模式只要它能促进教学与科研的发展，它就必定能长久地存在下去。

据杨福家回忆，以往在复旦大学当教授是很不容易的事。在他读书的时候，担任大课教学的不仅有教授，也有一批杰出的讲师。例如，教他们理论力学、电动力学、量子电动力学三门主课的殷鹏程，就只是讲师，但一点也不影响学生对他的尊敬。谢希德1952年来到复旦，虽然她已获得世界顶尖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但还是做了四年讲师，1956年升为副教授时，已是全国有名的半导体专家了。再过了四年，她才被聘为教授。复旦大学的升等制度是很严格的，做复旦教授不容易，也得到国际同行的尊重。这正是国际知名大学遵循的用人规则，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情况依然如此。

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创新是灵魂

科学研究中的人文精神，越来越为科学家所重视。其实，科学中的人文精神是一直存在的。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有这样的体验，只不过以往没去发掘，没去思索，没人提《罢了。

谈家桢在燕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就推崇摩尔根的学说，特别执著于瓢虫的研究。同学们向他打趣，说：“你是想做中国的摩尔根吧。”果然，他的学术论文《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遗传》经导师李汝祺推荐，寄往大洋彼案摩尔根实验室，这篇用英文写的论文，受到摩尔根的赏识。1934年他来到美国，成为摩尔根的“入室弟子”。

解放之前，谈家桢所取得的研究成就已经奠定了他在国际遗传学界的地位。但解放之后，由于全盘学苏联，李森科学派霸占了中国讲坛。作为摩尔根学派的代表人物谈家桢，自然是首当其冲，被剥夺了讲授遗传学的权利，开始翻译《生物学引论》，讲授达尔文进化论。

1956年春天，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8月，在青岛召开了后来在中国遗传学史上颇负盛名的遗传学会议。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特别关注。谈家桢特别兴奋，他要为摩尔根学派争生存权，在座谈会上发言。座谈会后，谈家桢意犹未尽，1957年4月11日，也就是反右派的前夕，他又在《文汇报》发表题为《我对遗传学中进行百家争鸣的看法》的文章，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纯科学性的不同见解，是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的矛盾；青岛遗传学会议后，遗传学的学术研究比以前活跃；不应当采取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肯定的方式来解决遗传科学的问题；科学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要发展。可谓是独立思考的勇者之言。

青岛会议之后，经陆定一引荐，毛泽东方知道中国有一个真正的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弟子谈家桢。得到毛泽东的关注，谈家桢不但在反“右派”斗争中平安无事，还于1958年在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1961年，又在贯彻“双百方针”的气氛中，建立了以摩尔根遗传学原理为指导的遗传学研究所。

谈家桢能冲破禁区，是一种学术勇气；苏德隆的实事求是，同样是一种学术勇气。

苏德隆曾就读国立上海医学院，因成绩优异，医学院授予他金质奖章一枚。他考取赴美进修卫生学和流行病学的奖学金，获硕士学位；以后又转赴英国牛津大学，师从发现青霉素的诺贝尔奖得主Flourey教授，获博士学位。他是我国流行病学的奠基人。

1956年，毛泽东横渡长江，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游泳》，一时广为传诵。1957年初夏，毛泽东来上海时，也想过把游泳的瘾，来一次“百里浦江”横渡。苏德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毛泽东进言：“黄浦江水中分离出了伤寒菌，请不要在黄浦江中游泳。”其时，有关部门正在制定“发展农业纲要”，在“纲要”的草案中提出“五年内消灭血吸虫”。毛泽东征求意见时，问苏德隆：“五年的时间够不够，行不行？”苏德隆说：“不行。”毛泽东又问：“七年时间呢？”苏德隆说：“不行。”毛泽东再问：“九年的时间呢？”苏德隆仍然摇头：“不行。”《农业纲要》发表时，消灭血吸虫的时间已经“放宽”到了十二年，苏德隆却不依不饶，继续进谏：十二年的时间也不够。

他是有资格说这番话的。1949年，上海解放后，驻沪部队遭受血吸虫侵袭，苏德隆向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自己对防治血吸虫病的看法和建议。建议得到了采纳，兵团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委任他为副秘书长。帮助解放军摆脱血吸虫病的威胁后，苏德隆全力投入了更大的防治工程，历时三十五个春秋。

肝癌是一种恶性肿瘤，医学界早有定论：肝癌是肝炎发展而成。苏德隆率医务人员到肝癌发病率高的启东、海门一带，调查水质与肝癌发病的关系，用流行病学方法分析、研究，证明了饮水与肝癌发病率的高低有关系。由此，他在1975年提出了饮水与肝癌发病有关的病因假设，并对这个课题进行了十年的研究。但事业未竟，1985年4月，他因车祸故去。他的学生俞顺章继续导师的研究，证明了这一假设的确实成立。从此，人们开始注意从改善饮水质量入手控制肝癌发病率。

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和汤钊猷交谈时，他认为，敢于怀疑教科书才会有进步，他的理由是：成书的教材用的是五年前的材料和结论；刊载的学术论文用的是两年前的材料和结论，而且是一家之言；学术会议发表讲话用的是一年前的材料和结论，而且是“各说各的好”；个人谈话，最多可以讲到半年前的材料和结论。教科书里方法和结论集中各个实验单位分组研究的结果，经得起一定历史时期的考验，但“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对“过去的东西”全信，就没有进步了，所以，几乎所有诺贝尔奖都颁给那些否定了先前教科书上的定理、定论的人。苏德隆教授和外国人争论，外国人说只有肝炎才能导致肝癌，苏教授唱反调，提出“饮水也能导致肝癌”，有理有据，这个就叫有水平。

汤钊猷认为医学中更是充满人文精神，医生对病人更需要人文关怀。其他事情出了错，还有改正的机会，医生出了错，把不该死的病人治死了，连纠错的机会都没有。他要写一本《医学软件》的书。他认为现在中国医学硬件还可以，但“软件”不行，除了对病人的人文关怀不够，再就是医学的辩证思维。在医学领域，辩证思维非常重要，比如，以前肝癌是最难诊断的，现在变成了最易诊断，抽个血化验就可以。这是从难到易的转化。再如，人们都知道，小的肝癌会慢慢长大，那大的肝癌会不会慢慢变小，从不能开刀变成能开刀呢？这就是大小之间的转变，事实证明，这是可以做到的。

《医学软件》中，汤钊猷还要写进“技术、学术、权术”的问题。他认为现在的医生只是忙着开刀，不做学术研究，只能成为一个开刀匠，不能创新。学术是医术的灵魂，而创新又是学术的灵魂，对解决病人的疾苦有利。所谓权术，就是谁有权，谁的水平就高。个人权力的大小，和病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汤钊猷所要写的就是这种“以人为本”的“医学软件”。

一位科学工作者说：“研究人员不要过早离开实验室。”而华中一当前所担心的是“现在很多教师不进实验室，不像以前那样自己动手做仪器。”解放之初，他随着物理学教授周同庆搞的真空管，就是自己动手做出来的。现在呢？实验用的仪器都是买来的。华中一说：“须知用人家的仪器，就已经落在后面了。如果自己不动手钻研，就永远落在后面。”他现在正在研究纳米技术，他著的《针尖上的计算机》就是关于纳米电子学的。他送给我们一本《头脑风暴》，是专门讲科研思维方法及科学研究中的人文精神的。

在科研中的人文精神，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闻玉梅也有着这样的思路，她说，病人把生命交到你的手里，医生这个职业很神圣，责任重大。老师不仅教医学、医术，更教怎样做医生。时隔半个多世纪，她的老师林飞卿的话还如烙印般深刻鲜明在她脑中：“病人是人，不是你学习知识的工具，你看的是病人，不是病。”细微见精神，她的老师教她：“听诊器放到病人胸口之前要先在自己手心捂热，听完之后，要负责把病人的衣服扣子扣好；摸肝脏时，不许生硬地按动，要把手放在病人腹上，随着他的呼吸去自然地感觉。”现在，她不仅发扬了在医疗中的对病人关怀的人文精神，还以此传授给她的学生。

对真理的呐喊与追求

时代的大潮面前，复旦人团结一致，革故鼎新，为国家、民族而抗争、流血、牺牲。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端，“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出自一个叫罗家伦的年轻人之手，“五四精神”也是由他第一次喊响，他是1917年复旦公学中学部的优秀毕业生。罗家伦作为北大学生领袖被捕入狱，复旦大学教师邵力子当时兼任上海《民国日报》总编，得知消息，立即敲钟集合全校师生，由此，复旦学生联合全市大中学生，成立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发动并坚持罢课、罢市，以此行动支援校友罗家伦。

五四运动中另一位知名人物就是周予同。五月四日那天，北京各高校学生沿着既定路线游行，在东交民巷遭到外国卫兵阻拦，愤怒的学生冲向赵家楼。周予同托着匡互生从小窗爬进曹汝霖的宅院，打开大门，让学生一拥而入。由于曹汝霖躲在主卧室的夹层中间，在家在书房、卧室、客厅中都没能发现他。既然找不到卖国贼，那就烧掉他的巢穴。匡互生取出火柴，和周予同一起拉下卧室蚊帐，加上信纸，点燃了“火烧赵家楼”的烈焰。

后人对五四运动的评论，对火烧赵家楼有所非议。这时匡互生已经去世，周予同出来申辩，他说：如果人民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那么放火殴人是犯法的，决不允许。但那是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横行的时代，他们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暴镇压，犯了一连串丧权辱国大罪，还在准备同帝国主义主子签订新的卖身契约。爱国学生忍无可忍，奋起对几名卖国贼实行人民的惩罚。实践证明：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全国人民都赞成，都受到鼓舞，从而奋起展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生面。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全国民族民主运动高涨，复旦学生组成上千人的请愿团，在总指挥陈传纲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赴南京请愿，于9月27日的抵达当天发表了“请愿宣言”和“告首都各界人民书”，要求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声势之大，蒋介石不得不出来接见、安抚、应诺，可笑的是，爱国学生皆戎装，蒋介石却一身长袍马褂。20世纪60年代，陈传纲任复旦大学副校长，还是一身儒雅之气，“文革”刚开始就被抛了出来，后受迫害致死。1945年春，南迁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渝校学生中有一百多人未待复员回沪，直接奔赴中原解放区等“革命圣地”，解放后，在重庆的大坪、渣滓洞的“被处决犯人”名单里，王朴、陈以文等九名复旦毕业生的名字赫然在列。

还有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的运动中，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四个城市的大专院校六千多人集中在南京下关，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增加公费、教育经费和提高教职员待遇。游行学生遭军警毒打，造成了震动全国的“下关惨案”。复旦学生集会声援，并要赴南京请愿。在校园里遭到军警围攻。《文汇报》记者麦少楣、李肇基闻讯赶来采访，对学生表示支援，在校门口遭到特务毒打。他们去找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算账。吴国桢见到他们说：“我正要找《文汇报》，这次学潮，《文汇报》负责。”他们回到报社，连夜写了《复旦门前被殴记》，第二天就见报。复旦的学生运动，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着。

解放以后，“又红又专”成为学生塑造自我的目标，革命热情和学习热情空前高涨，还制定了“爱国公约”。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发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复旦学生又投入到革命洪流中。

复旦人的追求真理，热爱民主的精神，也应该融入人文精神的传统中去。“文革”之后，拨乱反正，杨西光出任《光明日报》总编，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界认为这和他在复旦大学任党委书记、副校长多年所受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复旦校友夏征农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写下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再一次在复旦校园里扬起民主的大旗。

人文精神需要培植与呵护

采访即将结束，我们访问了秦绍德。他是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复旦师生中那根人文精神的余脉能不能得到弘扬，党委的领导是至关重要的，历任党委书记李正文、杨西文、王零、夏征农、盛华、林克、钱冬生、程天权等都高度重视。

谈到复旦大学人文精神的传承关系，秦绍德说：我和王生洪校长都认为，人文传统是复旦立校之基。我们有一个体会，复旦大学成长了一百年，成为世界知名大学，为什么生命力这么旺盛？这和它的人文传统有关系。这个人文传统是复旦生而有之的“根”，创校伊始，就是以“文”立校，国文与外文并重，一代又一代复旦人培植这个传统，到现在枝繁叶茂，生机盎然。单说最早的中文系，30年代由陈望道出面，请来新文化运动的一批健将作报告，鲁迅先生就来过两次。解放初期，中文系号称有十大教授，郭绍虞，朱东润，蒋孔阳，蒋天枢，陈子展，刘大杰，吴文祺，胡裕树、赵景琛等，实力相当雄厚，一点不逊色于其他任何一所高校。

谈到复旦的人文精神传统，或者说复旦精神，秦绍德认为有以下突出的几点：

一是复旦历来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复旦人很少排外，非常宽容，善于收纳。1952年院系调整，来自十九个学校的各个系科连同教授、学者并到复旦工作，工作开展得非常好，从未出现“老复旦人”、“新复旦人”的分别。2000年复旦和上医合并，充分注意保留上医的传统，不搞“伤筋动骨”的迁校，校志分开编写，校友会另行组织，充分尊重它的历史情结。这就好比中文系，当时名家荟萃、各有流派，但相安无事，赵景琛唱他的昆曲，乐嗣炳收集他的小报，朱东润研究他的古汉语。

二是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保护少数。对于新流派、新思想、新说法，复旦人是见怪不怪，不急于表态。所以新学说和新学科在这里能得到发展和壮大空间。比如20世纪20年代郭任远在复旦搞的心理生理学派，再如50年代谈家桢敢于打破当时生物界独尊苏联“米丘林”学派的局面，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精神，主张摩尔根遗传学派。当然他当时是受围攻的，但是复旦保护他，后来毛泽东知道此事，也支持了他。还有蒋孔阳的美学学派，当时学术界对于美学已有定论，但他独创复旦学派的美学，也存在下来，站住了脚。另外可举的例子很多，如新闻学的王中、政治学的王沪宁等等。这种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气氛，是学科建设、学术发展的土壤。

谈到现今复旦学生的面貌，秦绍德说，学生喜欢复旦，很大一个原因是复旦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讲座，比尔·盖茨、戴尔、索罗斯都来过。但是复旦不捧名人，接待有规格，但绝不夸张过分，演讲完毕，让学生自由提问，交流、碰撞得非常好。现在社会上有人说：复旦大学是上海的“阿拉”学校，意思是招收的都是上海人。这与实际情况不符。虽然地处上海，但这里一半以上是全国各地考来的学生，南腔北调都有。现在在复旦的外国留学生有四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来读汉语的，收在国际交流学院，还有一半是来复旦读专业学位的，他们就被“撒”入各个系科，跟班就读，一视同仁。

谈到如何继续弘扬人文精神，秦绍德说，办好文科各系对此非常重要。现在复旦文科有全国重点学科十二个，甲骨文、铭文方面的一流专家裘锡圭先生也于近日正式落户复旦，并且带来了他的一支队伍。裘先生来的原因一是因为他是1956年复旦的毕业生，此行叶落归根，二是以前多次来复旦，感到复旦的学术环境的确好。复旦作为坐镇一方的精神圣地，它不但要保留人文精神，还要向社会起辐射作用。

秦绍德最后说：人文精神是需要培植，需要呵护的，现在复旦变大了，更要有人文关怀，探讨、研究人文精神怎么延伸过来、涵盖过来的问题。

复旦校花白玉兰幽香浮动，花姿娴雅。

攀岩中的复旦学子锲而不舍，奋力登攀。

来源：《文汇报》2005年9月24日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