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报告文学作家对比，多维视阈分析

中国报告文学萌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后零散出现一些报告文学创作，但报告文学正式取得独立的文体地位，成为中国新文学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这要归功于左翼知识者。左翼知识者从国际报告文学那里“拿来”了报告文学的理论概念，经过积极倡导和理论建构，并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努力使之“中国化”和“本土化”，同时集中进行报告文学的创作实践，自觉的、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报告文学创作才正式拉开序幕，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不但建构了属于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报告文学理论，而且产生了一批影响深远的报告文学。这其中，有鲁迅的一份独特贡献，鲁迅对现代报告文学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天的工作》是鲁迅在1932年至1933年之间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包括若干篇报告文学），此书1933年3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内收班菲洛夫和伊连珂夫合写的《枯煤，人们和耐火砖》等作品十篇。鲁迅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

当苏俄施行五年计画的时候，革命的劳动者都为此努力的建设……那时的作家们，也应了社会的要求，应了和大艺术作品一同，一面更加提高艺术作品的实质，一面也用了报告文学，短篇小说，诗，素描的目前小品……以最短的期限，做出这样的艺术作品来。日本的苏维埃事情研究会所编译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丛书》第一辑《冲击队》中，就有七篇这一种“报告文学”在里面。《枯煤，人们和耐火砖》就从那里重译出来的，所说的是伏在地面之下的泥沼的成因，建设者们的克服自然的毅力……这实在不只是“报告文学”的好标本，而是实际的知识和工作的简要的教科书了。123

鲁迅在后记中，有意突出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对于反映苏俄社会主义建设内容的重要性，并重点推介和高度评价了其中的报告文学作品《枯煤，人们和耐火砖》，认为它“不只是‘报告文学’的好标本”，而且“是实际的知识和工作的简要的教科书”，是作家“应了社会的要求”，深入到“集团、工厂以及共同经营的农场”和“别的大建设的地方”，“以最短的期限，做出这样的艺术作品”。此外，鲁迅在此文中还提到孚尔玛诺夫的“报告文学”创作，即创作于1926年的《海岸》，系关于高加索的“报告”，而同是1926年创作的《忘不了的几天》，系“报告（文学）”和小说集。以上事实充分表明了鲁迅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特别关注。

鲁迅有意识地将国际报告文学作家高尔基热情介绍到中国。1927年，曹靖华在旅苏期间翻译了高尔基的报告文学《一月九日》，并将中译稿寄给鲁迅，鲁迅读后，欣然为之写了一篇“小引”为序，名为《〈一月九日〉小引》，收入鲁迅的《集外集拾遗》。据曹靖华事后回忆，当他把中译稿寄给鲁迅之后，几乎忘记了这件事，后来他拜访鲁迅，鲁迅告诉他：“自从收到你寄自莫斯科的中文本以后，一直就没机会同国内读者见面。最近有位外国朋友——上海一个华文刊物的主持人，除印定期刊物外，还想印点进步的文艺作品。他向我索稿，我乘便把这交给他，并随手写了这篇《小引》。”124由以上信息可知，第一，鲁迅敏感意识到报告文学《一月九日》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很看重；第二，曹靖华翻译的《一月九日》是得到鲁迅的帮助才得以问世并产生社会反响的；第三，鲁迅特撰写《小引》来大力推荐《一月九日》。《一月九日》描写的是1905年1月9日发生在俄国彼得堡冬宫广场上一场沙皇残酷镇压请愿群众的流血事件，曹靖华于1931年将之译成中文，由苏联中央出版局出版。这篇《小引》原为鲁迅为这一译本在国内重印而写，后因故没有出版。鲁迅在文章中说道：

这小本子虽然只是一个短篇，但以作者的伟大，译者的诚实，就正是这一种范本。而且从此脱出了文人的书斋，开始与大众相见，此后所启发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读者，它将要生出不同的结果来。这结果，将来也会有事实来确证的。125

不难看出，鲁迅在文中高度评价高尔基的《一月九日》是报告文学的“范本”，指出它的表现内容和阅读对象都“脱出了文人的书斋”，指向“大众”，号召无产阶级文学不妨“输入”和借鉴一些像《一月九日》之类的“先进的范本”，显示了鲁迅对报告文学这一能充当“范本”的文学样式的重视。

鲁迅对国际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奠基人、著名的捷克报告文学家基希也十分推崇。基希于1932年来到中国，深入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行考察，写成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产生很大反响，鲁迅对基希的行为甚为佩服，并于1932年专门会见了他。基希对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影响甚大，可以说很多中国现代报告文学作家是在阅读基希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后，才知道有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然后进行理论引进和创作实践，像周立波、黄钢等人都明确提到自己是在基希的影响下走上报告文学的创作道路。鲁迅在1936年的《三月的租界》一文中，在回击狄克（张春桥）对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的污蔑时，特意提及吉须（基希）和他的报告文学，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及其后很长时间中都表现出他对基希及其作品的高度关注和推许。

另外，鲁迅也关注过写过左翼报告文学的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是著名的美国革命女作家和记者，当时她是美国《新群众》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华记者，旅居上海时和鲁迅有较频繁的交往。她有一部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品《伟大的道路》，介绍了朱德的光辉革命经历，似乎更为中国人所熟知。鲁迅在《〈进化和退化〉小引》一文中，提到史沫特莱及其报告文学作品《中国乡村生活断片》，鲁迅在文章中写道：

……我可以引史沫得列（即史沫特莱）女士在《中国乡村生活断片》中的两段话作证——“她（使女）说，明天她要到南苑去运动狱吏释放她的亲属。这人，同六十个别的乡人，男女都有，在三月以前被捕和收监，因为当别的生活资料都没有了以后，他们曾经砍过树枝或剥过树皮。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捣乱，只因为他们可以卖掉木头来买粮食。”126

《中国乡村生活断片》这本书，是作者来到中国最广大的乡村，进行长时间的仔细走访、亲身体验、辛苦调查后完成的报告文学作品，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乡村残酷现实和农民的悲惨生活状况进行了真实性的描绘，其中一些内容，可以提醒人们对生态与人乃至社会的关系进行思考。这部作品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反响，鲁迅对之很推崇，在文章中特意引用史沫特莱的此部作品，表现了鲁迅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具有高度真实性的报告文学文体的重视。

鲁迅与报告文学《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美国记者、杰出的国际报告文学家埃德加·斯诺也有交情。斯诺在1932年就认识了鲁迅，并有一次愉快的会面，鲁迅支持斯诺与姚莘农合作翻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把中国的黑暗社会现状向全世界展现，而斯诺则评价“鲁迅是中国左翼作家和艺术家的勇敢领袖”，“是无产阶级事业的出类拔萃的战士”，是教他“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127。斯诺曾渴望到中国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延安采访，在鲁迅临终的1936年，斯诺又会见鲁迅，寻求鲁迅的帮助。据美国学者汉密尔顿在《埃德加·斯诺传》里记载，1936年5月，斯诺“去上海找宋庆龄、鲁迅、路易·艾黎和史沫特莱，希望通过他们能得到访问红色根据地的机会”128。鲁迅支持斯诺的西北之行，从而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红星照耀中国》这部伟大报告文学作品的诞生。《红星照耀中国》最早向世界报告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建国主张等重大中国历史事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在《写于深夜里》一文中，鲁迅高度评价了曹白的报告文学作品《坐牢略记》，并通过一种独特的方式向社会推荐。鲁迅1936年4月1日在致曹白的信中说：“为了一张文学家的肖像，得了这样的罪，是大黑暗，也是大笑话，我想作一点短文，到外国去发表。所以希望你告诉我被捕的原因，年月，审判的情形，定罪的长短（二年四月？），但只要一点大略就够。”129又在1936年4月6日致曹白的信中记道：“信和‘略记’，今天收到了……这回要从‘略记’里摘录一点；倘有相宜之处，还想发表原文的全篇，但看起文章来，是可以推究何人所作的，还不知道与你有无妨害？可不可以就用你现在所用的笔名？这两层急等你的回信。我所摘录的，是把年月，地名，都删去了，但细心的人（知道那一案件的），还可以推究出所记的是那一件公案的。”130同时在5月4日信中提及对曹白的《坐牢略记》的处理：说：“你的那一篇文章（按指《坐牢略记》），尚找不着适当的发表之处。我只抄了一段，连一封信（略有删去及改易），收在《写于深夜里》的里面。”131鲁迅在《写于深夜里》文末加了一则附记：“从《一个童话》后半起至篇末止，均据人凡君信及《坐牢略记》。”132鲁迅的苦心读者自然不会不明白：因为当时国民党的书刊检查制度很严格，曹白的《坐牢略记》因为大胆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所以无法通过国民党的审查，因此也无法公开出版，鲁迅在文章中把曹白（人凡）的作品引入自己的文章之中，将《坐牢略记》中的信息透露出来，让广大读者知道曹白的作品，同时对国民党的书刊检查制度表示了高度的嘲讽。在《写于深夜里》一文中，鲁迅在《坐牢略记》的基础上，择其紧要内容，重新叙述或者几乎进行再创造，行文中那种语言的简介凝练和冷峻烙上了鲁迅独特的印记。例如该文中叙述到国民党军警在美术学校对一个学生进行搜捕时的一段描写：

（军警）终于被在抽屉里，搜出几封信来了，也许是因为那些信里面说到他的母亲的困苦而死，一时不忍烧掉罢。西装朋友便仔仔细细的一字一字的读着，当读到“……世界是一台吃人的筵席，你的母亲被吃去了，天下无数无数的母亲也会被吃去的……”的时候，就把眉头一扬，摸出一枝铅笔来，在那些字上打着曲线，问道：“这是怎么讲的？”

“谁吃你的母亲？世上有人吃人的事情吗？我们吃你的母亲？好！”他凸出眼珠，好像要化为枪弹，打了过去的样子。

“那里！……这……那里！……这……”青年发急了。133(www.xing528.com)

以上内容应该是没有公开面世的曹白的《坐牢略记》的部分内容，当然鲁迅是用自己的方式再叙述了一遍。从内容上看，具有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和文学性的典型特征，虽然鲁迅在《写于深夜里》中给其加上了“一个童话”的子标题，但显然这是鲁迅先生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种绝妙讽刺罢了。

另外，在鲁迅的《写于深夜里》一文中，第五节述及曹白给鲁迅的一封信，此信的主要内容也是来源于曹白自己的《坐牢略记》：

单在刑罚一方面，我才晓得现在的中国有：一，抽藤条，二，老虎凳，都还是轻的；三，踏杠，是叫犯人跪下，把铁杠放在他的腿弯上，两头站上彪形大汉去，起先两个，逐渐加到八人；四，跪火链，是把烧红的铁链盘在地上，使犯人跪上去；五，还有一种叫“吃”的，是从鼻孔里灌辣椒水，火油，醋，烧酒……；六，还有反绑着犯人的手，另用细麻绳缚住他的两个大拇指，高悬起来，吊着打，我叫不出这刑罚的名目。我认为最惨的还是在拘留所里和我同栊的一个年青的农民。老爷硬说他是红军军长，但他死不承认。呵，来了，他们用缝衣针插在他的指甲缝里，用榔头敲进去。敲进去了一只，不承认，敲第二只，仍不承认，又敲第三只……第四只……终于十只指头都敲满了。134

鲁迅在此处大段引用曹白的信，首先是通过另一种方式把曹白的报告文学作品《坐牢略记》中的精华内容展示给读者，其次也是鲁迅对曹白的《坐牢略记》中的内容心有戚戚，产生共鸣，于是借曹白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再次，可以看出，鲁迅对曹白的这篇报告文学作品非常重视，数次通过一种独特方式向社会公开展现这篇报告文学的内容，表现了鲁迅对曹白这样的革命青年的热情支持和拳拳爱护，更表现了鲁迅对报告文学这种具有高度真实性与感染力的新型文体的兴趣和关注。

综合上述内容及鲁迅其他有关报告文学的论述，可以大致提炼梳理出鲁迅的报告文学主张和理念。第一，报告文学要适应“社会的要求”，要高度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跟上时代的步伐，要将社会种种现状特别是社会的阴暗面暴露出来，突出对报告文学真实性的追求。第二，在特定的革命时代，报告文学要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倾向性，一方面，它可以揭露黑暗，充当战斗的武器，另一方面，它同时也要鲜明反映革命队伍内部的生活，反映“工厂”、“农场”和“大建设的地方”135上火热的生活，突出对报告文学思想倾向和立场的要求。报告文学同时也要具有启蒙性，对工农大众进行启蒙，让它成为“实际的知识和工作的简要的教科书了”136。第三，报告文学表现内容和阅读对象应有明确的定位，要“脱出文人的书斋，开始与大众相见”137，一方面，不排斥知识分子，但更以工农大众为重点，表现他们的生活，以他们为潜在的读者对象。知识分子的作家应该自觉放弃自己的文人的气息，走出书斋，深入生活，走进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获得深厚的生活体验，因为这种生活体验是在书斋中所不能获得的，有了这样的切身体验，才能创作出成功的报告文学作品。第四，为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时代需要，报告文学要在“最短的期限”，“做出这样的艺术作品来”138，这就要求报告文学具有一定的新闻性和时效性。第五，报告文学可在有限的篇幅里，展示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内容，“种种事情，都包含在短短的一篇里”139，体现出对报告文学表现能力的追求。在艺术上，要注重“提高艺术作品的实质”140，强调报告文学的艺术性和感染力。

鲁迅虽然没有明确说明自己进行过报告文学作品创作，但是他的个别作品却被国内的报告文学研究专家视为报告文学。张春宁的《中国报告文学史稿》明确把鲁迅发表于1927年的《略谈香港》、《再谈香港》和发表于1933年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看成是报告文学作品并设专节进行评论141。此论在学界尚没有取得一致共识，因为上述三篇文章通常收在鲁迅的杂文（散文）集中，一向视之为随笔散文之类的文体，将之看成报告文学的不多，但是如果我们不拘泥于陈规，仔细分析这三篇文章，可以看出它们具有报告文学的典型特征。《略谈香港》、《再谈香港》两篇文章本文暂且不论，以下仅评论受到左翼文学影响的、直接“报告”左翼革命作家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

《为了忘却的纪念》最初发表于1933年4月1日《现代》第二卷第六期，是鲁迅不顾生命危险，对两年前发生的“左联五烈士”遇害事件向社会进行公开“报告”和真实揭露而产生的文章，所谓的“左联五烈士”遇害事件，是指1931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公然不顾人权逮捕并残酷杀害了殷夫、柔石、冯铿、胡也频、李伟森五位左翼青年，惨案发生以后，由于国民党的高压屠杀政策，很多作家不敢公开批判国民党的这种灭绝人性的杀戮行为，但是鲁迅站在正义、良知、公理的立场，发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向社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这种血腥行为。文章主要描写了作者和殷夫、柔石的交往情况以及他们从事的革命活动和最后如何牺牲的种种行为，作者在写他们的革命行为时，不忘从具有典型性的日常生活细节入手，从而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如鲁迅这样来描写白莽：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142

作者重点刻画白莽不合时宜的奇怪穿着打扮，原来是与革命行为有关，乍一看滑稽可笑，可仔细一想又实在佩服，我们不得不惊叹鲁迅的“白描”之功夫。

而写柔石，同样是抓住了他的能直达内心世界的种种日常生活细节：

看他（柔石）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143

读完此段，柔石身上所显示的“善良”的“迂腐”、无私、勤奋等特征跃然纸上，令人难忘。总之，《为了忘却的纪念》既有对真人真事的客观记载，体现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又运用了大量的文学性的手法，白描性的细节描写，叙事和抒情的结合，语言的凝练含蓄等，使之成为一篇新闻性和文学性相结合、生动感人的报告文学作品。

1930年之前，报告文学的写作虽然已经存在，但还没有正名，30年代之后，经过左翼作家的努力，报告文学的文体概念正式确立，已经能作为一种独立文体在文学大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也产生了一大批报告文学作品，但却存在着文体不平等的现象，与小说、诗歌相比，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在当时受到歧视，被认为是一种三等文体：“对于这种文体底出现，曾经有人煞有介事地下过批评，说这是四不象的东西，破坏了小说底‘样式’，亵渎了文艺园地的神圣。”144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鲁迅作为“文坛盟主”，作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其对报告文学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推介，有助于提升报告文学的文体地位，促进报告文学理论的完善和创作的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