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同祖意识：司马迁民族思想探究

一　民族同祖意识

中华民族的祖先生活在以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平原、渭河平原等为代表的面积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平原上。从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我们的远古祖先早在一百多万年前就开始生活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旧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就有元谋人、蓝田人、丁村人、北京人、许家窑人、山顶洞人等古人类活动的大量遗迹。到了新石器时代，自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来所形成的区域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南沿海、西南地区和北方地区形成了许多新石器文化区，先后出现了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峡文化和龙山文化等不同文化类型。这表明中华远古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多元发展的。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并非单一的。因此，中华民族的远古祖先也绝对不可能是某一个人，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不可能是一个祖先。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却明确提出中华各民族“皆黄帝子孙”的响亮口号。这是司马迁的疏忽呢，还是有意为之，这就是本章所要探讨的内容。

1．诸族同源的民族一统思想

司马迁认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都是兄弟。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中国远古传说中有所谓“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司马迁认为后四帝都是黄帝的子孙，是一家人，并在《五帝本纪》中给他们一一地排列了世序。他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其二曰昌意……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帝放勋立，是为帝尧。”而帝舜则是颛顼的七世孙，距黄帝九世。接着他又在《夏本纪》中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这表明夏朝（夏族）也是黄帝的后代。在《殷本纪》中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因而，商人（商朝）的祖先也是黄帝的后代。在《周本纪》中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姜嫄为帝喾元妃。”可见，周人（周朝）也是黄帝的后代。

不唯如此，司马迁甚至还认为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以及春秋战国时被认为是少数民族而予以蔑视的匈奴、东越、闽越，也都是黄帝的子孙，与黄帝是一家人。他在《秦本纪》中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在《楚世家》中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在《越世家》中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在《吴太伯世家》中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在《匈奴列传》中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在《东越列传》中说：“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等等。

2．司马迁诸族同源的说法是不科学的

司马迁的这些说法大都采自当时的传说或采自先秦古籍，如《世本》。《世本》成书于战国后期，作者不明，我们对于其中有关远古帝王世序的记载，只能看做是战国时人的一种传说，其科学性自然不会很强。其实，关于诸族的起源，古籍中的记载也很不一致。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夏、周西来和殷自东来，他们可能出自夷、羌、戎等少数民族的说法。如《孟子·离娄》中就说：“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再如陆贾《新语·术事篇》则说：“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1]（据《孟子正义》注疏：东夷者对西羌言之，则岐周之地为东夷也。）至于殷商，其先祖最初可能属于东夷民族集团的一支。司马迁《殷本纪》和《帝王世纪》说契为帝喾之子，又与尧、挚、后稷为同父异母兄弟^[2]，这当然是不可信的。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的传说，却反映了我国东方民族，即东夷民族的古代图腾崇拜。(www.xing528.com)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自称少皞之后的郯子谈道：“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司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闲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得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这大概都是以鸟命名的一些民族名称，表明对鸟的图腾崇拜。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说明他属于玄鸟氏族，说明契是少皞氏的后裔。以鸟为图腾和卵生的传说，在我国古代东夷民族集团是比较普遍的。它不仅流传于山东、淮水流域，也波及东北地区。如周时属于东夷集团的徐戎、淮夷的徐偃王，传说就是卵生。再如，原居我国东北地区的高句丽的始祖传说也是卵生。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有些遗物也反映了对鸟的崇拜。由此可以看出，商人最初可能属于东夷民族集团的一支，而非华夏族，他们的祖先也很难说就是黄帝。

至于司马迁说匈奴、秦、楚、吴、东越、闽越都是黄帝的子孙，这就更不可靠了。因为中国境内这许许多多的民族，根本不可能出于同一个祖先，关于这一点，以前就有学者指出过^[3]，今天看来就更为明显。商周时期，这些民族并不像秦汉以后住在边荒，而是居住于中原黄河流域与华夏族杂居。东周天子的都城洛阳附近，就有陆浑之戎、伊洛之戎，站在卫国城墙上也可以望见戎州。司马迁在《史记》中排除异说，而专取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这反映了春秋战国以来人们的一种见解，而这种见解的产生，又有它当时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这就是各诸侯国在互相兼并、互相融合中所造成的那种逐渐统一的政治趋势。

3．司马迁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的说法是春秋战国以来大一统要求的反映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兼并，战争连年，各民族融合统一的趋势日益发展（详参第一章第四节）。尤其到了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为民族的融合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这时，中华民族真正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国内各民族以及中华民族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之间，广泛地进行了经济文化交流。人们的眼界大大地开阔了，人们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民族间的相互融合与交流，政治上的空前统一，迫切需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思想。春秋以降，儒、墨、名、法各家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他们虽然“直所从言之异路”，但“此务为治者也”^[4]（“治”即大一统），其目的都在宣扬大一统。秦时的吕不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为《吕氏春秋》”，汉代董仲舒，“推《春秋》义”著《春秋繁露》^[5]，皆旨在宣扬大一统。

司马迁继承和发展了自春秋以来前代思想家的大一统理论，抛弃了先秦儒家那种“戎狄是膺，荆舒是惩”^[6]以及“尊王攘夷”、“内诸夏而外夷狄”，把少数民族排除在外的思想观念和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侮辱之辞与态度^[7]，形成了他的诸族同源的民族大一统思想，并使之成为《史记》的指导思想。这种诸族同源的思想，在当时条件下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进步，是相当解放的思想。尤其是这种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的诸族同源思想，并非出于要把黄帝这个祖先强加给少数民族，而是像《太史公自序》所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是他出于对天下一统格局形成的歌颂。很显然，这种诸族同源思想是建立在政治大一统的基础之上的，这对促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无疑是具有伟大意义的，是值得称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