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初金石和书画群体主要人员分布图（1644—1736）”来看（图8.1），北方的群体分布比较散，但在清初的时代背景下，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明末遗老的反清复明思想还在，特别像顾炎武、傅山这些通过反清思想联合在一起的文人，他们更加团结，彼此更加谦恭，内心常有亡国之痛，对明人和汉人文化的反思更为深入。他们在文化方面的改革和建设，对清代的金石与书画具有更为深层次和根本的影响。
图8.1 清初金石和书画群体主要人员分布图（1644—1736）
1. 以顾炎武为代表的金石学者群体
清初的顾炎武对于清代的学术贡献，怎样认定其重要性都不过分。顾炎武作为南方的学者，虽然和四王所在的娄东相距仅30里，但对清廷的态度与他们完全不同。顾炎武拒绝与清廷合作，在顺治十四年（1657）他44岁时离开南方，在北方生活25年终老，游历陕西、山西、山东以及北京一带，和顾炎武在一起的基本是在明亡后不与清廷合作的文人，有傅山、戴廷栻、张尔岐、刘孔怀、黄宗羲、宋曹、马骕、王宏撰、张弨等，他们基本是一代人，而李颙、朱彝尊、屈大均、顾祖禹、阎若璩则属于年轻的一代。后来随着清廷对汉文人采取温和政策，使得明末遗老在学术思想上以对明人学术陋习的反思来重建汉人学术，顾炎武就是清初对清代学术影响最大的儒家学者。而在金石和书画界，顾炎武、朱彝尊、傅山是三个重要的代表，顾炎武又是其中最有影响者。从清代后来的学术发展来看，顾炎武在许多重要学术领域中都有开山之功。
清代金石学以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为开端，前文已经具体探讨。而金石以证经史也是在以黄宗羲、朱彝尊、阎若璩等人为代表的学术群体共同倡导与实践下兴起的。此后逐渐分枝发展，金石学至道咸对书画的影响极大，而以金石考证经史的方法也使清代的学术研究成就超越了前人。
图8.2 《瘗鹤铭》水前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以此法倡注疏的学者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正》对儒学经典的辨伪研究，使得以证据说话的治学观念深入人心。又如淮安人张弨曾帮助顾炎武考证经史，[1]受其影响访镇江焦山时，躺卧在水边的沙土上，亲自手拓《瘗鹤铭》（图8.2）。正因为亲至碑下研究，所以所著《瘗鹤铭辨》详实过于明人顾元庆《瘗鹤铭考》。身体力行地考证是清人做学问的基础和标准。因崇尚汉学而研究汉隶，进而汲取汉隶古意使其渗透入书画中，都与金石学密切相关。反之，如河南襄城人刘青藜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刊行《金石续录》延续明人作风，[2]四库馆臣对其评价极低：
所见既乏奇秘，所跋亦罕考证。[3]
此书侧重于书律，不作考证可以理解；但亦可见考证已成清人的学术标准。
虽然对金石的书画考证不是顾炎武所倡导的，但是在他的金石书里还是有些可以用来比较其他金石书画观点的内容，例如他在《金石文字记》中记录了黄伯思、[4]戚光对皇象书的评论：[5]
皇象篆书，天玺元年……黄长睿《东观余论》曰：“皇象书人间殊少，惟建康有吴时《天发神谶碑》，若篆若隶，字势雄伟，相传乃象书也。”戚光《续志》云：“象书独步汉末，况体兼篆籀，诚宜居周鼓、秦刻之次，魏钟繇诸碑勿论也。”[6]（图8.3）
顾炎武对北碑的书法采取批评态度：
考《文皇帝吊殷比干墓文》……北朝散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盖文字之不同而人心之好异，莫甚于魏齐周隋之世。别体之字莫多于此碑。……顾以此二碑出于千岁之远，而与孔壁之文、兰台之典同什袭而宝之，岂不可笑也哉？虽然，此碑不传，则唐人正字之功不得而著乎千载也。存之以示后人，使知趣舍云尔。[7]
由此可知顾炎武对北碑的评价比较低，明显低于江南的《天发神谶碑》，可见《金石文字记》没有在书学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只以宋人之评为出发点，这是文化环境决定了他这样的看法。
顾炎武也是倡导经世实学、反思晚明学风的先驱，虽然乾嘉学派的继承者只注重考证，但对后来道咸时期的包世臣等人经世实学的思想影响巨大。[8]这种学风正如其崇尚的复古和汉学，也是显得质朴无华，随着金石考证的深入发展，质朴无华、真情实感的美学崇尚逐步成为学者共同的认识，这不能不归功于清初的顾炎武。
图8.3 《天发神谶碑》（局部）
顾炎武的学术成就也表现在研究“根本”的学问中。如在音训方面，顾炎武认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所以著《音学五书》，看上去是最粗浅的小学，但却是清人重新理清儒学的开始，以至小学音训在清代成就斐然：
江永有《音学辨微》、《古韵标准》，戴震有《声韵考》、《声类表》，段玉裁有《六书音韵表》，姚文田有《说文声系》，苗夔有《说文声读表》，严可均有《说文声类》，陈沣有《切韵考》，而章炳麟《国故论衡》中论音韵诸篇，皆精绝。[9](www.xing528.com)
不但如此，小学的发展与后来北碑及篆隶的考证和引入书画都有直接的关联。
顾炎武言：“《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10]康熙三十四年（1695），他的学生潘耒在福建将《日知录》刊行。潘耒序言中曰：“当代文人才子甚多，然语学问者，必敛衽推顾先生。”潘耒将《日知录》内容划分为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八类,足见顾炎武的学术贡献涉及面之广。顾炎武的影响是全面性的，不但对当时的文人有影响，而且对后来的清代重要儒家学者都影响深远。所以阮元的《儒林传》将顾炎武列为清儒第一人。包世臣在《国朝书品》中甚至将顾炎武正书列为逸品上十五人中第一人。
清初在北方的金石和书画群体，其中大部分金石家、书画家都与顾炎武有联系，并且深受影响，而且北方关中和山东金石资料的丰富使其在清初逐渐成为金石学访碑交流的中心。以顾炎武为代表的群体所倡导的质朴文风和汉学研究,也逐渐开始影响南方的学者。以顾炎武为代表的群体中大部分是不仕清的文人，情感上大多有故国之思，对金石和书画倾向于质朴的美感，因此是道咸时期书画汲取北碑篆隶精华的文化思想深层次的动力来源。
2. 太原和关中的代表人物
清初南方金石学者多在北方访碑交流，使得北碑篆隶碑帖可以流传到书画发达的南方。南方书画家众多，和南方的书画家相对的是太原傅山在书画上的卓尔不群（图8.4）。
图8.4 傅山山水册页之一
傅山继承了明末表现个性和注重形式的书风，提出了“四宁四勿”的美学观念。这一观念对乾嘉的金农、郑板桥有直接的影响， “扬州八怪”的书画就倾向于“丑拙”的形式，而至金石入书画的道咸时代，傅山的“四宁四勿”的美学观念在书画中全面地得到阐释。所以有人把傅山作为碑学的先驱。[11]和傅山属于同一群体的除顾炎武外，还有戴廷栻、阎若璩以及傅山的儿子傅眉等。
戴廷栻出身明朝世宦家庭，[12]不仕清，与傅山莫逆，曾修丹枫阁(图8.5)，明末遗老常在此阁聚会。戴廷栻书法类《瘗鹤铭》，也可看出傅山群体的书画倾向。
图8.5 傅山《丹枫阁记》局部
顺治庚子（1660）
阎若璩是年轻一代中影响较大的，他出生在淮安，但在康熙元年（1662）回归太原原籍。每次会考他都回太原考试，因此有机会和太原前辈傅山交善。康熙十一年（1672）阎若璩返太原，通过傅山结识正在太原的顾炎武。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正》名扬天下，正是顾炎武的继承者，而顾炎武的外甥、内阁大学士徐乾学邀其参加修订《大清一统志》，胤禛亦慕名相邀，阎若璩虽客死京师而名声远播。阎若璩的疑古精神和用考证说话的方式深深影响了清人的治学理念，在金石考证中也延续着疑古精神。所以在书画方面，产生了对《兰亭序》的论辩，对王书的怀疑；而对北碑篆隶的崇尚，也和清初的这些学者对明人文化的反思进而取汉文化为立身之本有很大的关系。
关中金石资料富足，是金石家的主要活动中心之一，明末清初关中的郭宗昌著有《金石史》、《印史》等，前文已有评述。其所述金石从明人书学观念出发，没有考证，而清初王士禛欣赏郭氏，[13]是为明人主流审美观念的延续，故郭宗昌与清初顾炎武所属的群体不同。关中年轻一代在金石和文章上面受顾炎武、傅山影响较大的还有王宏撰、李颙、李因笃等。
年轻一代中誓死不仕清廷的关中学者是李颙，[14]其父与清人血战而死，故国仇家恨刻骨铭心。康熙十七年（1678），诏举鸿博，明末遗老都至衰年，傅山被迫去北京，不试而回；顾炎武被荐，从此不再去北京。而最为激烈抵抗的是李颙，地方推荐李颙去试鸿博，强行将其抬往省城西安，到南郊雁塔，李颙以自杀逼官员抬回。而正是这次科举推荐，一些原来不仕清的年轻文人融合到清廷中，如朱彝尊、李因笃等。李颙在这一群学者中的特别之处在于没有师承而能成为理学大师，他在《二曲集》中说：
仆幼无父师之教，未尝读书习文，以故生平绝不能文。凡在知契，莫不相谅，未尝征仆以文。……虽居恒不废笔砚，然不过聊备批点而已。[15]
正如其所说，李颙在顾炎武的群体中可能是最不善笔墨的，但他并不以此为耻，可见这群人对于所谓的儒雅翰墨是不以为然的，他们更看重经史研究的能力。
王宏撰也被逼去北京参加鸿博考试，[16]后不试而回。顾炎武到陕西基本住在他家，后定居陕西华阴，所以王宏撰受顾炎武影响很大。王宏撰不但精于金石文字，而且善于书法，著有笔记《山志》，其学术立场多与顾炎武相似。
李因笃是关中另一位与顾炎武交往密切的学者，早年曾和顾炎武在山西代县垦荒，顾炎武去世，李因笃挥泪写了《哭顾亭林先生一百韵》，两人感情之深可见一斑。顾炎武的音韵学研究多得到李因笃帮助，并说“深知吾书，海内惟李天生一人”。李因笃有《汉诗音注》、《古今韵考》等音训著作，可见其受顾炎武的影响以及传承发展。《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称其曰：
所辨秦中碑版极有依据，瑛兰坡中丞藏有（李因笃）行书便面，用笔秃率，意近平原，盖随手涂成耳。[17]
以上所举太原、关中金石和书画代表人物多与顾炎武有关，他们常有一起探讨学问的机会，受顾炎武影响较大，又能自成一体，对清代后世金石入书画走向的深层次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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