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富”·“薄赋”·“必也圣乎”——孔子赋税思想评析
孔子一生关心政治，注重教化，并且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对后世的影响不可以道理计。
孔子的理想是“克己复礼”，也就是通过完善自身的修养，争取影响统治者和大多数人，让社会重新回到周朝“郁郁乎文哉”的礼治社会轨道中去。
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内涵丰富，既有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也有对普通人的自律要求，但核心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弟子子张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解经者往往重视前四个字，而忽视了最后一个字“惠”。其实，这个字非常重要，体现了孔子的人本思想。何谓“惠”，孔子谓：“养民也惠。”也就是要为百姓谋福祉。以下再举数例：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2]（《论语·子路》）
子贡问政于孔子：“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
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子曰：“政有使民富且寿。”（刘向《说苑·政理》）
子贡请教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肯定地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3]（《论语·雍也》）
“惠”、“富之”、“足食”、“使民富且寿”、“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无论是应对君主还是教诲弟子，孔子都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仁”的最高境界是“富民”，并且说负有责任的统治者如能做到这一点，“必也圣乎”，可见孔子人本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富民”，且不是泛泛而论，而是将其意义提升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尧舜其犹病诸”！
如何才能达到“使民富”的理想之境界呢？
首先是无“苛政”。《礼记·檀弓下》载：孔子过泰山之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于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此处“苛政”当指苛重的税收负担。唐人柳宗元《捕蛇者说》与其异曲同工，可为之做注。“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而得而腊之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类似事例还有。《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季氏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尔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妨焉。’”孔子言者谆谆，冉有听者藐藐，第二年还是帮助季氏增加赋税，孔子得知后非常生气。“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季氏》）
其次是“薄赋敛”。在《说苑·政理》中，鲁哀公问如何才能使民富时，孔子回答“薄赋敛则民富，无事则远罪，远罪则民寿。”公曰：“若是，则寡人贫矣。”孔子曰：“《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
此外，还可以从孔子的学生有若反对鲁哀公在“私田”上开征赋税，对哀公所做的反问中看到孔子的态度。《论语·颜渊》载：“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4]
再次，进一步，孔子强调在财政支出方面要“节财”、“节用”。《孔子家语·谊辨政》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论语·学而》中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何晏集注：“包咸曰：节用不奢侈，国以民为本，故爱养之。”朱熹集注：“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盖侈用则伤财，伤则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www.xing528.com)
最后，孔子的财税思想原则是“公平”。《论语·子路》“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孔子被后世称为“圣人”，我理解所谓“圣人”并非仅指其人道德高尚，而是指他为民“立则”，也即确立社会规范，在这一点上，他犹如《圣经》中的摩西。但孔子的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翻检史籍，可以看出其来有自。略举两例：
其一，《说苑·政理》载：“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库；是谓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对曰：‘宿善不祥。’是日也，发其仓府，以赈鳏寡孤独。”[5]对于经常“梦周公”的孔子来说，不可能不知道姜太公的见解。
其二，与孔子同处春秋时期的老子对于君主的滥征赋税行为并非“无为”，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道德经·七十五章》）同样的意思，老子在第四十六章说得更直接乃至愤慨：“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君主应以怎样的态度对待百姓呢？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第八十一章》）
进而，老子在第七十七章中提出了公平分配财富的主张：“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以有余奉天下，唯有道者。”
史载孔子曾向老子问“道”，有“其犹龙乎”的敬佩和“朝闻道，夕可死可矣”的感喟。
作为儒家的代表，孔子的赋税思想对其传人的影响可谓更大。略举两例：
其一，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要求君主“易（治）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
其二，荀子在《荀子·富国》中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
以往对孔子及儒家赋税思想的介绍和研究较为注重其主张“薄赋敛”的一面，如今看来，其“富民”的主张才是其“德政”、“仁政”的核心，“薄赋”、“无苛政”、“节用”等等都是为“富民”这一终极目的服务的。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对君主最为重视的国富与民富关系的论辩：“‘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可与上述有若应对哀公之言“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互见）虽然将君主比作“民之父母”，是其历史的局限，但其逻辑的力量，犹如小河有水大河方能满一样，很有说服力。较当今某些人似是而非的“大河有水小河满”的比喻，更有理性。须知，浩浩长江、黄河莫不是由源头不计其数的潺潺小溪汇流而成的。源头丰沛，大河不愁无水，假若源头干涸，任谁也无回天之力。反过来，即便大河有水，若不肯开闸放水，小河又怎能有水。前者自主权在“民”手里，后者掌控权在“君”手里，关系如若颠倒，命运就将不一样。
孔子强调“薄税敛”，也是理性的考虑。两千多年前的国家所能提供的公共物品与服务极其有限，君主掌握的财富越多，其不受控制的权力就越大，轻者豪奢挥霍，重者滥用民力，发动战争，给民众带来无穷的灾难。而“薄税敛”不仅可以维持百姓的基本生活，更由于百姓有了剩余财富，方能扩大生产，创造更多的财富，使社会经济走向良性循环。限财其实就是限制君主的权力。
当然，以今天的观念看，孔子赋税思想没有税收合法性的规定，没有对纳税人权利义务平等的强调，没有“用之于民”的限制，等等。而且其“薄税敛”的主张也并非“富民”的唯一途径，现代社会衡量税收是否得当的标准就如严复所说：“赋无厚薄唯其宜。”如果税收是用来“为民开利源，而使之胜重赋”，就是适宜的，即便税负高些，也是纳税人自主的选择，就如当今北欧诸国的高税负一样。
今天不能以此苛求孔子及儒家人物。仅就上述赋税思想而言，不仅在当时，而且终整个封建专制社会，它都代表着进步的以民为本的思潮，而且也对统治阶级行为起着一定的规范、矫正作用。这是我们今天仍然要研究、弘扬孔子思想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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