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逊新史学的传播方式及优化探究

鲁滨逊新史学是指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该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他们反对传统史学将史学研究对象限于狭隘的政治军事史方面的做法，主张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在研究方法上，强调与社会科学的结盟，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与史学研究相结合，“试图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对文明历史的总体进行重建”[46]。1912鲁滨逊《新史学》的出版应该说是新史学派形成的标志，其成员主要以鲁滨逊的弟子为主，如巴恩斯、肖特韦尔、海斯、桑代克、贝克等，另外，比尔德也受该派学说的影响[47]。鲁滨逊新史学不仅影响了美国史学的发展，也同时对欧洲史学产生了影响。它在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许多学者服膺于该派的学说，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主要就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期刊对鲁滨逊新史学的传播作出考察。

对于鲁滨逊新史学，自史学期刊创办之初就予以重视，20世纪20年代初期分别创立于南北两地的《史地丛刊》《史地学报》对鲁滨逊新史学给予了集中的介绍。

《史地丛刊》对鲁滨逊新史学的传播与何炳松有密切的关联，何炳松以翻译《新史学》一书闻名于学界[48]，对鲁滨逊新史学派多加宣传，历来被视为中国传播新史学的第一人。而《史地丛刊》的主编正是何炳松，该刊关注于鲁滨逊新史学理论的传播也就理所当然了。《史地丛刊》最早介绍鲁滨逊新史学的为谷凤池《历史研究法的管见》一文[49]，该文分绪论、历史的性质、历史的研究法、历史研究的要点、历史研究的辅助学科等五个方面对历史研究方法作了探讨，在绪论部分作者首先强调了历史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其后认为历史的性质分为进化性、连续性、因果性，从而历史学研究方法上必须遵循历史的性质，按照进化律、连续律、因果律来进行，同时作者也强调了历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从其内容和观点上看，基本上是因袭了鲁滨逊的新史学理论。不仅如此，谷凤池还直接翻译了鲁滨逊著作中的部分言论[50]，认为应该将这些言论作为“研究历史的参考”，谷凤池认为鲁滨逊“为现在最有名、头脑最新的历史家，我们通过他的话，可以知所取法了。通常人研究历史最大误点在以了解事实为最终目的，盖研究历史固不能舍却事实，但非其最终目的，而最终目的即在明白一时代之状况，详实事实不过为求达目的之手段。鲁先生之言可谓最公允而得当，颇足以作吾人研究历史的新指南。”[51]由此可见谷凤池对鲁滨逊新史学是极力推崇的，将之视为国人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

继刊载谷凤池之文后，《史地丛刊》又于1922年6月第2卷第1期，刊载了何炳松《新史学导言》一文，该文是中国学者对鲁滨逊新史学理论的首次系统介绍。鲁滨逊《新史学》一书共分为八个章节，何炳松分八个部分就每个章节的主要内容和宗旨进行了概括，分别为“新史学的意义”“史学观念的变迁”“历史同各种新科学的关系”“西洋思想的变迁”“工界中人应读的历史”“罗马灭亡的意义”“法国革命原理的由来”“历史光明里面的守旧精神”。何炳松认为“Robinson博士所说的话，虽然统是西洋史方面，但是很可以作我们中国研究史学的人的碱砭”[52]。在何炳松之后，《史地丛刊》第2卷第2、3期合刊又刊载了于炳祥《读新史学》，于炳祥其时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史地学会成员，何炳松曾在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鲁滨逊《新史学》（英文原本）为课本教授“西洋史学原理”，“同学中习史学的人，统以这本书为‘得未曾有’”[53]，这说明鲁滨逊新史学因何炳松的大力推介，在其时的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两校学生中已经得到了接受和肯定，于炳祥《读新史学》一文便是一篇系统评介鲁滨逊新史学的代表作。作者充分吸收了鲁滨逊《新史学》一书中的有关观点，对历史的意义、性质、范围以及历史的功用和新的历史应该注意的要点等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最后，作者总结道“近代西洋历史家对于历史的新眼光、新组织，十有八九能本着以上几种精神去运动，所以能脱去文学之统辖，宗教之束缚，也不是政治之专记载了，也不为爱国主义者所利用了，渐渐的摆脱了各种势力的支配”，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54]。

除了《史地丛刊》的译介外，《史地学报》与《史地丛刊》南北呼应，对鲁滨逊新史学派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55]。《史地学报》对鲁滨逊新史学的传播与南高史地派学人对西方史学特别是美国史学的热切关注相关，如前所述，他们不仅直接翻译了美国“History Outlook”“American Historcial Review”等著名史学杂志上面所刊载的论文，而且对美国史学发展状况也较为注意，鲁滨逊新史学作为美国其时方兴未艾的史学运动，《史地学报》必然给予足够的重视，其中，徐则陵、陈训慈、张其昀、向达等人都在这方面做过一定的贡献。有学者指出，《史地学报》介绍鲁滨逊新史学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介绍了该学派的代表作，如对鲁滨逊、海斯、比尔德等人的作品都有所介绍；其次，关注其史学活动、翻译其作品；第三，相关的撰稿人接受了鲁滨逊新史学观念的影响[56]。这三个方面基本上包括了《史地学报》对鲁滨逊新史学传播的大致情形，在此我们不再赘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从总体上来看，《史地学报》对鲁滨逊新史学的传播相比于《史地丛刊》虽然充分，但略显繁杂，缺乏就新史学理论系统的介绍。

《史地丛刊》与《史地学报》对鲁滨逊新史学的介绍，对其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两个刊物之间还有一定的联系，《史地丛刊》刊登有关《史地学报》出版的消息，对《史地学报》出版情况进行介绍，“本学报为南京高师史地研究会编辑，专以研究史学地学为旨，出版已达三期。史地之学，错综繁变，学者于专籍之外，尤赖有定期刊物之辅助，本学报门类繁多，有志史地及注意学术者不可不读。”[57]同样，《史地学报》也对《史地丛刊》主编何炳松翻译《新史学》予以报道，在第1卷第2期“史学界新闻”一栏中刊登了“新史学译本出版”的报道，报道称：“近今史学之趋势，大变政治史观之旧，欧美著专书论之甚夥，而吾国则向未有之。唯北大出版社，曾于一年前翻印美人Robinson著之新史学New History一书。近闻该校史学系教授何炳松氏已将此书译成。按此书共分八篇，于1915（当为1912年，此误，笔者注）年出版。其中专论新史学者虽仅四篇，而文字又略嫌凌杂；然其破坏旧史，倡导新经，实研究历史者不可不读之书也。”[58]两种刊物之间的这种联系扩大了刊物的影响，更有力地促进了鲁滨逊新史学的传播。

继《史地丛刊》《史地学报》之后，1931年创刊的《史学丛刊》对鲁滨逊新史学也有过介绍，该刊的特色之一就是非常关注西方史学，其中黄公觉对鲁滨逊新史学传播最为有力。黄公觉曾留学于哥伦比亚大学，师从鲁滨逊的弟子海斯等人，直接受到了鲁滨逊新史学的影响。《史学丛刊》第1卷第1期发表黄公觉《新史学概要说》，对新史学作了系统的介绍。黄公觉认为旧史学在史学研究的目的、材料、教法等诸多方面都存在“背谬”，使得学者“陶冶一种狭隘的见解，偏颇的态度，其害诚非浅鲜”。而新史学之兴起正是“对旧史学所起的革命”，其目的在于“纠正旧史学的毛病”。他说：“新史学在欧美的史学界是一种新运动，然而在中国提倡他的人们，仍不多见。前几年仅有人翻译一两本新史学的书籍，惟对于这种运动作详细的介绍的，还是不多。因此，我觉得对于这种运动仍需多些介绍，才能促我国史学之改进。”[59]

黄公觉对新史学的传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介绍了新史学的起源及其发展。新史学因对旧史学之批判而生，最初不满于旧史学的是格林（Green），伦保德（Rambaud），费雷泰格（Freytag），阿尔塔米拉（Altamira）等人，由这些学者的批判，逐步发展为“一种有系统的运动”，黄公觉对德、法、英、美等国有关新史学运动相关学者的观念作了简要评述，他认为新史学运动的先驱应为德国史学家卡尔·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其对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在于他将历史研究与现实文化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提出了要“研究各个时代的团体心理”。而较兰普莱希特（Lamprecht）对新史学阐释更为深远、更为适应的则是法国史家贝尔（Henri Berr）及其同事、英国史家马尔文（F.S.Marvin）及其同事，至美国哥伦比亚学派则明确提出“新史学”的口号，鲁滨逊1912年出版《新史学》（The New History）一书成为新史学确立的标志，其后对新史学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则为巴恩斯（H.E.Barnes），他分别于1925、1926年著《新西学与社会科学》（The New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tudies）和《历史学与社会智力》（History and Social Intelligence）二书。

其次，指出了新史学与旧史学关于历史概念的区别。旧史学将历史视为宗教、文学等的附庸，范围狭隘，而新史学则把历史作为“包括对于文化与文明各个方面的发展之说明”。

第三，指出了新史学的性质，对新史学有关历史目的、历史范围、历史解释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介绍。新史学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对于现在的人们供给对于过去之完备可靠的叙述，使现代人们可明了现在文化怎样得到现在的情形，并且为什么达到现在的情形”。研究的范围包括“人类成绩之总迹”，而对于历史的解释则是一种综合的史观，其他如伟人史观、经济史观、地理史观、唯心史观、科学史观、人类学史观、社会学史观等都只能解释历史的一个方面，而不能说明历史的全体。

第四，说明了新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分析了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对历史研究的贡献。

第五，介绍了新史学如何增进历史的内容。

最后，作者希望“治史学者皆向新史学这条道努力”[60]。

上述史学期刊对鲁滨逊新史学的传播，对于致力于转型的近代中国史学来说具有重要作用。鲁滨逊新史学是应批判旧史学而生，是对西方旧史学传统的颠覆，而且逐步形成了一种广泛的运动，影响非常大，这一理论正契合中国史家对传统史学批判以及新史学建设之愿望，加之近代以来多数学者对西学的推崇，能较快地传入中国并被广泛的接受是可以理解的。史学期刊以其快捷、涵盖面广的特点，即时地系统地传播了鲁滨逊新史学，与其时的书籍和其他综合性学术期刊一起推动了新史学的传播。但是，我们从发表的文章来看，这种传播也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质，即在传播的过程中往往与批判中国旧史相伴，而缺乏对新史学理论本身的批判，表现为一种完全的推崇而少批判的吸收。

除了对鲁滨逊新史学的传播外，史学期刊对西方其他史学家的著述和理论也有所关注，如克罗齐的史学论，《史学》在第1卷第1期刊载雷海宗译《克罗齐的史学论——历史与纪事》，该文为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一书的第一章，为全书的总论。作者认为“克氏的议论虽不免有过度处，但以大体言之，他的学说颇足以调剂我们中国传统史学偏于‘纪事’的弊端”[61]。

另外，对于唯物史观《史地丛刊》也刊载了李荫清专文《唯物的历史观与科学的历史》并予以介绍，李荫清主要是引证各家的著作，将其“参互错宗，撮其纲要，再稍微加以己意”，他认为唯物史观“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察法，是一种空前的社会哲学。人类的历史，必以动的社会为对象，以唯物史观的观察法去研究他，然后才可成为科学的历史”。主张研究历史应当“奉唯物的历史观为唯一的规律”，其实质则是“经济中心的社会进化论的历史”[62]。同时，诸多史学期刊也刊登有关的唯物史观书籍的出版广告，如《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三期中“世界丛书”广告一栏有《经济史观》一书的出版广告：“马克思学说精髓全在唯物史观，塞利格曼以唯物史观名词为不当，改称经济史观，将经济史观学说的起源发展以及各方面批评的订正，详加解释，明晰异常。”[63]《史地丛刊》刊登“新文化丛书”广告，亦有《唯物史观新说》，“是书为荷兰人Herman Gorter所著，立意在使荷兰劳动者了解唯物史观之要旨，故辞义浅显，解释详尽，为研究社会主义者之杰作。”[64]

但总的来看，与其时书籍和其他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大量介绍和传播相比，史学期刊很少刊载专文予以集中介绍。这一方面是因为，史学期刊是从研究学术的角度出发而创办，少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更为主要的是因为在五四前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大量宣传下，唯物史观作为新史学的一部分已经被多数学人接受，不同的是接受的程度有所不同，是否作为研究历史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其时，学人更多的是将唯物史观作为新史学建设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论，是从经济上解释历史的一种观察历史的方法，与从政治、文化、地理等角度考察历史等量齐观。

历史学的变革与发展当以理论的进步为先导，从20世纪初梁启超对“新史学”的倡导至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对史学方法论似乎偏执的热衷，都反映了中国史学在近代转型过程中学人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重视。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西方史学方兴未艾之时，历史学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前提下，借鉴西方史学已有的理论成果，以它山之石以攻己玉必然成为中国近代建设新史学之路的有效途径。总之，史学期刊对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传播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建设是存在积极的意义的。

[1]就史学而言，其中以梁启超最具代表性，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史学》，倡言“史学革命”，对传统史学进行了彻底批判，指出传统史学存在“四弊”和“二病”。而梁启超游历欧洲回国后，1921年在南开大学所作演讲中表示：“举凡数千年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由完全的否定变为部分的肯定其价值。

[2]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835-836页。原载《百年史学断想》，《世纪论评》，长春，1998年第1期。

[3]《美国人之东方史观》，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葛立芬著，发表在美国《史眺杂志》（Historical Outlook，八卷三号）。原名为“Why Study Far Eastern History-and How？”研究远东史之缘故及方法。

[4]其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程共计130余种，其关于远东史者凡9种，日本史居其四，纯粹之中国文化史则没有，设置远东历史者如下：1、远东史，注重19世纪以来东西两民族之国际关系，如英人经营印度等；2、远东史，注重西人对于中国、日本、菲律宾、交趾支那之关系；3、日本史，自上古至丰臣氏之亡；4、日本史，德川时代；5、日本近世史，明治维新以后；6、远东热带拓殖史，注重英、美、法、荷诸国在远东热带之属地；7、远东政府，注重现今中国、日本之政治组织；8、日本史，学生各自考究重要问题。参见《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一期，《美国人之东方史观》。

[5][美]葛立芬著，张其昀译：《美国人之东方史观》，《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一期，1921年。

[6]《美人研究中国史之倡导》，由美国拉多黎教授著（Prof K.S.Latourette，Danison University），原文题为：“Chinese History a Field of Research”，原载美国《史眺杂志》（Historical Outlook）十一卷一号。

[7][美]葛立芬著，张其昀译：《美国人之东方史观》，《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一期，1921年。

[8][法]白罗舍著，何炳松译：《拉施特元史考》，《史学与地学》，第一卷第三期，1928年。

[9][日]内腾虎次郎：《史学与地学》，第一卷第一期，1926年。

[10][日]西村真次：《史地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36年。

[11][日]市村瓒次郎著，牟传楷译：《史学年报》，第一卷第三期，1931年。

[12][日]那珂通世著，于式玉译：《史学年报》，第一卷第四期，1932年。

[13][英]阿瑟·胡梅尔（Arthur W.Hummel）著，郑德坤译：《史学年报》，第一卷第五期，1933年。

[14]周一良：《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一期，1934年。

[15]齐思和：《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二期，1935年。

[16]陈裕菁译：《史学杂志》，第一卷第四期，1929年。

[17]陈垣：《史学丛刊》，第一卷第一期，1931年。

[18][日]三宅米吉著，黄子献译：《史学丛刊》，第一卷第一期，1931年。

[19]陈垣：《日本文学博士那珂通世传序》，《史学丛刊》，第一卷第一期，1931年。

[20]刘选民：《本刊的内容》，《史学消息》，第一卷第一期，1936年。

[21]刘选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机关》，《史学消息》，第一卷第四期，1937年。

[22]分别见刘选民《俄国汉学家帕雷狄阿斯之生平及著作概略》（《史学消息》，第一卷第一期），《俄国汉学家华西里夫生平及其著作概略》（《史学消息》第一卷第三期），罗秀贞译《俄国汉学家伯西聶德生平及其著作概略》（《史学消息》第一卷第四期），汤瑞琳译《俄国汉学家雅撒特生平及其著作概略》（《史学消息》第一卷第五期）。

[23]马古烈讲：《欧洲各国对于中国学术之研究》，《史学》，第一卷第一期，1930年。(www.xing528.com)

[24]和田清著，翁独建译：《明治以后日本学者研究满蒙史的成绩》，《史学年报》，第一卷第五期，1933年。

[25]雷震译：《日本近代之西藏论文研究目录（附录）》，《史学丛刊》第一卷第一期，1931年。译自日本《大谷学报》第十二卷第一号。

[26]分别为：大藏经之总括的研究，经论之校刊翻译及研究，喇嘛教研究，史书及历史研究，杂载，探险杂记，梵教研究，语学的研究，文献录等。

[27]高梦谦辑：《史地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37年。

[28]刘选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机关》，《史学消息》，第一卷第四期，1937年。

[29]王庸：《欧史举要》，《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一期，1921年。

[30]载《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二期，1922年。

[31]“译者按：此书著者姓名系音译，因一时不知其原名也。此书内容，吾人未及详悉，第美人之啧啧称道者，要非谨此书之美，殆亦以此类著作不多见之故。方今中外关系日切，以国情宣露外人，其重要不减输入西化，长西文之学者，尤宜多作此类书，以供外人参稽之正径，而杜误解与野心者之利用。故并译此篇，以促国人于此事之注意。若必限于绍介，则此书于吾人之助恐甚稀也。”

[32]齐思和：《英国史书目举要》，《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三期，1936年。

[33]齐思和：《美国史书目举要》，《史学年报》，第二卷第四期，1937年。

[34]二文皆载于《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二期，1922年。

[35]徐则陵：《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二期，1922年。

[36]Clark大学史学教授恩巴斯（Dr.Hary E.Barnes）著，原载The Historical Outlook（Feb.1921），题为“The past and Future of History”，原文较长，陈训慈在翻译过程中，有所删减。

[37]陈训慈译：《史之过去与将来》，《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二期，1922年。

[38]向达译：《近四十年来美国之史学》，《史学与地学》，第一卷第一期，1926年。

[39]向达在翻译此文时对安德鲁（Charles Melean Andrews）的情况予以介绍：安德鲁（Charles Melean Andrews）先后执教于摆马、约翰霍普金斯、及耶礼诸大学，为国家档案委员会及美国政府公牍刊行委员会委员。著述有：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1898）；A History of England for Scholes and Colleges（1903）；Colonial Self Government（1904）；Short History of England（1912）；The Colonial Period of American History（1912）；Guide to American Materials in the British Archives（Vol.I，1898；Vol.II，1912），见《近四十年来美国之史学》，《史学与地学》，第一卷第一期，1926年。

[40]陆懋德：《西方史学变迁述略》，《史学丛刊》，第一卷第一期，1931年。

[41]周一良：《大日本之史学》，《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二期，1935年。

[42]向达译：《俄国革命时历史研究之状况》，《史地学报》，第二卷第六期。

[43]刊载的相关方面论文有：陈训慈《国际历史学会第六届大会记》，《史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H.P.Gcoch著，吴鑫译《国际历史学会之经过及组织》，《历史教育》，第一卷第一期。

[44]如有关大战社会史之编辑的报道如下：世界国际和平著作赏金会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今已规定编纂大战经济与社会史。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War（按系丛书性质）至其组成此书之手续，拟就各国举出一编辑主任，而更由总主任记其成，如法已举定纪德（C.Gide）教授，英为贝弗里奇（W.Beveridge）君，比为皮雷纳（H.Pirenne）博士，意为费南德（L.Finand）教授，波罗的海诸国为韦斯德加德（H.Westergaard）教授；其他各国编辑亦正在组织。其规定之书名，已公布于报告者，凡一百种。已收入此丛书者，有《协约国海运管理》与《1914年至1920年英国之代价》等书。见《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二期，1922年。

[45][美]葛立芬著，张其昀译：《美国人之东方史观》，“译余感言”，《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一期，1921年。

[46][美]鲁滨逊著，齐思和等译：《新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78页。

[47]有关鲁滨逊新史学派成员主要根据李勇的划分，参见《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页。）另外，宋瑞芝等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特纳是美国新史学的首倡者”，“鲁滨逊是美国新史学的理论阐述者和宣传者”，“查尔斯·比尔德可以说是美国新史学的实践者”（宋瑞芝等主编：《西方史学史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20页）。

[48]何炳松所译《新史学》一书虽早在1921年译成，但迟至1924年才得以出版。

[49]谷凤池：《历史研究法的管见》，《史地丛刊》，第一卷第三期，1922年。

[50]主要翻译了鲁滨逊（Medieval and Modern Times）《中世纪和近代》（1916年）一书中的有关论述，如“所贵乎新历史者，事件与状况都在研究之列，使吾辈明了过去的情形，和现在作对比的研究，因此可得较优的生活，并且藉此得知人类理想、信仰同发明何自而来？其发达的程序如何？又人类知识增加后，并于生活有何变迁？”见该书第1-2页。

[51]谷凤池：《历史研究法的管见》，《史地丛刊》，第一卷第三期，1922年。

[52]何炳松：《新史学导言》，《史地丛刊》，第二卷第一期，1922年。

[53]何炳松：《新史学导言》，《史地丛刊》，第二卷第一期，1922年。

[54]于炳祥：《读新史学》，《史地丛刊》，第二卷第二、三期合刊，1923年。

[55]有关这一问题已有专文论述，可以参看李勇、鄢可然《〈史地学报〉对鲁滨逊新史学的传播》（《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一文。

[56]李勇、鄢可然《〈史地学报〉对鲁滨逊新史学的传播》，《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57]《史地丛刊》，第二卷第一期，1922年。

[58]《史学界消息》，《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二期，1922年。

[59]黄公觉：《新史学概要说》，《史学丛刊》，第一卷第一期，1931年。

[60]以上引文皆引自黄公觉：《新史学概要说》，《史学丛刊》，第一卷第一期，1931年。

[61]雷海宗译：《克罗齐的史学论——历史与纪事》，《史学》，第一卷第一期，1930年。

[62]李荫清：《唯物的历史观与科学的历史》，《史地丛刊》，第一卷第一期，1920年。

[63]“世界丛书”，《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三期。

[64]“新文化丛书”，《史地丛刊》，第一卷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