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古文创作探析的介绍

韩愈今存文351篇，所用文体分别属于碑志（75篇）、书牍（64篇）、奏议（48篇）、哀祭（40篇）、赠序（35篇）、论辩（19篇）、杂记（18篇）、诏令（16篇）、序跋（10篇）、辞赋（9篇）、箴铭（7篇）、颂赞（6篇）、传状（4篇）等类。其中，最能体现韩愈古文创新特点的，是碑志、书牍、赠序类作品。

韩愈古文，内容丰富。其以议论为主者，有表述哲学观点、政治见解、文论主张和其他种种看法的。“五原”除《原毁》外，都可称为哲学论文。其中《原道》批判佛、老，特别是批判佛教对礼乐刑政和农业生产的破坏，论述儒学对巩固封建统治所起的作用，可视为韩愈反对佛、老的宣言书。《原性》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并说情也有三品，要因情以见性，批判的是佛教灭情见性、见性成佛的观念。其论政事如《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论淮西事宜状》，前言天旱当停征赋税，后言当用武力平定淮西，论事说理，无不切中肯綮。又如《论佛骨表》针对宪宗佞佛以求长寿的心理，广征博引，说明历代君王佞佛必然国祚不长、年寿必夭。文笔犀利，观点鲜明、深刻，实为韩愈政论文之代表作。他如《送孟东野序》、《送高闲上人序》、《答李翊书》、《答刘正夫书》、《与冯宿论文书》、《答尉迟生书》、《荆潭唱和诗序》等，或作专论，或偶尔论及，都以阐述作者的文学观点（尤其是散文复古主张）为重要内容。还有《师说》批评社会上耻于从师的风气，《原毁》分析社会上毁谤风气产生的原因，《讳辩》斥责社会上以避讳为名压制人才的恶俗，皆因事作论，针对性强。

其以记叙为主者，多为传记、行状、碑志、墓志铭以及杂记之类的文字。《张中丞传后记》为安史乱中爱国将领张巡立传，写人栩栩如生。《赠太傅董公行状》为董晋作传，选材精约，叙事生动。《平淮西碑》记平定淮西经过，文字雍容典雅。其墓志铭叙事写人，尤为生动、形象，真能做到“随事赋形，各肖其人”（钱基博《韩愈志》）。杂记如《燕喜亭记》、《徐泗豪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蓝田县丞厅壁记》、《新修滕王阁记》、《郓州谿堂诗并序》（属记体）以及《画记》等，不但写景状物，辞事相称，而且多用感慨、议论成文，开后人门径（欧阳修作记即从此出）。方苞即云：“散体文唯记难撰结……故昌黎作记，多缘情事为波澜。”（《答程夔州书》）

其以抒情、泄愤为主者，多为哀祭、书牍、赠序，以及“杂文”之作。祭文诉哀，最著名的是《祭十二郎文》。该文写作者和死者生前的亲情，写他心中的极度悲哀，就像面对活人说话一般。其间有泣，有呼，有絮语，有放声长号，骨肉之痛，溢乎言表。他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皆出语情真意切。《欧阳生哀辞》，“盖哀欧阳生之不显荣于前，又惧其泯灭于后”，“故作哀辞以舒吾哀”，自以哀情动人。《送孟东野序》为孟郊不遇于时鸣不平，《送李愿归盘谷序》极写居高位者的骄奢淫逸和势利小人的种种丑态，皆为愤世、骂世之言。《杂说》（四）为所有怀才不遇者一吐不平之气，《毛颖传》“发其郁积”，《进学解》自鸣其不幸，《送穷文》自发牢骚，皆为述怀之文。韩愈作书，往往叙事、说理，随心而发，或求人荐引，或荐引他人，或传道授业解惑，或辨驳事理，也有述怀抒情的。如《与崔群书》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一节，即出语悲感交集，郁勃淋漓。又《与孟东野书》，入手即谓“与足下别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悬悬于吾也”。续谓“其于人人，非足下之为见，而日与之处，足下知吾心乐否也！吾言之而听者谁欤！吾唱之而和者谁欤！言无听也，唱无和也，独行而无徒也，是非无所与同也，足下知吾心乐否也”，语语皆道心之不乐，抒情性强。

韩愈古文内容丰富，充满文学意味，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创作中，对文体、文风、文学语言大胆革新，通过吸纳诗、赋、骈文的文学质素和借鉴其表现艺术，增强古文的文学性和艺术美，使古文神形俱新，既不同于时文，也与传统的古文大有区别。

其文体革新，变化最大的是碑志、书牍、赠序之文。其变或如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所说：

盖碑文当勒之金石，体尚谨严，文须韵藻，并不与其他散文同其渊源，亦复与史传性质有别。而韩公为之，乃刻意以散文法融注入金石文而独创一体。其骨格则是龙门之史笔，其翰藻则是茂陵之辞赋。设例取势，因人为变。创格造句，锤句炼响，极行文之能事。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韩公出，而后书牍一体始成短篇散文中极精妙之作品。写情说理，辨事论学，宏纤俱纳，歌哭兼存，而后人生之百端万状，怪奇寻常，尽可容入一短札中，而以随意抒写之笔调表出之。无论其题目之大小，内容之深浅，正因其乃一书牍之体，而更易使人于轻松而亲切之心情下接受领会，此实为韩公创新散文体之一绝大贡献。

太白所为诸序，寻其气体所归，仍不脱辞赋之类。其事必至韩公，乃始纯以散文笔法为之。此又韩公一创格也。……惟韩公深于文，明于体类，故能以诗之神理韵味化入散文中，遂成为旷古绝妙之至文焉。……故韩集赠序一体，其中佳构，实皆无韵之诗也。……由其皆从诗之解放来，而仍不失诗之神理韵味也。后人学韩者，惟欧阳永叔最得韩公此体文之神髓。

其文风革新，不单见之于对“俗下文字”风格的唾弃，还见于对传统古文文风的突破。最令时人震惊的，是他为文“不专一能，怪怪奇奇”，形成奇诡新异的文风。本来，韩愈为文，有借形下之物、寻常之事明道、说理、抒怀的习惯。另一方面，他也爱用怪奇题材、新奇立意、奇巧结构、奇妙言词以“成文”，显出文风的怪奇。此举受到裴度的批评。裴度说前人之文“皆不诡其词而词自丽，不异其理而理自新”，“而奇言怪语，未之或有。意随文而可见，事随意而可行”，说韩愈“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寄李翱书》）。他实际上是在用与前辈古文家相同的古文观念贬抑韩文，而这正显出韩愈对传统古文文风（功用为“理身理家理国理天下”，风格为雍容雅正、“至易”、“至直”）的突破。他在艺术上的创新求变，已远远超出前辈古文家散文复古、如古的要求。

韩愈语言革新意识极强，既说“惟陈言之务去”，又谓“惟古于词必己出……文从字顺各识职”。革新方法有二，即提炼古语铸成新词和灵活运用口语，原则是造语必求文从字顺，符合汉语语法。提炼古语铸成新词者，如“跋前踬后”（《进学解》）从“狼跋其胡，载踬其尾”（《诗经·豳风·狼跋》）概括而出，“补苴罅漏，张皇幽眇”（《进学解》）从“衣弊不补，履决不苴”（刘向《新序·刺奢》）、“抗辞幽说，闳意眇指”（扬雄《解难》）提炼出来，“形单影只”（《祭十二郎文》）从“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李密《陈情表》）中来，“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原道》）从“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融化而出，皆为其例。活用口语者，如官名、地名和当代事物名称，皆用时人口语所称，不带任何拟古色彩。如韩文中与佛教相关的口语就有佛、浮屠、福田等。又有与唐代科举制有关的新词语如进士、明经、主司、及第、贡举、考试等。又唐时口语“都”作副词“皆”用，韩文用“都”取此义者甚多。韩文《贺太阳不亏状》以“太阳”代替“日”也是以口语入文。他如以“眼”代“目”，以“脚”代“足”，以“写”代“书”，以“到”代“至”，亦从口语中来。另外，韩文中大量出现的双音词（如恩爱、葬埋、祭祀、国家等），有些是韩愈创造出来的，有些就是直接取自口语。和提炼古语、活用口语有关，韩愈的语言革新，还表现在虚字（助词）的运用上。为文使用虚字，并非始于韩愈，但他是有意使用虚字，借以增强语言的生动性和古文的艺术表现力。他能利用虚字中的疑词、决词，造成文势的开合伸缩，以结构其文。或在一句中使用不同的助词，带来语气的连贯；或连续数句叠用同一助词，壮其声势；或在一段中次第叠用不同的助词，以造成文势的跌宕起伏；或在一篇中多次使用某一助词，以造成文章的情韵美。

为增强古文的文学性、艺术美，韩愈除“求取融化后起诗、赋纯文学之情趣、风神以纳入于短篇散文之中，而使短篇散文亦得侵入纯文学之阃域”（钱穆语）外，还用到诗、赋的种种表现手法（如情存比兴、讲求辞采、音韵以及铺陈其事、以问对方式结构其文等）。而以骈文为文，更是韩愈为文的独特处。骈文本是受到诗、赋影响很深的文体，句求偶对自为其行文的基本特征。韩愈以骈文为文，主要是取其诗性质素入文，而在语句锻造上变偶对为排比，以得其句式的整齐美和文势的雄健有力。

韩愈创作古文，能学古而变古，能取前人之长而用之，故其文风格独特。张籍说韩愈“独得雄直气，发为古文章”（《祭退之》），柳宗元称其“猖狂恣肆，肆意有所作”（《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书》）。李翱言韩文“开合怪骇，驱涛涌云”（《祭吏部韩侍郎文》），李汉说韩文“汗澜卓踔，泫澄深，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龙凤躍，锵然而韶钧发。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韩愈文集序》）。韩文固有雄健、奇伟的一面，也有平易、自然的一面，而且雄健之中并不匮乏情韵，“唐之文奇者，莫如韩愈，而其文皆句妥字适，无难晓者”（方孝孺《答王仲缙书》）。

韩文艺术特色，大概有五。

一是构思奇特，写法多变。韩文构思奇特，因而结构新异而写法多变。其说理文，有的先提出论点，然后加以论证分析，如《原道》、《师说》；有的用主客问答形式层层说理，如《争臣论》。同是抒发牢骚，《进学解》用师生辩论形式表达，《送穷文》则借送鬼而吐怨，托穷鬼之口以自誉。其赠序有直陈己见以达意的，如《送高闲上人序》；有借被送者长篇言论抒愤寄慨的，如《送李愿归盘谷序》；有专说一理为对方鸣不平的，如《送孟东野序》。其碑志文写法尤其多变。如墓志铭，一般先叙名讳、里居、先世等，韩愈却先写墓主生平事迹，以突出其节行，《孔戡墓志铭》即是。叙事方法也多种多样，突出的是用对话形式叙说其事。有的则用作者口吻介绍；有的通过记述死者亲属之言说出，《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即是。他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用传奇手法记王君骗婚事；《柳州罗池庙碑》，用志怪手法记柳子死后显灵事；《南海神庙碑》，用汉赋体物手法写海中百灵秘怪；《黄陵庙碑》用训诂手法写虞舜二妃故事，以及《平淮西碑》用《尚书》作诰方式写宪宗命将诏令，都显出韩文碑志写法多变的特点。(www.xing528.com)

二是雄奇奔放，以气势胜。韩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旧唐书·韩愈传》），为文深受《孟子》影响，说理雄辩滔滔，其势不可阻遏。除作者自信心强、对问题认识深刻、自觉“真理”在握，因而气盛语壮以外，还与他所用的表现手法有关。其手法有：

（一）工于发端。即魏禧说的“韩文入手多特起，故雄奇有力”（《日录论文》）。以警句开篇，往往入手即有先声夺人之势。韩文起笔多辟头涌来，显得文势强健。如《原道》以“博爱之谓仁”数语发端，《送孟东野序》以“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起头，《送权秀才序》以“伯乐之厩多良马”数语入手，即为其例。

（二）用特殊句式壮大气势。其中有尽力加长句子以增强气势者，如《伯夷颂》首句“士之特立独行……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就长达三十一字，入篇即成洪流奔腾之势，足以振起全篇；又如《 柳子厚墓志铭》中“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又下石焉者，皆是也”一句八十四字，便显出作者对小人恶行的不胜其忿。有以一词统率诸多短句以为长句者，如《进学解》“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孰云多而不扬”云云，“方今”二字即管束下列各短句；《送李愿归盘谷序》“其在外，则树旗旄……争妍而取怜”，以及“伺候于公卿之门……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所说诸事之文皆为“其”所统率，语气连贯，自然文势不弱。又有以排比句式造势者，如《原道》就有多种形式的排比句（有以八句连作排比的），《原毁》以“古之君子”、“今之君子”对比，出语则“通篇排比”（张裕钊语）。《师说》也是广用排比，使得波澜迭起，气势流荡。还有数句用一类字以壮大文势者，即陈骙所谓“文有数句用一类字，所以壮文势、广文义也。然皆有法，韩退之为古文伯，于此法尤加意焉”（《文则》）。例如《原道》“为之君”以下各句，连用十七个“为之”句，其文《诗》、《书》、《易》、《春秋》以下各句连出九个“其”字句。《进学解》“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繇由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数句同用“虽”、“而不”三字；《送浮屠文畅师序》“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其不为者，惑也；悦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实者，不信也”，数句同用“者……也”字，都言之有力。还有用顶真句式壮大文势者，如《原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即是。

（三）行文自占地步以把握话语主动权。韩愈论辨之文，往往先用概括性极强的短语标举其说，以为定理，然后据此辨驳，横说竖说，头头是道，显出高屋建瓴的气势，妙就妙在他作论善于自占地步。其求人荐拔或丐贷之文，亦以文气健旺著称，关键是他行文能高占地步，找到和居高位者对话的主动权。谢枋得即谓“昌黎作文专占地步，如人要在高处立、要在平处行、要在阔处坐”（《文章轨范》卷一）。如《与于襄阳书》关于“先达之士”和“后进之士”互为所用的议论，就是为下说丐贷之事预占地步，由于高占地步，故言之侃侃，决无嗫嚅之状。此外，韩愈作论，还利用逻辑力量助长文势，如《讳辩》谓“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即为显例。

三是寄兴无端，风神绝远。这主要是由以诗为文带来的审美特征，其赠序大多具有这种诗意美。如《送董邵南序》，董生不得志于有司，欲北投藩镇，韩愈本不赞成，又不便明阻其行，故作序以为讽戒。全文一百五十六字，六次转折，反复申说，连连唱叹。末谓“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讽谕之意见乎言外。故张裕钊说：“收处寄兴无端，如此乃可谓之妙远不测。”（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补注引）《送杨少尹序》纯以想像之辞为文，可谓无中生有。后谓“杨侯始冠，举于其乡，歌《鹿鸣》而来也。今之归，指其树曰：某树，吾先人之所种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时所钓游也。……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也是唱叹有声，意味无穷。张裕钊即云：“前文已极文之变态，末段又别出丘壑，读之如寻幽览胜，探之不穷。”（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补注引）而《王含秀才序》，前言读《醉乡记》，悲前代名士不遇于世而隐于酒，后面言及王含，结尾却说：“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见信于世也。于其行，姑与之饮酒。”其寄托之深、意兴之妙，刘大櫆说是“深微屈曲，读之觉高情远韵，可望不可即”（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补注引）。曾国藩则称其“波折夷犹，风神绝远”（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补注引）。他如《送廖道士序》、《送高闲上人序》，亦含风神之美，而且多借结尾时的“诡变”之辞显现出来。

四是想像丰富，巧于譬喻。韩愈有些文章整篇就是一个譬喻，如《杂说》四，通篇围绕千里马的有和伯乐的无做文章，说的是人才的遭遇问题；《应科目时与人书》则以天池之滨、大江之的“怪物”形容自己的处境；而在《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中，作者又把自己比作一个“溺于水而爇于火”的失路之人。譬喻的运用可以把难以明说的话直说出来，可以使深奥的道理明朗化，还可增强文章的生动性。而这些与想像的丰富是分不开的。韩愈作比，真能做到“引物连类，穷情尽变”（《送权秀才序》），比如《送石处士序》中的文字：

与之语道理，辨古今事当否，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而东往，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

一连串的比喻把石洪的能言善辩、料事准确形容得穷形尽相。如果作者没有雄厚的知识积累，没有丰富的想像力，那些妙如连珠的譬喻就不会接踵而出。

五是描写精细，历历如绘。韩愈写人叙事，注重细节描写，不但像《毛颖传》、《送穷文》写毛颖、穷鬼栩栩如生，其传记、杂文在写到人物时，也常有精细的描绘。《张中丞传后叙》写南霁云的刚烈：

（贺兰）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且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屠，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身，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

又如《蓝田县丞厅壁记》写县丞的有职无权：

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书行，吏抱成案诣丞，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丞曰：“当署。”丞涉笔占位署，惟谨。目吏，问：“可不可？”吏曰：“得。”则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

作者抓住典型场面，通过细写人物的语言、动作，把人的精神面貌、性格特征写得十分突出。此外，在一些抒情味重的文章里，作者还以优美的笔调写出自然景象的瑰丽。《祭河南张员外文》写洞庭湖的阔大气势：“洞庭漫汗，粘天无壁。风涛相豗，中作霹雳。”一个“粘”字把水连天、天连水、水天无际的场面写得多么生动！

从这里也可看出韩文的语言特点：精练、准确、生动。作者继承了古代文学语言遗产，同时又吸取当时活的语言，创造出许多新颖、生动的语词，极大地发挥了汉语的表现力。他所创造的许多词汇，诸如“大声疾呼”、“牢不可破”、“少安无躁”、“业精于勤”、“动辄得咎”、“落井下石”、“不平则鸣”、“摇尾乞怜”、“杂乱无章”、“大放厥词”等，至今还活在我们的口中和笔下。当然，由于他强调词必己出，时用难字、僻字，古文中也有一些佶屈聱牙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