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策面临的挑战：对犹太民族的影响

第3章　21世纪中国政策所面临的挑战影响着犹太民族

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和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分量导致中国政策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其中一些挑战是全新的，犹太政策决策者们必须时刻牢记这些挑战。犹太民族的政策不可能改变中国基本的地缘政治环境，也不必与中国核心利益产生冲突。中国未来20年的发展将会面临挑战，当然这种挑战不是来自犹太民族，也与犹太人没有关联，但是，中国的政策将对犹太人的利益产生深远影响，而了解这些挑战，分析犹太政策是否能够至少间接影响中国的政策或反应，或者说犹太人是否能够应对中国的这些政策和反应是必不可少的。这就要求犹太政策决策者们要有长期的战略思考并将犹太政策并入到重大的战略框架之中。

在与犹太人相关的领域中，有以下四个重大因素对中国政策起决定性作用：

快速增强的——在未来20年将是不可逆转的——中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到2010年，中国的石油依赖将开始打乱当今以石油为基础的全球战略平衡；

伊斯兰的特点以及中国内陆穆斯林与汉族之间的关系；

中国与美国日益增长的经济、科技和战略上的相互依赖关系，犹太势力对这种依赖关系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以及未来贸易及军事紧张危险的存在；

中国与以色列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关系的未来演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前三个因素，当然，这也依赖于以色列和犹太人关于中国的政策和信息方面所做的积极主动的努力。

1．中国能源安全及中东石油^[1]

石油正成为中国中东政策的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依赖于石油进口的快速增长。2003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平均每天550万桶石油（2004年初使用600万桶），仅次于美国的2000多万桶。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对石油依赖性的持续增长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即便如此，如今的中国仍是一个小型的石油消费国（仅占全球石油消费的7%），因为中国的人均石油消费量非常低（例如，仅是韩国人均石油消费量的1/10）。但是中国庞大的经济对石油的渴求将是巨大的，在不考虑中国经济会遭遇暂时冷却的情况下，据预测，中国长期的石油需求会随着快速的运输、发电、石化生产的发展而急剧增长。就2003年中国石油消费量来看，每天的555万桶中的200万桶是进口的。由于国内石油产量不会增加，消费量的迅速增长必将完全依靠进口。2004年2月中国石油需求量比2003年3月的需求量增加了33%，其原油进口则比2003年3月增加了60%，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的话，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在2020年后将会接近美国。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石油总需求的75%将依赖进口，而这其中的90%将会来自中东。^[2]在未来几年里，能源构成变化和更大的能源利用率对整体局势影响甚微，因为石油仅占中国不足7%的发电量，仅占不足19．5%（2002年）的能源原料总量，而煤炭则占发电量的69%和全部主要能源提供的58%。^[3]如果期望新能源技术在未来20年里从本质上改变能源失衡的状况，新能源技术就必须得到发展并很快具有竞争力，这将需要庞大的国际研究和发展成果，但不幸的是这一点似乎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来。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商是沙特阿拉伯，其次为伊朗，再次为西非。中国对沙特石油依赖性的增强将无法避免，因为仅沙特一个国家就被视为拥有中国所需的石油储备并具备满足中国石油需求的能力。石油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将其石油供应国多元化的近乎狂热的努力，只会导致对这种依赖性的微弱减少而不是明显的减少。^[4]

对于中东产油国而言，正在发生的地缘政治变化是逆向的，但却同样引人注目。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不仅仅是他们最大的也是最有利可图的市场（石油公司在亚洲售出的石油价格高于别的任何地区），而且也可以成为对石油生产国政治社会稳定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中国在未来20年中很有可能继续维持每年以最大速度增长的石油市场。沙特需要这一市场，因此小心翼翼地对待中国，并且尽力确保最大可能的中国市场份额，这一点是发人深省的。中国对石油的新依赖，不同于欧洲传统的脆弱性与依赖性，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如今，石油生产国之间互相竞争，他们更清楚他们在何等程度上需要消费者的投资、需要长期的市场安全以及政治和其他方面的保护——至少他们明白消费者对于生产商是多么重要。中国知道自己在交易中处于强势，也明白石油生产国会小心翼翼地不去冒犯他们最重要的消费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对沙特或伊朗等国家在中国开辟更多的领事馆或组织“文化周”的请求持限制态度。如果美国仍坚持对中东施加民主压力，那么中东专制政权在中国寻求安全市场和保护的进程很可能会加速。然而中国的相对优势地位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石油安全问题，无论是从供应安全还是从供应途径上看，都已成为困扰中国的根源。

世界地缘政治的某些平衡将会被打破或被一些仍不可清晰预见的新生势力所取代。例如，中东与东亚的互相依赖性要比中东与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依赖性高。中国观察家已经注意到中国新的能源平衡将会越来越影响中东的政治、经济动态以及中东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声称对中东有着优先性的、历史性的“特权”关系，而中国，也可能是日本或韩国对此提出质疑将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专家们认为基本数据是无可辩驳的，但变化如此之快会使大多数国家公众和政客都跟不上变化的步伐。中国的中央决策者和党内官员早就清楚，如果中国想保持高的发展速度，能源独立这一理想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他们没有预料到这种依赖性会增长得如此之快，范围会如此之大，驱动这一变化的是市场力量而不是政策干预这一因素。据了解，公众很少讨论的这一新形势已在中国政界引起相当大的忧虑。逐渐增强的依赖性蕴含的政策含义正慢慢被充分意识到。中国的顾问团和智库正在探讨中国长期的经济、环境、地区、技术、国防和对外政策上的选择，而正是后两项对于我们有特殊重要性。

中国当前的问题是如何保护其能源安全。中国有几种选择，但是没有一个是很轻松就能实现的或是注定会成功的。一种选择是走单边路线，即尝试从石油富有国家获取优先待遇，当然，这要通过支持这些国家的所有政治、军事目标，包括恢复过去的武器交易来实现。但就中国目前的形势来说，这是最不具有吸引力，也是最不可能的选择。这种选择非但不能确保安全与稳定，反而会引起中美之间紧张局势的剧增，会使中国陷入中东石油生产国的谋略与对抗的谜团之中。然而，如果与美国紧张局势剧增是缘于其他原因，那这种单边策略又会变得更具吸引力。第二种选择则恰好相反：紧密配合美国试图稳定中东的外交安全策略，而这是对当前中国官方立场的一种难以想象的改变，尽管中国不能忽视美国海军已经确保了从中东到远东石油长途运输的安全，这一局势在未来很多年内是不会改变的。就中长期而言，如果中国的关键利益得不到多国合作更好的保护时，与美国合作的选择将越来越不可避免。就眼下来看，后一个选择对于中国不无裨益。一位重要的中国能源专家与政府顾问最近提出一种革新性的、出乎预料的多国行动的说法。他建议中国向“东亚能源安全合作组织”靠拢，这个组织包括韩国、日本。东亚（中国、日本、韩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地区，几乎占全球需求量的30%。在中国带领下，这一组织将很快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经济势力的代表：

随着在中东建立稳定的石油市场和政治局面这一共同利益的增长，东亚国家应该具备针对此地区的共同战略，包括针对巴以冲突、伊拉克问题、宗教极端主义及恐怖主义等问题的战略。^[5]

2003年11月，北京发出声明，声称中国、韩国与日本正计划“建立一个统一的能源市场”，这是趋向能源安全合作的第一步。但目前这一合作却因中日对正处于建设中的俄罗斯石油运输管道的优先使用权的激烈争夺而受阻。^[6]

中东的长期不稳定正快速成为对中国及东亚经济成功的威胁，甚至有一天会成为战争的导火索。自8世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后，就再没有来自中东的任何事件影响过中国的重大利益。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直至近期，中国仍在不危及自身重大利益的情况下决定他们的调和性政策，其内容包括对阿拉伯的声援（适度的物质及军事支援）以支持阿拉伯的事业；与以色列在一些领域维持密切的相互利益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所面临的新形势必定促使其对主要政策进行重新评估。中国将不得不面对那些已不再是意识形态上的和外交层面上的而是已经实实在在摆在面前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以前曾萦绕在西方人心头：是否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引用一位以色列前总理的话）阿以矛盾，而后开创一个长期和平与繁荣的时期？或是只有可能更好地控制这一冲突？究竟构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什么样的关系、何种形式的巴勒斯坦才会促成稳定？一个巴勒斯坦国家的演变潜力将怎样影响它的邻国，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在与美国保持正常关系的情况下，中国一些政策专家预测的在未来20年或更多年内，沙特仍将是一个稳定的、可靠的石油出口国，并与美国保持正常关系，这个预测是否能够实现？如果不能实现，中国会有怎样的选择？

如果以色列被视为对中东稳定有贡献而不是有危害的国家的话，那么，对于犹太民族而言，中国石油依赖性的意义并非消极的。在涉及中东方面问题时，中国并未拿定主意，中国的精英们仍在研究这些问题。中国自身对这些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分析潜力虽然在增强，但仍是有限的。在中国，有些涉及伊斯兰教、中东以及沙特阿拉伯的有重大价值的西方出版物要么是没有，要么是不容易获取，甚至一些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也都不知晓。但一些中国学者以强烈的历史感来看待这些问题，这有可能开阔了他们当前和未来研究的视野。一位中国专家评论说，中国人必须比以往更为深刻地学习犹太历史和文化，这有其现实的政治意义：

2003年10月30日我们必须运用我们自己的判断，否则，就形不成我们自己独到的中东政策——你不可能总是借用别人的（政策）。^[7]

2．中国穆斯林

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有着令人自豪的文化上的丰富性和政治上的复杂性。在8世纪，如果不是更早的话，阿拉伯人就以和平商人的身份进入中国的海岸城市，甚至很有可能也进入到了北方城市。公元751年，穆斯林军队侵入中亚，正是在这一年阿拉伯—穆斯林军事联盟在怛罗斯（Talas River）一战中打败了唐玄宗的军队。中国军队的这次战败是亚洲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也成为佛教在中亚、阿富汗及今天的巴基斯坦衰败的原因，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教。中国激起了很多早期阿拉伯和波斯学者与旅行家的好奇心。正是从9世纪和10世纪阿拉伯史学家那里我们获得了有关中国犹太人的首次详细记述。^[8]

数世纪以来，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经历了平静期和对抗期。在蒙古族统治的元朝时期，许多中亚穆斯林在中国定居，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起着特殊作用。在明朝，他们也同样拥有政治权力和影响，在与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地区保持着紧密联系的同时，17世纪的中国穆斯林在中国得到了发展和复兴，许多穆斯林融入到了中华文明中去，其清真寺采用传统的中国寺庙建筑风格便是体现，但是他们并没有摒弃其传统宗教文化遗产中的精华。相比之下，19世纪中国的一些地区则出现了穆斯林起义，但都被平息下去。例如，一位中国穆斯林阿訇在云南省发动了一次反叛，于1856年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政权，并维持了将近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诞生之日起，就竭力与少数民族建立和平共处关系，尤其是满足穆斯林对社会经济和许多宗教渴望的要求。

穆斯林的足迹遍布中国的所有区域，但任何局外人能对当前中国与伊斯兰教在这一广阔疆域内的关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因为这一问题是如此敏感并很少被报道过，即使中国政府也不能对此有一个全面而充分的认识。从官方资料来看，中国13．4亿总人口中，穆斯林多于2000万，而其中的1100万生活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另有未经证实的非官方数字显示，中国有3500万穆斯林甚至更多。然而，与亚洲其他地区、非洲或欧洲等其他任何地方相比，中国穆斯林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很少（不到3%）。

根据官方有关穆斯林的统计数据，如今的中国有45000个阿訇，35000座清真寺和26000名研读《古兰经》的学生，其中绝大多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国很少有其他宗教敢夸口有如此之大的数字。此外，还有一些数量不明的中国穆斯林在中国伊斯兰教机构的鼓励下到伊朗、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叙利亚的伊斯兰教学校学习，而且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到麦加朝圣。一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在提及上述国家时这样说道：在那些国家学习的年轻人将会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的“未来领导者”。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献给伊斯兰教传播到中国第1350周年”的官方白皮书中强调了伊斯兰教教育高于一切，并用文字和画面展示了中国伊斯兰领导人与伊朗、沙特、利比亚、巴解组织及其他组织来访领导人的相互支持。^[9]中国领导人与精英人物希望他们的国家能与穆斯林世界，尤其是与中国境内的穆斯林和平共处，而且中国穆斯林机构中的官方人员也很支持这一愿望。

中国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可能影响到中国对中东和犹太民族的政策。中国可能会像许多西方国家那样，给巴勒斯坦方面更多的声援及其他支持。用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的讽刺性话语来说就是“西方人有意给那些穆斯林的委屈以极大的关注，但是他们希望的是别人付出代价来安抚这些委屈”。^[10]

相对于西方与伊斯兰教的冲突而言，中国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并没有被长期的冲突与反抗所负荷。古代的中国，对宗教差异是宽容的或认为它是无关紧要的，偶尔发生的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出于对宗教的对抗，穆斯林可以信仰其宗教并可以参与到公众生活当中去。当然在中国古代也可以发现一些不喜欢伊斯兰文化的措辞，例如，对穆斯林禁食猪肉的鄙视，但这与欧洲人对穆斯林的敌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与西方人和蒙古人不同，中国从未威胁过或在伊斯兰教的核心地区即中东（虽然18世纪时清朝重新占领过中亚穆斯林的一部分地区）建立殖民地。而实际情况是伊斯兰教渗透到中国，并试图使中国人皈依伊斯兰教，而且有时还取得了成功。

因此，相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在安抚“穆斯林的委屈”时较少有被迫的感觉。中国甚至有可能意识到他们与犹太人面临着相同的地缘战略问题，或许双方都能从其相互的经验中获益。而这一因素可能促成未来中国在中东扮演和平支持者的角色。（第3章第4节）中国的决策者与专家正在关注以色列和那些与穆斯林世界相关的重要国家的关系。中国政策专家，也可能包括领导人，仍视印度为一个潜在的敌手，并显然对2003年以色列与印度公开展示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感到震惊。印度加强了与以色列的关系，尽管它拥有1．5亿—2亿穆斯林人口，而这一数字是中国的数倍之多。中国将密切关注以色列与印度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在2004年春印度大选之后——在这次选举中国大党组成的新政府执掌了政权。

3．中美之间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性

对于中国来说，第三个政策问题极其重要也更为复杂，它的未来进展也较之前述两个更难以预测。然而这也正是犹太人可以真正施加影响的地方，犹太人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制定具体而有说服力的政策方案。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远大于两国的意愿。中国需要美国作为其商品的销售市场（中国制造业出口的30%是进入美国这个唯一的最大市场），中国需要美国作为其科学、技术的通道（有42%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中国需要美国与之合作解决朝鲜、中国台湾、中亚、中东甚至更多的问题。相应地，美国也因一系列经济、贸易、金融等原因需要中国，也需要中国在上述提到的诸如朝鲜等问题上与之合作。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也成为维持美国人生活水准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虽然美国公众很少意识到这个问题。目前，从日常生活用品到精密的电脑零部件，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联合体可以以同样低廉的价格制造出如此大规模的大批量产品运往美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确保中东石油供应的安全、伊斯兰军事力量、恐怖主义威胁等因素将迫使中美继续寻找利益的契合点，正如他们从2001年“9·11”事件后一直在做的那样，但这一趋势也可能会被台湾、朝鲜或中国自身的突发事件所严重干扰。

美国政客与专家们正在进行一场针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激烈的公开辩论，在讨论中对双方关系的未来预测有很大的分歧。一些人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现行体制将会对美国形成长期的战略和经济威胁，他们运用传统的大国政治模式来分析中美关系，推测两国之间主要的军事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也可以找到这种悲观主义论调的反映（第9章第1节）。这两种平行的观点很可能会互相强化。另一方面，一些人则争辩说在当今世界这种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已经过时，他们断言全球化已经改变了大国政治游戏中的陈规，日益增强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冲突在中美两国间更有可能出现。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中国专家引用中国对外技术依赖性来为第二种观点辩护说：

美国正以特别的方式从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中收获其战略利益……中美之间正在发展的经济关系类型正是长久以来美国战略中一直寻求创建的……作为一个经济开放和进口大国，中国将可能在全球贸易和经济的许多领域中成为美国的盟友。^[11](www.xing528.com)

美国的犹太政客和专家们是作为美国人，而不是作为所设想的犹太事业的支持者来参与这些讨论的。一般而言，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传统的政治态度是国际主义者而不是孤立主义者，他们致力于国家间的合作而不是对抗。许多犹太领导人意识到制定对中国长期战略的重要性，但却很少关注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紧张的华盛顿—北京—耶路撒冷之间的三角关系。美国犹太人对中国的兴趣有几个来源，首先是出于对以色列的关心和对中国在中东地位的关注，除此以外，还有对中国古代犹太人历史和20世纪上海犹太人问题所产生的极大兴趣、对中国特别是二战期间的抗争行为的同情以及对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敌对犹太人现象的感激。

犹太人有充足的理由促进中美关系的改善，反对新的紧张局势的产生。然而，这种动机必须服从于给予他们公民权的国家所特别关切的利益。在这一背景下，以色列问题当然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中美关系紧张已经使以色列两次付出沉痛的代价。以色列与尚没有敌意的新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努力因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而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并且这也导致中国政府在一段时期内对以色列政权的反感和对阿拉伯极权主义的支持，这一过程持续了一代人时间。2000年，美国政府迫使以色列取消为中国建造两架侦察机的合法协约（即“预警飞机”事件），这严重损害了自中国改变对以色列的态度之后，两国通过20多年的悉心交往建立起来的信任。中国与以色列在2003年的协议开辟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但旧有的伤痕仍依稀可见，“预警飞机”事件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

美国犹太人在与中国交往中有很多优势：

中国人普遍知晓美国犹太社团的影响和势力。

犹太组织领导人对中国感兴趣，对中国人抱有同情心，尤其是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JC）与中国领导人保持持久的对话并经常访问中国。

美国犹太汉学家的影响。中国人知道犹太人是中国历史和文化在西方世界的有影响力的传播者（见“历史事件附录”第4部分）。

位于加利福尼亚门洛帕克（Menlo Park）的致力于增强中犹关系的专业学术机构——中犹学院（Sino-Judaic Institute）^[12]的影响。

既然美国犹太社团是犹太民族对华政策的两大主要支柱之一，那么美国犹太人对于中国理应做些什么呢？美国犹太社团的选择权和贡献在第8章第4节和第9章第1节中进行了讨论。然而有些问题是需要美国犹太人独自发挥作用的。首先，美国犹太人应该更为关注美国、中国及以色列之间的三角关系。这没有也绝不会有悖于美国的首要而公认的国家利益。其次，中国与美国华裔社团一直担心美国人所保持的歪曲而偏颇的中国观念。他们估计美国议会中有80%的人——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对中国持消极看法，这也反映了美国的民意。2001年的研究已显示了对中国以及美国华裔公民的偏见是紧密相联的，而且，“反对中国”的表述与现今以及以往的“反犹”表述是基本一致的。^[13]全美有2/3的人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持悲观观点，认为中国是美国未来的威胁（这一研究是2001年“9·11”之前完成的，今天的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1/3的人相信美国华裔公民对中国的忠诚大于对美国的忠诚。美国有一种重要的模式化观念，即美国华人实力太强，影响太大，并且他们在商业中是排外而不诚实的，美国犹太人也是此种相似论调的牺牲品。美国华人联合会已与美国犹太联合会建立了联系以探讨共同的经历和道路。对于美国犹太人而言，帮助美国华人反击这种偏见是责无旁贷的事情，因为他们自己也曾长时间遭受过这种偏见，且这种偏见会间接加大美国和中国的紧张关系。

毋庸置疑，美国犹太社团是除以色列之外所有犹太人社团中最强大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社团，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犹太社团不可能或者不应该在加强中犹关系中担当更具影响力的角色。英国犹太机构已经对中犹研究和中犹关系表现出愈来愈强的兴趣，中国的邻邦俄罗斯的犹太人也已对中国表现出更大的热情。欧洲和澳大利亚也有充满活力的犹太社团，他们可能不像美国犹太人那样有影响力，但他们却与中国有许多学术和商业联系，这对加强中犹关系是有益的。

4．中以两国关系的演变

中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国家关系并不是本报告的主题，但却与主题紧密相联，因为几乎一半的犹太人居住在以色列。上述的对与犹太民族有关的三个中国政策挑战的讨论，也显示出其中任何一个挑战都有可能与“以色列因素”相关。这特别适用于美国犹太人同中国的关系，不管直接或间接，情愿或不情愿，以色列都会出现在中国对其石油供应问题和穆斯林问题的考虑当中。中以关系有着久远的历史，比1991年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要早十多年（中以两国在1992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译者注）。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两国最初的关系是由于中国对以色列军事和农业前沿技术的欣赏以及在此基础上确立的军事和农业领域的合作关系。虽然“预警飞机”事件曾对两国关系产生过严重的挫折性影响，但双方在科技、学术和文化领域的关系仍持续向前发展。以色列可以依靠中国国防、农业和学术领域中的朋友。有意思的是，以色列科技对中国军事和农业领域的贡献似乎已为人所知，其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出两国领导层的想象，这些贡献在城市大学生间的讨论中不断被提出来，甚至在中国农村，朴素的农民对以色列农业技术成果的了解程度也超过了西方国家的农民。就政治与外交层面而言，两国关系是友好的，但“预警飞机”事件和“巴勒斯坦起义”发生之后两国关系开始急剧恶化。但现在似乎有所好转，这从以色列总统卡察夫（Katzav）2003年12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一事中可以反映出来。

中国政界对以色列的看法也不一致，既有积极的倾向也有消极的倾向。对阿以冲突的公开声明总是在不损害中以务实关系的前提下，对阿拉伯尤其是巴勒斯坦方面给予慷慨支持，在联合国投票中亦是如此。然而，中国媒体对于“巴勒斯坦起义”的突出的、片面的表述，已经损害了以色列的公众声誉，如果这一现象持续下去的话，很可能会影响到犹太民族整体的声誉，第7章第3节将讨论这一情况给犹太民族政策带来的挑战。

在这一复杂情况下为犹太政策决策者提供政策性建议显然不是件易事。当然，许多中国人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好奇心以及愿意对其进行研究的事实（第4、5、6章）更显示了在各项对华政策中制定长期的文化政策的必要性，这也正是本报告所主张的。但也有必要更为清晰地界定以色列国家和犹太民族对华政策的区别与联系。以色列国家的政策和犹太民族的政策不是同一个政策，即使有相同之处，在诸多方面也是彼此独立的，一些有关中以关系的内容就不属于犹太民族政策的范畴。然而，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当犹太人在世界任何地方遭遇真正的危险或者当犹太民族整体受到影响时，以色列国和犹太民族的政策即便是不完全一样，也必定是紧密联系的。

在考察中以关系及其怎样与其他因素——石油、穆斯林世界及美国政策——相联系时，必须提及以下两点。首先，中以关系有很多跨越国界的影响，因为如此多的国家正在注视着中国日渐增强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实力，并且想将自己定位在日益变化的全球实力组合之中。反之亦然，中国也将注视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中国对以印关系演变的关注已在上文中提到过。当然，印度也将给中以关系同等的关注。对于那些与中国或以色列或者与两个国家都有着重要外交关系的其他国家来说这一情形也不例外，譬如日本、韩国、东南亚诸国以及俄罗斯、土耳其、欧洲国家等。中以两国关系的间接影响力远远超出两国的直接利益。

其次，中国对中东地区稳定与否的担心前面已有所提及（第3章第1节）。中国的政策决策者与顾问们正在考虑中国将如何促成这一稳定。中国专家学者曾对中国是否作为独立势力加入中东会谈进行过讨论，一些人建议中国政府采取积极行动，另一些人则持反对意见。以色列也许应该仔细考虑中国将怎样卷入中东和平进程之中，在精确的计划制定出来之前，任何可能导致积极或消极影响的行动都必须仔细评估。对于以色列来说，现在开始考虑未来可能的选择已不算为时过早，毕竟中国决策者们已经开始考虑这些问题了。

【注释】

[1]Figures and projections of this subchapter were reviewed by Mr．Antoine Halff，Oil Industry and Markets Divi-sion，IEA（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Paris．

[2]Oil Market Report，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Paris，13 November 2003，pp．4—9；“China’s Growing Thirst for Oil Remakes the Global Market”，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line，3 December 2003，pp．1—5．

[3]These data，provided by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Paris，are approximate．

[4]Nawaf E．Obaid et al．，The Sino-Saudi Energy Rapprochement：Implications for US National Security，The Gracia Group，Prepared for the Office of Secretary of Defense，Department of Defense，Washington D．C．，8 January 2002；“Sino-Saudi Crude Trade Expands”，Petroleum Argus，Vol．XXXⅢ，48，8 December 2003．

[5]吴磊：《东亚能源安全和中东石油》，《中东经济环视》，2002年12月，第2—6页。这篇中文文章为中国高层决策者所赞赏。

[6]《中国、韩国和日本计划建立统一的能源市场》，《中国石油报道》，第47期，北京，2003年，第1—2页。

[7]2003年10月30日与南开大学王立新教授的访谈，天津。

[8]Donald D．Leslie，Jews and Judaism in Traditional China—A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Sankt Augustin，Nettetal，1998，pp．49—51．On Arab historians see also Historic Appendix section 1．

[9]Wang Tai Peng，“Islam in China”，Asian Eye，Asia Inc，April 2004，p．11．作者谈到他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跟30个登记在册的女性伊玛目的会面，他推荐说这是阿拉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能够从中国学到的更具有启迪意义的事情之一。

[10]Bernard Lewis，op．cit．，p．92．

[11]George J．Gilboy，“The Myth Behind China’s Miracle”，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4，pp．33，35，37．

[12]这是一个非官方的、非营利性的从事中国犹太人历史研究的机构，并且支持中国犹太学术发展，包括翻译作品、举办展览等活动。每隔几个月，研究院会出版一部时事通讯，Points East。

[13]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Chinese Americans and Asian Americans，A“Committee of 100”Survey，Committee of 100，New York，2001，pp．8，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