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社会主义导向调控收入分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其根本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邓小平指出：“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18]从这样的原则要求出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并不能完全放任市场的作用，必须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必要的调节。

根据国际上通用的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初期很低，大致为0.18～0.20。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基尼系数2010年扩大到0.481，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0.474和0.473。这些数值已经超过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而我国的人均GDP远远低于这些国家。我国收入差距扩大是在城乡居民收入都有较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产生的。目前的收入差距突出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同行业的收入差距和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也非常明显。我们还必须考虑劳资收入差距、企业中高管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上看，与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相伴的突出问题是劳动者报酬占比明显下降。毋庸讳言，随着改革的深化，人们对改革成果的分享存在明显的差异。如果考虑房价上涨的财富分配效应，财富两极分化的情况还要严重很多。因此，在保障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必须让普通民众更加公平合理地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时提出，等到沿海地区达到全面小康水平后，就要提出先富帮后富、共同富裕的要求。缩小收入差距不是回到过去的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而是要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使蛋糕分得更合理。虽然我国的GDP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但人均GDP还处于世界中等水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依然受到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制约。因此，今后仍然需要通过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体制安排，使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创造财富的活力充分迸发，然而，劳动者报酬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需要逐步提高，这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激发内需、培育国内市场的需要。

具体说来，调节收入分配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对初次分配进行合理合法的干预

国民收入的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大环节。初次分配是在企业中进行的，形成劳动者报酬、企业收入和国家税收三大收入。长期以来分配理论中的一个误区是把公平和效率的实现路径相互割裂，认为初次分配讲效率，再分配讲公平；相应的分配机制是初次分配靠市场调节，再分配靠政府调节。这样一来，在初次分配领域就没有公平可讲了。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都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从这种原则要求出发，劳动者报酬偏低的问题不但需要通过再分配调节，也需要在初次分配领域建立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机制。

首先，劳动者报酬增长要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从现阶段来看，劳动者报酬比重呈一定的下降趋势，存在生产一线劳动者的贡献被低估的问题。从整体上看，技术和管理要素的作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结构的变革，最终都要落实到劳动效率的提高。因此，劳动者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应该同步。

其次，准确评价劳动者的“必要劳动”的范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谋生手段，劳动者报酬的增长不只是限于劳动者的劳动贡献，还应该包含体现谋生要求的内容。谋生的范围就是必要劳动的范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把工资和剩余价值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就是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劳动者的工资必须体现劳动者的必要劳动。决定工资水平的必要劳动因素包括：自然地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范围、工人的教育费用、劳动生产率、劳动的外延量和内涵量。很显然，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劳动者的必要劳动范围也在扩大，相应的劳动报酬有增长的趋势。

在初次分配中，相对于资本所有者、企业经营者，劳动者往往处于弱势，谈判能力弱，因此劳动报酬占比的提高需要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其中包括维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规范、企业内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等。

（二）改善劳动者的权利不平衡问题

现实中，劳动者的权利不平衡问题导致收入比重下降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现实中存在的权利不平衡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产占有权利的不平衡；二是人力资本占有的不平衡。劳动者在这两个方面占有的缺失就成为收入下降的根源。改善这两方面问题是现阶段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内容，这需要采取如下一些措施。

第一，改善财产占有权利悬殊的状况。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积累时强调，收入差距的扩大不至于会出现两极分化，只有在私人投资和积累的背景下才会产生两极的积累：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不同类型的资本，并且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存在两极分化的可能，因此，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是适用的。根据这个思路，克服两极分化的重要途径，就是改善财产占有悬殊的状况。私人所有的财产参与收入分配所产生的收入可以归结为财产性收入。财产占有的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又成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改善财产占有的权利不平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走剥夺私人财产的老路，可行的是在体制上提供增加居民财产从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其中包括：为居民提供更多的私人投资机会和渠道；鼓励个人创业；保护知识产权及其收入；完善企业股权结构，允许员工持股，鼓励企业家持股和科技入股；农民可以通过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流转获取土地收入。当然，利用税收工具如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等进行适当调节，也是非常必要的。(www.xing528.com)

第二，改善人力资本占有权利的不平衡发展。所谓人力资本，一定意义上相当于马克思所定义的经过教育和培训所形成的复杂劳动。知识、技术和管理等要素都可归结为人力资本。作为复杂劳动，由于可以还原为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它必然获得较高的报酬。在知识、管理和技术成为参与收入分配的要素，而且在收入分配中具有较高权重的情况下，需要为居民提供更加平等的积累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机会。基本途径是推进教育公平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投资，其意义就在于克服由起点不公平造成的结果不公平。

第三，保障机会均等。现阶段机会均等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机会：一是发展机会的均等，如投资的机会、就业的机会均等。二是竞争机会的均等，如公平竞争的环境、规范的市场秩序、公平获取市场资源和信息。我国正在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乃至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强调建设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其中包括反垄断调查等。这种改革有利于提供公平的机会均等的市场环境。三是政府以更平等的方式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信息和市场，保证所有人的财产权。机会均等虽然仍然会产生收入差别，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结果的不公平。

第四，消除以权谋私和非自然垄断。相应的改革需要从两个方面推进。针对以权谋私，不仅要通过反腐败途径惩处以权谋私者，更要从体制上堵塞以权谋私的漏洞，也就是不给权力设“租”、寻“租”的机会。对于行政垄断，则需要加大这些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并进行必要的规制。现在的高收入行业主要是垄断行业，尤其是行政垄断行业。这些行业的高收入不是靠自身努力获得的，而是靠垄断了自然资源和行政资源获得的。作为社会主义导向的市场经济，必须对这种垄断收入进行必要的规制和调节。

（三）缩小收入差距

缩小收入差距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初次分配领域建立提高劳动报酬所占比重的机制，主要是针对就业的低收入劳动者。再分配领域强化公平分配的机制，首要任务是从社会角度解决两个方面导致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一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以后所产生的过大的收入差距；二是不同地区发展差距所产生的过大的收入差距。除了运用累进所得税、对国有企业的高管限薪之类的方法合理调节高收入，还应突出解决低收入问题。对此，需要着力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均等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交通和环境是直接影响居民“获得感”的公共品。享用教育、基本医疗、公共交通等需要付费的公共服务，不仅要横向公平（谁享用谁付费），还要纵向公平（按支付能力支付），使低收入群体也有能力享用基本公共服务。在前一时期的改革中，市场化的范围过大，把不该市场化的公共服务部门如医院、学校、公共交通市场化了，一些地方政府实际上放弃了公共服务的职能。现在应该把这些公共服务还给政府（不排除私人办学校、办医院、办公交作为补充），以保证低收入者也能上得起学、看得起病、坐得起公交。

第二，完善政府为主导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民生之依。政府为主导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障体系和针对困难人群的社会救助制度以及基本住房保障。应当明确，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必须起主导性作用。

第三，为低收入者增加收入提供公共条件。现在的低收入者的大部分，或者是失业者，或者是在弱势的行业就业。政府为之提供的公共条件应该包括：给失业者提供各种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条件和机会；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的行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劳动力转移出农业部门的通道；针对结构性失业，加强对劳动力进行各种职业培训，使之能够适应新的就业岗位。

第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并使中等收入者达到大多数。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这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收入结构，对缩小收入差距有重大的意义。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是减少高收入者，而是要减少低收入者，其结果必然是大多数人达到平均数。

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来源，除了一部分人是勤劳致富外，更多的是依靠创新、创业和经营获得的财产性收入。这部分人是发展的受益者，也是发展的推动者。这种贫富两极之间的中等收入群体，数量越庞大，社会矛盾就越少。这种社会阶层结构是稳定向上的结构，对一个社会无论是发展还是稳定都是最优的。

总的来说，缩小收入差距也就是在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基础上，转向大多数人富起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要在体制上增强GDP增长的动力；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则是让普通民众更多地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