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掘社会空间：网络、消费与生活

列斐伏尔谈的空间本身的生产，直接指向了当代社会空间的开掘：网络空间、消费空间和治安化的生活空间。在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前，对空间的“占有”和“生产”均带有经典意义上的物理（地理）性质。原因如下：加速度效应的技术资本化的发展和使用还未达到一定数量级，因而全球空间依旧是资本空间化的最大边界，即便中世纪生产的“自然城市”相继成为工场手工业和机械大工业城市，形成以民族国家为依托的先进帝国和全球范围内的中心地区与殖民地，最后发展为两大政治空间对立的二元格局，这些现象都难以脱离全球范围内的物理（地理）边界。而今，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和网络化实现了这一物理空间范围内的有机重塑的基本战略。因此，资本积累循环前进的空间在什么地方？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为资本空间化提供了新的路径，即开掘出的社会空间。

（一）网络空间

网络空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指整个信息时代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网络化；后者是指仅局限于计算机、手机等信息通信工具中建构的交往空间，非传统建立在身体空间和地理空间基础上的社会空间。但笔者无意区分二者的差异，因为前者必然以后者为技术基础，后者已成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生存方式，也就是说，这两个层面的网络空间有种共融的趋势，前者依据后者正在逐步建构起一种稳定而有序的空间关系，也是种信息技术的社会结构和虚拟结构相融合的社会关系。狭义的网络空间构成了广义的网络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其中占据了不断扩大的“空间位置”。

在网络空间中，不仅时间是流动的，而且空间也是流动的。网络空间不但以信息技术为物质基础，且深度虚拟化了人们对时空的物理感受。信息技术极大地重塑了人们的社会时空观念，快速推进了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这个转变相对于传统时空体验和物理概念而言是虚拟化过程，赋予物理时空全新的经济、文化、时间和地理内涵。在传统空间中，“时空点”的流动具有严格的牛顿物理学意义，但在网络空间中，这种流动有扁平性和瞬时性，时间的“历时性结构”被消解为高度的“共时性结构”，网络空间的“共享时间”正在逐步消解自然的生物时间，机械时空构造被打碎而呈现出灵活的、弹性的、不断解构又不断重构的“流动性时空”。商品逻辑和资本权力也随网络空间的时空结构进行了剧烈重组，它们像风一样飘散在社会中、像水浸入泥土一样浸染着社会的点点滴滴。网络空间的这些特征为资本积累循环所采取的“后福特主义”方式提供了外部条件与合理空间。就如卡斯特认为的，没有时间的时间是流动的空间，生物的和纪律的时间在物质方面结构着并解构着这一碎片化的社会。^[36]

当然，网络社会的“赛博空间”跨时空能力建构的不只是人们生活中的“虚拟家园”或情感寄托的“虚拟社会”：从网络的一个端口到另一个端口、用一封邮件到另一封邮件只是表明了数据传输背后那个支离破碎的、迷惘的个体；更重要的是，网络空间已经是资本积累循环的新的空间维度，已经形成可以称之为“网络经济”的社会空间。这是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资本化后开掘的新的资本积累的空间。

卡斯特早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就分析过网络信息产业在全球与城市空间中的存在模式、分布情况以及空间扩散等问题。^[37]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开始于20世纪60、70年代，20多年后网络经济才崭露头角。网络经济崛起于90年代。1991年开始，美国政府大力投入网络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电子商务、应用软件等，还成立了“信息基础设置建设特别小组”以拉动美国的信息化建设、以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欧盟也在1996年启动了“信息2000年”计划，拨款约13亿美元，促进欧盟产品开发、生产、包装、销售、服务、传播等方面的电子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升级。这些措施成功开创了一条新的产业链，它以数字化的网络信息技术为核心，把知识、资本同网络信息技术结合起来占据产业链的顶端，软件的开发、信息的储存和传送、技术服务构成产业链的中游，下游则联通了广阔的销售市场空间，彼此交错纵横的网络信息渠道构成了网状的、独立的、科层制十分明显的产业体系。从统计数据来看，美国网络经济在1998年是3014亿美元，一年后增长到5070亿美元并超过传统的汽车、电信产业；全球电子商务1999年交易总额是1450亿美元，2010年总的网络经济高达6840亿美元，是美国该年经济活动总量的4．7%。^[38]

网络经济的这种扁平性、流动性、灵活性、及时性没有带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共享格局，数字化的网络信息技术并没有熨平全球不平等的空间格局，相反，网络信息加剧了全球不均衡发展的趋势。因为，网络空间没有改变世界的经济运行的统治逻辑，空间藩篱的不断破除只是加快了世界市场空间不平等贸易往来的时间、频率和速度。以前居于中心地区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性积累依靠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而今依靠的是掌握了核心技术和知识经济的日益国际化的垄断资本而已，并辅以制定“国际法”游戏规则的权力罢了。20世纪前，中心地区通过圈地战掠夺了物理（地理）空间并殖民之；21世纪是一轮“网络圈地战”中的“殖民地”掠夺^[39]。

网络空间是一个集中又分散的组织结构，物理（地理）边界正在模糊，产业运转的物理载体和空间诉求正在虚拟化，全球经济体系正在无形化。晚期资本主义的这种社会现象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那里得到关注。但是，即便网络社会强化了资本空间化的不平等格局，也应该透视出数字化网络信息技术对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冲击。这一点，于第五章论述。

（二）消费空间

有学者明确提出“消费空间”概念^[40]，是有道理的。数字化网络信息技术的消费已成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这个比例正在逐渐增大。以我国为例，截至2014年底，有3．61亿规模用户采用网购方式，在2013年基础上增加比为19．7%，网购用户占了全部网民用户的55．7%；随着中高端智能手机的普及，2014年手机网购用户为2．36亿，增长率是63．5%，手机网购是整个网购用户增长速度的3．2倍。^[41]可见，消费已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当代人们的消费活动越来越依赖于网络空间。当代的消费空间本身就是网络社会的一个内置维度。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角度出发讨论消费空间问题是根本路径。虽然消费不足理论被马克思本人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既不是为了消费，也不是为了推动经济增长——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看似有点多么不可思议呀！但事实确实如此！——不过，消费问题的确在资本积累循环中占据一个非本质的、外部性的但却是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一点在金融信用体系中能得到说明。消费空间的兴起、空间批判理论的自觉、金融化与去工业化的来临、网络空间的到来等都是资本逻辑演进到一个新历史阶段的集中表现，是同一个资本运动投射出的多面向的阶段性新特征。消费空间可从如下方面分析：第一，金融化与信用体系；第二，商品使用价值量的增加、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减少与劳动力价值降低；第三，消费债务化。

首先，金融化与信用体系。斯威齐认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的三大趋势之一就是“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42]。福斯特的看法是，“金融化”指资本主义经济从重生产到重金融的长时间转向。金融化得到了经验事实确证：金融获利所占市场总利润的比例不断攀升，保险、股票、期货和房地产在国民收入中比例上升，各种衍生金融品层出不穷，实体经济下滑但金融泡沫增大，等等。^[43]利润来源似乎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工业生产，进而颠倒了生产与金融在资本主义经济当中的角色。《资本论》第三卷研究了现代信用制度推动资本主义生产集中的历史趋势。现代信用制度以工业股票市场为基础，让工业生产从属于以股票或者货币形式存在的资产所有权，经过债务实现杠杆化经营。这就是金融化的开始。货币不再是单纯的流通媒介，通过信用制度将工业资本家表现为货币形式的资本集中起来，再投入生产或开拓其他更有利的增殖渠道，如此便渐渐支配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种金融化与信用体系从民族国家的政治空间走向大区域的经济空间，最终在全球流动空间的网络中形成跨国的、日益联合的金融垄断市场。

金融市场的投机性和虚拟性、数字化和网络化加快了M—M’的转化，因为金融化和信用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投资场所，是在农业生产和消费空间、工业生产和消费空间后资本投资和剩余价值集中与分配的市场空间。金融化和信用体系作为投资空间，可吸收剩余价值。投资金融是一种带有欺骗性的资本积累手段；资本家和一般劳动者的消费空间也构成了吸收剩余价值的有效途径，因为金融化和信用体系能够为消费提供可行性通道，作为投资空间和消费空间的金融市场是统一的。金融化与信用体系、房地产、负债消费等问题有内在关联。所以，哈维《资本之谜》一书从美国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谈起，而在被其誉为“可能是最危险的一本书”《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也将房地产泡沫引为经典来分析资本空间化问题。这就是其道理所在。(www.xing528.com)

那么，为何金融化和消费景观是资本逻辑自身发展的必经阶段呢？这与接下来的分析紧密相关。

其次，商品使用价值量的增加、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减少与劳动力价值降低。随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增长、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单个工业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降低，同等时间生产出更多数量产品。为加速剩余价值生产，必然要强化对劳动力的剥削和大幅提升商品的使用价值数量。问题是，庞大的商品堆积如何实现货币化。因而，通过数字化的网络信息技术或网络社会开辟出销售和消费的广阔空间是必要的。在垄断资本掌控下，通过一切媒介方式，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广告宣传，加速了这一进程。金融平台和信用体系将流通的和储蓄的养老金、社保及今后才能实现的货币（期权、期货、股票）集中起来，通过虚拟化的金融市场加速货币流通和资本积累，把实现了的或将要实现的剩余价值通过金融手段资本化，不但能推进资本积累且能使剩余价值集中到更大的垄断资本手中。已高度集中的资本会寻求更加快速的集资方式。一方面，中心地区会将制造业转移到半外围和外围地区，这样会延缓利润率下降；另一方面，集中起来的资本会不断投向房地产、保险、社保基金、百货、医院、教育、饮食、服装、体育、主题公园、健康保健等其他方面，以加快吸收社会的总剩余价值。如果投资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能够获利更多、利润率更高、时间更短，那越来越多的资本便不会流向工业生产。

这样消费空间——不仅是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必需方面——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即维持劳动力循环的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价值（包含了各种历史因素）事实上也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而降低。因此，除去货币通胀因素，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是下降趋势而非上升；就算不剔除这一因素，环比而言，劳动者的名义工资增长落后于消费物价指数（CPI）增长。资本积累强迫要求劳动者消费的增加，但劳动者手中的有限货币难以消费，这样一种“美国生活方式”的债务消费就出现了。庞大的金融体系和信用体系为债务消费提供了暂时性支撑。

最后，消费的债务化。社会劳动生产力的绝对提高必然引起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的重心不再是基本的生活需求，而转向所谓的“生活品质”，渴望获得更好的服务、娱乐享受、社会地位。这种渴望是永无止境的。消费的债务化证明了马克思的见解：“资本积累”的另一面就是国民的“债务积累”。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债务就高达其GDP的150%，2005年增长到GDP的350%，约是当时全球GDP总额。^[44]欧美资本主义和其他地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债台高筑已不是什么“骇人听闻”的新闻。马克思从根本上不承认消费不足理论，但消费作为资本积累循环一个环节，必然影响资本积累的整体过程。所以，当劳动者无法支付自己的债务时，经济危机在现实层面上就被启动了。在当代，“消费问题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城市中的核心问题”^[45]，成为众多城市空间问题中最突出、最棘手的问题。

在全球层面，消费空间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左右。阶级斗争和政治策略需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确实增加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继而普遍提高了工人的有效消费能力。但这些增长的工资通过更多的消费回流到资本家阶级那里。一方面，大量商品待售；另一方面，广告鼓励劳动者消费更多，债务化消费观念开始冲击传统的、“保守的”消费观念，如信贷、分期付款、按揭。这引起了劳动者消费结构的重要变化，超前消费、举债消费成为人们的消费模式。虽然，这种消费模式在资本主义长波中的上升时期没什么问题，金融化和信用体系可以提供贷款，但一旦进入经济下行阶段，劳动者收入降低、失业增加、无力偿还债务，消费市场萎缩，金融和信用放贷出去的资本无法回流，资本积累循环模式间歇性中断，经济危机爆发了。这种情况的经济危机一定会进一步刺激资本的金融化，而不会刺激实体经济。每当经济危机爆发，金融资本家都会赚取更多的利润。

我们知道，按照《资本论》第二卷两部类的扩大生产理论，促进劳动者的消费模式，特别是债务消费模式不可能防止资本积累循环的危机出现。因为，劳动者消费的那一部分始终与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相当，即便是举债消费也必然如此。劳动者不是依靠盘剥剩余价值生活而是靠出卖劳动力，所以即便在今天举债消费了，也只是透支了明天的劳动力价值。可是，诱使人们疯狂消费、债务消费却能够加速货币回流。债务消费的可持续完全寄托于美好的设想：那种“契约精神”。数字化的网络信息技术、货币数字化和金融市场本身为“时间消灭空间”提供了更加快捷的途径。

消费空间符合列斐伏尔意义上的“社会空间”。

（三）生活空间

我们如果扩大对消费景观的空间分析，并且对当代西方左翼激进理论家的基本理论加以总体观之则不难发现，无论是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居依·德波的社会景观，还是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福柯的微观空间权力政治学、朗西埃的身体化隐性构序的治安逻辑、阿甘本二元政治空间的“原始结构”下的“赤裸生命”，都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当代社会生活是受抽象统治的治安空间（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布控是其重要路径之一）。他们的思路与法兰克福开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工具理性批判”、“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的技术路径一致，从“抽象的时间统治”转变为空间—身体—欲望（精神）—语言控制的“抽象的空间统治”。由于他们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逻辑，因而他们的理论均有这些倾向：第一，放弃了马克思宏大叙事的方法论，过分集中于生活场景的意识形态物化现象的批判；第二，强调消费重于生产；第三，颠倒了语言与现实、精神与物质基础的基本视角，脱离了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理论基础，把商品拜物教理论改造成为符号拜物教理论，有“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46]

不过，将这些问题置于资本空间化中，祛除对“日常生活中的恐怖主义”（列斐伏尔语）的哲学本体论阐述会发现，治安化的生活空间完全是资本空间化当代的权力施展。从本质上讲，它是晚期资本主义构建的意识形态幻想，治安化的生活空间并不是生活空间本身，而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在生活在中的空间投射，是资本为维持和加重对劳动力的剥削状态，保持循环积累形塑和开掘的恐怖主义社会。这个恐怖主义社会或治安化的生活空间的表象就是那个样子。

朗西埃认为，“治安（police）”是在一个公共空间中对聚集起来的、被管理的共同体中的人们，按照他们在空间中的相应位置和社会功能进行等级性分配和分类。因此，治安并非可视的、显性的社会暴力统治功能，而是“一种社会的象征性的结构”^[47]，“治安作为一种粗暴的镇压力量之前，首先是一种干预的形式，它规定了可见者和不可见者，可说者和不可说者”^[48]。朗西埃的意思是，因为治安象征着并为人接受的一种规训化的社会分配（分类）秩序和社会关系的划分，所以治安力量在于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不但在意识上，而且在身体行动上自觉地服从资本逻辑宰制下的日常化、生活化的构序性支配。按照福柯的术语叫“规训”，是微观权力对身体隐性的微观控制，通过形塑个人的肉体和灵魂，令人养成自律的规范性的“正常人”生活。人们在有自我意识的反抗之前，即治安启动暴力统治之前，就受到不可见、不可说的力量的强迫但又柔性的支配。通过“造就”个人的生活空间，“规训‘造就’个人”^[49]。列斐伏尔将这一问题采用空间批判哲学的方式表达出来。他认为，当代社会就是日常生活形式化、抽象化的恐怖主义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被技术化、官僚化、固定化、辖区化的抽象空间统治着，“时间被驱逐出辩证统一的空间……人们的行为和对象被编码、分类、整齐化一……使它们俯首帖耳于此种秩序的超强力量就是日常生活”^[50]。由此，整个治安化的生活空间就成为全景敞视的“圆形监狱”。

资本对治安化的生活空间的建构及通过治安化的生活空间以实现对人的精神、身体和行动的规训体现了资本逻辑集权压迫的隐蔽性和强制性。在治安化的生活空间中，身体、消费和性欲成为资本形塑和开拓社会空间的有效路径。这种有效性不仅在哲学上或意识形态上是存在的，而且更深刻体现在资本积累循环的模式中：“《资本论》中关于生产中劳动力的划分……说明惩戒手段是如何通过抵消工人的对抗性来增加工人身体的效用的……就是惩戒如何统一了劳动力积累和资本积累这两个过程的。”也就是说，治安化的生活空间和该空间中隐性的权力惩戒、规训“同时代表了经济剥削和司法——政治阶级统治的另一面”，最关键的是，只要我们跳出了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本体论路径，不以空间本位视角考察治安化的生活空间就会发现，这恰好就是“马克思在分析生产过程时提出的经济与政治、社会与国家之间‘短路’时产生的效果”。^[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