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傈僳族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整体研究及个案调查概述

第二节　国内外傈僳族研究现状综述及比较

傈僳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自唐代出现“栗粟”二字以来，历朝历代的史书典籍中出现了很多对当时傈僳族社会生活描述的文字。清代余庆远的《维西见闻纪》“夷人”傈僳族条目中虽然文章只有短短的四百余字，但对清代傈僳族的服饰、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及婚姻习俗进行了详细描述。^[12]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很多国内外专家、学者从族源族称、社会形态、生活习俗、服饰文化、宗教信仰、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对傈僳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大批优秀成果也应运而生。本节拟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目前国内外有关傈僳族研究的文章和书籍作一简要综述和评述，以便今后人们对傈僳族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国内傈僳族研究现状综述^[13]

20世纪上半叶，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傈僳族。出版于1933年的《云南边地问题研究》卷宗上，刊载了李生庄《云南第一殖边区域之人种调查》一文，文章简要介绍了傈僳族的社会文化概况。尹明德、曲木藏尧等人也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了关于傈僳族的研究报告。谈到民国时期有关傈僳族的研究专著，不得不提及陶云逵的《碧罗雪山之栗粟族》和张征东的《傈僳族社会历史调查》，这两本书是对傈僳族进行民族学意义上研究的开始。《碧罗雪山之栗粟族》研究报告长达十余万字，至今仍是我们所见到的中文版傈僳族调查研究报告中最有分量、最完整、最全面、学术价值最高的一篇。《傈僳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报告成稿于1945年左右，是继《碧罗雪山之栗粟族》之后，又一篇比较系统而全面地反映近代以来，怒江等地傈僳族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力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研究文化的热潮，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至今仍方兴未艾。傈僳族文化研究便是这股热潮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一)专著方面

1981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的《傈僳族社会历史调查》。该书介绍了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碧江县、泸水县、福贡县一些村寨的社会经济、婚姻、宗教等状况。1983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傈僳族简史》编写组编写的《傈僳族简史》。该书论述了傈僳族历史发展、社会经济形态、文化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介绍了傈僳族的革命斗争传统，以及其在历史上对缔造统一伟大祖国所作出的卓越贡献。1986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编写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概况》。该书共分十五部分，包括行政区划、自然地理、人口分布、地区沿革、社会经济结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民族特点等内容。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祝发清、左玉堂等主编的《傈僳族民间故事选》。该书由八十多个小故事及光加桑、木必扒和恒乍绷三个人物故事组成，内容涉及广泛，包括天、地、人的由来，说教故事，机智人物故事，民族英勇故事等。余仁澍、李兴等人主编的《傈僳族风俗歌集成》(云南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以十个调子描写了傈僳族狩猎、盖房子、过年、婚嫁等日常生活场面。对傈僳族婚姻习俗的描写还有木玉章、祝发清、周忠枢等人搜集整理的《逃婚调·重逢调·生产调——傈僳族民间长诗三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这些著作为今后对傈僳族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作了较好的铺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论文方面

论文方面主要有杨民光的《傈僳族共耕制的形成、发展和转化》(《经济问题探索》，1982年第4期)、《傈僳族的自然历法》(《民族文化》，1982年第4期)、《傈僳族原始宗教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4期)、《傈僳族的氏族图腾崇拜》(《民族文化》，1981年第3期)和《傈僳族族源略论》(《昆明社科》，1990年第2期)，冯魄的《“粟栗”与“栗粟”考》(《民族研究》，1990年第5期)，张桥贵的《论傈僳族的原始宗教》(《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陈一的《傈僳族原始宗教与原始文化》(《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6期)。

从研究特点看，8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傈僳族族源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14]

首先，杨毓才先生等人在《傈僳族简史》、《云南少数民族》等著作中，比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傈僳族源流在各个时期的演变，提出先秦时期傈僳族源于氐、羌系统的部落集团;两汉时期属“叟”、“嶲”等靡莫之属;唐代以来被称为“栗粟两姓蛮”，并一直处于邓、丰巴、两林等部落的统治下;宋元两代，史书中没有傈僳族的记载，明清以后，傈僳族的称谓逐渐趋于统一和稳定。

尤中先生在《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一书中，对南诏至元代时期傈僳族的演变及称谓又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唐代《蛮书》所称“施蛮”、“顺蛮”就是傈僳族的先民。到了元代，上述称谓不见于史料，又被称为“卢蛮”，“卢”与“傈”同音，“卢蛮”就是傈僳族在元代的称谓。^[15]

杨光民先生在《傈僳族族源略论》一文中，考证了唐以前至秦汉时期，傈僳族先民系“笮人”，并将傈僳族历史研究的上限由传统的“唐代起源说”明确地前提至秦汉时期，并以《腾越州志》“傈僳，《通志》:相传楚庄蹻开滇时便有此种”的史料为事实依据，进行了分析。该文还引《太平寰宇黎州》“东南至栗蛮部落二百里”史料证明，从唐代出现“栗粟两姓蛮”起，至宋代，傈僳族作为单一民族已经载入史册。^[16]

冯魄先生在《“粟栗”与“栗粟”考》一文中认为，现今问世的诸种云南民族“丛刊”，“误将《蛮书》卷四‘粟栗两姓蛮’误作‘栗粟’”。^[17]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引起民族学界诸多专家学者的质疑。其中，杨毓才先生更是专门撰写《对〈“粟栗”与“栗粟”考〉一文的校正》，对这种观点进行反驳。

根据考古发掘材料，张增祺先生认为，怒江与金沙江两岸曾有过“昆明人”的足迹，进入新石器晚期后，部分“昆明人”继续留在当地。他提出，“昆明人”并非源于西北，而是活动于怒江、澜沧江河谷的土著民族。

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着文化研究热的出现，傈僳族文化研究成为一门热门课题。这一时期，由祝发清、胡应舒两位傈僳族学者倡导并创立了云南民族学会傈僳族研究委员会，简称“傈研会”。这使得傈僳族研究成为一项新兴的国际研究课题，一些有影响的文章、专著也随之发表和出版。

(三)口传文献方面

云南民族古籍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傈僳族文库之一的《丧葬歌》(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描述了死者亡魂回归祖先住地所经过的地方，再现了傈僳族先民的迁徙路线及生活场景，重塑了迁徙文化的烙印。木玉章等整理的《祭天古歌》(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一书共分十八篇(其中“晒盐”和“祭盐”两篇合并为一篇)，充分讲述了傈僳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思想文化。2004年到2006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由张自强搜集整理，张自强和杨宗共同翻译的《傈僳族阿考诗经》和《傈僳族祭祀经》两本书。这标志着在文化发展史上，傈僳族第一次把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以文字的形态记录和传承下来，实现了由口头传承向文字传承的过渡，并将以文字形态即物化的形态同其他民族进行沟通、交流，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傈僳族文化。对这两本书的评价，正如车银川所说:“显然，这两本书的出版不但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更具有起始的里程碑意义。”^[18]

(四)社区研究方面

《傈僳族社区发展研究——以云南省武定县插甸乡安乐村为个案》一书是云南民族大学鲁建彪教授2007年出版的新作。此书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村落社区为个案，第一次对傈僳族社区的发展作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论述。该书首先考察了傈僳族社区的历史与现状，进而从婚姻、家族、人口、政治状况、经济发展、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不仅综合运用了大量丰富的文献资料，而且深入农村社区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对材料的分析中有独到的见解。因此，该书的理论、观点、方法是恰当的，在选题方面有较大价值。目前对傈僳族社区的研究还相对薄弱，该书在民族社区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创新。^[19]

(五)宗教方面

关于傈僳族宗教信仰研究的文章很多。李月英的《云南怒江傈僳族的宗教信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一文详细叙述了外来宗教对傈僳族社会生活的影响。杨杰、贺丽芬的《傈僳族的图腾与姓氏》(《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一文认为，傈僳族图腾崇拜维系着族内各氏族的生存与发展，其图腾物常常就是姓氏本身或代称(即姓氏名称)，也就是他们的图腾崇拜物。胡玉英的《傈僳族社会生活中的巫文化》(《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傈僳族巫术文化的内容和方式，阐释了傈僳族普遍信仰的“尼”的实质——原始的万物有灵崇拜。

(六)语言文字方面

关于傈僳族语言方面的研究，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傈僳语差别不大，另一种认为因地域不同傈僳语差别很大。主要论文论著有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指导工作委员会编撰的《云南省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认为，傈僳语的语音差别不大，语法结构基本一致，只是由于各地借词来源不同，造成读音有所差异，不过大多数都有语音对应规律。余德芬的《十八岔傈僳话音位系统研究》(《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认为，傈僳族的分布比较广，所以语言差别很大。盖兴之的《民族语言文化论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则认为，傈僳语有三种方言，词汇差别大，不能相互通话。与此有相似观点的，还有李强的《傈僳语与英语的形容词用法比较及语言和思维的互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和胡玉英的《浅谈傈僳语词的构成》(《云南民族语言文学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傈僳语载瓦语动词“态”的语法范畴比较》(《云南民族语言文学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三篇文章。关于傈僳文字研究的，有荣凤妹的《傈僳文概述》(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指导工作委员会编《云南少数民族文字概要》，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高慧宜的《傈僳族竹书文字的异体字初探》(《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和木玉璋的《傈僳族音节文字造字法特点简介》(《民族语文》，1994年第4期)等。^[20]

(七)文学研究

关于傈僳族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十余年来发表和出版的主要论著有左玉堂的《傈僳族文学简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其根据傈僳族的社会历史和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较系统地梳理出从远古至20世纪90年代傈僳族文学发展的脉络，揭示出其发展的规律、特点和重要的文学现象，作出了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概括和总结。杨春茂的《傈僳族民间文学概论》(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认为，傈僳族早期无文字，本民族诸多文化现象和文化形式都以口头传承的方式代代相传、袭宗承源。傈僳族民间文学便成了这个民族多功能的记录工具，成了各种文化现象的集中代表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八)文化研究

傈僳族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辞典、文化志和文化史方面。范祖錡的《傈僳族文化史》一书对傈僳族的历史、文化源流、生产工具、技术、衣食住行、婚姻家庭、习俗道德、宗教信仰和文学艺术等方面进行了介绍。王尧主编的《中华文化通志第三典——傈僳族文化志》一书详细阐述了傈僳族的语言文字、民族艺术、教育、生活习俗和宗教等。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民族出版社编的《傈僳族文化大观》一书较系统地介绍了傈僳族的渊源历史、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商业贸易、经济生产、建筑名胜和对外文化交流，全面展示了傈僳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罗汉田著的《中国少数民族住居文化——庇荫》和苑利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符号与象征》两书具体介绍了傈僳族的民居建筑与服饰特点、制作技艺及装饰功能，更突出地揭示了隐藏在建筑和服饰背后的傈僳族传统、信仰追求、心态等文化内涵。

(九)民族教育研究

何大昌、丁惠兰著的《傈僳族教育史》(载《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认为，中国傈僳族教育的历史特点是很突出的，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实践中，傈僳族人民用前人立下的规矩和形成的习俗，以口头传授方式进行各种教育，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民族民间教育内涵。李茂林的《傈僳族教育的现状及其对策》(《民族教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认为，傈僳族教育水平低，加快傈僳族教育发展的对策主要有三点:一是建立适应的法规，二是科普培训，三是改革教育内容。李月英的《面对现代化发展的傈僳族传统文化》(《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一文认为，傈僳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并提出了两点解决这些矛盾的对策和措施。胡贵等人的《傈汉双语教学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一文认为，在傈僳族聚居地区对儿童于学龄前进行一年傈僳文教学，进入学龄后加学汉语，在小学三年级后完全用汉语教学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二、国外傈僳族研究现状综述

国外傈僳族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学者安德生在《云南社会调查》(1871)以及《从曼德勒到腾冲》(1876)两本书中，较早地提到在腾冲与缅甸交界处的大山中有傈僳族的活动。在《傈僳语言》一书中，佛瑞基也介绍了傈僳族的分布情况。法国亨利·奥年良撰写的《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1898)一书，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他在怒江与澜沧江流域见到的傈僳族及他们的文化。英国学者戴维斯在其所著的《云南》(1901)一书中，对傈僳族的生活习俗与文化等都有介绍。^[21]另外，国外的傈僳族研究水平要数泰国最高，因此，有必要对泰国傈僳族研究成果及相关的专家学者进行全面介绍。

泰国傈僳族是泰国的一个山地民族，主要居住在泰北地区，他们大概于20世纪初才迁徙到泰国。60年代末70年代初，来自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许多人类学家开始对泰国傈僳族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至今五十多年过去了，虽然由于人口较少、居住地分散等因素，相比较其他山地民族，如克伦族与蒙人(苗族的一支)等，泰国傈僳族的研究成果不算丰富，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出版和发表了许多书籍和文章。^[22]下面从综合性研究、原始宗教、经济发展、文化认同、社会习俗、文化变迁、语言、与泰族及泰国政府的关系研究、网络研究等几方面，对这些成果一一介绍。

(一)综合性研究

综合性研究主要是指以民族志的方式研究一个民族，内容主要包括该民族的族称族源、地理分布、人口数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经济关系等。在保罗和刘易斯撰写的《金三角民族——泰国的六个部落》(Thames and Hudson，London，1984)、永·戈登(Yong.Gordon)的《泰国北部山地民族》(AMS Press，New York，1962)、JoachimSchliesinger的《泰国的非泰语民族》(曼谷莲花出版社2000年版)与Lebar和Frank的《中南半岛民族》(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Press，NewHaven，1964)四本书中，都涉及泰国傈僳族的相关内容。相同的是，这些内容都以民族志的方式出现，包括了傈僳族的族源、历史、语言、节日、人口分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不同的是，与其他三本书相比，《金三角民族——泰国的六个部落》一书不但内容翔实，而且书中配有色泽鲜艳的傈僳族服饰与生活图片，让人读后会在脑海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另外，在书中的部分章节，保罗和刘易斯还加入了个人的观点，比如谈到傈僳族的性格特征时，认为傈僳族是一个争强好胜的民族，他们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都要争第一。^[23]这四本书是了解泰国傈僳族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的基础性读物，也称奠基之作。(www.xing528.com)

(二)原始宗教研究

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爱德华·保罗·德润贝格先生是泰国傈僳族原始宗教研究的代表人物。爱德华·保罗于1968年至1971年在泰国北部清迈府的班伦寨(Ban Lum)进行了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之后，他先后发表了诸如《傈僳族的灵魂观念》(《暹罗社会杂志》，1975)、《傈僳族神秘的角色》(Bijdragen Tot de Taal－，Land－en Volkenkunde 131:138～158，1975)、《灵魂的旅行》(《亚洲民间传说研究》，第34卷第35～50页，1975)、《傈僳族的萨满和一些普通问题》(《人类学社会期刊》，1975年第7期，第1～20页)、《一次傈僳族萨满的降神会》(《暹罗社会杂志》，1975年)和《傈僳族的信仰和逻辑》(Bijdragen Tot de Taal－，Land－en Volkenkunde，136:21～40)等大量文章。这些文章不但反映了傈僳族原始宗教信仰如祈求山神保佑的祭祀、治疗疾病的招魂等活动，还描述了原始宗教的代表人物——萨满(shaman)和祭司(priest)的日常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次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保罗完成了他的有关傈僳族原始宗教信仰的《傈僳族疾病治疗的民族学研究》(The Ethnography of Lisu Curing)博士论文。该论文以班伦寨为研究个案，探讨了其宗教神职人员的结构和关系、神灵的结构和分类、原始宗教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功能及其作用等。

(三)经济发展研究

很多书籍和文章都涉及泰国傈僳族经济方面的内容，但专门对其经济进行研究的主要有爱德华·保罗的《一个傈僳族村寨的经济》(《美国民族学者》，1975年第3期)、《一个傈僳族村寨的稻谷生产》(《东南亚研究期刊》，1979年第10期)和《区域背景下的泰国一个傈僳村寨的经济》(《东南亚》，1974年第3期)三篇文章，以及蒂森特·阿兰(Dessaint Alain Yvon)的《鸦片和劳动力:泰北傈僳族社会结构和经济的变化》(《农民研究》，1992)、《今年的罂粟花很漂亮》(《自然历史》，1972)、《泰国山民傈僳族的经济结构》(夏威夷大学，1972)。保罗的三篇文章主要阐述了清迈班伦寨村民日常的经济活动，如生产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人们对种植鸦片、旱地稻谷和玉米劳动投入的比例关系，以及班伦寨与周围其他民族，特别是坝区泰族的经济往来关系等。蒂森特·阿兰则以清迈恶山顶寨为例，主要阐述了村民们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如他们如何焚烧森林、开垦山地，何时如何种植和收割鸦片、旱地稻谷和玉米，如何交换和消费，以及村民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包括如何交换劳动力、怎样商定新郎的劳动服务期限等。

(四)文化认同研究

研究傈僳族文化认同的学者主要有约瑟夫(Joseph R.Rickson)、哦纳农(Ornanong Saenyakul)与迈丝(Yves Conrad)三人。约瑟夫于2005年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社区和认同:泰北一个傈僳族寨的区位政治》，以夜丰颂府拜县的家族纳克(Ja Zu Na Ko)傈僳族村寨为例，探讨了在泰国政府政策变化和一系列社区发展计划中，村民们为保护傈僳族文化遭到破坏所遇到的困难及其所作的努力，从而展现了他们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哦纳农女士的硕士论文《傈僳族妇女的自我认同——一个傈僳妇女生活经历的个案研究》(2005)以她自己的亲身生活经历告诉人们，她的奶奶和妈妈那两辈人都按照傈僳族传统的习俗生活，如她们遵从傈僳族社会传统的习惯法，穿戴傈僳族服饰，使用傈僳族名字等。但是到了自己这一辈人时，由于受到外来主流文化的影响，生活习俗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渐渐喜欢泰族服饰和泰语名字等。迈丝的《泰国北部傈僳族的认同:一个人类学的难题》(《今日山民》，白莲花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版)一文，从傈僳族的社会结构、村寨分布、历史起源、族称来源及其含义等方面出发，探讨了他们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及为保留传统文化所付出的努力。

(五)泰国傈僳族与泰族及泰国政府关系研究

专门研究泰国傈僳族与政府关系的主要有三篇文章:保罗的《认识误解:泰北傈僳族与泰族的关系》(《人类学季刊》，1975年第48期)、《一个傈僳族村寨的诉讼和权威:两个案例研究》(《人类学研究杂志》，1976年第32期)和普塞特(Prasert Chaipigusit)的《高地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带有批评的常用于傈僳族的评论》(载《今日山民》，白莲花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版)。在《认识误解:泰北傈僳族与泰族的关系》一文中，保罗通过班伦寨“泰族医生与村民的关系”和“泰族商人与村民的关系”两个案例来分析他们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所在——由于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相互误解和不信任。在《一个傈僳族村寨的诉讼和权威:两个案例研究》一文中，保罗同样是通过“葫芦纠纷”和“密之死”两个案例，说明一个傈僳族村寨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体系，与泰国政府之间仅仅是表面上的、疏散的关系。在《高地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带有批评的常用于傈僳族的评论》一文中，普塞特通过大量的事实阐述，认为把傈僳族贴上“无政府主义者”的标签是不对的，因为除了追求平等和自身的利益外，他们乐于接受泰族文化，并积极融入泰国社会。

(六)社会习俗研究

单独把社会习俗研究列出来，主要是因为泰国清迈大学人类学教授噢多梅女士的《泰北傈僳族日益凸显的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一书。该书系噢多梅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清莱府北部一个叫见虎村的村寨所进行的为期六年的田野调查的结晶。不像一般民族志那样只是简单、表面地描述傈僳族的生活习俗，噢多梅深入、全面、仔细地观察和了解他们的日常行为方式及原因，大到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小到人们吃饭时如何就座，甚至男女做爱时的姿势等内容都有涉及，最后作者提出了傈僳族社会存在男女不平等现象的观点。此书是全面了解泰国傈僳族日常生活习俗与文化的经典之作。

(七)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前，泰国大多数山地民族主要依靠种植鸦片维持生活，但90年代以后，由于受到来自国际、国内的压力，泰国政府采取严厉措施，禁止种植鸦片。和其他民族一样，失去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鸦片，傈僳族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描述这一变化的有凯思琳(Kathleen A.Gillogly)的博士论文《泰国鸦片控制和资源保护下傈僳族社会结构的变迁》(密歇根大学，2006年)和噢多梅的《傈僳族社会的剧变——对泰国北部一个边境村寨二十年的观察》。凯思琳认为，由于政府对鸦片种植的禁止和对森林实施保护后，傈僳族转向新型的多种经济经营模式。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后，傈僳族的婚姻模式、家庭结构也都发生了变化，最后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重游故地，噢多梅发现见虎村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诸如人们已经不再种植鸦片，很多老年人开始讲泰语，很多年轻人开始接受泰族服饰、音乐、生活方式等。

(八)语言研究

对泰国傈僳族语言的研究主要有霍普·爱德华·雷金纳德(Hope Edward Reginald)、如普·D.H与大卫·布拉德利(David Bradley)三人。在霍普的博士论文《傈僳语句子构成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72)中，她详细分析了傈僳语句子的构成，并与其他语言，如拉祜语、克伦语等句子的构成进行了比较。在如普的博士论文《傈僳语语法》(耶鲁大学，1970)中，他深入分析了傈僳语的语法结构。对傈僳族语言研究较深的要数大卫·布拉德利，他先后发表了很多与傈僳语有关的文章，如《傈僳语》(参见格雷厄姆、兰迪编著《汉藏语系语言》，Routledge Press，2003)、《傈僳语的正确拼字和电子信函的传递》(参见Anju Saxena编著《技术的进步和南亚语言》，Mouton De Gruyter Press，2006)等。1994年和2006年，大卫和霍普等人先后编撰出版了《北部傈僳语方言字典》(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学院语言学系)和《南部傈僳语字典》(加利福尼亚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汉藏语源学字典与辞典规划中心)两本书。在书中，与我国学者把傈僳语划分为两种或者三种方言不同，他们把傈僳语划分为南部方言、中部方言、北部方言和东部方言四大方言。

(九)其他研究

在汉斯·皮特·拉森的《泰国北部傈僳族音乐》(《亚洲民间传说研究》，1984年第3期)和《傈僳族音乐》(哥本哈根大学，1981)中，他把傈僳族的乐器和歌曲进行了分类，指出音乐在傈僳族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人们日常生活必要的调味品。马讷普·杨家(Manop Yangja)在他的硕士论文《影响傈僳族中学学生辍学的原因探析》(清迈大学，2006)中指出，家庭因素(如父母希望子女回家帮助干活)和同龄人影响的因素(如大多数同龄人到城市打工)，是导致傈僳族中学生辍学的两个最主要的因素。在《一个傈僳族村寨的生活》(Footloose book，2001)中，约翰(John R.Davies)以采访的形式，描述了位于清迈北部一个叫洞伦(Dton Loong)的傈僳族村子村民的宗教信仰情况、社会组织及经济状况。如果以网址“http:// lisu.hilltribe.org/english/”进行搜寻，我们还能发现许多有关泰国傈僳族的历史源流、建筑风格、服饰、传说故事、艺术、语言、历法、传统节日、手工艺品、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的资料;“http://www.lisuhilltribe.com/”是由美国人艾伯特和他的泰国傈僳族妻子苏珊共同创建的，主要是通过介绍傈僳族的传统节日文化、草药、服饰及工艺制作品，达到吸引游客前往旅游消费的目的。

三、中泰傈僳族研究现状之比较

综上所述，深入分析近现代中国、泰国学者们有关傈僳族的研究成果，个人认为有下面一些特征。

第一，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对比。对比泰国与我国傈僳族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国内学者主要注重宏观研究，即理论方面的探索与研究，重点诸如傈僳族的起源、族称、迁徙、宗教信仰、新中国成立前傈僳族的社会形态等内容。相反，国外学者比较注重微观研究——实证和个案方面的探索和研究，重点诸如傈僳族的经济、日常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等内容。

宏观研究是理论角度站得比较高的研究，其优点是具有高度的理论概括性、总结性、统筹性、统领性、前瞻性。但这种研究很多时候内容显得有些空洞，人云亦云，创新点不突出，重复劳动现象比较严重。比如在谈到傈僳族的基督教信仰时，有十多篇文章的内容是一样的，都是先介绍基督教在傈僳族地区传播的历史，然后解释其在傈僳族地区迅速传播的原因，再谈基督教对傈僳族社会的影响，如此等等。

微观研究是以个案研究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其优点是具有客观真实性，是某学者对一个傈僳族社区或者村寨人们社会关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实事求是的描述，让读者对这个地方某一时间段人们的生活情况有一个详细的了解。噢多梅在《泰北傈僳族日益凸显的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一书中，对见虎村村民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详细描述;保罗在博士论文《傈僳族治疗疾病的民族志学》中，通过描述清迈府班伦寨村民的日常生活，重点探究了他们的原始宗教信仰与活动。但相比较宏观研究而言，这种以傈僳族社区为基础的微观研究则显得太具体化、个案化，切入口比较窄，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也只能描述某一个村子的情况，不能代表整个泰国傈僳族的生活、生产状况。

第二，与目前国内学者相比，泰国傈僳族研究者更注重田野调查。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陶云逵、张征东和(五六十年代)民族学工作者杨毓才、杨光民等人为代表的我国老一辈学者非常重视田野调查，亲自深入怒江、维西等傈僳族聚集的地区进行考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而这些成果是我们今天继续研究傈僳族的奠基之作。这进一步说明田野调查在民族研究中的重要性。但就国内来说，目前在傈僳族研究者中，进行田野调查的人不多，即使有，他们调查的时间也不太长，大多为一个月左右。更多的是对史籍、前人调查资料的直观分析。泰国傈僳族研究者一直比较注重田野调查，并且时间跨度也较长，大都以年为单位。爱德华·保罗在清迈班伦寨住了3年(1968—1971)，蒂森特·阿兰也在清迈府的恶山顶村住了3年(1969—1972)，噢多梅在清莱见虎村住了5年(1982—1986)，凯思琳从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泰国北部傈僳族村寨到2006年她的博士论文完成，前后断断续续经历了近10年的时间，约瑟夫在夜丰颂拜县的家族纳克寨住了8个月，才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由于这些学者长时间、近距离的观察，有的甚至融入傈僳族的日常社会生活中，因此，他们对傈僳族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宗教等的描述是细腻、深入和透彻的，也是国内学者无法想象和比拟的。

第三，相对于泰国，国内相关傈僳族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较少。这一点可用一组数据来说明。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共有傈僳族634 912人。如此多的人口，如果在中国知网以“傈僳”进行搜索，符合这一搜索要求的结果共有2 377篇文章，但仔细、逐一浏览才发现，只有2篇博士论文和1篇硕士论文对傈僳族进行研究。^[24]其中，博士论文为高慧宜的《傈僳族竹书文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5)和曹月如的《云南怒江傈僳族基督教文化研究——以福贡县架科乡里吾底村为例》(中央民族大学，2009)，硕士论文为邹培的《傈僳族婴幼儿家庭教育传统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9)。据2002年泰国山民人口统计，泰国傈僳族的人数近4万，^[25]相关研究成果成博士论文6篇，硕士论文3篇。^[26]这些研究成果不但选题各异，内容丰富，而且质量都比较高，作者都是选取某一个角度对某一个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门、深入的研究。如保罗在博士论文《傈僳族疾病治疗的民族学研究》中专门研究傈僳族的原始宗教，蒂森特·阿兰在博士论文《泰国山民傈僳族的经济结构》中的研究专门探讨傈僳族的社会经济活动，汉斯·皮特·拉森在硕士论文《傈僳族音乐》中专门探究傈僳族的音乐。这样的研究，不但文章的内容翔实，研究重点突出，而且针对性也比较强。

第四，学术研究与社会活动的关系。国内傈僳族研究的专家学者大都有这样的倾向:学术研究归学术研究，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发表文章，或者临时向政府提交研究报告，也就是说，学术研究与社会活动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是截然分开的。泰国很多研究傈僳族的专家学者，如噢多梅、约瑟夫等都把自己的研究与社会活动紧密联系起来。约瑟夫加入了泰国山民研究组织，专门处理傈僳族与政府之间联系和往来的相关事务。噢多梅为傈僳族获得身份证、足够的土地、粮食和其他福利待遇而奔走呼吁;另外，因为比较喜欢傈僳族孩子，噢多梅在她进行田野调查的村子收养了两个傈僳族孩子。当然，这也为她对傈僳族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这种有血有肉的研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第五，相对于国内学者来说，国外学者对傈僳族研究保持高度的集中性和持续性。在泰国，当朋友询问中国有多少傈僳族研究的专家、学者时，脑海里一时还真的想不出一个人的名字来。静下来思考几分钟后仍没有答案。事实上，国内专门研究傈僳族的专家还真的难找，因为没有人专门集中、持续地研究傈僳族。杨光民认为，当20世纪50年代深入怒江开展调研的老一辈学者和60年代中期参加调研的学者于八九十年代退休后，由于断层和以后培养、选拔人才目标不明确，似50年代那样拥有雄厚实力且造就一批人的气势在本世纪将不能形成，傈僳族科研队伍注定出现青黄不济、后继乏人的窘境。^[27]今天研究傈僳族专家、学者的匮乏，证明杨先生当时的担心是有根据的。

谈到泰国的傈僳族专家、学者，人们顺口就可以说出噢多梅、保罗和阿兰等几个人的名字来。他们不但对傈僳族进行集中研究，还保持了较长的时间。特别是噢多梅，至今为止，她对傈僳族研究长达10年，出版了《泰北傈僳族日益凸显的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与《傈僳族社会的剧变——对泰国北部一个边境村寨二十年的观察》两部有关傈僳族历史文化内容的专著。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研究傈僳族的蒂森特·阿兰和爱德华·保罗等人至今还在关注泰国傈僳族，并不断发表相关文章。另外，国外研究傈僳族的专家、学者梯度建设合理，如老一辈的学者，像保罗、噢多梅、蒂森特·阿兰等人的年龄从50岁到80岁不等，而中青年学者，如哦纳农、约瑟夫、凯思琳等人的年龄从25岁到40岁不等。所以，国外研究傈僳族的专家、学者梯度建设的合理性必将促进对傈僳族研究的长期性、可持续性。

第六，研究傈僳族的傈僳族学者不多。我们发现，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相比较其他民族，傈僳族学者研究本民族的现象不多，大都是其他民族的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来研究傈僳族。这就存在诸多难题，首先是语言障碍，外来学者必须克服语言这一关才能很好地开展研究工作，这需要较长时间;其次是要对这个民族有认同感，简单地说就是要热爱这个民族，研究的目的是要为他们做点什么。如果是傈僳族学者来研究傈僳族就会有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这说明一个问题:不论在中国还是泰国，傈僳族本民族的专家、学者比较少。同时，这也反映出傈僳族地区经济落后，基础教育跟不上，进入高等学府的学生比较少，最后导致人才奇缺等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

第七，经济研究和构建傈僳族学，国内学者走在前列。20世纪90年代初，在杨光民的《近十年国内傈僳族研究综述》一文中认为，当时国内傈僳族系统研究少，孤军奋战多;现实和经济发展研究少;建立学术体系的少。现在，这种现象目前在国内已经得到大幅度改观。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鲁建彪教授的《傈僳族社区发展研究——以云南省武定县插甸乡安乐村为个案》，该书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村落社区为个案，第一次对傈僳族社区的经济发展作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论述。2009年初，云南民族学会傈僳族研究委员会三届一次会议在怒江州召开，会议提出了要把傈僳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为学会今后的主要工作之一。之后，很多有关傈僳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研讨会纷纷召开。

2009年7月初8月底，在昆明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上，鲁建彪教授提出了“傈僳学创建与傈僳族发展”倡议，论述了构建傈僳学的重要性、必要性及重要意义，之后建立了云南民族大学国际傈僳族研究中心，把国内各自为政、处于分散状态的学者团结起来。这不但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平台，还整合了资源，把傈僳族研究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国际台阶。

相比较而言，经济研究和构建傈僳族学国内学者要走在前面。因为到目前为止，在泰国傈僳族研究者中，研究傈僳族经济发展的人还不多，大多集中在研究社会文化方面;另外，他们尚处于系统研究少、孤军奋战多的阶段，还没有把建立傈僳学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至此，我们可以简单小结:到今天，虽然研究领域不同，方法各异，但国内外学者已经从宗教、经济、教育、习俗、社会关系等各个层面和角度对傈僳族进行了深入、仔细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同时，在一些问题研究上尚存在薄弱环节。理论上，虽然学术界在傈僳族族源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取得了共识，绝大多数学者同意傈僳族起源于中国古代西北氐羌族群的观点，但还有一些问题存在分歧，首先，对傈僳族族称的来源和含义，目前争议还比较大;其次，虽然学者们把傈僳族划分为黑傈僳、白傈僳、花傈僳三个支系，但这种划分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学者们尚没有对所谓的划分标准和依据——服饰的区别进行详细阐述;二是大多数傈僳族内部不同意这种人为的划分，他们认为，天下傈僳是一家，没有划分的必要。^[28]

实际生活中，无论国内外，就如何发展傈僳族地区的经济和保护好傈僳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的研究严重不足，能够对这两个问题提出完整、系统的建议和意见的就更没有，这是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内外的傈僳族大都居住在高山峡谷地带，这些地方土地贫瘠，气候寒冷，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多数人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研究的目的就是如何帮助他们发现问题，找到生存出路，脱贫致富，这是今天我们面临的第一重任;另外，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岁月中，与世界各族人民一道，傈僳族人民创造了灿烂丰富的历史文化，它们是世界多元文化元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何保护好傈僳族传统文化，是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