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生
还是先从我在清华的那个年代说起吧。20世纪80年代，看学生文工团演出，一位女学生弹琵琶《十面埋伏》，弹得很好。但总有美中不足之感，声音清脆圆润时未闻“大珠小珠落玉盘”，激愤壮烈之时也不见“铁骑突出刀枪鸣”。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工字厅遇到她，我称赞她琵琶弹得好，也指出她的不足，请她读读白居易的《琵琶行》。她照着我说的去做了，后来她告诉我，她不仅读了而且抄下了，并在努力地背诵。《琵琶行》使她对弹琵琶有了新感受。弹琵琶与古诗词有着必然的联系吗？
1992年12月28日表90班演出《三姊妹》后合影
1984年10月19日晚，钢琴家刘诗昆和他的学生彦晓影在清华主楼后厅，为大家演奏钢琴。学生的父母都是从事艺术工作的，也来欣赏他们女儿的演奏。学生在台上演奏，我在台下作陪刘诗昆与学生的父母。我问孩子的爸爸，她的文化课学得怎样，他说我问得很对，现在正在补习中学的文化课。文化课学不好，钢琴也弹不上去。文化课与弹钢琴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1992年2月18日下午，电影学院，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和表演系学生蒋雯丽探讨怎样演好一个角色，她当时正在参与拍摄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她说 “演好一个角色要找感觉”，她进一步询问“感觉怎样才能找得到呢”？我说，要有生活，要学习、读书、实践，没有这些方面平时的大量的积累，到时候，感觉也是很难找得到的。她赞同我的说法。
琵琶弹得是否够味，钢琴弹得好不好，对角色的感觉是否找得到，这些绝不仅仅是指法、技巧和演技的问题，涉及演奏者对曲子的理解，演员对扮演角色的准确把握。
1995年9月19日我院召开“参加抗日战争老同志座谈会”，会后合影
角色是人，是社会的人，时代的人，不同地域的人。这就需要演员对角色所处的地域、时代和社会环境有深刻的认识，否则角色是扮演不好的。表90班学生表演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四幕话剧《三姊妹》，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三姊妹》讲述的是19世纪末，发生在俄罗斯边远小镇一个帝俄军官家庭里的故事。要一群身处20世纪末的中国的年轻人来表演一个世纪前的、异国他乡的人物故事，当然是一件颇有难度的事情。难在他们不了解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及那个民族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民族风俗，等等。所以我建议他们多读契诃夫的作品，以及那个时代的俄国其他人的作品，以便能够对该剧有更深入的理解。
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没有对社会、对人的透彻的理解和深刻的认识，是不可能创作出高水平的艺术作品的。不可以想象，思想肤浅的人能够创作出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的艺术作品。一部艺术作品水平的高低，完全取决于创作人员的思想境界、艺术修养和人文素养。
我们的校友，1991年导演系毕业生管虎，1992年拍摄了处女作《头发乱了》。后来，他有三年没拍电影，看书，看片子，交朋友，写剧本。逐渐悟出一个道理，不能再玩技巧了。认识到他们这一代电影人与成熟的导演之间的差距“不在于技巧、技术和经历，而在于学识和功力”。后来他拍摄了多部电影、电视剧，2014年拍摄电影《老炮儿》，在第23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获得组委会大奖。
美国著名影星葛丽泰·嘉宝在罗本·马莫利安导演的影片《瑞典女皇》中扮演女皇，在影片结尾一场戏，女皇为了爱情决心放弃皇位，追随心爱的西班牙大使到异国他乡去生活。但当她登上船时，横陈在她面前的却是她痴心追随的爱人的尸体。她应该怎样表演？大哭，还是歇斯底里地大发作？她把握不准，要求导演推迟拍摄。她说：“我不知道该怎样演。” 后来，她按照导演指导的“什么也不演，瞪着双眼，一眨不眨，站在那里”，这个镜头足足拍摄了一分钟。观众看后颇为惊讶，“啊，这女人真有勇气，竟然不动感情。”“啊，她悲痛得欲哭无泪了。”“她沉得住气，无愧于女皇。”（王心语：《导演的梦幻世界》，第185—186页）多种评价说明这场戏给观众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导演、表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经典。这是技巧吗？绝不止，背后是马莫利安和嘉宝的功力。有的长镜头，在不可能运用化妆手段的情况下，通过内在感情的调动，演员可以顿时泪流满面，这仅仅是演技高超吗？不是，是演员的功力。这个功力来自于演员对角色的人物性格、经历、心理活动的深刻的理解与认知。
傅雷说：“凡是一天到晚闹技巧的，就是艺术工匠而不是艺术家。一个人跳不出这一关，一辈子也休想梦见艺术！艺术是目的，技巧是手段：老是只注意手段的人，必然会忘了他的目的。”（《傅雷家书》增订第五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0页）
怎样提高艺术创作者的功力？艺术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活动方式，其作品直接来自艺术家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创造，间接来自社会生活。而对社会，对人类生活反映的深刻程度是一部艺术作品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清华校友，老学长，中国话剧运动的先驱、创始人之一的洪深说：“一部戏，剧旨的伟大，在于剧作者诚恳有力地对当前社会说了一句必要说的有益的话。”（黄会林著《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史料》，第105页）戏剧正是通过所描写的人和事来表达剧作者的某种哲学思想、人生态度和主张。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艺术创作者对社会历史事件，活跃在其间的人物的理解、认识的深刻程度。而这又完全取决于艺术创作者的艺术修养与文化修养。表演艺术家于是之说：“演员拼到最后是拼文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家首先应是思想家。不是吗？曹禺在概括他自己的思想创作道路时写道：“那个时候，我是想反抗的。因陷于旧社会的昏暗、腐恶，我不甘模棱地活下去，所以我才拿起笔。《雷雨》是我第一声呻吟，或许是一声呼喊。在《日出》中，我很想求得一线希望，一线光明。我深切地感到，这个社会没有阳光，需要阳光，向往着‘日出东方，满天的大红……’，但是，哪里是太阳？太阳又怎样出来？我不得而知。写《北京人》时，我的诅咒比较明确些了。那种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是早晚要进棺材的！他们在争抢着寿木。而这个人世，需要更新的血液和生命。”（《曹禺选集》后记）多么深刻、精彩的思想历程！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活动的天地是十分狭小的，历史上的东西你无法经历，他乡异域你也没办法涉足。即使是在当下，在你生活的小圈子内，也不可能事事亲历。所以了解社会，了解历史，认识人类，更多的只能靠书本。所以读书便成了从事艺术创作的非常重要的条件。(www.xing528.com)
厚积薄发。高山峰巅积雪，光彩夺目，是因为有庞大山体的厚积，否则不可能得见山尖那耀眼的光芒。
曹禺在写作《雷雨》之前，阅读了数百部剧本、小说。他主张读原著。清华图书馆管理员都为他的苦读精神所感动，破例允许他自由出入书库。在浩瀚如海的书堆里，曹禺把古今中外名匠大师们呕心沥血的巨著作为典范，反复研读。这为他后来创作《雷雨》等名篇巨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条件。
英若诚回忆他在清华学习时的情景时写道：“在清华的学习为我在专业剧团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阅读外国经典作品是我们课程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希腊悲剧、英国早期戏剧，从《格玛·葛顿的针》到莎士比亚的戏剧”。（《水流云在——英若诚自传》，第162页）
1992年12月28日党委书记王凤生接待老艺术家赵子岳同志
傅雷1955年6月告诫傅聪的是，对音乐的理解，“除了直觉之外，仍需要理论方面的，逻辑方面的，史的发展方面的知识来充实”。（《傅雷家书》，第76页）他要求年幼的傅聪，除苦练钢琴，还要读古文，读诗词和历史书籍。虽然当时的傅聪颇以为苦，但后来终于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对于他理解音乐作品起了莫大的作用。
艺术家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滋养如同人类之与阳光、空气和水一样。一个艺术家，如果不涉足这些领域，没有哲学、历史、文学、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修养，不可能有宽广的视野，深邃的思想，也就难以创作出脍炙人口的艺术作品。
读书，凡识字之人都在做，但读什么，怎样读？便有了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看法和主张：要什么“书目”，想读什么就读什么；读名著，要有“必读书目”；也有人极力反对“必读”“精读”“博读”等，不一而足。“书目”，我们的先贤就创造出了许多个，周贞亮、李之鼎的《书目举要》，张之洞的《书目问答》，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等等。国外的也有许多，如《哈佛书架》。鲁迅在1925年，为答复《京报副刊》征求“书目”的提问，写了《青年必读书》一文，在谈及青年必读书时，写道“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因为他在该文中还说了些别的，因而受到攻击。
1998年9月编纂北京电影学院本科生必读书目（试行）《名著阅读》
在美国，以芝加哥大学学者赫钦斯为代表的一批人，在二战后掀起了一个“名著阅读运动”，目的是为了克服大学教育中的“职业主义”的弊端。赫钦斯说：“如果新的一代要想找到走出明天的迷宫之路，他们所需要的是原则，永恒的原则，而不是资料、事实和有用的小常识。”（赫钦斯《教育何去何从》）他们主张，有趣的教育是通过使用名著而非课本、讨论而非讲座来进行的。1947年成立“名著基金会”，赫钦斯担任首届董事会主席，“全国范围的名著讨论活动像野火般迅速蔓延”。赫钦斯等人吸引了3000人涌入芝加哥交响乐厅讨论柏拉图的《论辩篇》。
什么样的著作才算作名著？马克·吐温说：“名著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读过，但又不想去读的书。”卡尔·范·多伦说：“名著是永远也不必重新再写的书，它们所做的工作是如此完美，它们是不可改进的。”约翰·厄斯金：“它们阐述的基本思想和问题是超越时代的，是永恒的。”
斯科特·布坎南则给出了名著的五个标准：（1）拥有最多的读者，经受了时间的考验；（2）对于它的各种独立的和持续的解读最多；（3）它提出了永远不能回答的问题；（4）它必须是一件艺术品；（5）它必须是一部人文科学的杰作。
我是“名著阅读”派。很欣赏美国散文家、诗人、《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说的话：“首先要读最好的书，以免来不及将它们读完。”条件允许，还是应该向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推荐一些“最好的书”。为了提高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文化艺术素养，解决受教育的学生不仅会拍电影，而且能够拍出好电影的问题，解决“功力”的问题。我作为院长，在1998年认真抓了“北京电影学院本科生必读书目（试行）”的制订工作。5月13日成立“书目小组”，发动全院教师就编制“书目”建言献策，本院教师共提出10份书目，另收集到鲁迅、蔡尚思、张岱年等人，以及当时北大、清华的“必读书目”等，总共30份。对一些重要书籍在各种重要书目中的重现率进行了统计。《书目》分3级，第一级书目为必读书目，共20本；第二级是一级扩大书目，共28本；第三级是二级扩大书目，共26本。三级共推荐书74本。同时制订了实施办法与具体考核办法。1998年9月22日，获院学术委员会通过，9月24日，院长办公会批准，由我签发实施。编辑出版《名著阅读》（内部发行），对20本一级书目的书逐本做了介绍。12月9日，召开全院大一全体学生大会，我作动员，正式开始实施“必读书目”计划。
为了配合“名著阅读”，学院先后请了若干著名学者、教授就名著进行专题讲座，如清华大学张岂之教授讲座“艺术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北师大教授王富仁讲“鲁迅”，北大教授钱理群讲“曹禺”等。收到了好的效果。
作者简介
王凤生，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曾任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院务委员会主任。任中国老教授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中国高等院校电影电视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市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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