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傈僳族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选题缘由与意义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意义

一、选题缘由

由于地理分布的特殊性和所引发问题的复杂性，近年来，跨国民族与社会文化变迁引起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历史上，由于受生活方式、战争、疾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形成过许多大规模的民族群体流动和迁徙运动。这是跨国民族分布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近代以来，由于民族所在国政治动荡，生活不稳定，为了避免迫害和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也使得部分居民小规模流动。这是跨国民族分布格局形成的补充。克莱德·M.伍兹认为，社会文化变迁是由社会文化环境或自然环境的改变而引起的。^[1]确实，由于某个民族不断迁徙，造成同一个民族的不同群体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又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及所在国家主流文化、基本的政治理念、经济生活方式、所在国家和社会的发育程度和所在国家或地区政局的影响，最终导致原先属于同一个民族而后来分布在不同国家的民族群体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变化，也就是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简称社会文化变迁。

勤劳勇敢的傈僳族是我们伟大祖国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傈僳族人口共634 912人，主要分布在位于西南地区云南、四川两省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三江并流腹地。其中，聚居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福贡、贡山、兰坪四县区的傈僳族30多万人，其余的分布在丽江市的玉龙、永胜、华坪、宁蒗四县和古城区，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维西两县，保山市的腾冲、龙陵、昌宁三县，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盈江、梁河、瑞丽、陇川等市县，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武定县和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云龙、宾川等县。四川省共有傈僳族2万多人，主要分布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德昌、会理、会东、西昌、盐源、木里各县及攀枝花市的盐边、米易等县。

傈僳族起源和形成于我国，但近现代以来，由于受生计、战争与其他因素的影响，他们不断迁徙，并最终形成一个跨多国而居的民族。除中国外，国外的傈僳族主要生活在缅甸、泰国、印度东北部地区，其次散居于斯里兰卡、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俄罗斯、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共计40多万人。^[2]在缅甸，傈僳族约38万人，主要分布在缅甸北部高原的克钦邦及迈立开江、伊洛瓦底江流域的葡萄地区至八莫一带，部分散居于萨尔温江流域的掸邦高原。在泰国，傈僳族主要分布在泰国北部的清迈、清莱、夜丰颂、拍遥、达府、甘烹碧、碧差汶、素可泰和南邦等九个府的山区。根据泰国“山民研究中心”于2002年6月所作的一个调查报告显示，当时泰国傈僳族有6 553户人家，分散于泰北各府的155个村庄，共计38 299人，约占泰国山地民族人口总数的4%。^[3]估计，今天泰国傈僳族人口已经接近5万了。在印度，傈僳族约3千人，主要生活在印度东北部边境地区。国外的傈僳族都是在近三四百年期间，才以做生意、逃荒、逃婚、避难等形式，从我国西南边疆地区迁徙出去的。其中，傈僳族进入泰国的时间最晚。保罗(Paul)和刘易斯(Elanine Lewis)认为，傈僳族大概是于1921年前后才迁徙到泰国北部地区的。^[4]

傈僳族跨国境分布格局的最终形成，导致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历史上，傈僳族主要生活于崇山峻岭之中，但从中国迁入缅甸后，他们中大部分人居住于平原地区。^[5]虽然泰国傈僳族大部分仍居住于泰北九个府的山区，但他们与周围其他民族，特别是泰族的联系逐渐频繁，泰国政府甚至派了大批和尚进入山地民族中教授泰语，让山地民族接受泰国文化，加大了对山地民族，特别是傈僳族的同化力度。随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变，以及在迁徙过程中，因傈僳族不断与周围其他民族频繁接触，相互影响日益加深，文化上出现了借用其他民族文化元素的现象，久而久之导致其社会文化发生变迁。正如一位泰国傈僳族老者说的:“自80多年前进入泰国以来，我们的文化中渗入了很多泰族的文化元素，不少人皈依了佛教，许多人家把孩子送去寺庙里读书。”^[6]此话不假，例如，今天泰国傈僳族把羞涩、含蓄的女性比喻成大象，这一时让人无法理解，因为，在傈僳族以前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根本没有出现过大象这种动物。^[7]仔细分析原因，这可能是因为进入缅甸、泰国等热带地区后，人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动物——大象，并在对它们的脾性有所了解后，吸收到自己的文化元素里，专门用来比喻女性脸皮薄、容易害羞等性格特征。

最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泰国傈僳族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步伐明显加快。20多年后，噢多梅再次故地重游，回到她以前进行田野调查的村寨时发现，人们日常的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于是她借用海库(Haiku)的《傈僳族男人和女人:过去与现在》，描述了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8]

男人:他们盲目、凝视和彷徨的表情早已不复存在了，

曾经发出闪闪光芒的弓弩与来复枪的准星，

就像狩猎活动早已结束一样已经消失了。

为了获得工厂里生产的服饰，

为了从市场上购买来消灭庄稼害虫的药物，

他们马甲上的银饰物已经抵押给当铺了。

女人:她们仰起了自己的头，

过去，她们曾像包着头巾的鹤一样，战战兢兢地

行走，

现在，她们开始大摇大摆地行走了。(www.xing528.com)

她们五彩缤纷的服饰的尾部下垂着，

身上穿着机器缝制的尼龙内衣，

尼龙内衣外面是手工制作的褴褛的麻布衣。^[9]

这首诗反映了伴随着泰国现代化的过程，作为山地民族之一的傈僳族的生活正发生着巨大变化，他们传统的文化元素和色彩正慢慢消失，外来文化的元素和色彩正悄悄渗入:由于狩猎活动的结束，傈僳族男人们的狩猎工具——弓弩与来复枪已经不复存在了;为了到坝区购买服饰和农药，他们把自己传统服饰上的银饰物抵押给了当铺;妇女们仰起了头，大摇大摆地走路，她们身上除了传统手工缝制的服饰之外，还增加了机器缝制的尼龙服饰。

社会心理学理论学者认为，人们的活动构成了社会变迁的本质，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可以促进变迁的发生。^[10]海库的诗反映了傈僳族男女行为方式的改变，而这种改变，促进了泰国傈僳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发生，同时也是其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结果和表现。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泰国傈僳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动力是什么?这种变迁的范围有多广?包括哪些内容?变迁的程度如何?人们对这种变迁持什么态度?这些正是本书将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2006年9月，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有幸考入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师从著名的东南亚民族历史源流专家何平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继续学习和深造。由于我的专业跨度较大，基础差，底子薄，何老师建议我选题要熟悉且有把握。作为傈僳族的一员，我自幼生活在傈僳族集聚的农村，由于长期耳濡目染，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我打算写与傈僳族历史文化有关的内容。又由于我的专业为世界民族与民族问题，研究方向为东南亚民族与民族问题，于是，我初步把自己的论文题目暂时拟定为“中缅泰傈僳族跨国境分布格局的形成及社会文化变迁研究”。2008年2月14日，我从德宏瑞丽口岸进入缅甸，计划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傈僳族村寨作为考察点，对缅甸傈僳族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重点是了解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然后通过与文献记载作对比，从中发现其社会文化的变迁。但由于缅甸还是一个不太开放的国家，很多地方外国人不能前往，如曼德勒北部的抹谷地区(傈僳族集聚区之一);由于担心惹上不必要的麻烦，许多政府部门和大学的门卫不允许我进入，许多政府官员和大学学者拒绝了我的采访。最后，这次耗时两周多的缅甸傈僳族田野调查以失败而告终。回来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联系上了几位泰国傈僳族知名文化人士，如萨达(Sakda Saenmi:泰国清迈大学山民研究中心副主任)、斯蒂芬(Stephen:泰国傈僳族商业界人士)等，以及一些研究泰国傈僳族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院教授爱德华·保罗·德润贝格(Edward Paul Durrenberger)先生和泰国清迈大学人类学学院教授噢多梅·克蕾讷·慧斯新(Otome Kleine Hutheesing)女士，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大卫·布拉德利(David Bradley)先生等。在他们的建议下，与导师商量后，我重新把论文题目拟定为“泰国傈僳族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整体研究与个案调查”，并于2009年8月2日至30日亲自到班伦寨进行实地田野调查，结合收集到的大量文献资料，开始撰写博士论文。

之所以选择清迈府班伦寨作为田野调查对象，主要是因为爱德华·保罗教授于四十多年前在那里进行过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之后，发表了大量反映村民们经济活动、宗教信仰、与周围其他民族如泰族关系的一系列文章。笔者打算通过此次田野调查，对比班伦寨村民四十年前与今天风俗习惯的差异、经济的变化、教育的发展、傈僳族与泰族及其政府关系的演变等，从而展示整个泰国傈僳族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历史演变轨迹。

二、选题意义

笔者认为，研究泰国傈僳族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还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整体性研究意义。众所周知，东南亚是我国的近邻，由于地缘的关系，东南亚的许多民族与中国的许多民族，特别是中国南方的许多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美国学者弗兰克·勒巴尔就特别强调说:“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讲，东南亚北部并不以中国边界为限。若干世纪的移民、贸易和政治关系，使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的民族与中国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和广东诸省(区)的居民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片地区构成了一个联系密切的整体，为了研究这个地区的民族和语言的历史以及民族分布和文化演进，我们也应当把这片地区看成一个整体。”^[11]泰国傈僳族与中国傈僳族是同根同源的民族，他们只是在近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才从我国云南途经缅甸迁徙到泰国的，因此，如果想对泰国傈僳族的历史和现状有足够了解的话，我们的研究范围就必须以我国西南地区到泰国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区为背景。了解泰国傈僳族的由来及其社会发展与文化的演变，首先要了解傈僳族在中国的形成、发展、演变和他们如何迁徙到东南亚地区的历史过程，还有他们目前的社会文化发展情况等。这种整体性研究使得我们对傈僳族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有一个更加连贯、清晰的脉络;同时，对东南亚特别是缅甸、泰国傈僳族的历史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还可以拓展我国傈僳族史、傈僳学等学科的研究视野，为从这些学科中派生出来的诸如中国傈僳族与东南亚傈僳族关系史和中国傈僳族与东南亚傈僳族跨境民族史等新领域的深入研究打下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

其次，新视角研究意义。2009年7月底至8月初在昆明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上，来自中国、美国、缅甸和泰国四国的33位傈僳族专家、学者参加了主题为“傈僳学创建与傈僳族发展”的会议，提出了创建傈僳学，决定成立云南民族大学国际傈僳学研究中心，把傈僳学研究推向国际舞台。本书通过对泰国傈僳族的由来及其与泰族和政府关系的演变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为傈僳族的历史、傈僳学的理论发展提供一些新的资料和参照，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对这一学科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提出新的观点和看法，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在这一学科的理论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

因此，对东南亚地区泰国傈僳族的由来及其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同时，这一选题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研究作为跨国民族之一的泰国傈僳族，了解他们的社会文化，有利于我们对外开放和交流的进一步深入。由于地缘关系，中国与东南亚各个跨境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一直没有间断过。近年来，伴随着中国与东盟各国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中国与东南亚各个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级别也越来越高。云南与东南亚很多国家山水相依，同饮一江水，保山更是通向南亚、东南亚的第一站，桥头堡。这种天然的区位优势加上同源关系，有利于中缅印泰四国傈僳族民间往来。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着云南民族学会傈僳族研究委员会及各州市傈僳族学会的成立，各种研讨会相继召开，泰国、缅甸的傈僳族同胞应邀纷纷前来参加会议。在相互交往中，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即作为主要横跨中国、缅甸、泰国、印度四个国家的傈僳族，为我们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提供天然的平台和桥梁。随着中缅印泰傈僳族交往的不断发展和深入，有必要对国外傈僳族，特别是缅甸和泰国傈僳族的社会文化、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有所了解，尤其是阐明他们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以及跨境民族与国家疆域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在反对民族分裂势力利用跨境民族这一阶段性的民族历史现象进行分裂活动的基础上，从正面利用同源民族和跨国民族这些国际纽带，进一步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使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能够在更加和谐的环境中稳定发展。

其次，学习和吸取泰国政府在发展泰国傈僳族社区经济、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和构建民族认同的探索过程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以为我国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各民族政治平等和经济文化共同繁荣是我国民族政策的基点，因此，如何实现少数民族政治平等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处理好各种社会问题，是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之一。2008年8月，国家民委列出了全国6个特困民族，傈僳族便是其中之一。云南省将从2010年开始进一步加大对景颇、佤、拉祜、傈僳4个特困民族的扶持力度，希望通过2～3年的试点建设，5年的全面扶持，使这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达到当地中等或中等以上水平。在如何发展泰国傈僳族与其他山地民族社区经济、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和构建民族认同的探索过程中，泰国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都会给我国党和政府发展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特别是傈僳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