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现代化对戏曲的冲击

第二节　城市化与现代化对戏曲的冲击

尽管戏曲的第一种形式——宋杂剧产生于北宋的首都汴京，戏曲的成熟形式——元杂剧，是在繁华的大都形成，至美的形式——昆曲，也多是在城市富贵人家的红氍毹上经过长时间的切磋琢磨而成，就是近代以来的花部，如评剧、黄梅戏、淮剧等，从乡村“三小戏”到行当齐全并能演出大型剧目的知名剧种，也定然有着经过城市温床培育的经历，然而，给它们提供养料、并做强有力支撑的，依然是农业文化。因为一直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支配社会的主流文化都是农业文化，即使是住在城市里的市民、官员、文士等，他们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也是基于农业文化的政治观、伦理观与价值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思维方式可以让人们选择。即使有个别思想超前之人，也不敢公然背离体现农业文化的政治观、伦理观与价值观，否则，就会成为社会的另类而受到无情的排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必然形成支配一切的农业文化，而包括戏曲在内的艺术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则必然受农业文化所左右，反过来，上层建筑的每一种形态从内容到形式，又无一不表现出鲜明的农业文化特征，并为歌颂、维护农业文化服务。

戏曲所表现的忠君报国、奉先孝亲、尊卑有礼、男女有别、克己为公、集体至上等思想，无疑都是让农业经济持续发展、国家政权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农业文化的精髓；戏曲那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声腔正体现了温柔敦厚的中和的文化风格；戏曲的大同小异的故事情节、程式化的表演动作、千人一面的类型化人物的塑造方法，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秋收、年复一年的机械重复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完全吻合。

农业经济产生了农业文化，农业文化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及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人们的审美心理又受思维方式及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深度影响。因此，生活于农业社会中的人们，喜爱表现、歌颂农业文化的文学艺术，戏曲艺术自然也包括在内。

所以，从戏曲在北宋诞生之后，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对戏曲的热情从未降低过，只要有一点点条件，也要搭台演戏。请不到专职的艺人，就自己粉墨登场。近代以来，很多剧种的形成与农民有关，就是因为它们缘自于贫苦的农民在农闲、节日中自娱自乐的业余演出。上个世纪的50年代，新政权实行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名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也大力发展工业，然而，农业收入所占的比重始终很大，而农村人口则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加之高度集权、思想控制、劳动者没有支配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等种种做法，使得社会形态和传统的农业社会，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因此，“新时代”的人们，其世界观、人生观并没有多少变化，与此相应地，审美取向自然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然而，到了80年代初，中国社会开始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政治上趋向民主，思想上容许多元，经济上则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变化带来的后果，正反两个方面都有。正面的是，中国社会渐渐融入世界大家庭之中，与各国的文化进行频繁的交流、碰撞，对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吸收、借鉴；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言论的自由，个性得到了理解与尊重；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工作和居住地，家族观念、乡土观念变得越来越淡薄；物质生产供大于求，绝大多数人不再饥饿，相当多的人成了有固定资产、收入较为稳定的中产阶级，他们有条件选择自己喜爱的艺术商品进行消费。反面的是，人们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口号，变成了“一切向钱看”的强力实践。挣钱，挣钱，挣大钱，成了许多人的生活内容。钱多钱少则成了衡量人能力大小和活得有无意义的一个重要标准；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甚至对被西方人嗤之以鼻的糟粕也奉为圭臬，于是，本民族许多传统的伦理观、价值观被怀疑、被否定，进而被抛弃，许多蕴藏着民族文化精神的民俗被易为洋俗，民族的文学、艺术以及物质形态的建筑、服饰、饮食等，失去了民族的特色。

这正反两个方面的后果对戏曲都会产生影响，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城市化与现代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给戏曲命运的影响有多大，下文有专章讨论，这里，只对城市化与现代化本身做一些介绍。

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当西方殖民主义者凭着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他们胁迫清朝政府开放沿海的许多城市为通商口岸，割让土地给他们做租界。于是，南起广州，北到哈尔滨，许多东部沿海或边境城市，都成了他们自由出入或能长期居住的地方。为了在中国攫取大量的财富，他们不但在租借地开设以出售西方工业产品为主要业务的洋行，还建立了许多以生产日用品为主要产品的工厂。一些有钱的国人受到影响，或出于实业救国的目的，也纷纷办起了棉纺、面粉等轻工业。而此时由于清朝政府腐朽的统治、太平军造反所引起的社会动荡、洋货的大量倾销等诸种因素，造成了农村经济的萧条，为来华的外国资本家与民族资本家的工商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样，城市便扩大了，人口增多了。据美国学者斯金纳尔的估计，在1840年左右，除了东北、台湾以及新疆、青海、西藏，我国当时有大小城镇1653座，城镇人口2070万，其城镇人口占总人口40500万的5．1%。而到了1949年，中国大陆共有设市的城市136个，县城或有市镇建制的约有2000多个，在市镇中生活的人口约为5765万，占总人口54167万的10．60%^［5］。其间还发生了持续11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与国共战争。可惜的是缺少日本侵华战争之前的有关城镇数量与城镇人口的数据，但可以肯定，这两场战争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大大减少了中国城镇的数量与城镇的人口。据抗日战争胜利后统计，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人直接战死的约有400万人，伤残的约有1000万人，平民约有900万人死于战火，另有800万平民死于其他因素，9500万人成为难民。1937年，中国人口的总量为45000万，还不包括日据的台湾，而到1945年，包括台湾，还不到41000万人，在这减少的人口中，必然有为数不少的城市人口。另外，日军飞机狂轰滥炸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城市，大量的市民或因工厂、房屋被炸，没有了生计与居所，或为了躲避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必然会迁移到农村。即使如此，100多年间，中国的城镇还是增加了500多座，城镇人口增加了3700万左右。这一次的城市化浪潮，对戏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国现存的许多剧种就是得益于这一浪潮而从山村走进城市，由小戏或曲艺而变成戏曲剧种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我国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城市化浪潮。为了工业的快速发展，建立了无数的工厂和崭新的工业城市，于是，大量农民成了产业工人和城市市民。截至1960年，设市的城市为199座，比1949年净增33座；有建制的镇，为4429个，比起1949年，多了2000多个。城市人口为13073万，占总人口66207万的19．75%，比起1949年净增9．15个百分点。^［6］

可是，这一浪潮到60年代初就戛然而止。由于过度发展工业，造成工农业严重失衡，而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使得全国经济下滑，工业发展严重受阻，城市市民的物资供应极为紧张。在此情况下，中央政府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工商业与教育行业的规模，精简城市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到1963年，全国共减少城镇职工1887万人，向农村迁移城镇人口2600万人，还有本来就是非城镇户口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3000多万返回乡村。相应地，几十座城市、几百个镇子的建制被撤销。同时，强化城乡之间户口的管制，除了个别情况，严禁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在十年动乱期间，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粮食与日用品极度贫乏，工作岗位奇缺，在此情况下，从1969年开始，直到1978年，约有4000万的知识青年、干部、知识分子和城镇居民被下放农村，城市人口除了已是市民的自然繁殖而有所增加之外，几乎没有吸纳多少农村人口。^［7］

由于60年代之后实施反城市化的政策，使得50年代的高速城市化所取得的成绩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就烟消云散。一度进入城市的农民，由于时间短，其观念与生活方式还没有得到转变，其城市的社会关系还没有机会建立，就又回到了农村，干起了农活。因此，50年代的城市化运动，从市民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影响这一角度来看，没有任何成绩可言。自然，它对戏曲的变化也没有任何影响。50年代，戏曲发生了巨大的甚至是方向性的变化，然而，这种变化是政治驱动的结果，与城市化运动没有什么关系。

第三次城市化运动的浪潮是从1979年开始的，至今还是浪迭潮涌。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地将我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方针指导之下，松动了人口制度，允许农村人迁移到城镇甚至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并一度有这样的政策规定：原为农村户口的人若在城市里购置房产，可以将户口安置在所居城市；鼓励人们经商与开办产业，对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创造巨额财富的民营企业家给予相应的社会地位，并在法律上保证他们的财产不受侵犯；不断扩大城市的规模，加大城市建设的力度，引导第三产业的发展；高度重视道路、电力、原材料等基础建设，为工业化建设提供必要的条件。这样的政策，势必需要大量的农民走出村庄，进入城镇，成为产业工人和城市服务人员。于是，农业人口越来越少，城市人口越来越多，相应地，城镇的数量、城镇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截止到2011年年末，我国有建制的市的数量为660个，有建制的镇为19688个，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公告，中国大陆总人口（不包括港澳台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为134735万人，常住城市的人口约为690796万人，乡村人口为65656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预计到“十二五”末，城市化率将达54%。到2030年，也就是20年之后，我国的人口将增加到14．6亿至15．4亿，若以0．8%的城市化率递增，那时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3%左右，有9亿多人口住在城市中。目前的城市化率51．27%是一个平均数，在东部沿海的省份，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至少达到了60%，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率更高，达到80%左右。

由于工业、服务业发展迅猛，产值越来越大，而相对稳定的农业产值在GDP中的比例便越来越小。这30年来，农业产值的下降差不多每三年下降两个百分点。2010年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下降到了10%以下。以此推测，到2015年，我国整个的农业产值的GDP比重要下降到6%以下。现在中央政府实施以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农民不但不交收入税，还能根据种植土地的数量得到国家的财政补助。(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中国和30年前相比，人口结构、经济方式、工农业产值在GDP中的比例，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不再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是进入了现代的工业化时代，有的发达地区则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

这一次的城市化浪潮不同于50年代的做法。50年代的城市化运动，政府是动力机制的主体，按计划有限地吸纳农村劳动力，城市的规划、运行、发展的规模、发展的速度，等等，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更特别的是，城市市民的住宅、粮食、副食品、燃料的供给，教育、医疗的费用，就业的岗位、退休金、劳动保险、劳动保护等，都由政府包了下来，相反，对于农民，除了保证温饱以使他们能够再生产的粮食与副食品之外，统统由国家无偿征缴或低价买去，以保障城市和国家公职人员的供给。这便在客观上形成了城乡之间的相互隔离和相互封闭的“二元社会”，造成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构成了城乡之间的壁垒，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而80年代后的城市化浪潮，虽然政府也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但是，并没有大包大揽，而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一般的做法是，加大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行业的建设力度，以筑巢引凤，吸引外资和本国的资本来本市进行生产与商贸活动。企业与商贸业发展了，自然会吸引大量的劳动力担任各个岗位的工作。而人口的增加，又会反过来促进市政建设与城市规模的扩展，形成滚雪球式的良性发展态势。因此，这一次的城市化浪潮，总体上，是和经济发展的水平一致的，是事物本身按照客观的规律而运行的。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大都怀揣着扎根城市、做永久性城市居民的理想，尤其是举家迁移到城市的人，他们会自觉地改变农村的生活方式与习俗，努力地融入所居住的城市之中，以城市人的眼光打量事物，以城市人约定俗成的方式待人接物，也以城市人的审美标准评论所接触到的艺术样式。于是，数亿人对戏曲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如上所述，本次城市化浪潮是以现代工业化为基础，与生产力的发展同步，又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重要现象便是物质生产、物质生活的现代化与思想观念的西方化。

物质生产基本上由半自动化或全自动化替代了手工或由人操纵机器的劳动方式，生产效率大幅度地提高，生产规模前所未有地扩大，商品的种类与数量极其丰富，而价格则因劳动成本的降低而较为低廉。就是农业生产，也因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而大大减少了人力与降低了劳动的强度。至于物质生活，现代化的特征更为明显。口味高度统一的快餐、饮料已经成了大众日常的饮食；厨房、厕所、淋浴等设备齐全的单元型套房成了人们的居所，个人的隐私因居住在比较封闭的套房内而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但也疏离了和左邻右舍的关系，邻居之间相互不知道姓名成为常事；服装不再只有御寒遮体的功能，更多的是为了彰显穿衣人的风度与个性；快捷的交通工具使得人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不再遥远，传统的空间与时间意识因此而改变，旧时因亲友离别而产生的留恋不舍与别后的梦萦魂绕的情感则渐渐丧失。凡此改变，都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有关。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人类的自信心不断地提升，甚至会认为大自然的一切都会被人类征服。

思想观念的西方化是由两条途径导致的，一是外界信息的灌输。由于思想不再被钳制，西方世界的各种信息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政治的、哲学的、经济的、管理的、宗教的、文艺的，等等，几乎无所不有。它们对中国人的世界观、社会观与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们动辄参照西方的做法，甚至不顾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条件，完全搬用西方的标准。譬如汽车的普及问题就是一个典型。西方由于地旷人稀，他们许多人工作在城里，居住在郊区，无论是上班还是购物，必须依靠汽车这一交通工具。而中国城市居民的工作单位和住所，大多数都在城里，乘坐公交系统的车辆，完全能够解决出行的问题。可是人们认为，只有开上汽车上下班或购物，才是现代社会生活的表现。于是，汽车在中国的制造、销售、购买，其火旺的景象十多年来一年更甚一年。殊不知，中国人口的数量比美国与欧洲人口的总和还要多，不要说成年人一人一辆汽车了，就是一家一辆汽车，也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现在大概十家才有一辆汽车，就已经造成能源紧张、空气污染、交通堵塞、车祸频发和因修建大量的道路使许多农民失去土地等诸多的问题。二是西方的生活方式。现在人们与吃穿住行相关的物品，基本上都是仿照西方的。不要小看这物质形态的东西，它们对人的心理、性格、气质等精神的东西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譬如，原本穿着衣裙、包裹严实的中国女子，大部分人的性格是含蓄、内敛的，给人以贤淑、温和、谦逊的感觉，这当然主要是传统礼教教育的结果，但是，与保守型的穿着给予人精神上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再如，套房会疏远我们与祖先的情感。我们过去住在平房里，即使富贵人家有两层三层的小楼，其摆放先祖牌位的长案也一定在一楼。地面是砖石的，或者就是泥土；窗子是宽大的，在木格上糊上纸，或装着玻璃。这样的房子允许我们在清明、中元、除夕等节日中，在家里烧化纸钱，叩头行礼，以祭奠祖先。在一年数次的祭祖活动中，追思亲人的抚育之情，缅怀祖宗的昊天恩德，回忆家族的历史，这样，人们便不会忘记自己的生命和现在的生活是从哪里来的。可是居所改成套房之后，没有了摆放先祖牌位的地方，即使放置在面积不大的客厅，也无法行祭祖的仪礼，因为地面铺上了木板，窗子悬挂了帷幔，烧化纸钱极易引起火灾。再是空间狭小，浓浓的烟雾会给人的身体造成伤害，即便自己想做，左邻右舍甚至整栋楼房的居民也不允许。一年不祭祖，两年不思亲，渐渐地，先祖与逝世亲人的形象便渐渐地模糊了，淡忘了，与之情感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了，感恩的心也就随之没了。对先祖与逝去的亲人，都没有了感恩之情，又怎么能对他人、对民族、对祖国产生爱心？几十年后，中国人特别重视亲情的品质便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物质生产、物质生活的现代化与观念上的西方化，对于戏曲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下列五个方面：

（一）戏曲的节奏跟不上时代的节奏。现代化的物质生产，其重要的表现就是速度快、效率高，这必然加快人们的行为节奏，而快速的行为节奏又会影响人们的心理节奏。于是，当代观众便对戏曲悠悠的歌唱、缓缓的动作以及常常将故事情节停下来进行抒情的表现方式，感到不适应，生不出多少美感来。

（二）套房居所与发达的传媒、通讯抑制了人们走进剧场的欲望。长期生活在套房中和网络虚拟的世界里，会使人减淡和他人进行面对面交往与进入群体场合的兴趣，现在蛰伏在套房中的“宅男”、“宅女”愈来愈多，就是典型的表现。人们更愿意通过电视、电脑网络来观赏表演类的艺术，而不愿意在剧场中和大家一起观看。当然，有些人这样做是为了省钱，但也有许多人不进剧场，与钱无关。为了消除自己的孤独感，他们会和朋友交谈，但多采用发短信与网上文字聊天的方式，因为打电话的声音会使两人之间没有空间的距离感，更不要说利用看戏等机会和朋友亲密接触了。

（三）种类丰富的物质产品，养成了人们喜爱繁富而不喜单调的心理。农业社会中的人们，受生产方式、物质条件的制约，生活是极其单调的。劳动方式总是春耕秋收；衣服的式样、颜色，就那么几种；副食品与季节相应，冬天仅有大白菜和土豆，等等。单调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养成了人们喜欢简单而不喜欢复杂的心理。所以，一个戏曲剧种的声腔，其主要乐素统领着几乎所有的曲子，以致听起来，极为相似。戏曲的故事也只有几种类型，每个类型之间的情节则大同小异，如演述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多是“小姐私会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欢欢喜喜大团圆”的套路。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则从琳琅满目的商品中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与从众多的生活方式中寻找适合自己的某种方式，养成了他们喜欢“多”而拒绝“少”的心理，以这种心理打量戏曲，当然会觉得戏曲的故事、音乐、表演、舞美等，单调而陈旧。

（四）农村有艺术才能的中青年基本上进城务工，瓦解了自娱自乐的戏曲演出传统与减少了戏曲的主要观众。自古以来，戏曲演出都是由专业的与业余的两类人承担，比起前者，后者更为活跃，演出团体更多，受众更广，与民俗结合得也更为紧密。如果没有大量的业余班社的演出，戏曲就不会那样的繁荣，人们对戏曲也不会那样的熟悉。即使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许多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体制中的一级单位，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还设立业余的地方戏的演出队，在农闲与节日里为乡亲们演出，当然，“文革”期间，演出的多是移植的样板戏剧目。可是到了80年代城市化浪潮掀起之后，聪颖的且有艺术才华的中青年农民纷纷进城务工，每年只是在除夕之前回乡过春节，而且因散布在各个城市，平常很少联系而感情疏远，回乡那几天也不可能组织起来演戏。中青年离开农村后，留下来的都是老人、妇女与孩童，他们对于戏曲的接受远不如中青年观众，更没有了中青年在接受时心中所涌动的演戏的欲望。

（五）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与戏曲所表现的思想格格不入。上个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人，即所谓“80后”、“90后”，因没有在高度统一的社会环境中生活过，没有被强制接受过集体主义、国家至上、“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无私无我的教育，所接受的倒是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所以，他们的社会观与人生观，多是西方的、现代的，而不是东方的、传统的。就是出生在70年代的“70后”，他们知世与接受教育也是在80年代之后，所以，他们的思想观念与80后、90后是十分接近的。他们珍视个体的生命与个性的自由超过对国家、民族甚至家庭的责任，对于那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也会被感动，但是会认为没有普遍效仿的意义。他们不崇拜权威和个人的力量，认为权威与个人的力量对于社会发展、民众幸福的作用是有限的，只有建立一个民主的、法制的社会，社会的进步与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根本的保障。所以，他们对像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主人公的爱情是怀疑的，在他们认为，如果祝英台对梁山伯有真正的爱情，她就不会那样压抑自己的欲望，将自己女儿身的事实隐藏得那样深，更不会在“十八相送”的时候，还用打谜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愿，以致两人成其眷属的机会一再错过。再如他们对于包公这样的清官形象不但没有多少敬仰之心，反而会认为过多地演出清官戏，会误导百姓将自己的命运与社会的公正托付在清官的身上，造成民主政治的阻力。

和前四点相比，第五点的影响力最大。可以这样说，年轻人不愿亲近戏曲，主要是两者的观念不同。青年人认为戏曲所宣传的思想与价值观是落后的，甚至是腐朽的，对现实生活不但不能起到指导、启示的作用，还会阻碍社会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