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健康观帮助建立健康型社会

尽管以往的研究多是从经济学的视角进行研究的，是把“健康”作为经济发展的“产品”来进行研究，而并非从健康的视角把“经济”作为健康发展的目的来研究。但是，人们已经由单纯注重经济发展的误区中逐渐清醒，提出了绿色GDP、纯福利经济，提出了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区别。同时，伴随医学对健康研究的深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的新健康观念逐渐被人们普遍接受。这些都是人们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人们生活的新认识，是可贵的。这为经济医学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一、几类健康经济为经济医学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决策的基础之上。“健康经济”就是能维持或提升人的健康的经济，有两层含义，一是应用经济学的原理和分析方法来解决健康（卫生）事业中的问题，希望用最小的经济投入得到最大的健康产出；二是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以“人人健康”为目的的经济。通过前述分析经济发展中健康问题及评价目前危害人类健康的经济危险因素，健康经济的类型有以下几种。

（一）福利经济

1．福利经济的来源　福利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体系，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期的英国，是当时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这导致了福利经济学的产生。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

2．福利经济的概念　福利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家从福利观点或最大化原则出发，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社会评价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属于规范经济学，即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作出社会评价，回答“好”或是“不好”的问题。

3．福利经济的特征

（1）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也就是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体系。

（2）以边际效用基数论或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

（3）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订经济政策方案。

（二）生态经济

1．生态经济的来源　人类企图改变物理环境，但是在改变环境的过程中，人类对自己生存所需的生物成员的破坏性、甚至毁灭性影响也越来越大。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了生态经济学这一概念，为生态经济的研究奠定了理论框架。

2．生态经济的概念　生态经济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一些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生态经济是实现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生态经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既包括物质代谢关系、能量转换关系及信息反馈关系，又包括结构、功能和过程的关系，具有生产、生活、供给、接纳、控制和缓冲功能。

3．生态经济的特征

（1）时间性：指资源利用在时间维上的持续性。人类社会在生产的漫长过程中，后代人对自然资源应该拥有同等或更美好的享用权和生存权，当代人不应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换取自己的舒适，应该主动采取“财富转移”的政策，为后代人留下宽松的生存空间，让他们同我们一样拥有均等的发展机会。

（2）空间性：指资源利用在空间维上的持续性。区域的资源开发利用和区域发展不应损害其他区域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并要求区域间农业资源环境共享和共建。

（3）效率性：指资源利用在效率维上的高效性，即“低耗、高效”的资源利用方式。它以技术进步为支撑，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降低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量和环境代价，来不断提高资源的产出效率和社会经济的支撑能力，确保经济持续增长的资源基础和环境条件。

4．生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生态经济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于90年代。主要是一批农林学家或农业工作者，在“农业生态经济学”方面形成了较坚实的学术研究力量，形成了以农业生态经济学为核心并包括森林生态经济学、草原生态经济学、水域生态经济学、城市生态经济学、区域生态经济学及生态经济学其他学科的研究与应用，总体而言偏重于环境保护的工农业发展模式研究。例如，20世纪90年代起，农业部在全国批准了两批各51个生态农业示范县、14个各种类型的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经过积极探索，已经在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等领域总结出了三大类（物质代谢型、产业共生型和混合型）、上百种生态农业模式。在工业集中地区、经济开发区积极发展生态工业，在这些园区，根据生态学的原理组织生产，使上游企业的废物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料，延长生产链条，实现区域或企业群间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废物产生量最小，甚至“零排放”。如江苏的园区建设各具特色、上海的废饭盒回收利用形成了产业链、天津开发区基本形成无废物排放园区。研究还表明，林业可对降耗减排做更大贡献，通过林业发展可以有效化解工业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

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2007年指出，我国森林面积26．24亿亩，年均生长量约5亿立方米，每年吸收和固定的二氧化碳数量相当可观。我国森林每亩蓄积量为5．65立方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3，每亩平均年生长量只有0．24立方米，仅为林业发达国家的1／2，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可挖掘的吸碳固碳潜力也较大。

在未来15年中，我国规划建设高产优质能源林基地2亿亩，并与中石油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培育、开发生物质能源，以有效化解工业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

（三）循环经济

1．循环经济的提出　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和图奈（Pearce，D．W．＆Turner，R．K）1990年第一次使用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一词。这两位作者在《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一书中第2章的标题是“循环经济（the　Circular　E－conomy）”。他们试图依据可持续发展原则建立资源管理规则，并建立物质流动模型。废物可以是循环的，即对资源的可获得性有正面影响，或直接对自然同化能力产生压力。而超过自然同化能力的废物排放量，对直接的效用或资源的可获得性均产生负面影响。根据广义的包括同化能力在内的资源概念，皮尔斯等提出自然资源管理的两个规则，一是可再生资源的开采速率不大于其可再生速率；二是排放到环境中的废物流要小于或等于环境的同化能力。针对资源存量的特点，他们还提出可耗竭资源减少应当由可再生资源的增加来补偿（可持续性）；达到一定的生活标准就要减少可耗竭资源或可再生资源存量（提高效率）。

2．循环经济的概念　随着生态经济理论的发展，人们对生态经济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思想。狭义的循环经济，指通过废弃物的再利用、再循环来发展经济，相当于“垃圾经济”、“废物经济”的范畴。例如，日本提出的建设循环型社会而推广的“静脉产业”，强调的是废弃物的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广义的循环经济，是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门系统科学、交叉学科，需要运用哲学、植物和动物生态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及产业生态学等知识，研究循环经济系统时，经常使用物质流分析（分析资源利用效率）、生命周期分析、环境管理体系等工具。循环经济被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和产业形态。

3．循环经济的特征　由于生态学上的循环，主要强调经济活动中的物质循环和代谢，西方循环经济讨论中多是涉及物质流，因此，目前较为主流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循环，在时间上呈周期变化、在空间上呈地区互动性特征。结合我国目前循环经济研究进展，我们还可归纳出以下特征。

（1）人和自然主动协调性，是一种涉及社会治理体制及生活方式和观念变革的全方位社会转型理论。

（2）“绿色核算”方式，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经济核算的一种新方式，即在整体上计算投入与产出的效率问题，要扣除对自然污染破坏的代价或成本。目前具有代表性的“绿色核算”方式有：①绿色国民净值NNP核算。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大卫·皮尔斯在其著作《绿色经济的蓝图——衡量可持续发展》中给出的国民生产净值公式是绿色国民生产净值＝消费量＋总国民储蓄量－人造资本折损量－自然资本枯竭量－自然资本退化量；②1995年世界银行在《检测环境进展》中提出扣除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以及环境污染损失之后的一个国家真实的储蓄率（真实国内储蓄，genuine　domestic　savings）一套估算方法为G＝GNP－C－δK－n（R－g）－σ（e－d）＋m（G为真实国内储蓄率，δ为生产性资产折旧率，σ为污染的边际社会成本，e为污染排放量，d为污染排放量累积量的自然净化率，m为人力资本投资），由于人力资本不具有折旧性质，同时也被视为含有知识的资本，考虑知识资本的计算公式为G＝GNP－C－δK－n（R－g）－σ（e－d）＋m＋k（k为知识资本）；③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在《200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给出一个公式是绿色GDP＝现行GDP－自然部分虚数－人文部分虚数。

（3）经济理性与价值理性并重，循环经济体现的生态生产关系，不仅仅反映人和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也反映自然的和谐关系，提出了在不损害社会福利和生态价值的前提下市场经济主体在经济利益最大化时的行为规范。

4．循环经济在中国　中国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研究目前正处在创新阶段。2003年毛如柏、冯之浚主编的《论循环经济》出版。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讲话中指出，“坚持可持续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保护的关系。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工作报告又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马克思曾经指出过，共产主义作为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作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循环经济正是立足于“自然”重构人类社会的治理，超越完全竞争市场的私有化的思路，从根本上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而且倡导从生态存在论与价值论上进行价值观的根本转型，这也正是人和自然，个体和类的矛盾解决的根本途径。

如果说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的相继提出，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找到了新思路，在倡导以“人”的属性为主导的经济；那么以“物”的属性为主导的卫生经济则为医学经济的诞生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四）卫生经济

1．卫生经济的概念　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始卫生经济就逐渐在美国发展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应用分支，但就美国的应用经济学的发展而言，卫生经济学近年来才真正成为显学。所谓卫生经济学（health　economics），就是应用经济学的原理和分析方法来解决卫生事业中的问题，希望用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卫生效益。从宏观上来讲，卫生经济学就是使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最大限度地合理应用资源，让有限的资源，包括人力（医生、护士、医学科学家）、物力（医疗机构实验室、医疗器械、各种药品）、财力（资金、各种资产等）得到最有效的使用，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2．卫生经济的特征

（1）强烈的政策导向性。自卫生经济诞生起，指导公共卫生政策一直是它的主旋律。

（2）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为中心。诸如人力资本理论、保险理论、委托代理人理论和市场不完全理论等无不关乎生产函数的分析。

（3）注重经验研究和经济计量方法的运用。从疾病对经济的影响出发，通过计量寻找积极的健康经济策略。特别是克服“自选择的偏差”和个体非均质分布延伸了经济计量方法，发展了3种统计方法：①使用时间序列数据或者经纬交织数据来控制个体的作用；②使用工具变量法；③使用结构模型（例如，对健康自我评分和保险形式选择两种多名义变量的处理上广泛使用了Two－Part模型，为了克服诸如“求医次数”之类的计数数据作为因变量时，Poisson模型在频数为零时带来的计量偏误，广泛引入了生存分析、COX模型等删失分析工具）。另外，在健康的测度方面广泛应用了路径分析、MIMIC模型等工具对“潜变量”（Latent　Variable）加以度量。在传统健康评价负向指标的基础上提出了伤残调整的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DALY）和质量调整的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QALY）、健康有关的生命质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HRQoL）等新的评价指标体系。

二、经济医学诞生的必然性

由发展经济到认识到经济与人们健康的关系而自觉发展经济，随之而产生的新职业、新行业带给人们的新观念、新认识，使健康的促进、维持成为经济发展者一种普遍的认识、行动，使“人民健康”成为人们一切经济活动的目标。

（一）经济与医学的交叉与融合

早在经济学尚处于萌芽阶段的17世纪中期，牛津大学的解剖学教授、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爵士就运用当时医学中的经验主义方法，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了奠基式的处理，他运用个体生理功能规律来研究货币的本质，“货币不过是国家的脂肪，过多则行动不便，过少则影响整体功能；脂肪能够使筋肉运动润滑，弥补营养不足，使肌体健美，货币则为国家经济肌体的运行充当了相应的角色”。

19世纪初期，英国公共卫生事业的领导者查德威克，将公共卫生与经济理论相结合，探索在有限资源条件的约束下，如何保证公共卫生状况的改善。此后，医学和经济学一直共享同样的方法论，如经验主义、机械论、系统观点、统计方法等。

20世纪中期以后，经济学从微观上走进了人的心理世界，医学中脑科学、神经心理学、精神病学都成为经济学继续发展的基础动力；从宏观上拓展到了伦理、道德、文化等领域，人类行为的演化，进化论、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成为其基本动力。(www.xing528.com)

可以说经济学的每一步发展都与医学有着紧密的联系，经济学与医学的结合点恰恰在于对于人的健康的研究。

研究经济与人健康的关系，主要属于认识范畴；研究经济如何防治疾病，促进人的健康，主要属于实践范畴。

（二）从健康的视角把“经济”作为健康发展的目的来研究，为经济医学的诞生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1．健康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经济制度层面的一种选择　按照经济学家的解释，特别是到目前为止，以MIT的诺贝尔奖得主Solow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强调资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三者间的可替代性，认为某些要素的破坏并不一定会对人类未来生活产生损害，因为其他要素和资本可以替代它们的功能。

设Km、Kn、Kh分别是人造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

总资本K＝Km＋Kn＋Kh

定义为可持续K≥0不下降。

因为健康是人力资本的构成部分，健康的增加可以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但从上面的命题论证中，健康只是一个要素，既然资本具有可替代性，我们是可以牺牲健康值而通过提高其他要素的值来实现K不下降的。也就是说，“健康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这一命题并未能引起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

健康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所在，人的健康发展，人与自然的互为协调、协同进化、人与人的和衷共济、平等发展、利己利他的平衡，当代后代的协调，自助互助的公信、自律互律的制约。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健康和谐，要求人类以最高的智力水准与泛爱的责任感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去创造和谐的世界。这一切构建了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复归到可操作的可持续发展现实，使人类对前途的暗淡心理为之一扫而空，一种积极的“谨慎乐观”的理念逐渐廓清，正在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势、并经过长期痛苦的反省，形成了世界上不同社会、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群体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共识。

2．健康与经济之间的边际效应——经济过程层面的一种探索　“发展”不同于“经济增长”的概念，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有人认为，发展不仅指人均收入增长，也包括教育发展、医疗卫生、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卫生经济学研究也表明健康与经济之间存在着函数关系，一般而言，健康水平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在不同经济水平层面健康与经济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边际效应？值得我们研究。

例如，我们根据传统经济学的观点，可以假设并非健康资本存量愈大愈好，定义一个健康的“最优存量”如图3－1所示。

图3－1　健康资本存量曲线图

B曲线指健康资本给人类带来的价值，包括使用价值（如从事生产劳动、享受娱乐）和审美价值。

C曲线是因不能开发损耗健康资本而使经济发展受损而失去的经济发展的价值。因此，C是保持健康资本存量代价（成本）。

根据成本效益比较，KN是净价值最大（净效益）的存量，大于或小于KN的存量都不好，KN是最优存量。

因此，若当前存量KE＞KN，则减少健康资本存量是好的，故可以损害健康。实际上，因为人们对“健康”的理解是有不同层次的，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健康观”去判断生物医学模式的“健康”，由于加入了心理、社会的健康指标，人们有时为了维持经济发展，确实是以损害健康作为代价的。

也就是说，立足于不同区域内、不同的医学发展水平，找出最适宜人们健康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实现最优化的“发展”，真正发挥经济不断提升人的健康的资源配置作用。

3．以“人人健康”为经济发展的目的——经济结果层面的反思

（1）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经济发展使人类生存环境恶化。

以“经济增长”为中心，以GDP为中心，尤其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物质生产和服务总量的增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是物质资本的积累，增长是目的，投资是途径，扩大投资就等于促进增长。第一次产业革命前，人类干预自然界的能力较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只是局部性的、小规模的、不明显的，其影响也是有限的。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口的急剧增长，人类社会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向自然索取的能力和对环境干预的能力也越来越大，资源消耗速度加快，废弃物排放明显增加，加之认识上的局限性和主观上的不努力，致使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污染事件频频发生，对人类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秩序构成较大威胁。

工业化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加，二氧化碳对短波辐射无影响，但却大量吸收长波辐射，类似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变暖。全球变暖使人类面临灾难，如一些岛国将被海水淹没，沿海城市也会被淹没，由于全球经济在沿海城市中的比重较大，故对经济的破坏也较大，另外导致气候混乱，自然灾害增加。

电冰箱、冰柜等制冷装置的工作体、泡沫发生剂、溶剂、喷雾剂及消防灭火剂中的人工合成氟氯烃可上升到平流层，在受到紫外线照射时不断分解出促进臭氧分解的催化剂——氯原子，1个氯原子可破坏10万个臭氧分子。从而导致臭氧层出现空洞，将使人类失去臭氧保护层直接暴露在紫外线下，易患皮肤癌。

地球上现有800万～3　000万种生物，其中被科学家定名的仅占1／3～1／2。大约有2／3的物种在热带及亚热带，热带雨林约有1／2的全球物种。目前，发展中国家为发展经济而开发热带雨林导致生物品种日益减少，每天消失一种物种（一说每天消失40个物种）。若照此发展下去，25年后地球上将消失1／4以上的物种。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用触目惊心的案例、生动的语言阐述了大量使用杀虫剂对人与环境产生的危害，敲响了工业社会环境危机的警钟。1970年4月22日，美国举行了要求保护地球环境的大规模游行，标志着人类开始高度关注地球环境问题。1972年，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组成的民间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首次正式向世界发出了警告，即“如果让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

（2）以“生态经济”为目的的经济学自我拯救的局限。

在生态环境作为制约经济增长的要素引起全世界注意的同时，20世纪70年代的三次石油危机，使人们感觉到了资源供应的危机。1965年5月10日，美国学者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Ewert　Boulding）在“地球像一艘宇宙飞船（EARTH AS　A　SPASH　SHIP）”一文中提出，人不应将地球当作垃圾场，人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人的生存能力依赖于具有闭路循环特征的世界生态系统上所有元素和人的共生关系。这是经济发展在面临环境恶化、资源危机的情况下，通过反思经济发展目的的一次自我拯救，修正了“只见经济不见自然”、“只见经济不见外部不经济”、“只见经济效益不见生态效益”、“只见特定资源的稀缺不见所有资源的稀缺”、“只见数量不见质量”等传统经济的根本缺陷。

国外生态经济比较系统的学术研究成果是美国莱斯特·R·布朗的研究，他认为“正如哥白尼‘日心说’取代托勒密的‘地心说’，要拯救我们不堪重负的地球，必须把经济视为地球生态的子系统，以环境中心论取代经济中心论，亟须用一场环境革命加速实现传统经济向生态经济的转换”。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社会科学（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生态学）的边缘学科，主要研究再生产过程中，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能量转化和价值增值规律及其应用。它第一次把生态环境从单纯自然意义上的人类生存要素转变为社会意义上的经济要素，指出：第一，符合人类生活需要的良好生态环境已经短缺，拥有良好的环境已经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的目标之一；第二，自然生态环境对于废弃物的吸纳能力已经或接近饱和，局部地区甚至已经超载，继续利用它进行生产就必须再生产出新的环境容量，因而需要投入资金进行“建设（生态恢复和污染治理）”，良好的生态环境已成为劳动的“产品”。

这一理论的研究与应用，实际是将物质代谢论、普遍联系论、生态规范论以及生态效率论纳入了人类的经济活动，赋予良好的生态环境双重特征，即从生活的角度看是目标，从生产的角度看已经变成生产要素和条件。其积极意义在于维护了基本的生态过程和生命保障系统；保护了基因多样性和物种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及可持续利用。但其局限在于将人湮没在茫茫的自然界中，缺乏对人力资本能动性的必要关注。因为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物质和能量的完全循环利用是不可能的，故人类活动总是使有限能量不断耗散。依据“生态经济”的经济发展目的，人的经济活动只是为了在有限的地球上使人类尽可能存在较长的时间。

（3）来自中国经验教训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健康水平大幅提升的启示及目前医改的实践经验教训，已经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许多道理。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提出：“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要“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廉价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健康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卫生的问题，而且还涉及社会公正和机会平等的问题；健康不只是一种防御疾病的机制，而且还是一种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平分配机制。它是一种公共产品，当政府能够及时、公平、有效地提供时，所有人都可以从中获益，即健康；当政府延迟提供、不公平提供、低效提供时，所有人的健康都会受到威胁。因此，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经济，必须以卫生现状为基础，充分考虑需要与可能，确保对“人民健康”实施起到促进作用。当前，由于受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卫生知识尚未普及，卫生设施还很缺乏，卫生条件还不完善，不少对人民健康危害严重的地方病和传染病还在继续发生，许多富贵病、贫穷病、社会病同时存在。因此，经济要通过提高卫生资源利用和卫生服务综合效益，满足不同层次健康需求，完成人类发展从以商品为中心战略的发展向以人为中心战略的发展的转变。

综上所述，在经济健康观下，经济与健康是复杂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制度、经济过程、经济结果均可发挥健康功能。我们发现把经济作为健康的子系统，以“人人健康”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对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对医学的重新认识使经济医学成为在分门别类医学分支中寻找健康的最优资源配置的必然选择

伴随医学社会化的进程，预防、保健、医疗、康复的医学整体功能曾一度被经济学家分解，面对自然界的生存压力、资源的有限性，人们将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经济增长上，直观地认为经济是健康的原动力。这种误解随着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在逐步消解。“在经济学中，产品是指能增加人们效用水平的东西。而健康显然是能够增加人们的效用水平，能够给人带来幸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健康可以理解为一种产品。如果通过采用某种医疗措施使得人的健康得以改善或健康存量增加，则对以后相当一段时期甚至终生都带来收益”。卫生经济从经济学的视角提出“健康”是一种“产品”，而这种“产品”存量的增加是要“通过采用某种医疗措施”。这是现代经济学对医学作用的潜意识认同，医学发展对健康的维护与促进发挥着本质作用，经济通过促进医学发展在维护和促进着健康水平发生着质的提升。

从健康经济涉及的医学门类来看，包括预防医学、保健医学、临床循证医学、康复医学、药学等，涉及医生、护士、医学科学家（人力资源配置），医院、实验室、相关医疗机构（物力资源配置），各种药品（药物资源配置），资金、各种资产（经济资本配置）等，这样细致深入地寻找最好的价值效应，将极大地促进健康的科学发展。

特别是卫生经济发展的困境，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健康的最优资源配置中的效率与效益的辩证关系。由于健康服务对象中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增加，医疗技术向高科技发展，新药不断出现，高级仪器设备投入使用，以及病人对医疗保健的期望值不断提高，使各国卫生总费用不断上升，导致医疗保健的预算远远跟不上医疗费用上涨的速度。临床医生在选择一项医疗措施的时候，不得不考虑临床经济评价，应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评价临床诊断、预防和治疗技术与措施的经济学效果，找出影响合理利用有限资源的因素，在有效率、治愈率、敏感性、特异性、病人的生活质量以及所花费的医疗成本间作出最优决策。另外，药物治疗费用的迅速增长已经成为妨碍各国医疗事业的沉重负担。因此，在药物的选用原则外，除高效和安全，药物治疗的费用问题（经济因素）作为指导临床治疗决策和合理用药的一个方面，近年来也备受关注。应运而生的药物经济学（pharmacoeconomics，PE）为临床合理用药、药品资源的优化配置、新药的研制与开发、临床药学服务、药政管理和医疗保险等提供决策依据，使药物治疗达到最好的价值效应。

伴随着卫生经济学、医学的发展及“预防、保健、医疗、康复”一体化的卫生服务模式被人们日益深刻地理解，特别是健康经济引发的新思考，即我们是否还可以“通过采用其他某种措施（如环境卫生的改善、健康生活方式等、基因图谱的干预）”来增加“健康存量”？诚如李恩昌、王多劳在《论科学健康观》中所说“人民健康是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生态发展的主要指标之一”，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生态等方面的措施来增加健康存量。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相信以健康为主导，以人为本，以社会为基础的科学合理的公共卫生体系，会逐步建立起来，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将被配置到与卫生和健康有关的领域中。

特别是随着卫生经济的引入、生态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的创新，多种健康经济类型近年来不仅进入了决策层的视野，也成为理论界的研究重点，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从健康经济理论的提出，到各地方各行业的实践经验总结，制订并实施健康的发展规划，一种体现科学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等特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缓解环境污染压力，提升“人人健康”水平的经济医学呼之欲出。

当然，医学工作者是主力军、突击队，决策层的动员是关键，政策、法规的制定是核心、基础，人群的广泛参与是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