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关系的多样性与重要性

恋爱关系与发生在工作中的情感关系千差万别。为我们开抗生素的医生以及为我们冲泡卡布奇诺的咖啡师与我们之间建立的情感关系是临时性的。以早上为你调制浓缩咖啡的咖啡师为例，你与咖啡师之间的这种美好的情感关系或许会转瞬即逝，但其中却也蕴含了与恋爱关系相同的特质。我们同样关注医生和咖啡师的精神世界。为了使社会需求得到满足，我们要与他人之间产生形形色色的关系。伴侣关系、亲子关系于我们而言至关重要。当其中一种关系恶化时，我们的人生或许就将遭遇剧变。当我们步入工作领域时，与工作伙伴之间的情感关系往往不会左右我们的人生轨迹，但这些关系同样意义重大。当你向咖啡师道早安，而他却故意视而不见时，你那一天的心情可能便会灰暗一些。人类的社交进化史解释了这种反应的合理性。卡乔波和帕特里克将之称为“内在固有的群居属性”。他们谈道，“作为具有内在固有的群居属性的物种，我们人类不仅需要抽象意义上的归属感，还需要真真切切地聚在一起的真实感受”。这种属性是进化的产物。对于智人种群的成员而言，优质的生活模式中包括许多正向的社会经历，比如相互打招呼并回应、在你神情落寞时他人的关切问询、门打不开时彼此的殷勤相助等。对于饱受社会隔离困扰的人而言，一切类型的人际关系都呈现出数量更少且质量不高的状态。如果我们将这些情感关系视为与具有意识的生命体之间的交流，这些关系的重要性便显而易见了。他们与你一样拥有最珍贵的特质——意识，并且他们在意你。或许有些与你同类的生命体会憎恨你，但至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对他们而言是重要的。让“其他人”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淡出，或许从客观角度来说，会使你的需求以一种更加优越的方式得到满足，但你将失去这些人类专属的点点滴滴。

2015年，牛津大学与德勤（Deloitte）会计师事务所的研究者们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未来20年内，服务员岗位将“极有可能”实现自动化——其概率高达90%。当我们仅将目光投向“效率”时，这种结果合情合理。对服务员的效率进行适当评估时我们需要考虑他们下单的准确性、将顾客的点单传输至厨房的速度、为相应用餐者上菜的时间、放置碗碟的速度以及账单计算的准确性等。因此不难想象，相较于人类同行而言，机器人服务员的效率会更高。但我们珍视的是，服务员是否是像我们一样有感知能力的生命体。我们对服务员的精神世界很感兴趣。我们希望服务员能问我们“您喜欢这道土豆烧牛肉吗？”而服务员这么问并不是因为某项调查结果显示用餐者乐于听到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一举动才被编写到程序中，而是因为服务员的确在意顾客的喜好，哪怕这种在意是转瞬即逝的。外星来客大概完全无法领会人性的价值，它们不会在意上菜的究竟是人还是机器。或许，人类更希望服务员拥有现象意识的哲学论调在外星来客看来简直荒诞无稽。但是，对于我们人类而言，哪怕这些论调在哲学上并非无懈可击，但至少言之有理，因此在我们眼中人与机器之间的差别至关重要。

其他注重人际关系的职业还有教师、护士、咨询师、演员和作家等。我已经明确地说过，我们重视这些工作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们能让我们与社会上的其他人直接接触。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与我们一样拥有思维能力的生命体会伸出他们的援助之手。

那么，人类注重与同样具有思维能力的生命体之间的互动，是否意味着在数字时代人类劳动者能够继续存在呢？如何让彼此之间完全陌生的人合作共建繁荣和谐的社会，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一环就是工作。新石器时代以前的狩猎采集者群体属于面对面型的社会群体。采食者通常对陌生人严加戒备。经济学家保罗·西布赖特（Paul Seabright）认为陌生人共同构建的繁荣和谐社会是人类的重大成就之一。他认为，假如“在整段进化史中，内敛、凶残的猿始终规避与陌生者接触”的话，那么，这种成功的社会将是镜花水月。我们“现在置身于上百万完全陌生的人组成的群体中生活、工作，来来往往”。根据西布赖特的说法，此举的最独到之处在于“在人类的生物进化过程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我们有与陌生人打交道的天赋或喜好”。

内敛、凶残的猿最终进化成了相互信赖、具有群居属性的人类。西布赖特认为，这种进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围绕着人类群体所形成的各类市场与机构。狩猎采集者必须与群落中的其他成员合作，例如亲戚或者至少是熟悉的人。在互惠互利的交易活动的基础上，人类社会走向了繁荣。如果狩猎者齐心合力，他们捕获的猎物将超过单打独斗时能获取的猎物总和。工作将一次性的互惠交易变成了长期的既定模式。21世纪初期技术发达社会中的企业合作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狩猎采集者的群体围猎或采集活动的复杂程度。畅想一下，为了给一处房屋供电，并保证屋内的人能在屋内进行网络搜索，每个工作人员所要付出的种种贡献。这些贡献者大多互不认识，但工作却能够将他们每个人所做出的贡献标准化。当你成为村里的铁匠时，你便会进行广泛的宣传，通知需要铸铁件的人家过来找你。你时刻准备着别人用货物或是金钱来交换你的铁件，即使那些人与你完全不相识。如果你是一名在谷歌搜索部门工作的软件工程师，你也会时刻准备着满足数百万陌生人的互联网搜索需求。工作能产生有价值的商品，但同时它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凝聚力，将无数心有疑虑的陌生人牢牢绑在一起，构成成功的协作式群体。

人类或许具备内在固有的群居属性，但人类若是自行其是，这种属性就会演变为思想上的狭隘。我们会努力搜索认识的人或者在某些方面与我们相似的人，而不会选择陌生人。一项研究显示，人类倾向于选择与自身有相似之处的人。安杰拉·巴恩森（Angela Bahns）、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与克里斯蒂安·克兰德尔（Christian Crandall）将一所大型的州立大学中形成的社交群体（这些群体在社交方面的选择更多）与来自同一地区的小型学院中的社交群体进行比较后发现，当有更多的选择摆在眼前时，学生们倾向于利用大型州立大学的更大选择余地去结交与他们自己相似的人。他们或许会说，自己来到了超级多元化的大学校园，为身边有各种各样完全不同的人可以结交而感到激动。但这话似乎无法反映他们进入大学之后的实际举动。反观人类在狩猎采集之初的做法，这种对于熟人或是在某些重要方面与我们有相似之处者的偏爱便不难理解了。对于狩猎采集者而言，陌生人是令人恐惧的。

在大型的多元化社会中，工作是陌生人之间产生联系的途径，它要求你跳出狩猎采集的舒适区，与陌生人建立人际关系。如果你想让你的咖啡生意失败，最快捷的做法就是只为亲戚朋友提供服务。但你希望的是能为所有光临的顾客调制咖啡。相对于人类咖啡师而言，机器人咖啡师端来拿铁的效率或许更高。但是，在你从人类咖啡师手中接过拿铁的一瞬间，一种社会凝聚力便产生了，那是一种将形形色色的陌生人聚合在一起，共建和谐社会的凝聚力。单是去一趟星巴克，你就很可能需要与他人产生社交接触，而狩猎采集者天性中的内敛则会建议你避免此类接触。

我们有理由相信，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展开的齐心协作是一种尤为有效的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猜疑的方式。你或许成长于憎恨某个人群的家庭中，但当你的老板让你加入一个包含该人群成员的团队，并要求你与他们齐心协力去完成共同目标时，你儿时的成见便会面临严峻的挑战。当然，合作关系并不是工作领域所特有的。假如你报名参加周末的足球赛，你也可能会发现自己的队里有一些你不太信任的成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工作领域是产生这些人际关系的重要场所。(www.xing528.com)

有些人极为看重现代多种族社会的多元化，并且接受工作终结论，甚至公然表示他们对此兴致高昂。或许他们认为，我们可以找到另一种代替工作的形式来营造社会凝聚力，但他们可不能光想想就算了。也许，我们可以打造出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种形式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欣然接受19世纪社会主义学界流行的由马克思推广的做法，也就是“各尽其能，按需分配”。在这个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尽管有些人使用着与大多数人不同的语言、有着与大多数人不同的信仰和容貌，但这一切都不重要。理想的社会是令人神往的，我们可以将之设置为长远目标。但同时，我们可以利用工作制度来赋予数字时代的人类有意义的生活并确保他们与陌生人之间能够建立联系。简而言之，工作是行得通的手段。它是我们拥有并值得一直流传下去的东西，直到我们能找到行之有效的替代物为止。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抑制狩猎采集者天性中的狭隘观念再度显现并将我们的朋友圈限制在与自身类似的人群范围之内呢？我将在第七章中回归这一主题，探究在完全没有工作或工作大幅减少的未来世界中，“全民基本收入”论调的拥护者们高涨的热情的来龙去脉。

我们在承认人类具备“内在固有的群居属性”的同时，也不否认有时候我们只想独处。与他人共处并互动的总体倾向是人类进化的产物，但这种总体倾向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时时刻刻与像我们一样拥有情绪感知能力的生命体待在一起。

在前文中，我已经将医疗机器人的进步写得很详尽了。我认为，总体而言，我们乐于享受人类医护人员所提供的便利，但在医疗领域，由于有些诊疗过程略显尴尬，我们有时的确希望能回避他人。如果由机器人为我进行前列腺检查，那我丝毫不会感到尴尬，不用介意屁股状态好不好，也不用担心午餐时点特辣的咖喱肉会不会出问题。此时，机器人心理状态的缺失反而成了优势。但是，这些都只能作为个案参考，并不违背人类倾向于与他人互动的一般原则。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尽管我们有时希望能躲在自己的巢穴中。这种倾向可以延伸到人类专属度非常高的心理治疗领域。德里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表文章指出，“有些研究表明，在心理咨询期间，当人们相信自己是在对着一台计算机坦白苦恼时，他们的坦诚度是最高的，因为计算机不会进行道德判断。”汤普森并不认为这意味着心理咨询师很快就要落得工业革命时期的手工纺织工一般的下场，“但这表明计算机要蚕食此前被认为是‘人类专属’的领域有多么地轻而易举。”在本书推崇的数字时代远景中，人类对于机器的倾向是被作为一种边缘化现象来加以刻画的，“边缘化”意味着我们并不想从根本上消除人类互动，重构自我生活，而只是想有时能从人际互动中抽身离开。我已经提到过，人类总体偏爱人类伴侣，但有时人类也更希望跟成人玩具共处片刻，而不是与另一个人缠绵。

人类之所以关注数字时代的劳动者是否拥有意识，原因还有一个。当我们向社会推广销售助理这一工作时，会将其描述得更加有趣。米哈伊·契克森米哈赖与朱迪思·勒菲弗提出的“工作悖论”揭示了我们所认为的休闲时光比工作时间更令人愉悦的观点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错的。在当下技术发达的社会，有些工作是枯燥乏味的，但有些工作却是意义深远的。如果我们主动选择生活在连意义深远的工作也实现了自动化的社会，那么我们便是主动摒弃了诸多愉悦体验。我认为，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我们十分清楚进行某些目的性活动是能够从中获取愉悦感的，例如，夜晚散心或是报名参加陶艺课之类的活动等。沉醉于夜晚散心和陶器制作的人可不会夸口说自己在完成这些活动时效率很高。要是有人声称这类活动应当实现自动化，那他大概会惹来一阵嘲笑。即使你在这些活动中表现不佳，但你也从中获得了愉悦感，这恰好证明了这些活动值得你去做。双手沾满陶泥也是一件乐事。你应当留心生活中的各种积极正面的体验，例如，你的人类护士替你测量了血压，或是咖啡师为你调制出了一杯特殊的拉花上带有你名字的咖啡等。

我们可以想象，在遥远的未来，当机器人心理咨询师告诉患者它们明白失去至亲是何种感受时，它们有可能所言不虚。我断言人类对于人际交往体验具有选择倾向，可我从未说过机器人心理咨询师不可能拥有感知能力。但是，对于人类而言，将数字技术运用在这个方向上会显得十分古怪，并将威胁到人类自身。自动化的需求到底该在哪些范围内实现，我们一清二楚。相对于人类飞行员而言，全自动驾驶系统能将我更安全地从新西兰的惠灵顿送往美国的旧金山，这才是数字技术的价值所在。但是，适用于飞行员的道理并不见得适用于基于人类社交天性的各类角色。为什么我们要让那些人类擅长且认为意义重大并乐在其中的工作实现自动化呢？一刀切地决定让这些工作实现自动化，就如同努力让夜晚散心实现自动化一样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