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金融危机：实质与挑战

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值得深刻反思的重要历史事件。从经济层面反思，危机所关涉的虚拟经济与虚拟财富已成为现代经济的常态，这是当今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最为不同之处。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的论述，预示着虚拟经济与虚拟财富的本质决定于资本追求剩余的本性；危机的产生再次印证了《资本论》的诸多原理与预见至今仍具有其科学性。资本追求剩余的魔咒塑造着追求单一价值的“单面人”，酝酿出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类危机：实体经济危机与虚拟经济危机。实体经济危机主要是由于过度投资导致相对的消费不足，表现为生产过剩，例如1929年经济大恐慌；而虚拟经济危机主要是由于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导致资不抵债、信用崩溃，表现为消费过剩，例如2008年的金融海啸。

20世纪末，美国以虚拟经济的资本扩张推动了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到了21世纪，由于信息科技创新处于停滞期，大量的资本又回流到传统的房地产行业，以信贷消费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当合格贷款购房者市场饱和，为了开发新的市场，次级贷款就应运而生。但是次级贷款一遇到房价下挫就可能产生抵押房价低于贷款值的金融风险，如果为了防止这种金融风险就此禁止次级贷款购房，那么危机早早在实体经济中爆发了。但是，在资本扩张的逻辑驱动下，这种风险被虚拟经济完全吸纳：银行将次贷债权转让给投资银行，在获得利润的同时转嫁了部分风险；投行在金融创新的掩盖之下，堂而皇之地将这些债权层层包装、分割并交给评级机构；评级机构在分割到了充分的利益后，不惜给这些债券评以高级别再卖给基金公司；基金公司最后将风险摊到了每一个“基民”的头上。美国的金融风暴就源于信贷消费中房价的下挫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尽管我们把此次危机称作金融危机、金融海啸或者金融风暴，但是，金融业只是危机的结果，从深层次的哲学反思，金融业从来不是危机的本质原因，充其量只是危机的帮凶。任何金融危机都只是作为结果表现出来的危机。无论是微观层面的金融欺诈、过度创新，还是宏观层面的金融监管缺失等因素，对危机的作用仅只是推波助澜或者火上浇油，真正的危机根源还在于当代虚拟财富扩张的逻辑。

在经济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及其互动构成了现代经济体系新格局，两者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一方面，虚拟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与机遇；另一方面，虚拟经济不断背离实体经济发展，制造的风险与挑战不断加剧。如果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保持适度的张力，经济会沿着最佳路径实现增长；反之，虚拟经济严重偏离实体经济，会形成泡沫经济威胁实体经济的运行和安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早在1984年就对“金融市场的赌场性质”提出了警告：“我们的资源被日益投向那些远离生产商品和服务的金融业务，投向那些与社会生产力不相符合却能产生较高私人收益的业务领域。……正如凯恩斯对他所处时代的先见之明，金融工具要获得流动性和可流通性等优势，就必然以目光短浅且效率低下的金融投机为代价。”^〔9〕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其根源就在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背离，虚拟财富完全背离实体财富发展，形成了系统性风险。在美国经济的GDP中，实体经济所占的比重不到30%，虚拟经济的比重已超过70%。与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相比，实体经济似乎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物质生产似乎也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做的“倒霉事”。与日趋萎缩的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似乎成了财富的真正源泉。这种“虚”、“实”倒挂的经济结构和一味追逐利润的贪婪以致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为美国次贷危机埋下了祸根。由此引起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发展之快、蔓延之广、破坏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从文化层面反思，消费文化在大众媒体的鼓噪之下，在符号、象征、欲求、认同的驱动之下，改变了西方经济社会的结构，由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消费已经突破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从属地位，并从市场领域向社会领域广泛侵入，成为一种文化活动、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控制模式。人们更加注重追求富有个性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需求，生活的意义不再只是“工作”，而更加注重休闲和娱乐。人们财富欲望的满足及其具有的享受功能在对物的占有和消费过程中在心理上获得了一种社会认同。于是，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炫耀性消费成为一种时尚文化，一种新的经济伦理，击垮了个人层面的节俭原则和国家层面的平衡预算原则。美国次级贷款危机所反映出的正是这种寅吃卯粮的消费文化预设的巨大风险，用明天的钱满足今天美国穷人做业主的欲求，向全世界透支，给全世界投资者下套。(www.xing528.com)

贪婪并不是人的本性，但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下人的贪婪被发挥到了极致。华尔街的商业文化甚至宣扬：“贪婪是个好东西”。这是1987年的奥斯卡获奖片《华尔街》中的片段：“贪婪是对的，贪婪管用；各种各样的贪婪——对生命的贪婪、对金钱的贪婪、对爱情的贪婪、对知识的贪婪等等，都是人类奋发上进的标志。”正是这样一种扭曲的商业文化充斥着华尔街，才使它从来不反思金融体系中的投机甚嚣对人性的扭曲和造成的贫富悬殊，只是一再强调贪婪是人的天性。坎特伯雷用统计数据证明了这一点：“华尔街为自我谋利益的理论告诉我们，在过去人们通过广泛参与繁荣的金融市场，社会财富已经变得大众化了。事实上，在1983年和1995年期间，美国最富裕的1/5的家庭的盈利大约是11%，平均净金融财产的价值达到73万美元。接下来的1/5家庭损失了4.3%，再下来的家庭损失了7.8%，而最后4%的家庭的损失令人震惊，达到68.3%，他们最后的金融净值为负值，价值为－10.06万元。”^〔10〕华尔街流传的名言：“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实际上，这种贪婪源自对大众传媒制造出来的被剥夺感的恐惧。这种扭曲的商业文化导致了过度消费和过度金融化的创新，不仅是对经济生态的一种严重破坏，也是意志挑战极限的精神冒险。贪婪仅仅是一种时而有利、时而有弊的心理冲动。而对于财富高度集中的华尔街金融领域的高官高管来说，他们迫切需要赋予主体本能的心理冲动，来确证自我超越的主体权威和能力，巨大的财富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冷冰冰的财货、跳动的数字，平淡无趣、僵化乏味，已经丧失了自身吸引力的财富只不过是“生命之流的冲力留下的物质废墟”，“生命的价值与快感正在于极端风险的氛围里，从事意识的想象、精神的幻觉、意志挑战极限等冒险与感悟活动”。^〔11〕在如此精神文化氛围下，从虚拟化走向“意志经济”、“幻觉经济”、“游戏经济”只是瞬间的转化。

从制度层面反思，美国政府的监管不力与金融寡头的贪婪逐利失德行为，暴露了危机更深层次的本质原因还在于资本扩张的本性和资本主义制度设计的严重痼疾。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在不断追求自身增殖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拥有资本的富有者与拥有劳动力的贫困者之间产生社会结构断层，而社会结构断层又会导致社会经济运行的断层产生经济危机，那么，在当下经济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中，这种劳资对立与剥削的性质就非常隐蔽了，尽管中产阶级的出现似乎使得以阶级对立为轴心的板块结构开始消融，但财富幻象仍旧没有消失，财富体系内部的分裂力量依然存在，资本追求剩余的秉性始终未改，这一切造成了美国式的金融腐败。一是虚拟财富的高欺诈性。华尔街投资银行竭尽想象力，操纵金融杠杆包装各种虚拟财富，打造出各种“创新组合”的“金融魔术”产品，只要产品可以上市骗来超额分红就行。二是财富和权力的勾结，钱权交易。比如“两房”^〔12〕这样的大公司可以重金游说美国国会议员以换取“游戏规则”上的便利，而政府议员可以打着让“居者有其屋”的旗号获得更多选票和其他好处。三是触目惊心的监管套利和监守自盗。

美国之所以产生次级贷款危机还与其民主自由政治制度不无关系，其深刻寓意在于国家公共领域服从于市场意志的私有化之绝对命令，美式民主体制中资本力量影响过大。套用阿玛蒂亚·森的句式来说就是，这场危机是对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的一系列惩罚。从罗斯福新政到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都在向福利国家发展，罗斯福新政要使穷人免于匮乏，肯尼迪、约翰逊讲“向贫困宣战，搞伟大社会”。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使得凯恩斯主义破产，美国出现向右转的趋势。从尼克松上台，一直到小布什，大体上被称为保守主义回归的时代，然而美国财政的实际趋势却相反，政府福利开支逐年增长，财政赤字问题严重。欧洲也有同样的问题，所谓右派执政的典型就是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毫无疑问是反对福利国家政策的，她主张控制公共开支，开源节流。但是，西方民主社会的福利不是轻易能减的，不管谁执政都要赢得多数票，于是只能在给选民更多“自由”上下工夫。自由主义经济的金融创新再创新，让穷人也靠次贷当“业主”的信用制度就一步步发展起来。结果却是美国的穷人买房，给全球投资者下套。美国之所以能将危机转嫁给全世界投资者得益于资本的全球化和美元处于霸权地位的国际金融秩序，其深刻学理在于财富分配的公平公正受制于现存制度之不公平的权力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