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艺：责任问题发展

电视文艺：责任·问题·发展

党的十七大对文化工作十分重视。关于文化工作的意义，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说：“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因此报告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

这是十七大对新世纪新时期文化工作的地位、作用做出的战略性阐释，对发展文化工作做出的战略性部署。

电视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文艺又是电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根据十七大的精神与要求，推动电视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这是我们应认真思考的。

如今在各种媒介中，电视既是影响最大的媒介，也是非难最多的媒介。电视几乎成了人们爱怨交织的一个文化宠儿和文化怪物。

“电视不是为傻瓜制造的，但它却制造了傻瓜。”这是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的一句话。

“除了选秀就是傻乐，我们的创意哪儿去了？”这是中青报一篇短评的标题。

崔永元则说：“如果说中国电视是公共电视，那它就是世界上最脏的公共电视；如果说中国电视是商业电视，那它就是世界上最差的商业电视。”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毋庸置疑，电视缩小了世界、沟通了信息。这些年，电视文化不仅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大众文化的普及与发展。但同时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诸如浮躁、浅薄、低俗、同质化等等。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十七大精神认真审视过去、规划未来。

一、电视使人类文化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从文化史学的角度看，人类文化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农业社会的“说—听”文化，及工业社会的“写—读”文化。现在正处在后工业社会以视觉文化为核心的第三个阶段，即“制—看”文化阶段。

上海复旦大学梁永安副教授在《视觉文化与景观社会》一文（《解放日报》2007年7月6日）中说，自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照相技术、电影技术，特别是电视和网络的出现，催生了视觉文化。而以电视为核心的视觉文化从传与受两个方面对前两种文化都形成了革命性的超越。在“说—听”文化中，“说”者往往是少数权贵，即少数人掌控着话语权，普通百姓只能听命。到了“写—读”文化阶段，“写”者扩大了“说”者的范围，但“写”者往往还是文化精英，由于文化教育、经济条件、书报投递等原因，许多人想读却读不懂或根本读不到。而进入“制—看”文化阶段，视觉文化的发展，特别是电视的普及，不仅使文化给广大民众提供了空前的共享性，而且提供了空前的参与性。比如，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一台高水平的音乐会、一场精彩的体育比赛，会使万人空巷。这种视觉文化的群众共享性是前所未有的；另外，原来的无名之辈一旦走上电视，特别是做了出色的表现之后，会在一夜之间被放大数倍，成为电视演艺明星、电视学术明星或意见领袖。如超女李宇春、讲《论语》的于丹及讲析伊拉克战争的张昭忠。可见，电视在使广大民众共享的同时，也为之提供了挥洒、展示和创造的绝好平台。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西方发达国家从20世纪中叶起，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即消费社会。何谓“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是一个以生活必需品以外的消费为主的社会。在消费社会里，不再是过去的需要造成商品，而是商品造成需要……人们的消费行为已经从一种经济行为转化为一种文化行为。”在消费社会里，文化成了普遍存在的消费因子，于是就产生了“消费文化”。

在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里，电视作为一种辐射面极广的媒介，其所提供的声画世界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新知，而且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文化享受，包括精神抚慰和感官享受。正如于丹教授所说：“当媒介帝国建立之后，主流文化往往成为媒体文化。”或者倒过来说，媒体文化特别是电视文化往往成了主流文化。

这就引出了下面的第二个问题。

二、电视人清楚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吗

消费文化，特别是电视文化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共享和参与，而且在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审美观、伦理道德和交往方式。

比如，在消费社会里，人们的交往相当多的不再是人际间的直接交流，电话、手机和网络越来越多地代替了面晤、面谈和直接的感情交流；电视和网络则使人不必到现场，就可以把整个世界呈现在你面前。于是，影像与符号组成的世界代替了活生生的现实。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富有人情味和真实感的交往被一系列现代却冷漠的媒介阻隔和代替了。所以有人戏言：现在见识多了，知识少了；电话多了，感情少了；认识的人多了，但朋友少了。

尤其是电视，表面看来是观众在选择节目，其实是电视人根据自己预设的节目在选择观众。就是说，电视人依据自己的口味、喜好、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已经事先替观众做了节目筛选——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看什么，这是电视文化不争的事实。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你的选择和预设得当吗？它符合社会的普世价值和大众的需要吗？它同我们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共同理想相吻合吗？

与此同时，电视台和广告商追求自己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这只手，也在以其强大，有时隐蔽有时是赤裸裸的方式同样对传播内容进行着选择和过滤。于是，“收视率”应运而生。一个台没有收视率是可怕的，但“唯收视率”，使收视率像一个幽灵或生死牌那样捆住电视人的手脚，窒息电视人的理性也是可怕的。事实是，收视率已经成为很多台的“新货币”——一种电视的“硬通货”。于是有人喊出“收视率是硬道理”，接着不仅出现了“收视率图腾”、“收视率崇拜”，甚至还出现了所谓“收视率经营”这一概念。如电视台简单地根据收视率上下节目，甚至有的台和调查公司搞私下交易，使市场天平、利益天平偏向自己一方。诸如此类，大概都是“收视率经营”的内涵。

同文化相比，经济是一种强大甚至野蛮的力量，搞不好，文化就会被经济强占和遮掩。

这又提出一个问题：电视台在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上如何取得平衡，如何不以损害社会效益为前提取得自己的经济利益？事实证明，不少台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远不够好。

下面不妨做点具体分析。

电视文艺既包括电视文学，也包括电视文艺。

电视文学与文学以及电视剧是近亲。这些年，无论文学还是电视剧，都无例外地受到市场和经济利益的扭曲，从而出现了种种与文学和戏剧的使命相背的怪现象。比如在文学创作中，颠覆经典、拒绝高尚、解构英雄、消解深度、嘲讽价值，回避大事、大情、大理、大势，追逐小事、小情、小意、小景，关注私情、琐事、世俗、人伦，关注欲望、梦想、迷蒙、困惑，热衷于“猎奇”、“猎艳”，热衷于写权术、写发泄、写惆怅、写蒙昧、写拳头、枕头。把破戒当创新，甚至要搞“下半身写作”，叫嚷什么“女人不穿衣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于是出现了诸如《丰乳肥臀》、《绝对隐私》、《有了快感你就喊》、《我是流氓我怕谁》、《别把我当人》等等一批起码在书名上就十分恶俗的作品。此外还有人公然把《水浒》解释成是“3个女人与105个男人的故事”，把《红楼梦》说成是“王熙凤执掌红楼三十六计”。所有这些都丧失了文学的基本品格，丧失了对经典的基本敬重。

受到快餐的影响，“快餐文学”也随之出现。有人声称“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长篇不过月。”以致报纸在评论这一现象时使用了这样的标题：“太有才了!”显然，在文学创作中，不难看到“三片化”的痕迹：“好莱坞大片化”、“英特尔芯片化”和“麦当劳薯片化”。

电视剧的情况又如何呢？在制作播出了一批批耍权弄谋的宫廷戏、远离人间烟火，“不知今昔是何年”的偶像剧和一味打打杀杀，人不人鬼不鬼的武侠片之后，又推出了一批批秘史剧、反特剧。《解放日报》讽刺说：“电视剧‘档案’翻了又翻，‘秘史’揭了又揭。”中青报则问：“反特剧持续升温，新鲜感日渐减少——荧屏还有多少特务可抓？”文章还用两句话概括了反特剧的创作规律：“特务多是美娇娘，敌我双方恋爱忙。”

虽然在电视文学节目中并未出现上述现象，但他人之鉴不可不鉴。特别由于电视文学同文学、电视剧是近亲，电视文学应好自为之，以做到虽近墨而不黑。

电视文艺方面的情况又如何呢？

不少台为了迎合观众，怪招、歪招迭出，甚至同上述文学创作一样超越了起码的道德底线、审美底线和职业底线。把主流形态边缘化，把边缘形态主流化，把审美异化为审丑，把愉悦头脑异化为刺激感官。表面看，有的节目火了一时，但却是焚了自身，短期行为价值换来的是恶名、形象损害和不可持续发展。据中青报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叫停“第一次心动”，受访者的支持率高达96.4%。

正因为视觉文化、媒体文化成了当今文化的主角和主载体，所以其正面的推动力和负面的杀伤力都会很大。所以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警告说：“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这又使我想起日本学者堺屋太一在《历史的波澜》中讲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没有出现过因经济恶化而崩溃的体制。任何政权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毁灭，那就是治安能力的丧失和人们不再相信支撑这个政权的文化”，他说：“苏联的崩溃本质上是文化的崩溃。”

因此，电视文艺工作者必须清醒地看到自己对国家、民族负有的神圣使命。

三、关于电视文艺的几点建言

（一）电视文艺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

古今中外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无不强调和追求文学艺术创作积极的社会价值。德国音乐家舒曼就讲过：“把阳光送进人类心灵的深处，此乃艺术独一无二的使命。”

这里所讲的文艺的社会价值在我国首先体现在艺术作品的政治导向和价值取向上。

我们为什么反复强调导向和价值取向问题？因为我们国家不仅生活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而且自身正经历着社会的转型，“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人们的价值观也呈现多样化趋势。”与此同时，我国“将长期面临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特别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其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扩张和思想渗透的压力。”在这种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背景下，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步推向前进，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目标，电视文艺首先应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思想，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人心。如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这些不仅是对电视文艺提出的取向要求，也是为电视文艺践行正确取向开列的内涵丰富的选材清单。

根据十七大及党对文艺工作的一贯要求，电视文艺必须远离和杜绝上面提到的种种恶搞、恶俗，诸如所谓“颠覆”、“拒绝”、“解构”、“嘲讽”等等，紧扣时代脉搏和生动的社会现实，着眼于凝聚社会、升华思想、激扬精神、陶冶情操、醇化道德，通过电视文艺的专业化呈现，打造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和人生态度。推动社会的和谐、凝聚和共同奋斗。

十七大提出，要“建设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基础是人与人的和谐。建设和谐文化首先要着力推动人与人的和谐。这次江苏总台报送的张明敏演唱的电视歌曲《血脉相连》，驻马店台报送的反映干部关心群众疾苦的电视音乐《老李、老杨》、上海闽行台报送的反映上海青年赴边疆学校做义工的电视散文《丁香》、福建台的《福建慈善助学活动晚会》，辽宁台的《家家有戏》、葫芦岛台的电视文学《母亲的呼唤》、河北台的《河北首届农民工卡拉OK大赛颁奖晚会》及天津台的《百年留爱——农民工感情》都从不同侧面反映、讴歌了祖国情、干群情、亲情及社会对贫困学童和农民工的关注、关爱。这种积极的创作取向值得大力提倡。

这次报送的一首歌曲中，描写党的干部时使用了“清官”一词，当这位干部给困难户送去慰问金时，还两次出现了被慰问的老大妈含泪下跪的场面，这种用语和画面都同“以人为本”、人民是社会的主体、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的现代理念相背。类似的观念导向应引起注意。

（二）电视文艺必须遵循艺术规律，讲求审美取向

文学，无论诗歌、散文还是小说，对读者来说都是一种带有主观想象、可进行二度创造的形象思维艺术，“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莱特”，这是文学形象思维的魅力所在。而电视对观众来说，则往往是封闭了二度创造空间的具象艺术。具象思维固然可以升华、丰富形象思维，但也可能抑制甚至破坏形象思维。特别由于电视是“全息性媒介”，进入画面的哪怕是个微小的不当细节，也可能变成毁了全局的“魔鬼”。总之，对文学而言，电视的具象是把双刃剑，即所谓“成也具象，败也具象”。

作为将文学视频化、视频文学化的电视文学节目，必须讲究视频与文学的和谐统一、相映成辉。追求二者相加的增值效应，防止顾此失彼，防止两张皮和减值效应。

电视音乐要尊重艺术创作规律，比如在歌词写作上，既要防止空而不当、大而不当，又要防止过白、过直，甚至把文件、社论中的话都搬进去，把艺术创作搞成简单的政治符号排列。这次报送的一首歌就出现了“公仆意识”、“改革是否彻底”等直白的政治词语，缺乏艺术化的表达。

庄子说：“世之所贵者，书也。书不过语……语之所贵者，意也。”我的理解是，写书贵在寓意、意义、意境。鲁迅先生也说过：“文艺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写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小说。”(www.xing528.com)

电视文艺当然要讲政治、讲导向，这是我上面反复说了的。但是电视文艺的导向应该通过艺术的形式来呈现，而不是搬弄现成的政治口号。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要求的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感动，而感动的基础在于真。因此，艺术创作贵在真。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恶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也讲过：“失去了真，同时也失去了美。”

我们的一些电视文艺所以不美，不能打动人，主要毛病之一在于假，诸如“强哭”、“强怒”、“强亲”、“硬说”、“硬写”、“硬唱”。在于空泛、苍白，在于摆弄、表演，在于说教。

（三）电视文艺既要讲求形式，但更要注重内容

电视文艺的最高境界是内容美和形式美的高度统一。如果心余力拙，难于达到极致，我以为首先应注重的是内容美，即朴素美、自然美、真实美。

这些年，“吸引眼球”和“眼球经济”几乎成了电视人的口头禅和金科玉律。于是不少节目在内容上为了追求感官刺激而流于低俗，在形式上为了追求视觉冲击而过于花哨。

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百家讲坛》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相当多电视人热衷于搞热闹、搞场面的时候，《百家讲坛》反其道而行之，这个节目没有什么华丽的灯光、饰景，只不过一个老头、一张嘴巴、一尺讲台、一只话筒，甚至一台座机，节目就出来了。从形式到成本，《百家讲坛》可说是最原始、最简单、成本最低的电视节目，可居然火了，甚至成了引起热议的一种电视文化现象。它显然不是靠所谓的视觉冲击去吸引眼球，而是靠主讲者娓娓道来的个性讲述去抓住耳朵。这是个典型的靠内容取胜而不热衷于形式的节目。

这个例子虽然极端，但它反映的道理则带有普遍意义。总之，电视文艺要打动人，必须首先在节目内容的思想、内涵、寓意和真情、实感上下工夫，一句话，电视文艺要体现真善美，这才是节目的立命之本。

说到底，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还用得上那句话：“内容为王”。

（四）电视文艺要着力开掘本土人文资源

“内容为王”，但“内容”在哪里？“王”在哪里？电视人常常为找不到内容而苦恼。

其实，“内容”就在你脚下、身边，就在你生活的那个省、那个城市和那个乡村的现实和历史之中，就在你那里的先人和现在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身上。

十七大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贯彻这一精神，各台应重视开挖和展示各地的地域人文资源，包括历史人文资源。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的诸子散文、先秦文学、两汉诗歌乐府、魏晋南北朝的佛教艺术、唐诗、宋词及散文话本、五代传统人文画、元曲及杂剧、明代戏曲到清代小说及地方戏，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因此，十七大报告特别提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我以为，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等传统文化是电视文艺可着力开掘的一座富矿。

比如民歌、民族音乐各地都有，这就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文化资源。英国文艺批评家罗金斯说：“所谓伟大的艺术，是靠艺术才能表现的纯粹的灵魂。”民歌、民族音乐是否是伟大的艺术暂且不论，但它们表现的绝对是“纯粹的灵魂”。

在2007年特奥会闭幕式上，来自云南的姐弟组合演唱的海菜腔，虽然每人只唱了一个优悠的拖腔，但却如天籁之音，让人过耳难忘。刀郎用他那粗砺、沙哑、豪放的歌喉演唱的一首首新疆民歌，再次让人领略到了新疆民歌的魅力。《二泉映月》是一首江南风格的二胡曲，小泽征尔第一次听到这首乐曲时，不禁掉下眼泪。他还引用了那句话：“这音乐应该是跪着听的。”

谈到原生态民歌，资深文化记者、中国十大乡土歌王歌后演唱会的总策划李亚蓉说：“有时单纯的东西是最有魅力的。”“原生态民歌好就好在单纯、真挚。”“它是歌手面对天、面对地、面对劳动、面对羊群、面对自己心上人用本嗓演唱的。”我说，他们是用心演唱的。

原汁原味的民歌是我们民族根源文化的一部分，是我们民族的血肉和灵魂，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活化石。

联合国教科文专家认为，中国黄河流域的原生态民歌所特有的高亢、低回、苍凉、悠远，其沁人心脾的力量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少见的。

我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完整的声乐体系。美国的民间音乐“蓝调”有几十种，而光是中国青海的“花儿”就有120多种。只不过没有完整地整理出来。

我以为，电视文艺在挖掘、展示、传播中国各地的民族音乐上是大有可为的。这次内蒙古台报送的《喊春》、重庆秀山台报送的《黄扬扁担》，包括大连台报送的《长海号子》都属此类。我以为各台可以循着这个路子继续往前走。

此外，其他民间文化我认为也是电视文艺的一座富矿。

著名作家冯骥才说，中华文化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精英文化和典籍文化，另一类是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是我们民族精神感情、个性特征、民族凝聚力、亲和力的有效载体。

但是由于我国正处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时期，由于外来文化、城市文化的冲击，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正在迅速流失。比如如今渔民打鱼已经用上了机动船，谁还唱船工号子？如今牧民放牧已经骑上了摩托车，还怎么唱牧歌？加之民间文化的传承都是口传心受，甚至是家族式的，致使其生存方式十分脆弱。所有这些都使民间文化面临瓦解和崩溃的境况。

针对这一情况，河北少儿出版社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出版了一套中国民间文化丛书《中国结》，共10本。前5本为民间口头文化，包括《民间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笑话》、《民间寓言》。另5本为民间艺术，包括《民间剪纸》、《民间年画》、《民间风筝》、《民间皮影》、《民间面具》。

我以为，电视文艺也可循着《中国结》丛书这个思路和框架制作一系列节目。

另外，这次浙江海宁台报送的《柔石》、河北台报送的《马三立》又使我想到，各地都有人民喜爱的作家、音乐家、表演艺术家等文化名人。各台也都可以发现他们、表现他们。

总之，地域的、民间的传统人文资源不仅丰富多彩，而且都是各地独特的优势文化资源，都是各地的文化名片；不仅对中华民族有天然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而且又为生活在各地的电视工作者所熟悉。因此，我希望各台在创作上不要舍近而求远、好高而骛远，亲近、熟悉、挖掘、展现和张扬本地人文资源不仅可以避免同质化，而且可以尽展中华民族文化“一体多元”的丰富性、厚重性。

当然，电视文艺不应厚古薄今，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更要追求文艺创新，追求现代与时尚。但文艺不能简单地以现代或传统定优劣。事实上，当下许多所谓现代、时尚的东西几近文化垃圾，而像《俏夕阳》、《千手观音》、《吉祥三宝》等源自传统文化的舞蹈和音乐由于其“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因而决不缺乏时尚和现代意义。

所以，文艺的优劣关键不在现代与传统而在其价值取向与艺术品格。

（五）电视文艺要“大发展大繁荣”必须走规模生产、开放生产之路

十七大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国的电视文艺如何实现这“二大”？这个问题非常现实和迫切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中国电视至今仍是属地管理、前店后场、自产自销的管理模式和生产方式。不仅节目成本高，而且好节目不足又难以流通共享。

我以为电视文艺要实现十七大提出的“大发展大繁荣”必须走规模生产、开放生产之路。即走社会化生产之路。

什么是电视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我以为一是要形成规模，二要形成品牌。前者是数量问题，后者是质量问题。没有一定的数量就难有质量；而没有质量，数量再多也只是泡沫。规模效应能产生质量效应，质量效应又能推动规模生产。形成了规模和品牌，观众市场就会更好地培育和发展起来，形成电视文艺的良性循环。

电视文艺要形成规模，单靠一台之力难以成就。这就需要文研会加以策划、组织、协调，制订一个或几个近期、中期、长期的选题规划，集各台之力、之资源，甚至把社会制作公司的力量也动员起来，大家在一个总题目下分头、分期制作节目。比如根据《柔石》、《马三立》两个节目的思路，各台就可以联合制作一个很大的文化人物系列；根据电视音乐《黄杨扁担》、《喊春》的思路，各台又可以联合制作一个蔚为壮观的民歌系列；根据《中国结》丛书的思路，各台还可以联合制作多个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系列。

这样做的好处：第一，可以使电视文艺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系列、形成阵势、形成厚度、形成规模，把电视文艺既做大，又做强，最后形成品牌，甚至形成中国电视文艺经典系列。

第二，是通过社会化生产之路，各台可以共创共享，打破“前店后场”的小作坊生产模式。既可使各台降低节目成本、人力成本、技术成本，又可以集天下之精华为我所用。从而提高本台高质量节目的浓度和密度，以众人之大成我之大。

当然，这既要靠文研委的组织，更要靠会员台思想观念、工作机制的转变，靠各台的认可、支持、响应和参与。

大凡在社会变革的时代，总是伴随着浮躁与喧嚣。而浮躁、喧嚣的社会恰恰需要的是理性的文化；另外，大凡一个变革的时代总会推动文化的振兴和繁荣。就如欧洲资本主义及市场经济的萌动催生了“文艺复兴”，盛唐时期带来了盛唐文化。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电视作为一个最具表现力的大众文化媒介，不仅责任重大，而且天宽地阔。希望大家开阔视野，拓宽思路，多些投入、多些创进，用丰富、上乘的电视文艺反映和推动中国伟大的历史变革，以不辜负这个时代、不辜负电视、不辜负自己。

本文系作者2007年11月3日在（鞍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文艺研委会2007年年会上的讲话。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3期、《鞍山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6期。中广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理论动态》2008年7/8期摘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