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上看，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长波受到的制约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战乱。两宋之际、宋元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和太平天国运动，每次战乱短则十余年，长则数十年，均给社会经济带来很大破坏，社会处于承平与战乱的循环之中，一次次打断了经济发展的势头。二是生态。中唐以降黄河流域因垦殖过度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森林砍伐和植被破坏的结果是黄河连年决口，水旱灾害频率上升，恶化了华北平原的生产、生活条件。这是中原地区逐步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三是制度。金元时期和明末清初由女真、蒙古等周边部族带进关内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前封建因素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前进步伐。明清两朝推行“迁界”、“禁海”等闭关锁国政策则沉重打击了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阻滞了江南向开放性区域经济转型的势头。更不利的是，专制主义的大一统集权体制不知保护民众产权，反而大肆摧残工商业活动;看不到市民阶层的发展前景，反而把其中的佼佼者通过科举纳入到旧式官僚体制中去。于是原本是原始工业化进程推进主体的工商业阶层反而被异化为封建官吏，其余的仍然处在传统等级制的最末一端;于是各级城市仍是统治者的政治堡垒而失去了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由此看来，缺乏近代宪政秩序和法制框架的支撑，才是江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未能顺利转型至现代工业文明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在战乱、生态和制度这三个制约因素中，制度的滞后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经过工业革命其实力大大增强，挟坚船利炮之势在世界各地横冲直撞。近代中国遭遇“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在民族危机日渐深重的同时，经济发展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中国在两个方面落后于世界大势的演进，一是政治集权专制，不民主;二是经济闭关锁国，不自由;进而导致以现代企业的成长和企业家阶层的崛起为载体的机器工业化进程严重受阻。在我看来，这就是近代中国国力孱弱的根本原因。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一直到清末民初的实业救国(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等)和教育救国运动，所着眼的正是如何通过机器工业的引进和创办来增强自身的国力，这可名之为经济救国论者的实业救国路线。从康梁的“百日维新”到改良派、立宪派的论争，直至孙文革命派的暴力起义，着眼的则是如何推翻专制政权以实现民族独立和宪政民主，这可名之为政治救国论者的民主救国路线。这两条路线在近代中国一直是纠缠扭结在一起的。其所针对的，恰恰是近代中国政治不民主、经济不自由这两个痼疾。也就是说，这两条路线的主张者和实践者都是寻求救国道路的仁人志士，都在为中国早日走上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道路而努力奋斗，只是他们关注的侧重点和优先次序有所不同罢了。
正是在这些仁人志士的摇旗呐喊和浴血奋斗之中，近代中国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终于告别了两千余年的专制统治而迈进共和体制的门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水平均有显著提高。城市化进程可以看做是这两个方面所获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据施坚雅的估计，1843年长江下游人口在2000以上的城市总数为330个，城市人口总数为493万，总人口为6，700万，城市化率为7.4%。到1893年，以270个城市中心地统计，人口为475万人，总人口为4，500万人，城市化率为10.6%[106]。而据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民国初年全国168个县的城市化率为21%(其中市镇人口占11%，城市人口占10%)[107]。若据国民政府1931、1932年调查统计，居住于1，000人以上的城市和县城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2.81%[108]。此数明显偏高。而孙本文据《中国年鉴》估计，20世纪30年代居住于2，500—10，000人口规模的市镇人数约占22%，加上居住于1万—5万人口规模的小城市的人口约6%，合计占总人口的28%[109]。此数可能较为近实。据《中国国情大事典》，1949年，我国城市化率为17.4%[110]，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下降了十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战乱对现代化的摧残。从1949年到1956年又下降为15.9%。1960年上升到20.7%，这是托“大跃进”所赐。此后近20年间再呈下降趋势，到1978年跌至15.8%，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水平。从1949—1978年的三十年间，城市化进程不进反退，可见计划经济体制对现代化进程的阻滞。
与此相伴随的，是广大农村地区市镇数量的明显下降。慈鸿飞曾以城镇数量的多寡考察过近代以来城市化进程变动轨迹，极富启示意义。1930年代，全国常住人口在2，000到20，000的城镇共16，335个(±1，000)。1953年，全国建制镇5，402个。但在此后由于推行集体经济，集市贸易被纳入国家统购统销体系，城镇数量直线下降，1956年减至3，672个。1958年推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后，江苏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790个市镇只剩25个，山东省一个不剩。至1982年，全国建制镇数量降至最低点，只有2，819个，不到1930年代的1/5。千余年来在大部分时期中一直相当旺盛的镇市贸易亦降到最低点，农村一派凋敝衰飒景象。
此后则托改革开放之赐，在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的带动下，小城镇重新崛起。1983到1986年，4年间共增加7，750个镇，每年增加1，608个。1987到1991年，5年间共增加1，731个镇，每年增加347个。1992年在邓小平南方讲话的鼓舞下，一年新增加2，084个镇，超过前5年增加的总数。全国总计14，539个建制镇。[111]事实雄辩地证明，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环境中，三十年来，我国城市化和市场化、工业化才呈现出齐头并进、比翼齐飞的喜人势头。山东大学王学典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1949年后，一段时间内，当我们在巩固或重建乡村社会时，乡村社会的研究也就中断了;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解体过程重新启动时，这正是包括‘乡村社会史’在内的社会史研究再续前缘、愈加繁荣的时期。”[112]这种学术热点的起伏转移，恰是当代乡村社会迈向现代工业文明曲折历程之反映。我们看到，在前面所说的制约近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三个要素(即战乱、生态和制度)中，制度要素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江南经济的演进轨迹具体而生动地阐释了“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这一重要的制度经济学命题。
【注释】
[1]本章原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并可参阅拙文《从“农商社会”看南宋经济的时代特征》，《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6卷第3期，2009年9月。
[2]李晓:《宋朝政府购买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125页。
[3]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庄景辉译本，台湾稻禾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4]施坚雅:《中国历史的结构》，［美］《亚洲研究杂志》总44期，1985年2月。中译文见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
[5]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6]桑原骘藏:《从历史上看南北中国》，《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岩波书店1925年版，第387—480页。
[7]冈崎文夫、池田静夫:《江南文化开发史———其历史地理的基础研究》，弘文堂1940年版。
[8]加藤繁:《从经济史方面看中国北方与南方》，氏著《中国学杂草》，生活社1944年版。
[9]宫崎市定:《中国经济开发史概要》，《亚洲史研究》第四，东洋史研究会1964年版。
[10]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此著有方健、何忠礼的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此译本封面译者署名“方键”，乃“方健”之误。
[11]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第65—66页。
[12]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3]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14]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页。
[15]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20页。
[16]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69页。
[17]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70页。
[18]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71页。
[19]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0]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1]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第2页。
[22]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3]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第24页。
[24]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第534页。
[25]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第535—536页。
[26]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三联书店2003年版。
[27]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第8—9页。
[28]黄世瑞:《我国历史上蚕业中心南移问题的探讨》，《农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9]谈钥:《嘉泰吴兴志》卷二〇《物产》。
[30]洪迈:《夷坚志丙》卷一五《朱氏蚕异》条。
[32]《嘉泰会稽志》卷一七《布帛》。
[33]《会稽掇英总集》卷二〇载沈立《越秀图序》。
[34]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3—235页。
[35]吕陶:《净德集》卷一《奏具置场买茶旋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
[36]吕陶:《净德集》卷三一《以茶寄宋君仪有诗见答和之》。
[37]王社教:《苏皖浙赣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7、320页。
[38]刘大均:《吴兴农村经济》第四章“土地问题”，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1928年印行，第103页。
[39]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一二《风土》。吴兴丛书本。
[40]邢辅:《文襄奏疏》卷七《生财裕饷第一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浙江省档案馆藏，全宗号J116-4-37。转引自包伟民、黄海燕《专业市镇与江南市镇研究范式的再认识》，《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42]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43]吴柏均:《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242页。
[44]马润潮:《宋代的商业和城市》(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in Song China，960—1279)，台，“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5年版。
[45]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56—157页。
[46]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7]李春棠:《宋代小市场的勃兴及其主要历史价值》，《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1期。
[48]陈国灿、奚建华:《浙江古代镇市》，安徽大学出版社1995年初版，第2000年再版，第174—175页。
[49]刘敞:《公是集》卷五十一《先考行状》。
[50]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第203—214页;《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第243—247页。
[51]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环境、格局及结构》，载胡平主编:《近代市场与沿江发展战略》，中国财经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页。
[52]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42—149页。
[53]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www.xing528.com)
[54]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55]慈鸿飞:《近代中国城镇发展的数量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56]慈鸿飞:《近代中国城镇发展的数量分析》。
[57]［美］门德尔斯:《原始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载［美］《经济史评论》第32卷1期，1973年3月。
[58]葛金芳:《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社会学研究》1994年6期。
[59]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60]葛金芳:《南宋手工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61]罗伯特·哈特威尔(中文名郝若贝):《北宋时期中国的煤铁工业的革命》，《亚洲研究杂志》1962年2月，中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5期。
[62]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第171—172页。
[63]乾隆《盛泽志》卷下“风俗”。
[64]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
[65]吴柏均:《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研究》，第158—161页。
[66]吴柏均:《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研究》，第171页。
[67]吴柏均:《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研究》，第236—237页。
[68]朱从亮等:《南浔镇志》第2册，引朱憨人:《退休老人闻见录》。
[69]《苏轼文集》卷二六《徐州上皇帝书》，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59页。
[70]葛金芳:《南宋手工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201、221—228页等处。
[71]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72]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17页。
[73]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6页。
[74]吴慧:《从商税看北宋的商品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75]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241页。
[76]张锦鹏:《宋代商品供给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4—76页。
[77]张斌(纂):万历《嘉定县志》卷三《风俗》。抄本，南京博物馆藏。
[78]林晃(纂):民国《增修鹤市志略》卷上《原始》，《增修鹤市志略·物产》卷下，民国36年铅印本。
[79]汪日桢(纂):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四《物产》，同治二年刻本。
[80]周庆云(纂):民国《南浔镇志》卷三一《农桑》，民国11年刻本。
[81]这里以100旧斤=121市斤换算，参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页。
[82]朱新予:《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83]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八《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84]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大陆帝国和海洋帝国》，《光明日报·理论版》2004年12月28日，又载《新华文摘》2005年第5期。
[85]迈林克·罗洛夫斯:《1500—约1630年印尼的亚洲贸易和欧洲的影响》，海牙1962年版，第144页。
[86]［荷］范勒尔:《印尼的贸易与社会》，海牙1955年版，第125页。
[87]岩生成一:《下港(万丹)唐人街盛衰变迁考》，《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2期。
[88]范勒尔:《印尼的贸易与社会》，第235、212、198页。
[89]薛国中:《15—17世纪中国在东西方海上贸易中的地位》，载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续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1—315页。
[90]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91]吴柏均:《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研究》，第238—241页。
[92]李埏:《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94]姜锡东:《宋代商业信用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95]缪坤和:《宋代商业票据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96]郭正忠:《宋代包买商人的考察》，《江淮论坛》1985年第2期。又可参郭著:《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257页。
[97]洪迈:《夷坚乙志》卷八《无颏》。
[98]苏轼:《苏轼文集》卷二六《奏议·徐州上皇帝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86年版，第2册，第759页。
[99]以上引文均见文同著《丹渊集》卷三四《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此札约撰于熙宁四、五年间(1071—1072年)。
[100]乾隆《震泽县志》卷二五《生业》。
[101]《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102]张仲礼等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第4页。
[103]赵德馨:《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又见赵著:《经济史学论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641页。
[104]吴承明:《现代化与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化因素》，《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4期。
[105]吴承明:《市场化、现代化和经济运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06]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6页。
[107]卜凯:《中国土地利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41年版，第501页。
[108]李昌熙:《人口普查》，《服务月刊》调查统计专号，1938年12月1日。
[109]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2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18页。
[110]罗时凡等主编:《中国国情大事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
[111]慈鸿飞:《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112]王学典:《历史研究的民间取向值得倡导———〈两汉乡村社会史〉简评》，《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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