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嘉时期开始，群体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了，所以有了群体人员之间的所谓“金石友”的说法。研究金石书画必然收藏金石书画，所谓“嗜金石”的群体由此出现。研究金石可以走南闯北地游学，而收藏金石则相对固定于某个地方，这就是地方性的金石书画群体形成的原因。如果缺少了研究和收藏者之间的互动，地方性的群体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本节根据乾嘉金石书画地方性群体的特点，探讨研究五个主要地区的金石书画家群体。
1. 北京的金石和书画群体
金石书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后有一个明显的加速发展。在这之前，学术界在金石文字考证方面取得的成就为以金石考证经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有本之学。而这种有本之学发展的同时，出于对前代文化的梳理，清廷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编修《四库全书》，从全国搜集散佚的著作，更重要的是通过修书，全国最重要的学者齐聚北京，也通过编修《四库全书》，学者对古代的文化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对于金石学来讲，可以有的放矢地进行系统整理研究。而这些成果，在北京的学者最早也最容易获得，因此乾嘉时期最大最集中的群体是在北京。
◆《四库全书》编校群体
《四库全书》编校群体对于篆隶、北碑的具体评价代表了朱筠、戴震、[1]纪昀、陆锡熊等一大批编校核心成员的金石书画的价值观。他们的品评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明末郭宗昌《金石史》的评语：
然宗昌与赵崡均以论书为主，不甚考究史事，无足为怪，观其论《衡岳碑》、《比干墓铜盘铭》、《季札碑》、《天发神谶碑》、《碧落碑》诸条，皆灼指其伪，颇为近理……（郭宗昌）好为大言，冀以骇俗，则明季山人谲诞取名之惯技。[2]
此评语前面还有一句，称郭宗昌是“迂僻好异之士”，而宗昌断定那些极有风格特点的石刻为“伪”之论，则作评者评其论为“近理”。可见四库馆臣持有双重标准，出于两种需要，一是打压明人学者，以清代学术为优自居；二是坚持“君学”标准，以王字风格为文化认同。再具体比较《四库全书》所录郭宗昌《金石史》中对《天发神谶碑》评语和所引赵明诚《金石录》语：
《吴天发碑》，人皆慑于怪诞，始不能无疑，久则信。不揣源本，寸木岑楼，蹄涔沧溟矣。余直以为牛腹书耳。彼秦汉之迹所不论，上之岐阳石、三代彝器，其文非不奇古，皆《尔雅》典则，何曾为牛鬼蛇神耶？所谓彝器者，如彝常之必不可紊，作如是器必作如是款，丝发罔踰，此古昔足尚也。吴不前于汉秦三代也，古疏昭然可镜，何遽迷源忘本，为怪诞所慑。黄长睿书家张汤，是穷穴得鼠者，亦称之何也？赵明诚以为妖，其知言哉。古篆定当以岐阳石为第一，其《岣嵝》（图9.2）、《坛山》、《比干》、《季札》诸题皆转相附会，断不可信，洞然心目，亦无足致疑也。[3]
图9.2 《岣嵝碑》局部
比较《金石录》：
《吴天玺元年断碑》……多不解，解者十二字，呜呼，其言可谓妖矣。……孙皓在位凡八改元，而六以符瑞，然竟不能保其国，盖人事不修而假托神怪，以矫诬天命，其不终宜矣。[4]
赵明诚称“其言可谓妖矣”，乃指孙皓“假托神怪，以矫诬天命”，而郭宗昌以赵明诚所言嫁接在对书法的评论上，其曲解古人之意是很明显的；可见《四库全书》评论之失实出于评者私意。当然郭所举诸碑可能有伪书者，但从风格看都是一些张目雄强风格的石刻，不管是否伪书都有其独特的美学价值；而代表乾隆时最高学术水平的总纂官纪昀、[5]陆锡熊、[6]孙士毅，[7]总校官陆费墀，[8]以及详校官潘庭筠等，[9]在有关金石书画方面的观点还是比较保守的。
又如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约1069年成书）中评论《后魏神龟造像记》（图9.3）：
图9.3 后魏神龟三年《造像记》《龙门二十品》之一
《后魏神龟造像记》，神龟三年……余所集录自隋以前碑志皆未尝轻弃者，以其时有所取于其间也。然患其文辞鄙浅……而又字法多异，不知其何从而得之，遂与诸家相戾。亦意其夷狄昧于学问，而所传讹谬尔，然录之以资广览也。此碑字画时时遒劲，尤可佳也。[10]
而在《四库全书》同样的条目下，所论有所不同：
文辞鄙浅，又多言浮屠，然独其字画往往工妙，惟后魏、北齐差劣，而又字法多异，不知其何从而得之。
两下对照，可以发现《四库全书》版《集古录》加入的“惟后魏、北齐差劣”，对北碑书法否定的面很大；而《丛书集成续编》版对北碑书法的评价则不是否定的，“遂与诸家相戾”是针对文辞和字法，即便带有书法的评论也只是“相戾”，就是违背、不相一致，这样欧阳修所论就相对公允，只是指出北碑和“诸家”不同，这样就和他欣赏《后魏神龟造像记》的书法不矛盾，否则就很难理解欧阳修在对北碑书法审美上面的两面性。虽说两个版本的异文有可能是流传过程中造成的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四库馆臣的观点倾向。
《四库全书》的编撰者对大胆的评说以及与主流评述不一致的学者，通常带有批评的论调，如元人学者戚光在《集庆续志》中对《吴天发神谶碑》大加赞美，而四库馆臣评戚光《集庆续志》称：
虽郡人戚光于至顺间尝修有《集庆续志》，而任意改窜，多变旧例，未为详审。[11]
又如王澍《竹云题跋》曰：
仆尝说欧、褚自隶来，颜、柳从篆出。盖古人作书必有原本，《曹全碑》者，褚公原本也。今观《圣教序》有一笔不似《曹全碑》否？细意体之，见古人一点一画定有据依，方知下笔之不可草草也。[12]
而四库馆臣则对此评曰：
惟褚遂良书出于《曹全碑》则殊臆度，此碑近代始出，明以前未有言之者也。[13]
因为《竹云题跋》中存在与主流不一致的书律评价就被否定，可见《四库全书》的编校群体在书学方面属于相对保守，至少对北碑的兴趣较少，且对金石在书学传承方面的影响，以及金石作品的独特风格没有系统的研究，这也反映了金石与书画还没有建立起关联的时代特征。直到北京金石书画家群体中翁方纲崛起，才改变了这一现状。
所以可以说在朱彝尊等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北京的金石书画家群体基本不成气候，书画以汪士
、何焯、[14]王澍等帖学大师和以王原祁为代表的四王为主流，接续其后又有富阳的董邦达、董诰父子等，[15]都以董其昌风格为主。而其间在金石考证方面只有北京人黄叔璥比较有名，他有金石书《中州金石考》、《广字义》刊行，其在治学方面已经体现出乾嘉学派特点，即重金石考证，而黄叔璥的哥哥黄叔琳和在北京的桐城学者方苞关系密切。[16]方苞崇尚程朱学说，故桐城派义理是对乾嘉极端崇尚考证的某种补充，可见在康雍后期到乾嘉早期，已经对极端的考证方法有了某种反思。黄氏兄弟研究经史的方式不同，反映了朱彝尊之后的北京学者在以金石考证经史上的犹豫。随着清廷对文化的掌控，不断推进各种大型书籍的编撰，客观上使考证经史的学术风气空前发展。而在北京之外，通过各地学者在北京的汇聚而促进了金石考证和对金石的书画探索上成就的交流，使得金石考证和书画的结合可以大踏步地前行。
◆北京金石书画家群体的代表人物
黄叔璥之后，翁方纲与在京的金石友形成了京城乾嘉时期最活跃的金石书画家群体。由于翁方纲出仕早而去世晚，一生处于乾嘉金石学大发展的阶段，他顺应时代的要求，推动金石研究对书画的影响，他在金石和书画的融合上的研究努力使得金石考证在乾嘉时期有了朝向书画方面拓展的显著转变，几乎影响了同时代所有重要的金石书画学者。当然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努力的结果，而是在北京这一文化中心的金石书画家群体的努力下取得的成果。
朱筠和翁方纲关系密切，虽然大翁氏四岁，但为进士则晚两年。朱筠是乾嘉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官员，其最大的贡献就是首倡开四库馆，其次是提携有才华的学者，开一代风气：
视学所至，尤以人才经术名义为急务，汲引后进，常若不及。因材施教，士多因以得名，时有朱门弟子之目。好金石文字，谓可佐证经史。诸史百家，皆考订其是非同异。为文以郑、孔经义，迁、固史书为质，而参以韩、苏。诗出入唐、宋，不名一家，并为世重。筠锐然以兴起斯文为己任，搜罗文献，表章风化，一切破崖岸而为之。好客善饮，谈笑穷日夜。酒酣论天下事，自比李元礼、范孟博。[17]
朱筠推荐戴震、姚鼐、陆锡熊、邵晋涵、程晋芳、王念孙、汪中等入四库馆，出于其门下的有任大椿、黄景仁、洪亮吉、孙星衍、章学诚、武亿、吴鼒、江藩等，又与北京翁方纲所在群体中第一组（按时代和人员年龄辈分所分，见后文）中的多数人关系密切。朱筠对同时代学者的热情为当时北京金石书画家群体的空前发展打造了很好的氛围，与之交游的学者达几百人之多。但他没有活到金石学大发展的乾嘉后期，所以对金石书画的直接影响显得不够充分。
翁方纲乾隆十七年（1752）中进士时只有19岁，从此开始结交在京的学者，这些学者成为他的第一批金石友：
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夏初，授职编修，校缮官书。时命翰林工楷书者，选梁国治、秦大士、梁同书、庄培因等缮录《昭明文选》。命朱珪、戈涛、卢文弨、翁方纲等校对于翰林院后堂东宝善亭。……方纲与同年卢文弨谨记其中随目所得校正之字，归而识于所读《文选》内。是时卢馆于吾邑黄氏家，与方纲二人晨夕商榷《文选》诸本同异，至秋始竟。（《家书略记》）[18]
随着乾嘉时浩大的编修文史著作工程的进行，翁方纲结识了更多的金石友，与之诗文唱和以及交流金石书画。（图9.4）他的金石友按年龄大概可以分为前后两组。之所以分为这样两组，是为了更清楚地看到翁方纲在乾嘉中期和后期的金石和书画家群体中的巨大影响，而且这些人员并非其短暂的金石友，其中第一组大部分人员和翁氏都有一生的交情。
图9.4 毛西河与朱竹垞合像上有纪昀、翁方纲、陆费墀、钱大昕、程晋芳、卢文弨、蒋学镛等人题跋。
第一组人员有：钱载、朱筠、朱珪、谢启昆、图鞳布、王鸣盛、钱大昕、王念孙、陆廷枢、杨宗岱、罗聘、程晋芳、姚鼐、曹文埴、任大椿、桂馥、张埙、孔继涵、孔广森、颜崇椝、冯敏昌、汪启淑、黄易、王昶、陆锡熊、张燕昌、陈焯、潘有为、蒋士铨、吴锡麒、汪中、卢文弨、赵怀玉、凌廷堪、毕沅、赵魏、梁同书、江德量、章学诚、余集、宋葆淳、邵晋涵等。这一组人员基本是和翁方纲同一代的学者，特别是那些和他差不多时间出仕的年轻进士，他们在金石考证上面交流心得，相互指正，相互影响，除杨宗岱、颜崇椝属于外地的金石友外，其他基本是在北京任官或游学时结识而成为金石友的。需要注意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学者也是当时金石考证和书画方面和翁方纲同样著名的一方领袖，因此在北京的群体并不是以翁方纲为中心，而是这些人在北京时期，因金石和书画家群体之间广泛交流而形成的地方性群体，人才的汇集是北京在乾嘉中期成为金石和书画交流中心的主要因素。绘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谷园书屋图》,就表现了当时金石友聚会的情形，翁方纲为此作记：
己酉（1789）八月二十日，集诸生于此，校经谈艺，凡十有八日，于九月九日绘此图。静香檐前木笔一株，春作花，而今秋再花；蓬鹤轩老桂四年不花，而今始花。岂以诸生诵习之诚，兆文字之祥乎？故画二树焉。静香五楹，其徙倚东室而观插架者，谢蕴山也。西室二间，坐而拥书者，外则鲁习之，内则傅听珊也。蓬鹤东轩则吴兰雪，西则辛敬堂也。友善之西室执笔勘书者为鲁纯之，东室则王实斋，而中有坐玩双鹤者，覃溪也。画者万殿卿，[19]名上遴，分宜人。[20]
如果仔细考证其中人物，可知基本为江西人，而翁方纲曾为江西乡试考官，又曾为江西学政，和江西文人渊源极深。而江西金石书画人物的出现，不能不说和翁方纲的文化理念和崇尚有关。翁方纲早年在广东为学政时，著有《粤东金石略》，与当地金石家交往。而与山东金石家为友，更因《两汉金石记》扩大了其影响。晚年又交扬州金石友，对扬州亦有影响。因此翁方纲充分利用其学官身份，影响了乾嘉大批金石和书画学者。
第二组人员有：翁树培、[21]铁保、法式善、何元锡、伊秉绶、张问陶、钱泳、董洵、王引之、潘世恩、吴嵩梁、张廷济、阮元、吴荣光、李宗瀚、梁章钜、李彦章、叶梦龙、叶志诜、张维屏等，这些都是和他儿孙同辈的人，他们和他的金石交流通常以请教为主。翁方纲乐于赏鉴题跋，结交后辈才俊，而这些后辈又都是嘉道时影响巨大的官员学者，加上门生故吏盘根错节，故翁方纲的影响在乾嘉后期达到顶点。从何绍基的跋文亦可了解当时的群体活动：
《晋孙夫人碑书后》……余久得拓本，顾为深考，兹于苏溪前辈斋中得见秬香初拓本及小松书释文并钱竹汀、王述庵、孙渊如、武虚谷、桂未谷、洪稚存、王伯申、尹墨卿、陈曼生、翁覃溪诸老并仪征师题记，石墨增华，文采斯萃。[22]
这些学者中也有一批以印学为特长的人员，虽然其篆刻成就和同时代的“皖派”、“浙派”不能抗衡，但毕竟是京城金石书画家群体的一部分。钱泳《履园丛话·摹印》记载：
山阴董小池通守名洵，[24]素精摹印，罢官后寓京师三十年，无所遇，以铁笔游公卿间。……同时公卿大夫之好摹印者，如仁和余秋室学士、芜湖黄左田尚书、上海赵谦士侍郎、扬州江秋史侍御、江宁司马达甫舍人，又有红兰主人与英梦禅、董元镜、赵佩德诸公，俱有秦、汉印癖者也。[25] （图9.5-1、9.5-2）
图9.5-1 董洵“隐书无复旧时楼”印
嘉庆辛未（1811）
图9.5-2 董洵临石鼓文
从此作品可见董洵对石鼓文的理解比较倾向于其活泼的笔法趣味。
又如俞蛟《读画闲评》记载：
董洵……家本山阴，后移居京师。……博通六书，工篆刻，集古来官私印，益以近代名人所刻不下数千百方置几案间，朝夕赏玩。……我朝自程穆倩、丁敬身而后，继轨者独推小池，一时名士所用印章，不经小池镌刻者，书画为之减色。[26]
以上所提到的人员都是北京群体中以篆刻见长的金石书画家，而其中董洵是皖派、浙派元老后的主要篆刻家。他们和桂馥的关系比较好，桂馥的《缪篆分韵》的刊行也和此群体的支持有关。另外他们多来自南方江浙皖一带，虽流寓北京，但受到浙派、皖派印学的影响，在乾嘉中后期已形成了鲜明的风格。
图9.6 《白石神君碑》局部
翁方纲与前人所评常有不同之处，从中可比较金石书画观点的变化。如宋人洪适评《白石神君碑》（图9.6）：
汉人分隶固有不工者，或拙或怪，皆有古意。此碑虽布置整齐，略无纤毫汉字气骨，全与魏晋碑相若，虽有光和纪年，或后人用旧文再刻者。[27]（洪适《隶释》）
乾隆早年的牛运震在《金石图》中认为《白石神君碑》与《张寿碑》类似，而翁方纲则以为：“是碑书法专主于方整，在汉隶中为最洁齐者。然风骨遒劲，似犹在《校官碑》隶法之上，不得以其近似六朝、唐人而概疑之。”[28]可见翁方纲对汉碑方整之美的审美价值的认识超过前人。
翁方纲在乾嘉后期金石书画家群体中声誉很高，在个人学术方面，他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撰的《两汉金石记》是金石学术史上第一部系统考证汉代金石的重要金石书，而且他通过赏鉴积累的大量题跋,在有清一代几乎无人能出其右。关于翁方纲的书法评价，时人或褒或贬，还是马宗霍的评语比较中肯：
覃溪以谨守法度，颇为论者所讥。然小真书工整厚实，大似唐人写经，其朴静之境，亦非石庵所能到也。[29]（图9.7）
图9.7 翁方纲隶书《王昶碑》
这里所选的虽非小真书，亦可见翁方纲书法工整静穆的特点。
马宗霍之所以拿翁方纲与刘墉两人作比，是因为除翁方纲外，刘墉、[30]成亲王永瑆、[31]铁保等，[32]是乾嘉后期北京重要的书家，其中刘墉62岁（1781）回京为官直到85岁去世，是乾嘉后期在北京的另一个群体的中心人物。（图9.8）同时此时的翁方纲在金石书画上亦趋于成熟，包世臣《完白山人传》记述了当时北京金石书画家群体的情形：
图9.8 刘墉书法
乾隆庚戌秋（1790），纯庙八旬圣节，文敏（曹文埴）以六月入都，强山人（邓石如）同往。……时都中工书者，推相国刘文清公，而鉴别则推上海左副都御史陆锡熊。山人至都，二公见山人书，大惊，踵门求识面，皆曰千数百年无此作矣。山人遂留都中。未几，文清左迁失势，而副宪以忧暴卒。时都中作篆、分者，皆宗内阁学士翁方纲。阁学以山人不至其门，乃力诋山人，耳食者共和其说，山人顿踬出都。文敏为治装，致之于兵部尚书两湖总督毕沅。[33]
又记刘墉和翁方纲两家区别：
乾嘉之间，都下言书推刘诸城、翁宛平两家。戈仙舟学士，宛平之婿而诸城门人也，尝质诸城书诣于宛平，宛平曰：“问汝师那一笔是古人。”学士以告诸城，诸城曰：“我自成我书耳，问汝岳翁那一笔是自己。”[34]
因为翁方纲和邓石如的不快，包世臣的记载或有不真处，但总体看翁方纲和刘墉书法确有这样的区别处。乾嘉时北京的金石书画家群体就是有这样相互竞争、相互错杂的特点，而且群体交流日益加强，影响着从各地而来的学者对于金石书画的理解，同时外地有特点的金石书画学者在此交流后再回流各地，又影响到当地的风格。
2. 山东和关中以及黄淮一带的代表人物
在金石考证高涨的乾嘉时代，金石学者没有来山东半岛访碑的是少数，绝大多数都以到山东访碑获得直接的游学经历为一生中重要的学术考察活动。山东半岛的碑刻数量巨大，其中尤以曲阜、济州及其四周的汉碑为崇尚汉学的金石学关注重点。
乾嘉时山东和关中地区的金石书画代表人物由于分布较散，到乾嘉中后期，群体人员的交流通常以官员的召集为主。乾嘉初期的金石考证成果不是由京城实现其影响并传播，而是通过群体和个人延续清初顾炎武的学术方针取得的成果影响北京的整个学术氛围，而身处金石资料丰富的关中和山东以及黄淮一带的学者更是捷足先登，其代表人物的金石书画成就斐然。
◆几个知名的代表人物
山东安丘人张在辛因为对印学的理论梳理而提高了在今人心目中的地位，[35]加上其生命悠长，从清初一直活到乾隆早期，88岁时还撰著《篆印心法》，此书是较早讲述篆刻刀法的印学专著。张在辛一生接触的金石家书画家很多，他是清初山东篆刻家张贞的长子，张贞工诗书画印，与居住南京和扬州的周亮工、郑簠、王士禛等人都有来往。张在辛在四十来岁时特地拜郑簠为师，并且带领其弟弟张在乙、张在戊学习书画篆刻，继承了清初扬州和南京遗老的书画经验，将对汉隶的研究心得撰成《隶法琐言》贡献给后人。他经历了清初到乾隆早期的文化演变，所以在乾隆早期，他成为延续清初文化思想的总结性人物。在张在辛交往的扬州遗老中，石涛是最年轻的一位（图9.9），张在辛比石涛小二十岁，而又比扬州八怪差不多大二三十岁，所以他是扬州八怪兴起之前重要的传承人物。虽然现在因对张在辛的篆刻研究的重视提高了他的书画地位（图9.10、图9.11），但其主要的影响应该就是传承清初遗老的书画理念，特别是在汉隶和篆刻方面的经验影响了扬州八怪的书画理念，同时又把扬州一带的书画成就带回山东老家，为齐鲁一带的金石书画的发展注入来自南方的新动力。
图9.9 石涛“收尽奇峰打草稿”印
图9.10 张在辛“白亭”印
图9.11 张在辛隶书对联
吴玉搢，江苏淮安人，游学四方，是乾嘉早期认真履行顾炎武以金石考证经史思想精神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有《说文引经考》、《金石存》、《别雅》等。从他所著的金石书就可看出，他是由小学而至金石，由金石而考证经史，可以说是地道的以乾嘉学派学术方式治学的学者。他在学术研究上的特点是通过对《说文》的训诂内容的研究直接达到考证经史的目的，这和顾炎武以音训建立经史的新基础一脉相承，《说文引经考》在清代的“说文学”著作中具有标志性意义，而《金石存》、《别雅》则开启乾嘉以金石考证经史的新方法，因此吴玉搢是确立这种学术方式的重要学者。
但是在此时期吴玉搢的学术研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原因是金石学在乾嘉早期还不成气候，因此吴玉搢的金石书流传也很有限。《金石存》开始只有乾隆刻本，而嘉庆二十四年（1819）锦州李调元（雨村）获得此书时竟然不知其为何书由何人所作，后王昶告知，其事俱载此书李氏刊本序言中。《金石存》是清代较早的金文与碑刻通考的金石书，吴玉搢道出当时文字考证的真实情形：
《周世惠鼎铭》……释文今有数本，程穆倩、汪纯翁、顾亭林皆各有同异。此据石刻，后有邹仪周跋语，未知与三家何如？大抵古文奇字之学，今已绝响。不过考之《钟鼎篆额》及《博古》、《考古》等图，取其偏旁形似仿佛注释耳，非能真有依据，确知为某字某字也。故同异亦不必深论云。[36]（图9.12）
图9.12 《昭王簋》金文拓片与释文
上海博物馆藏
最初对金文的考证确实很艰难，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在乾嘉后期获得成就。所以金文入书画到道咸才渐成风尚。
这段话可以证明吴玉搢真切感受到金石字训考证的局限问题，他所作的努力也与此有关。吴玉搢五十多岁至北京，其高深的金石学问使得同时代的“扬州二马”马曰琯、马曰璐折服。在金石研究上吴玉搢曾对年轻的朱筠、翁方纲作指点，其对乾嘉金石学的潜在影响可能超出现在所掌握的资料。
吴玉搢的《金石存补遗》抄本中也记录了乾嘉金石界人物的活动，其中有关他见到新的汉碑拓本言辞激动的描写是当时金石学家的真实写照。得《西狭颂》（建宁四年）碑拓，吴玉搢大书特书，其有关此碑的审美赞许可谓豪傲不已，称此碑牛运震亲见，独称额名为“惠安西表”（图9.13-1、图9.13-2）。从书中来看，当时这批“嗜金石”学者见到好的碑帖，都倾囊搜购：
图9.13-1 仿褚峻所刻《西狭颂》
选自《金石图》光绪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图9.13-2 《西狭颂》原拓局部
今年合阳人赵六吉来济，搜其囊中，适见一本，急以白金一饼易之。较之雨亭本多后题名十二行。[37]
吴玉搢与牛运震相交往，又与合阳碑估来往。合阳碑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清初在合阳出《曹全碑》，当时此碑新出，前人未见，字口清晰，所以引起轰动。后郑簠尤着力研究此碑，时人更增加对合阳新出汉碑的向往。从吴玉搢所记可见当时山东、关中与黄淮地区的金石家群体活动的情形，而且其中也仿佛显现出清初顾炎武金石活动的联系网络还在此地区运行。
《金石经眼录》为山东兖州的牛运震撰，[38]山西合阳的褚峻摹，乾隆元年（1736）两人联合刊行。碑刻都是褚峻亲自访得并镌刻枣木板，牛运震考证每件金石体例、流传、形制等。牛运震记《尉氏令郑季宣碑并阴》“碑阴尚有数行完字，学者因是颇足见古画之朴简云”，又《阙之题名》（一碑两面）所刻只有“汉故太尉尹公之阙”和“汉故郎中尹君之阙”，牛运震评其“所谓书之重而有大美焉云”，对这几种汉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牛运震仍以“拙载于书”评《张迁碑》、《白石神君碑》，则显示其对汉碑的总体审美还是延续前人的观念。
从上海图书馆所藏乾隆十年（1745）《金石图》中，可以看到褚峻所摹版本的水平，其惟妙惟肖的缩微手段令人叹服（图9.14-1、图9.14-2）。该书是当时最好的汉碑金石拓本汇编，可以一窥主要汉隶的总体样式，所以此书对乾嘉金石书画的影响很大。即使以当代的复制缩微手段，也很难达到此金石书所传达的金石文字形状特征的整体感觉。但总的来说，《金石图》的复制不能解决书法临习拓本的各种问题。所以牛、褚只是做了当时技术条件下满足社会对金石图像渴求的一种尝试。
图9.14-1 《白石神君碑》
选自《金石图》光绪刻本
上海图书馆藏
图9.14-2 《白石神君碑》拓本
高凤翰是乾嘉早期以拙为汉隶的著名金石书画家，[39]山东胶州人。因其55岁（1737）残了右手，而左手毕竟没有习惯了的右手灵活，所以右手的流利到左手就成为稚拙。虽然董其昌有书法要“熟后生”的说法，但还是属于明人风格系统中的“生熟”味道，和左手的不受控制所作的还是有很大区别，所以必须要有观念的转变才能成就新的书画意味，而以朴质丑拙为主要风格的汉隶自然成为高凤翰新的追求目标。他从汉隶的稚拙中吸收新的书画语言，引进他的行书表现中，从而有了更大笔墨语言的飞跃，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图9.15-1、图9.15-2）。
图9.15-1 高凤翰《西亭春艳图》纸本
雍正丁未（1727）
图9.15-2 高凤翰《贞树图》乾隆丁巳（1737）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
此为高凤翰刚刚以左手作书画时的作品。
高凤翰的隶书虽然用笔有拙意，显得比较自然，但还是受郑簠笔意跳动的影响太深。高凤翰和“扬州八怪”一样，追求“诗书画印”四全的书画能力，而且篆刻取得不错的成就，魏锡曾作诗赞其金石篆刻的创新特点：
咄咄尚左生，琢印如琢砚。石质具堕剥，字形随转变。乱头粗服中，姬姜终婉娈。[40]（图9.16）
图9.16 高凤翰“家在齐鲁之间”印
康熙壬寅（1722）
上海博物馆藏
图9.17 高凤翰《砚史》选页
按照高凤翰的活动地点的影响来看，歙县、扬州以及家乡胶州，都是其受影响和实施影响的主要地方。其著《砚史》（图9.17）应和在歙县为官的经历有关，并且可能把刻砚的刀法引用入篆刻刀法中；而与“扬州八怪”的交往是其书画风格的来源并促进了其风格的发展，作为群体来讲，高凤翰应该属于“扬州八怪”群体，容下文再叙；最后在山东老家终老，为其在家乡传播金石和书画结合的新成就提供了方便。
乾嘉早期黄淮一带还有安徽亳州的梁
书法也很有名，[41]属于明人董其昌风格的延续，和崇尚汉隶的关联不大，但其对笔法的认识通过对段玉裁的教导由《清史稿》记录了下来：
执笔之法，指以运臂，臂以运身。凡捉笔，以大指尖与食指尖相对，笔正直在两指尖之间，两指尖相接如环，两指本以上平，可安酒杯。平其肘，腕不附几，肘圆而两指与笔正当胸，令全身之力，行于臂而凑于两指尖。两指尖不圆如环，或如环而不平，则捉之也不紧，臂之力尚不能出，而况于身？紧则身之力全凑于指尖，而何有于臂？古人知指之不能运臂也，故使指顶相接以固笔，笔管可断，指锲痛不可胜，而后字中有力。其以大指与食指也，谓之单勾；其以大指与食指中指也，谓之双勾；中指者，所以辅食指之力也，总谓之“拨镫法”。[42]
这一段对笔法的论述与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书论中“拨镫法”可作比较：
仲瞿之法，使管向左迤后稍偃者，取逆势也。盖笔后偃则虎口侧向左，腕乃平而覆下如悬，于是名指之筋，环肘骨以及肩背，大指之筋，环臂湾以及胸胁。凡人引弓举重，筋必反纽，乃长劲得力，古人传诀，所为著悬腕也。唐贤状拨镫之势云，如人并乘镫不相犯，盖善乘者，脚尖踏镫必内钩，足大指着镫，腿筋皆反纽，是以并乘而镫不相犯，此真工为形似者矣。至古之所谓实指虚掌者，谓五指皆贴管为实，其小指实贴名指，空中用力，令到指端，非紧握之说也。握之太紧，力止在管而不注毫端，其书必抛筋露骨，枯而且弱。[43]
执笔之法在重视考证的清代也是各执一词，而皆言“真拨镫法”，从梁
对执笔法的描写来看应即为“龙眼法”，为何绍基、康有为等人所用之法，而吴让之、赵之谦等则用包世臣所传之法。其实到底个人之法如何很难界定，如包世臣所记刘墉常以“龙眼法”示人，而实际私下又以包世臣所论之“拨镫法”作书。梁
和四王、张照、梁同书、刘墉、王文治等书画帖学家的主流书风一脉相承。虽然梁
和邓石如、段玉裁相知，亦看出书法在金石方面的发展方向，但在梁
的时代，金石入书画还属于少数金石书画家的尝试，所以梁
和从金石而来的书画笔法关系不大，这是当时的书画总体现状所决定的。而山东、关中的新一代金石家群体的主要代表要到桂馥、颜崇椝和段松苓、武亿时才出现。所以本书以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末作为乾嘉金石研究兴盛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和乾嘉后期新一代金石书画家群体的兴起和成熟有关。
桂馥、颜崇椝为曲阜人，从《翁方纲年谱》中可知桂馥与北京翁方纲群体关系比较密切。桂馥比翁方纲小三岁，而出仕则晚翁氏38年，甚至比小他28岁的阮元还晚一年。桂馥年轻时又与《四库全书》子部的主笔周永年曾同筑济南潭西精舍研究学问，而周永年与翁方纲同修《四库全书》，所以桂馥、颜崇椝与翁方纲是同一代的金石家。桂馥与较为年轻的阮元虽然是两代人，但按照出仕时间几乎为“同年”的辈分。他在翁方纲金石书画群体的第一组人中有出类拔萃的小学成就和书画成就，对第二组人员也有巨大的影响。而从书风看，伊秉绶与之在格调上最相近（图9.18-1、图9.18-2）。
图9.18-1 桂馥隶书楹联
图9.18-2 伊秉绶隶书楹联
伊秉绶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与阮元为“同年”，虽然书法曾师从刘墉，但和翁方纲来往也比较密切。他和桂馥并称，桂馥年纪比伊秉绶大18岁，所以谁影响谁是比较清楚的，但他们对金石书法的理解有某种时代上的差异，从中可以看到金石书画在乾嘉时期进行式的发展。
桂馥在训诂考证与印学方面的贡献亦大，有《说文解字义证》、《缪篆分韵》等刊行，其中桂氏花四十年而成的《说文解字义证》，是乾嘉时期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有同等成就的小学著作，《清史稿》评其异同比较中肯：
盖段氏之书，声义兼明，而尤邃于声；桂氏之书，声亦并及，而尤博于义。段氏钩索比傅，自以为能冥合许君之旨，勇于自信，自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创义为多；桂氏专佐许说，发挥旁通，令学者引申贯注，自得其义之所归。故段书约而猝难通辟，桂书繁而寻省易了。夫语其得于心，则段胜矣；语其便于人，则段或未之先也。[44]
桂馥所著《续三十五举》为印学重要理论著作，而《缪篆分韵》更为篆刻艺术提供很大的方便，魏锡曾论其曰：
研穷洨长书，小学署元士。编排汉印字，《分韵》见条理。华宝备春秋，操觚异率尔。（桂馥未谷）
未谷有“小学元士”印，所著《缪篆分韵》极精审。[45]（图9.19）
图9.19 桂馥“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复生矣”印
嘉庆丙辰（1796）
桂馥《缪篆分韵》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左右开始编写，嘉庆元年（1796）刊行。这本书的刊出，不像之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基本靠自己完成，《缪篆分韵》显然聚集了金石家群体的编书能量，是比较早进行群体编书并取得成功经验的一次尝试。有多位金石友助其成书，如袁枚（写序言）、盛百二（写序言）、陈仲鱼（鳣，此书修订时为陈氏抄写）、章丘焦绿轩（书写释文）、滋阳苏卮园（牛运震弟子，为书排版）、安邑宋芝山（葆淳，最初寻来英梦禅底稿）、朱竹君（筠，鼓励出书）、陆费丹叔（墀，鼓励其赶快刊行），王葑町（宋葆淳找来刻板由王葑町带回北京交桂馥刊行）、伊秉绶（为书题字），金石友沈向斋（可培）、黄小香、陈明轩、沈二香、刘松岚（大观）、江秋史（德量）、司马达甫出钱资助刊行。从中可见乾嘉后期金石书刊行的群体作为，也可了解桂馥所属金石书画家群体的人员。其中山西安邑宋葆淳为乾嘉时关中重要金石书画家，[46]在北京和桂馥关系密切，《缪篆分韵》的底稿即由宋葆淳从英梦禅处得到送与桂馥的，而沈可培、[47]刘大观、江德量、司马达甫是各地有名的金石友。从此书的编撰工作中可见桂馥在群体中的重要影响。另外桂馥的弟子翟云升为道咸时期重要的金石书画家，可谓后继有人。桂馥出仕为云南永平县知县（1796），后卒于官，在云南为官约十年，桂馥后人的金石友冯云鹏曾在《题桂未谷明府戴花骑象图赠桂生朴堂》中描写过桂馥：
桂氏之祖秦博士，先生乃更穷经史。一官万里赴滇南，十载永平贫且死。经济以外惟著书，神冷风凄余故纸。对此插花骑象图，先生未死精神舒。高踞象背花满鬓，蛮女拥仗行吹竽。……嗟哉先生嗜金石，予愧同心未相识。展卷不厌反复看，似共老菭对晨夕。读君《札朴》诵君诗，汉魏六朝争雄奇。东晋直寻爨君墓，南诏亲模《德化碑》。[48]
道咸时金石家吴树声为云南永平县相邻的保山县人，他出仕为山东肥城知县又恰好与曲阜相邻，不知是否是因与桂馥“礼尚往来”而受其金石书画的影响。
虽然山东和关中金石书画的代表人物不算多，但却吸引无数的金石学者在此访碑研究，使这一带成为清代金石群体活动来往最频繁的地区。处于乾嘉后期金石考证高潮的关中、山东的金石书画家的代表还有比桂馥年轻约八岁的段松苓和武亿。
段松苓著有《益都金石记》、《赤亭金石跋》等。武亿著作丰富，[49]除经史书外，金石书有《偃师金石记》、《偃师金石遗文补录》、《郏县金石志》、《宝丰金石志》、《鲁山金石志》、《金石三跋》、《金石文字续跋》等，其中《金石三跋》是金石学名著。在金石书大量出现的乾嘉后期，修金石书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修地方志书打下基础，而段松苓、武亿是较早为这一目的作出贡献的金石家。如嘉庆二年（1797）武亿撰《偃师金石遗文补录》，王复续补，[50]内容为周至元的偃师地方的金石考证，包括了碑刻文字记录、地点、时代等。钱坫为序称：
碑学开于郦中尉，古人遗迹著于各方各土，人藉舆地以传，舆地亦得藉人以为佐证，故据考独精。尔后宋欧阳修、赵明诚、黄伯思、陈思、王象之等则徒以嗜好收罗，取高争长，大失郦氏本旨。[51]
此序将武亿撰金石书的本意说得很清楚。乾嘉后，许多学者做官做到哪个金石存留较多的地方，就在哪里访碑搜辑金石，作金石考证，如果遇到当地金石友相助就更有一番作为。据乾隆五十三年（1788）武亿《偃师金石遗文》原序称，该书为武亿在孙星衍未完稿基础上，加入自己的金石研究成果编辑而成。而《偃师金石遗文补录》以武亿前书为蓝本，另外访寻碑刻补录而成，可见学者之用心。梁启超曾论清人治地方志书：
史之缩本，则地志也。清之盛时，各省府州县皆以修志相尚，其志多出硕学之手。其在省志，《浙江通志》、《广东通志》、《云南通志》之总纂则阮元也，《广西通志》则谢启昆也，《湖北通志》则章学诚原稿也；其在府县志，则《汾州府志》出戴震，《泾县志》、《淳化县志》出洪亮吉，《三水县志》出孙星衍，《朝邑县志》出钱坫，《偃师志》、《安阳志》出武亿，《富顺县志》出段玉裁，《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县志》、《天门县志》出章学诚，《凤台县志》出李兆洛，《长沙志》出董祐诚，《遵义府志》出郑珍、莫友芝。凡作者皆一时之选，其书有别裁有断制，其讨论体例见于各家文集者甚周备。欲知清代史学家之特色，当于此求之。[52]
武亿及钱坫的序言已表明，金石是地方志的基础，而清代史家治学的特点，始终不离顾炎武倡导的“有本之学”。上海图书馆藏的嘉庆四年（1799）刻本《安阳县志》和《安阳金石录》所署的著书人均为赵希璜，而《安阳县志》序称武亿只是旁求金石之力。将县志与单行的《安阳金石录》比较，内容基本相同，可见地方志只是在金石书的基础上稍加修饰而已。因此《安阳县志》实为武亿所撰，赵希璜则是“责任编辑”，梁启超所述为实。从以上两书比较中可看出地方志和金石书紧密关联，而从后来徐宗幹的《济州金石志》序言称“仿《安阳金石志》”，可知武亿书的重要影响。（图9.20）
图9.20 武亿隶书楹联
武亿曾在山东博山为知县，与段松苓、朱文藻、黄易等同为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征集金石资料，而且山东先后有翁方纲、毕沅、阮元、孙星衍为学官或大员，他们采用清廷集体修书的方式，让这些金石书画学者走到一起，成为在山东把乾嘉后期的金石考证推向高潮的一批主要人物。正是这时候活跃在山东的金石书画群体不断地完善金石考证体系，为金石和书画的全面结合奠定了基础。
◆几个不太知名的金石家
山东、关中一带的金石资料丰富，所以这一带的金石书画的群体活动持久不断贯穿整个乾嘉时期。这一带的金石家中也有默默无闻的金石书画先驱者，如山东沂州人李维恕，著有稿本《金石纪》，其金石和书画的紧密相连的观念超过时人，但当时还没有对汉隶质拙的审美特点的认识，还是沿用明人观点，所论与牛运震相似：
《后汉荡阴令张公方碑》中平二年……余游吾乡之东平，得《张君碑》，额篆“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十二字，（其讳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人。）尚属完好，故班班可考……欧、赵《录》中盖未尝载，《隶释》、《隶续》亦无其文，《通志金石略》所载碑目虽多，然亦未及之。乃知昔人之言不尽可信，而旧物之在天壤间者，固不可尽谓之无也。又弇州（王世贞）评此碑：“文辞翩翩，有东京风，独叙事未甚详确，书法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非永嘉后所及。”考碑中以“宾”为“殡”，以“忠”为“中”，以“暨”为“既旦”，虽属难解，正见古人点画之假借简易疏阔，即善赝者不能仿其讹谬，何好事者妄作疑訾语耶？余集汉碑，虽不及诸公之夥，然笔画宛然如新者，惟《曹景完碑》。……乾隆丁亥（1767）新秋松谷记。[53]
从李维恕、牛运震等与《四库全书》评语的比较中，可知大约至乾隆中期之前，山东、关中一带多数金石家对金石和书画的关联性认识还停留在董其昌的书画观念系统中。和扬州一带以及杭州湾一带同时期金石书画家相比，则南方对金石书画的理解受傅山的影响更大，其中以金农、丁敬为代表的书画实践对金石书画结合的影响至关重要，他们在金石中寻求一种更为古拙的意蕴，并因此产生的创作动力，成为金石入书画的直接推手，从中也可看到南方的金石入书画影响北方是乾嘉中后期的主流。
关中有歙人程敦，他乾隆丁未（1787）在西安临潼横渠书院刊出的《秦汉瓦当文字》，是继朱枫《秦汉瓦图记》后的又一本专记瓦当的书。他的金石友有赵魏、钱坫、俞肇修、申兆定，而且与孙星衍亦探讨研究瓦当的内容，在《秦汉瓦当文字》序言中附有其《致孙编修渊如书》：
足以觇一代风尚所趋，而于说字解经不无裨助，至“玄武朱鸟”等瓦，可以明古行阵旌旗所绘。而朱鸟之象（图9.21），说者未有明文，观此始知为鸷捷之鸟，若鹰隼之类。夫自昔传注之学得于臆度者，恒不若目击其物为明确。[54]
图9.21 朱鸟图取自《沈府君神道碑》之碑额四川省博物馆藏
但作序者在此书信后又评道：
然则敦之著录所关岂浅鲜哉，诚恐世人不察，但以篆文为观美，则流于玩物丧志，或与好事者相比拟，失硁硁之指趋矣。[55]
程敦做学问提倡亲见亲为，认为瓦当上有秦汉文字，研究时要有第一手资料。但作序者对“篆文为观美则流于玩物丧志”心存警惕，可见有囿于清初法度的保守倾向。而书中一则释文有误，后经刊正，并加以说明：
郑耘解为“永受嘉福”，其说遂定，因附刊其说于卷首，不敢掠美也。[56]
可见当时的文字解释，是大家相互学习，共同探讨的结果。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时期的一些人如李维恕、程敦、郑耘等，他们的学术研究情形并没有被完整地记载下来，山东、关中一带的金石书画家群体规模远比本书所提到的来得大，人员涉及面也更为广泛。
3. 扬州附近的金石和书画群体
所谓扬州附近地区，是指苏北和南通州一带以及和南京等地有关联或影响的地区。乾嘉时期，社会稳定繁荣，扬州因其运河的地理优势，是清代中期经济最为繁荣的城市之一。在扬州附近地区的金石书画家群体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群体的人员复杂，清初扬州的金石书画家群体以遗老为主，到了乾嘉时代，扬州经济繁荣，是南北经济的中心，所以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迁入，但不像北京、山东等地，金石书画群体以官员为主，扬州的迁入者可能是出于更容易谋生的原因，所以从朝廷大员到个性鲜明的布衣学者，都有适合其活动的群体，并常常混杂在一起。其次，扬州的金石书画家延续清初的金石考证的学术风气以及从金石而来的书画探索，注重个人风格的独特性，和乾嘉初期北京的董其昌风格的主流群体有很大的不同。再者，在金石书画的发展上起到连接顾炎武和傅山美学思想的纽带作用，这个从清初开始的金石书画的发展在扬州没有中断过，而且是最早的有规模地探索的地区之一。
◆乾嘉前期以“扬州八怪”为主的群体
乾嘉在扬州的书画家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地区文化传承自然形成的群体，这是因为清初扬州作为金石书画的主要活跃地区，有其丰富的文化传承；第二类是从各地到扬州来的定居学者。而从时间上划分，又可分为“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时期和以王念孙、汪中、王引之、阮元为代表的时期。“扬州八怪”的群体是乾嘉时期扬州影响最大的金石书画群体。本书把“扬州八怪”和相关的人员都纳入该群体的范畴。“扬州八怪”之名的提出以汪鋆1883年所刊《扬州画苑录》为最早，后来李玉棻光绪甲午年（1894）刊《书画书录解题》所提名的“扬州八怪”被接受，指汪士慎、李
、金农、黄慎、高翔、郑燮、李方膺、罗聘（按年龄排列），而另外一种提名涉及的又有华喦、高凤翰、边寿民、杨法、闵贞等，所以乾嘉时并无“扬州八怪”之名，后来究竟指哪八人也没有定论，其实就是指乾嘉时期活跃在扬州的金石书画家群体。按乾隆乙卯年（1795）张斗《扬州画舫录》所记，同时期在扬州的书画家还有许多，本书只取其代表者评述。其实闵贞、罗聘和上述其他人员不是一代人，年龄相差三四十岁，而其他人员年龄相差不过十岁左右，是一代人，他们相互交往影响，群体特征较强。而罗聘为金农学生，他开始出名在1771年左右，那时金农一代的人已无一在世，如果从风格上分，可以把罗聘、闵贞纳入乾隆早期扬州的群体当中。但实际上罗聘与北京的翁方纲交往更为密切，也就是说到乾隆中期，随着金石学的大发展，金石书画群体在扬州已经由书画家为主体转为以金石家为主体，这也是乾嘉学派的影响蔓延到书画群体中的结果。从实际的发展看，金石学的发展为书画家寻找新的笔墨语言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所谓古法的获得，也有助于书画艺术的发展。本书按群体的实际存在情况，把罗聘、闵贞归于扬州乾嘉中后期的群体。
图9.22 马曰璐题字刻石
扬州的徽商构成徽派的主体，他们的籍贯通常在安徽，而居住和活动的地方主要在扬州和南京。和“扬州八怪”同时期的还有称为“扬州二马”的马曰琯和马曰璐兄弟，[57]（图9.22）他们是当时扬州的盐商大户，也是金石群体的召集人，金农、郑燮是其家座上宾，他们又与来往扬州的朱彝尊、杭世骏、厉鹗、全祖望、沈德潜、袁枚等文豪结交，还曾花重金帮助朱彝尊刻书，又有帮郑燮还债等义举，而且“二马”家富藏书，后主动交归国家管理，可见其以文会友的真切之情。同时“二马”有诗名，也参与金石文字研究，如上文所述，“二马”在京城遇到吴玉搢，以其金石学问高深，即倾心折服，尊为天人，体现了“扬州二马”没有文人相轻的思想陋习，的确是扬州金石书画群体中和谐交流学习的盟主。
“扬州八怪”及其相关的群体中只有李
、高翔、罗聘具有扬州籍贯，其他都是外来，清初扬州一带的程邃、査士标、弘仁等，乾嘉时的“扬州二马”、程廷祚、汪士慎、罗聘、戴震（“高邮二王”的老师）、巴慰祖、邓石如、包世臣等皆为安徽人，所以以徽商为中心的徽派文化自然成为扬州的文化传统之一，而且古人对于语言、习俗的同一性可能比现代社会更为看重，这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清代乾嘉的两个最主要的金石书画流派以“徽派”和“浙派”命名了。而在乾嘉时期，徽派的大本营就是扬州，其次为南京。所以乾嘉时代和扬州、南京有关的金石书画家通常归于徽派群体，这个归类范围实际上超出安徽人的定义范围。因为不是在原籍的群体，其影响又是共生共享的，所以从扬州一带的群体和徽派的关联中更容易看到扬州的群体对于金石书画的影响。
“扬州八怪”及其相关的人员之间的关系也是比较密切的，但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只是偶然来扬州卖画，所以并不是一个团体。
汪士慎和老乡“ 扬州二马”及金农、边寿民关系密切；[58]（图9.23-1、图9.23-2）李
和郑燮都做过县令，[59]（图9.24）《清史稿》记郑燮和李
为“同县”，[60]两人关系密切。郑燮曾对李
60岁后的画批评尖锐，其爱恨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图9.23-1 汪士慎“七峰草堂”印
图9.23-2 汪士慎梅花
图9.24 李
花卉册之一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
复堂之画凡三变。初从里中魏凌苍先生学山水，便尔明秀苍雄，过于所师。其后入都，谒仁皇帝马前，天颜霁悦，令从南沙蒋廷锡学画，乃为作色花卉如生。此册是三十外学蒋时笔也。后经崎岖患难，入都得侍高司寇其佩，又在扬州见石涛和尚画，因作破笔泼墨，画益奇。初入都一变，再入都又一变，变而愈上，盖规矩方圆尺度，颜色深浅离合，丝毫不乱，藏在其中，而外之挥洒脱落，皆妙谛也。六十外又一变，则散漫颓唐，无复筋骨，老可悲也。册中一脂、一墨、一赭、一青绿，皆欲飞去，不可攀留。世之爱复堂者，存其少作壮年笔，而焚其衰笔、赝笔，则复堂之真精神、真面目，千古常新矣。乾隆庚辰（1760）板桥郑燮记。[61]（图9.25）
图9.25 郑燮题李
花卉册纸本册页
乾隆庚辰（1760）
四川省博物馆藏
郑燮题跋李
此画册时，[62]为李
去世的前两年，郑燮是这群人中唯一高中进士的，又有丰富的人际关系，曾为“乾隆柬封书画史”。而作此题跋在1760年，应该是郑燮在金石书画上进一步成熟的时期，因此看得更远更深，从题跋中可以看到他牢牢抓住了笔墨的精神，他的真诚批评也显出他在群体中的核心地位。
金农交游广泛，[63]而且学问渊博，诗书画印俱佳，和郑燮关系很好，又是群体中最年青者罗聘的老师，是群体中当然的核心人物。金农学画在50岁左右，用自己擅长的隶书笔意融于书画中，带有以篆隶的金石笔法入书画的风格。他是乾嘉早期笔墨风格中有典型金石味的书画家（图9.26），但其金石入书画之法是自我隶书风格的外化，在当时还很难作为其他书画家学习和仿效的榜样。同时这也说明了乾嘉早期金石入书画还不是一种书画群体可以普遍理解的笔墨方式。
图9.26 金农《菩提图》
乾隆辛巳（1761）
黄慎来扬州总是停留一段时间又走，[64]他与郑燮、李
友善，后回福建宁化老家。黄慎援草书入画，作品书画一体的倾向很强烈，但不是以金石入画。（图9.27）
图9.27 黄慎《纳凉图》局部
四川省博物馆藏
高翔是弘仁、石涛的学生，[65]一生都对石涛怀有崇敬之心，又与汪士慎、金农密切。（图9.28-1、图9.28-2）
图9.28-1 高翔花卉图
乾隆壬戌（1742）
图9.28-2 高翔“蔬香果缘之轩”印
上海博物馆藏
李方膺是扬州八怪中唯一出身官宦之家的人物，[66]为官三十年，罢官后住南京借园五年，期间常去扬州卖画。李方膺与南京的袁枚、沈凤关系很密切，[67]也与扬州的郑燮、金农、李
交善；郑燮对其梅花画评价很高。（图9.29）
图9.29 李方膺水墨花卉画轴
乾隆己未（1739）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
华喦晚年来往于扬州和杭州间，[68]《清史稿》记其“居扬州最久”，[69]与李
、金农、高翔、郑燮、“扬州二马”交好。
高凤翰五十多岁混迹扬州好几年，59岁回山东老家，其以左手进行书画创作所带来的稚拙感对扬州的金石书画群体也有启发。（图9.30）
图9.30 高凤翰蜻蜓花卉指画扇面
边寿民时常客游于扬州、[70]杭州等地，与程晋芳关系密切，但其主要的活动地区还是其老家淮安。
杨法是南京人，[71]常居扬州，和李
、金农、高翔往来密切。（图9.31）
图9.31 杨法五言律诗（局部）
除上述诸人之外，卞孝萱认为“扬州八怪”还要加上陈撰、[72]李葂，[73]他们也确实是这一群体之中的活跃人物。
从以上的人物关系来看，金农和郑燮是群体的核心，但金农1730年左右在扬州定居专事书画，而郑燮1743年之前曾居住扬州，其间1743—1753年在山东为县官十年，1753年才定居扬州，所以直到郑燮和金农晚年专事金石书画，扬州的金石书画群体才对乾隆中期的画坛形成最为重要的影响。
从以“扬州八怪”为主的群体来看，有两个特点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第一是完成了“诗书画印”四全的金石书画完整结合的书画模式。金农和郑燮是其中做得最好的，代表了书画发展的方向，而群体中以书法取胜者不在少数，他们大多精于汉隶印学，一起探索金石入画新的笔墨语言，与浙派分庭抗礼，可以说是“扬州八怪”群体从金石中探索新的笔墨语言的预演。第二是每个人都注重自身的个性化风格，和当时画坛主流的“四王”群体中个人的画风相近形成区别。这种区别也在地区的与书画相关的学术研究上反映出来。总之以“扬州八怪”为主的群体实践，使金石中的篆隶，甚至北碑的丑拙、怪异的风格，在从傅山而至金农、郑燮的书画审美中得以连贯，变成一种理所当然的书画艺术潮流，为乾嘉中后期重新审视汉隶体系，从远古的金石中汲取书画的根本之源打下了基础，并形成了新的审美思维方式及特点。
◆乾嘉后期扬州一带的群体
乾嘉学派中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和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影响最大。“吴派”“唯汉是信”，考证注重典章制度等汉学传统的疏解；“皖派”的考证注重训诂，常从音韵文字入手来研究古书的内容和涵义，所以和顾炎武的治学思想比较一致，和金石考证关系密切。而以金石考证经史是为了恢复经典的真意，纠正经典流传中的偏差，因此“皖派”显然对经典有怀疑且对汉学系统的掌握要求更高。
扬州学派是以戴震的学生“高邮二王”、段玉裁以及汪中、阮元等为主。乾嘉中后期扬州一带的学术人物按年龄顺序有：袁枚、秦大士、程晋芳、闵贞、严长明、姚鼐、罗聘、段玉裁、谢启昆、邓石如、巴慰祖、王念孙、汪中、江德量、赵绍祖、严观、伊秉绶、阮元、王引之等。在这个名单上，传统意义上的专业书画家比较少，而以金石学者为主，可见乾嘉中后期金石书画的风尚在转变。
袁枚在 “扬州八怪”时期是比书画群体中主要人物小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学者，[74]而到乾嘉中后期在扬州一带的这张人物名单中则是老者，由于他在南京筑随园生活了四十年，在这一地区学术活动时间较长，因此列为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袁枚对扬州一带的诗文影响十分明显，袁枚78岁时为李斗《扬州画舫录》作序，俨然扬州文人的元老。
秦大士曾为乾隆十七年（1752）文武双科状元，[75]与卢文弨、钱载、翁方纲等为同年，在北京时又与纪昀、钱大昕等人结社唱吟，可视为北京金石书画家群体的前辈，乾隆二十八年（1763）回南京，在扬州一带有影响。《扬州画舫录》卷十六《蜀冈录·平山堂游记》记载，在众多名士中，秦大士题跋泐石，可见其地位影响。其“诗书画”称三绝，书法直逼欧、柳，晚年兼喜绘事，他为熊楚香写竹，并在画上题绝句：
三伏风生几簟寒，睡余长日自盘桓。写来竟日萧萧雨，都在潇湘竹上看。[76]
《熙朝新语》记秦大士攫取卢文弨的《张迁碑》的轶事：
卢学士文弨有《张迁碑》，拓手甚工。涧泉爱而乞之，卢不与。一日乘卢外出，入其书舍攫取而去。卢归知之，追至其室，仍夺还。未半月，秦暴亡。卢往奠毕，袖中出此碑，哭曰：“早知君将永诀，我当时何苦如许吝耶？今耿耿于心，特来补过。”取帖向灵前焚之。颇有延陵挂剑之风。[77]
从这条轶事中可知乾嘉中后期文人对金石书画的热情。
程晋芳比袁枚大一岁，[78]为扬州大盐商之族，与袁枚、翁方纲、毕沅、吴敬梓、严长明等为至交，因与翁方纲所属群体的关系极为紧密，中年后迁北京，又成为北京群体中重要的一员，从此扬州金石群体和北京金石群体齐行并进。
以现有的资料看，无法判定闵贞如何会列入“扬州八怪”之列，[79]卞孝萱有《闵贞不在“扬州八怪”论》。[80]闵贞只是个书画家，印刻得一般，诗文才能也较一般，和上文所述人物在此两种才能方面水平相差较远，即便如此，本书还是按传统习惯将其列入扬州一带的群体。乾隆四十四年（1779）翁方纲曾为闵贞《奉馔图》题序，按后序所言，翁方纲与闵贞具有极大的社会地位差距，虽然闵贞比翁方纲还大两岁，但他的社会地位不高。关于闵贞的籍贯，翁方纲题跋中称其为广济人是比较可信的，他到扬州可能只是为了卖画而短暂停留。（图9.32）
图9.32 闵贞《钟馗图》
严长明为南京人，[81]来往于扬州与南京，师从方苞，曾就“扬州二马”读书，也曾入毕沅幕。喜爱金石文字，金石收藏也丰富。著有金石书《知白斋金石类签》、《金石文字跋尾》、《汉金石例》等多种，并影响其子严观对金石的研究。
姚鼐完成编撰《四库全书》所承担的任务后，[82]44岁（1775）即全身心投入教育，主讲南京、扬州、歙县等书院，后卒于金陵书院。姚鼐在乾嘉后期“桐城派”的兴起中功劳最大，对于改变乾嘉时期极端的考据风气，引导学者恰当地运用义理方式起到重要作用。出于姚鼐门下的学者众多，像阮元等以金石考证经史并运用义理之法，应该也与姚鼐所倡导和营造的学术氛围有关。
罗聘为“扬州八怪”中最年轻者，[83]“诗书画印”皆学于金农，后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入京，与翁方纲相得，两人保持密切的关系。罗聘和北京群体中的钱载、钱大昕、张埙、桂馥、程晋芳、毕沅、蒋士铨等都交往密切，是扬州金石书画群体与北京群体之间交流的重要联结者。（图9.33）
图9.33 罗聘《兰竹石图》扇面
乾隆庚戌（1790）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
段玉裁年轻时在扬州读过书，[84]入京后师从戴震，47岁归故里与王念孙、汪中等相交，后居苏州。其间在四川宜宾附近县为官数年，不知是否把金石学的新成果带入其间；而道咸时期宜宾有包弼臣兴起，与他的入川不知是否也有影响。所著《说文解字注》在嘉庆二十年（1815）刊出，是乾嘉时期在训诂学方面的重要成就，也是乾嘉学派达到学术高峰的标志性著作之一。乾嘉训诂学的成就为金石学向古代金文考证进军奠定了基础，也使金石入书画印的金石书画家获得了内容表现上的空间，这都是乾嘉学者为道咸金石入书画所作的铺垫。
谢启昆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曾为扬州知府，[85]“扶养士气，主持风雅者数年”，[86]直到因徐述夔文字狱案发被免职流放，[87]差不多五六年都是扬州的地方长官。他是翁方纲的学生，终生与其保持极密切的关系，又与北京翁方纲群体的钱载、冯敏昌等多人交往，所以谢启昆是北京官员为主的群体对扬州一带的金石书画产生影响的直接推手。他的主要代表作《西魏书》、《小学考》、《广西通志》反映出他的主要成就和影响：第一，他组织幕宾（胡虔、陈鳣）编写巨著，为封疆大吏编书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也引导了风尚；第二，其《广西通志》为阮元所编《广东通志》的样板，对阮元有直接影响。第三，《西魏书》是较早研究北碑金石以考证经史的书籍，是研究西魏历史的专书。此书有钱大昕、姚鼐、毕沅书序，而翁方纲序道明了金石考证的目的：
愚意永熙、大统以后直至唐初七八十年之间，梁陈碑禁未弛，而北朝石刻最夥，即如《常丑奴志》，愚尝见石本，其孝明之称究未能以遽断也。至若一碑中，因其子孙溯其祖父、官阀、时地，颇有足资考据者。[88]
从中可见翁方纲对以北碑考证经史的作用阐发较早，这也是后来北碑兴起的学术前奏。
邓石如在金石书画方面的经历以包世臣所述最精略，其乾隆三十五年（1770）27岁时因梁
推荐客居南京梅镠家治学八年，[89]是他在扬州一带活动最长的一段时间，与梁
、梅镠、姚鼐、僧悟本、赵绍祖、张惠言、金榜、曹文埴、刘墉、毕沅、李兆洛、张翰风、包世臣等都有交往。邓石如虽不常住扬州、南京，但也常在扬州一带卖书印作品。（图9.34）所以邓石如对扬州一带的金石书画有影响，通过游学、交往名流，其40岁（1783）左右已经有所收获。但其虽为公卿名流所激赏，却并不能与他们深入地交往，其社会地位和其书画的个性决定了他只有在另一种社会条件下才能被完全接受。赵绍祖《古墨斋金石跋》记录了32岁的赵绍祖见到邓石如时的状况，《古墨斋金石跋》早期刊本为嘉庆十五年（1810）刻本，也就是在赵绍祖60岁不到的时候，邓石如已名满天下。从文中描述可见，在邓石如40岁左右，已然在一定范围的金石书画家群体当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而后又通过包世臣的大力宣传，邓石如成为“皖派”的新旗手（图9.35），这也预示着道咸书画中兴的全面到来。
图9.34 邓石如隶书楹联
图9.35 邓石如“心闲神旺”印
嘉庆丁巳（1797）
巴慰祖老家在歙县，[90]但其祖居扬州，是长期定居扬州的歙人。《扬州画舫录》记其“工八分书，收藏金石最富”，②寥寥数语，却记录下了巴慰祖作为金石书画家在扬州的主要状况。（图9.36）不管后来他的家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巴慰祖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盐商宽裕的生活中度过的，从他的收藏能力和作品内容中都能感受到这一点。乾隆三十九年（1774），巴慰祖30岁辑成《四香堂摹印》，其中第三册为《百寿图印》。其自序云：
图9.36 巴慰祖山水
慰糠秕小生，粗涉篆籀，读书之暇，铁筦时操，金石之癖，略同嗜痂。间尝窃以己意，仿为钟鼎款识若干字及纪人姓名于石上，谬为有识所见推许，顾犹恨未得《集古》本摹印以广其传，于心终阙然。[91]
巴慰祖的日常生活就是读书、收藏、摹印，这与当时许多人在读书只为功名的压力下生活相比，可以说是相当悠闲。嘉庆元年（1796）巴慰祖刻成《巴莲舫印谱》，据沙孟海考证，此书疑为董洵、巴慰祖、胡唐、王振声的印谱合集，成《董巴王胡会刻印谱》的底本。[92]巴慰祖在“徽派”印学中的地位很高（图9.37），对赵之谦具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可谓影响巨大。而且从巴慰祖对其子弟包括外甥胡唐的影响看，可知印学在当时安徽发达兴旺：
图9.37 巴慰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印
乾隆丁未（1787）
摹印……天都人尤擅其妙，如歙之巴隽堂、胡城东、巴煜亭、鲍梁侣，绩溪之周宗杭，皆能浸淫乎秦、汉者。[93]
从北方到扬州再到杭州，大师辈出，印学方兴未艾，印学的深入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篆隶的发展。同为扬州金石书画家的闵贞曾为巴慰祖画像，有《隽堂居士像》可证两人间的交往。又有汪中曾写《巴予藉别传》。巴慰祖曾就读扬州安定书院，应该与当时很多学者关系密切。但本人困惑的是巴慰祖和邓石如为同龄人，又生活在同一地，为何鲜有他们相交流的记载。也许当时的交流没有像想象的那样方便，也可能身份个性影响了他们的相会，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当时他们在文人的心目中还没有足够的分量。
王念孙为戴震的学生，[94]与其父王安国及其子王引之一家三代都以治训诂考证著称于世，到王引之而集大成。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影响巨大，称“高邮二王”，是扬州学派的中坚。王念孙的活动地区主要在北京和扬州，与朱筠、翁方纲、程瑶田、纪昀、段玉裁、汪中、刘台拱、任大椿、邵晋涵、陈鳣、卢文弨、丁杰、[95]程晋芳、桂馥等北京群体和扬州群体中的主要人物皆关系密切。梁启超在论及清代学术复古倾向时说：
其全盛运动之代表人物，则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统派。[96]
所以王念孙是乾嘉中后期扬州金石书画群体中的重要人物无疑。王念孙的训诂以音训为主，其《广雅疏证》最为有名，《清史稿》记载的其语子王引之关于训诂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
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因假借之字强为之解，则结
不通矣。《毛公诗传》多易假借之字而训以本字，已开改读之先。至康成笺《诗》注《礼》，屡云某读为某，假借之例大明。后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97]
训诂方法十分的繁复，但对于金石考证益处很多，特别是对北碑的别字考证“涣然冰释”。王念孙还著有《汉隶拾遗》，可见这些学者的关注从金石考证经史兼至书画。王念孙的学生许瀚等人亦为道咸时重要的金石家，直接影响俞樾等道咸时期成长起来的金石学新一代，可见这一流派影响深远。
汪中是扬州学派中的又一大师，[98]其学问从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衍出，但又与段玉裁、王念孙等皖派学人关系融洽。这说明乾嘉学派虽然各有分派，但是总的学术观点并不矛盾，而只是倾向性不同，所以他们不但可以和平共处，而且常常善评对方并作学术互补，这是中国学术史上不多见的现象。王念孙在为汪中《述学》作的序中说：
余与容甫交垂四十年，以古学相砥砺，余为训诂文字声音之学，而容甫讨论经史，榷然疏发，絜其纲维。余拙于文词，而容甫澹雅之才，跨越近代，每自愧所学不若容甫之大也。
汪中从小生活贫困，读书自成，但从其自述来看，是受到顾炎武的启发。清代凡能抓住顾炎武思想核心的，无一不是重要的学者，可见汪中其人眼光。汪中交往的学者既有北京群体中的人员，也有扬州群体中的人员，有程瑶田、钱大昕、翁方纲、王念孙、凌廷堪、孙星衍、毕沅、刘台拱、章学诚、段玉裁、焦循、江德量等人，其中王念孙与刘台拱是汪中密友。从包世臣一段有关整理汪中《述学》文稿的记载，可见其对扬州一带后学的巨大影响：
右江都拔贡生汪中容甫文六卷，余以嘉庆辛酉（1801）至扬州，访容甫，而殁已八年，得仪征阮尚书所刻《述学》，其题词曰：心贯九流，口敝万卷。又有《广陵通典》，至精核。继识其甥毕贵生及其子喜孙，因得容甫自刻小字二卷，与阮本无异。……乙丑（1805），予再至扬州，与贵生同榻，而容甫入予梦，自言其文之得失甚具，如是者三夕，与贵生共咤其异，而喜孙叩门入，再拜曰：“刘先生病甚，召喜孙付先子文稿，行促不及相告，归舟阻风，三日乃得达。先子草稿纷纠，非吾子莫能为订定者。”[99]
但1822年当汪喜孙把《述学》刊本给包世臣时，包氏发现此书并非是自己花了很大力气所校订的编次，因此表示了很大的遗憾，且对汪中的评价也不及之前与汪中同时代的其他评者。这也说明道咸初期学术风尚已然有所变化。而乾嘉后期的孙星衍所撰汪中传中称其“诗文书翰无所不工，精六书说文金石之学”则是对其在经史贡献之外金石书画等成就的佳评。
江德量为金石书画世家之后，[100]与汪中交好，著有《古泉志》，这是较早的泉志考证书。李斗《扬州画舫录》记：
江恂，字禹九，号蔗畦，官芜湖道。工诗画，收藏金石书画，甲于江南。子德量，字秋史，乾隆庚子榜眼，官御史。好金石，尽阅两汉以上石刻，故其隶书卓然成家，所书《武安王庙碑》，笔力遒劲。善画人物，得古法。[101]
可见江德量的客观条件较好，研究金石书画，收藏是前提，江德量有当时研究金石书画最主要的物质条件，既有金石考证的经史知识，又掌握了数量众多的金石资料，加上榜眼出身，和北京群体中的学者关系密切，是翁方纲所属群体第一组与第二组之间的过渡人物，但因过早去世而影响有限。他是较早成长起来的对金石有一定系统性研究又精通诗书画印的扬州学者，是道咸时期金石入书画的预演式人物。
赵绍祖曾师朱筠，与洪亮吉、邓石如相交，又与北京翁方纲的群体关系非常密切，嘉庆九年（1804）72岁的翁方纲会见赵绍祖于古墨斋，《翁方纲年谱》中记：
是日，饭赵绍祖古墨斋，并邀法式善同赋诗，翁树培随侍。[102]
赵绍祖在扬州的时间不长，来往安徽和扬州、南京并北京之间，到嘉道时才逐渐以学者身份出名，这和道咸时期对金石书画的大力推崇有关。赵绍祖科举不利，终身为诸生。后专力于金石，游于友人的幕中，著有《古墨斋金石跋》、《安徽金石略》、《泾川金石记》、《金石文正》等金石书。其中《古墨斋金石跋》比较有名，此书以碑文考历史为主，以时间为序，分材质，记书体，偶有评价。其中也记述了作者与金石流传关系，有时间记载，无地点。书中以八分书概称篆书之后书体，而篆书亦不分类，概以篆称之，书后又有称隶书者，可见其有意为之。其书体辨异考证大概如此。
严观受其父严长明影响，对金石情有独钟，[103]和赵绍祖为同代人，同样到嘉道时声名鹊起。著有金石名著《江宁金石记》、《江宁金石待访目》。嘉庆九年（1804）赐书堂刻本《江宁金石记》八卷和《江宁金石待访目》二卷以江宁的碑石考证和以碑刻考证历史为主。从两书的序言来看，严观和钱大昕、章学诚、孙星衍等人都有交往，《江宁金石记》以钱大昕搜书之信为前言，又有钱大昕为《江宁金石记》所作序，可见两人有金石师友的关系：
始汉迄元，以时代为次，录其全文，附以考证……不特可备一方之掌故，且使著我录者可销可毁，可蚀可泐，而文终不可亡，善之善者也。钱大昕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月为序于钟山书院。[104]
此序显然带有鼓励后学的语气。严观的金石书是对南京一带金石的完整考证，时间也比较早，因而是金石考证向地方性深入发展的代表作之一。上述两书在金石考证上比之前的地方性金石书更为系统和完整，虽然书的规模不庞大，但却建立了地方性金石考证的新标准，所以有一定的影响。《江宁金石待访目》的嘉庆九年（1804）刻本有章学诚题辞和跋文，其跋文言：
至宋欧阳诸家出，而学者矜为创始之精，不知古学失传至是始复，而后人踵事增华，遂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尔。南宋征实之学于今习为风气……严子以其乡居之习见，近用耳目之精详，务实而不务夸，惟事而不惟文，较前贤之用意有更进者。急宜付刻以广其传，庶几金石之寿兼资竹帛而不致为萧梁《碑集》之沦失也欤。乾隆五十五年（1790）岁次庚戌腊月上澣会稽章学诚跋。[105]
此跋中章氏毫不吝啬褒奖之词，可见严氏金石书的反响。另外嘉庆三年（1798）孙星衍为序的《湖北金石诗》抄本中严观自述曰：
嘉庆二年（1797）季夏寓武昌，以频年搜辑湖北金石文字，得七十八种，各系一诗，以识欣赏。[106]
诗中感物述怀，由对金石的深入考证引发对文化的玩味及感悟，反映出乾嘉后期学者对金石的态度。
伊秉绶是乾嘉后期任过扬州知府（1805-1807）的金石书画家，[107]虽然任职时间不长，但影响很大，后来客死扬州，扬州人让他入“四贤祠”（其他三贤为欧阳修、苏轼、王士禛），再加上他和阮元密切的金石友关系，可以说伊秉绶在乾嘉后期扬州金石书画群体中具有很大的影响。伊秉绶和阮元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同年进士，阮元有《伊墨卿太守由闽赴都过南昌赋别》：
夜雨尊前酒，新晴柳外莺。洪都三日住，淮海十年情。孑孑皆孤子，嘤嘤是友生。此行广陵郡，一路埭棠清。（原注：嘉庆乙丑（1805），余丁忧回扬州，时墨卿同年为扬州太守，旋以忧去官。）[108]
此诗作于阮元任江西巡抚时，在南昌他接待了伊秉绶。而伊秉绶到扬州后染疾而逝。根据阮元年表，在伊秉绶扬州任职期间，阮元丁忧回扬州，他们一起做了许多金石考证的事情：1. 重刻石鼓十石于扬州府学；2. 议编《扬州图经》、《扬州文粹》；3. 辨识西汉厉王刘胥造宫殿所用石，置于扬州府学；4. 在扬州雷塘寻出隋炀帝陵，阮元立石，伊秉绶书碑；5. 拓《周散氏南宫大盘》数本等。伊秉绶与北京以翁方纲为代表的群体也关系密切，更确切地讲，在乾嘉后期的扬州金石书画群体更多地倾向北京的群体，并保持更为紧密的关系，这和伊秉绶、阮元的影响有很大的关联。伊秉绶在金石书画方面能力极强，叶铭《广印人传》谓其曰：
伊善篆隶，精于铁笔，其所用印皆自制。偶作画。[109]（图9.38）
所以伊秉绶是“诗书画印”四全的典型，是道咸书画中兴的先期人物之一。
图9.38 伊秉绶隶书立轴
阮元是乾嘉时代的集大成的人物，被尊为一代文宗。他不仅学识渊博，更有超乎同时代所有学者的对文化工程的组织才能和极高的社会地位。他修撰的大型文集可以说是清代以私人名义刊出文集最多的。阮元是乾嘉学派中比较晚出的一个，所以可以吸收更多的经验和成果，他游学北京时结识邵晋涵、王念孙、任大椿等训诂大师，为官后又利用自己封疆大吏的身份，聚集乾嘉学派的大师和金石书画家进行交流和学术研究，许多人如王昶等都是他幕府聚会的常客，所以他的影响完全超出扬州一带。又因为阮元常年在外做官，常活跃于北京翁方纲为代表的群体中，逐渐成为这一群体的第二组金石书画友中的核心人物，其对于扬州一带群体的影响，主要在于把扬州的金石书画引向更接近北京群体的风格。如他和伊秉绶所作的金石搜访和整理，以及晚年在扬州进一步发展的金石研究的理论，就直接影响了包世臣、钱泳、何绍基、吕佺孙等一批道咸金石书画新秀，[110]从而建立起金石书画的新理论，促成了金石书画的新发展。但同时阮元也受到扬州金石书画群体传统风格的影响，就是注重独特的个人风格和思想的开拓和创造性，所以如《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南北书派论》等最早的对金文系统性研究和金石理论的开创性成果的问世，则不能不说是在情理之中。而从培养后起之秀来说，阮元对扬州一带金石书画群体的影响更是长期的。
王引之和其父王念孙并称“高邮二王”，[111]是乾嘉训诂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乾嘉后期扬州金石书画家群体中的代表人物。王引之虽然年纪与阮元相仿，却尊阮元为师。王引之在训诂方面的成就得到当时所有学者的称赞和敬佩，他用训诂的方法把以金石考证经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到嘉道时期，考证的对象从经史向金石本身转变，特别是金文考证发展成为新的潮流，因此对训诂学又有了新的要求，不再只从关注金石的经史意义出发，而是首先关心金文的辨识率，所以《说文》之前的大篆成为训诂学关注的核心。因此秦汉印章、秦汉砖、钟鼎彝器成为收藏家的新宠。总的来说，王引之在扬州一带的群体中应属于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然而在道咸时期新的金石书画思潮的发展中，其地位是逐步被弱化的。
从乾嘉时期金石书画群体的影响来看，北京的群体随着清廷的统治势力的增强影响越来越大，后期主要以翁方纲为群体的中心。扬州的群体经历了以“扬州八怪”为主的时期和乾嘉中后期以金石学者为主体的时期，而扬州的群体之中又以“徽派”为主，他们对诗书画印的全面追求是金石与书画结合的重要动力。同时乾嘉学派的训诂大师为金石和书画的结合提供了扎实的知识基础，对古代的创造力和思想精神有了全面的认识。其中扬州一带的金石书画家群体在乾嘉的学术地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罗振玉语王国维：本朝学术，实导源昆山顾亭林，以后作者辈出，而造诣最精者，惟戴震、程易畴、汪中、段玉裁及高邮王氏父子耳。[112]
扬州一带的金石书画家群体在清代学术中的地位显而易见，他们的研究活动体现出金石学和书画的密切关联；而扬州群体和北京群体的融合为扬州一带的金石书画的成就影响更大的区域范围创造了条件。
4. 苏、锡、常附近的金石和书画群体
苏、锡、常是历代文人汇聚之地，清代更是如此。本节研究的地域范围包含了以苏州为中心的太仓、上海一带，以及以无锡、常州、镇江一带的江南区域。乾嘉时代以四王为代表的书画风格在此区域内依然是主流，因此金石书画家群体的风格在乾嘉早期与北京群体比较相像，就是书画延续董其昌风格，金石家群体不成气候；此区域内还有代表乾嘉学派之一的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从此派而出的金石书画人员主要与北京和扬州的群体关系密切。而在乾嘉后期受到金石学发展潮流影响，金石书画家的群体开始壮大。
◆乾嘉早期苏、锡、常群体的概况
乾嘉早期苏、锡、常的书家群体的成就首先表现在继承地区传统方面，苏州和太仓有王昱、王愫、王玖、王宸，[113]并称“小四王”，他们和王时敏、王翚、王原祁、黄鼎这些清初四王流派中的元老有着家族或师生的密切关系，[114]作品的整体风格也比较相近；而常州的邹一桂传承恽南田风格（图9.39、图9.40），[115]在花卉的表现上融合了西画的一些写生技巧。苏、锡、常的书画家常常有官员的身份，既是官员又是书画家，出仕后，多数时间在北京活动，他们的画被称为“士大夫画”。常州在邹一桂之后还有钱维城，[116]他曾师董邦达，也是与四王相近的风格。他的弟弟钱维乔和他风格稍有区别，[117]作品中注意避免过于细腻的笔触（图9.41）。镇江的王文治书法继承董其昌风格，[118]和杭州的梁同书齐名，都是苏、锡、常一带乾嘉前期的书画家代表。
图9.39 邹一桂工笔花卉
图9.40 恽南田《临刘寀琳池鱼藻图》(www.xing528.com)
图9.41 钱维乔山水册页
苏、锡、常地区的金石考证在吴派惠栋影响下呈现出与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不同的风貌，[119]惠栋言：
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120]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
惠栋……其弟子有江声、余萧客，而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等皆汲其流。[121]
惠栋和他的弟子虽然为乾嘉学派，但其“凡汉皆好”的态度实际与清初顾炎武以及乾嘉的戴震、“二王”对汉学的态度很不相同，他以汉儒之说为宗，当学术上遭遇汉学经史派别分歧时就常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因而受到梁启超的尖锐批评。苏、锡、常一带的王鸣盛、钱大昕等人又与北京以翁方纲为代表的金石书画群体关系密切，虽然“汲其（惠栋）流”，但他们对金石学和经史研究多有贡献。这一代人中，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122]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并称三大史学名著，[123]金石学著作王鸣盛有《说刻》、钱大昕有《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而且王、钱、赵三人都在乾嘉中期（约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归隐，专心著述，所以有此学术成就，成为当时苏、锡、常地区最有影响力的金石和经史学者。
苏、锡、常地区真正涉及与书画相关的金石考证的代表，乾嘉早期有苏州的陆绍曾、[124]徐坚。陆绍曾有《续铁网珊瑚》，又与张燕昌合辑《飞白录》等，徐坚有《西京职官印录》等。年轻的张燕昌在《金石契》中记录了自己曾受陆绍曾的影响：
太康（280—289）瓦券……余与陆白斋绍曾共玩，白斋审定书法，与《瘗鹤铭》并论，洵真赏也……书法先以锥画杯入火烧成，故锥痕先后深浅之迹历历可数。[125]（图9.42）
图9.42 太康瓦券选自张燕昌《金石契·瓦券》，乾隆戊戌（1778）刻本。
书后陆绍曾跋再次论及此券书法与《瘗鹤铭》相似，这虽然是书法方面的一家之见，但却是以六朝人书比《瘗鹤铭》，应看为对一种较粗野的风格的肯定，是书法审美上的一次飞跃。此瓦券虽然并非北碑，但代表了晋人原汁原味的书法模样，也为对流美的王书的质疑开了先河。
徐坚是翁方纲的金石友，张燕昌也是翁方纲的金石友，所以他们应该和北京的金石书画群体关系密切。（图9.43）另一方面从时间上看，他们所编撰的金石书是乾嘉较早的金石书，和丁敬的《武林金石记》、倪涛《六艺之一录》、吴玉搢的《金石存》刊出时间差不多，这也说明了苏、锡、常和浙东的金石书画家在编撰金石书方面的努力，他们延续了清初的金石学成果。到乾嘉中后期，随着金石考证的发展，苏、锡、常的金石书画家群体无论人才还是成果都是层出不穷的。
图9.43 徐坚隶书楹联
◆注重金石研究的群体
乾嘉中后期常州的人才众多，同时有洪亮吉、赵怀玉、黄景仁、庄述祖、孙星衍、张惠言、张翰风兄弟等；无锡有钱泳；苏州有毕沅、张埙；上海有王昶、钱大昕、钱大昭、钱坫等。其中张惠言、张翰风、钱泳属于年轻的一代。而陆锡熊和赵秉冲虽是上海人，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度过，故应属于北京的群体。
王昶是金石书画家群体中的前辈，但他的生命历程比较长，经历了乾嘉后期金石考证的大发展，而且他也是其中最重要的推手之一。他通过大半生的努力，加上金石友的协助，最终在去世前一年亦即嘉庆十年（1805），刊出了被称为“最精赅”金石书的《金石萃编》。[126]此书之后，许多金石书编撰时都参考《金石萃编》，只要《金石萃编》中收录的内容基本就不再重复收录了，可见《金石萃编》的核心地位。而后续金石学者为《金石萃编》所作的补正也证明此书在金石研究中的价值，以下是与《金石萃编》补正有关的金石书：
沈钦韩《读金石萃编条记》 约1818年后
陆耀遹《金石续编》 约1836后由陆增祥厘定，同治七年（1868）刊
吴荣光《筠清馆金石记》 道光二十二年（1842）
严可均《平津馆金石萃编》 约道咸间
黄本骥《金石萃编补目》 咸丰元年（1851）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 同治四年（1865）刊
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 光绪元年（1875）刊
王言《金石萃编补略》 光绪八年（1882）
罗振玉《金石萃编校字记》 光绪十一年（1885）
潘志万《金石补编》 光绪十四年（1888）
方履篯《金石萃编补正》 光绪二十年（1894）（成书在1831年左右）
罗振玉《金石萃编未刻稿》 民国七年（1918）
王仁俊《金石萃编补跋》 民国二十九年（1940）
《金石萃编》让人们对当时已有的或已被毁的金石作品有了基本的了解，所以说此书的刊出，标志着金石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从某种意义上也促使道咸金石研究朝向金文研究和书画方面发展。
王昶年轻时常与扬州的群体交往：
侍郎自未第及执政时，往来邗上最多。[127]
当时正是“扬州八怪”为主的时期，王昶乾隆十九年（1754）前常在扬州一带往来，对他们可有近距离的了解，后王昶《蒲褐山房诗话》曾论到金农，记载就比较真实。又因为李斗《扬州画舫录》刊出为乾隆末年，而此时《金石萃编》还未编成，所以对王昶的评论中未提到他的这一重要成就。王昶出仕后，与北京的群体关系密切，特别是与翁方纲、钱大昕等关系密切，王昶与钱大昕又是老乡，曾为钱作《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墓志铭》。王昶和一起编《通鉴辑览》的朱筠、程晋芳、毕沅、纪昀、赵翼等亦关系密切，而与戴震、江声、卢文弨、蒋士铨、孙星衍、李富孙、黄景仁、曹学闵、曹文埴、朱文藻、刘大观、吴嵩梁、陈文述、阮元等都有密切的交往。王昶虽比翁方纲年纪稍大，但他和翁方纲相似，两人拥有共同的金石友（包括第一组和第二组的金石友），并且也都对两三代学者有影响，且对金石学贡献巨大。不过翁方纲对金石书画的影响更早产生，而王昶以《金石萃编》这一恢弘巨制夺金石书牛耳；翁方纲以学使身份影响金石学，王昶则曾为江西按察使、陕西按察使、云南布政使等，亦以高官身份影响了金石书画。所以梁启超说：
故正统派之盟主必推戴。当时学者承流向风各有建树者，不可数计，而纪昀、王昶、毕沅、阮元辈，皆处贵要，倾心宗尚，隐若护法，于是兹派称全盛焉。[128]
比王昶小三岁的钱大昕也在金石学方面取得重要的成就，是苏、锡、常金石书画群体的又一个代表人物。钱大昕在乾嘉学术中的地位很高，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说他：
合惠、戴二家之学，集为大成。[129]
钱大昕与群体人员的交流分为两段：前一段是48岁前。他为官20年，在北京为詹事，其间出任山东、湖南、浙江等地考官和广东学政。这一段时间他是北京金石书画家群体中的活跃人物，和翁方纲为首的群体的第一组人员联系紧密，特别与戴震、朱筠、王鸣盛、王昶、纪昀、翁方纲等交善。其中与王鸣盛、纪昀、王昶又是同年进士，而且与王鸣盛、王昶同是上海人，而王鸣盛还是他的姐夫。这一批学者时常在一起聚会，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钱大昕、钱纪昭与纪昀、秦大士、卢文弨等“同学少年”就结社以文自乐，随着各人的出仕及后来修纂《四库全书》，更是增强了其群体的能量。所以钱大昕在北京为官期间，北京群体对其学术上的成长有决定性的影响。后一段是他48岁后在家专心于学术研究，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这段时间写成。其间他在钟山书院（南京）、娄东、紫阳书院（苏州）讲学，来往于南京和苏州之间，培养学生。他的后辈也受到他的影响，如他的侄子钱坫、钱侗以及他的女婿瞿中溶都是有名的金石家。他还和钱维乔一起合修《鄞县志》，乾隆五十三年（1788）刊出。这一切都证明了他在群体中的巨大影响力，特别是对金石书画的影响，从其为冯金伯《国朝画识》所作序言中可以感知：
予谓今之画非古之画也。盖自书契作而绘画之事踵兴，秦汉以前取于画者有之……盖画之久而益工者如此。其后荆关董巨变之，倪黄吴王又变之，历宋元明三朝，惟赵令穰、刘松年、赵孟
、文征仲诸君尤兼其胜，余则无有能兼者，名为简远超妙，实乃尽失古法，故曰今之画非古之画也。冯君之意以为我朝文治光昌，经史词章之学，卓越前代，即以游艺论，精于画者亦众。因取而悉识之，记其里居及其生平出处……嘉庆二年丁巳（1797）夏四月，竹汀居士钱大昕书于吴门紫阳书院之春风亭。[130]
从序中所论可以了解钱大昕晚年在宏观上已经看到清代文化环境带来了古法复兴的可能。《清代画史增编》称钱大昕亦擅画：
博于金石，尤精汉隶而无画名。有蒋心余太史题先生《画白莲》诗云：[131]“楷法写枝干，行草写花叶。作画如作字，吾师白阳接。”可见先生亦谙六法，惟不多作，故世罕有知者。[132]
在钱大昕的书画偶论和书画实践中，已经隐隐约约有金石入书画的某些重要成分，道咸金石入书画的文化基础已然奠定而成。
毕沅和他的老师沈德潜有相似处：生前被朝廷重用，死后其家受到清廷的抄查。他是较早招用幕僚来修书的官员，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刊出的《关中金石记》和乾隆五十二年（1787）刊出的《中州金石记》就是这样的学术成果。以官员身份修金石书的好处是可以最大规模的搜访碑刻，从《关中金石记》的序言中，可以了解他交往的主要人员和对当时金石学研究的重要推动作用。书中卢文弨的序对清代金石学发展中的主要人物做了总结：
国朝以来，为金石之学者多于前代。以余所知，若昆山顾氏炎武、秀水朱氏彝尊、嘉兴曹氏溶、仁和倪氏涛、大兴黄氏叔璥、襄城刘氏青芝、黄冈叶氏封、嘉兴李氏光暎、郃阳褚氏峻、钱塘丁氏敬、山阳吴氏玉搢、嘉定钱氏大昕、海盐张氏燕昌，皆其选也。继此者方未有艾，得公书而考之，庶几古今人之精神命脉不至中绝也乎。乾隆四十有七年（1782）季冬，杭东里人卢文弨叙。[133]
此书的一大特点是记载了有关瓦当的内容，可见其受瓦当研究的影响。而从书中所录有关北碑的内容来看，晋前秦《广武将军□产碑》只记文字，不评书法，时代与北魏《石门铭》相接；对《曹续造像铭》和《造像残刻》未加评论，涉及书法的只有两条：
北魏《石门铭并序》……远无书名，而碑字超逸可爱，又自欧、赵以来不著录，尤可宝贵也。
北魏《松滋公元苌振兴温泉颂》……碑额三十六字，字体奇诡，不知所自。[134]（图9.44）
图9.44 北魏《温泉颂》碑额
书中对后周碑无评。关中金石北碑资源是很丰富的，但此书中只记载了几种北碑，可见对北碑的忽略。但毕沅的观念已突破前人的框框，其可接受的北魏书法如《石门铭》，而对《温泉颂》则不知怎样界定，这样的书法风格要想被当时所谓的高雅书坛所接受还是比较困难的。但他又明明知其有可爱之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和阮元合作撰成的《山左金石志》，嘉庆二年（1797）阮氏小琅嬛仙馆刻本序文与《关中金石记》相同,还是以钱大昕开始，可见钱大昕在毕沅所属的金石书画家群体中的地位。而阮元显然受毕沅的直接影响，虽然阮元表面上和翁方纲的关系不错，但从他的学生何绍基极力反对翁方纲的学术主张,可见其“君子和而不同”的一面，似乎他们的群体中还是有些分歧。不过毕沅受北京以翁方纲为首的群体影响还是相当明显，这反映在他外放后延续北京群体的某些活动惯例上，毕沅也像翁方纲在苏轼生日的时候组织幕下文人聚会，这是北京的群体每年都要做的。除了和北京群体的密切关系，毕沅在京外的幕中时常聚集一些金石友，其中有赵翼、王文治、黄景仁、程晋芳、严长明、章学诚、洪亮吉、赵魏、汪中、钱泳等，包括收留邓石如这样的闲云野鹤般的人，并能与之相交并对其欣赏。1790年之后的三年邓石如在毕沅幕中：
文敏为治装，致之于兵部尚书两湖总督毕沅。尚书以鉴赏名家，然于此事实疏，不能知山人，而深器其高尚。时吴中知名士多集节署，裘马都丽，山人独布衣徒步，居三年，辞归。尚书留之不可，乃为山人置田宅，为终老计。而觞山人之行，曰：“山人，吾幕府一服清凉散也。今行矣，甚为减色。”四坐惭沮。[135]
可见毕沅能与布衣相交，而所纳幕僚多为苏、锡、常一带的学者，对苏、锡、常地区的金石书画群体影响力的增加有推动作用。
张埙与翁方纲关系十分密切，[136]其著《竹叶庵文集》对北京的金石书画家的描写很多，同时也是金石书画群体中的活跃人士，主要和翁方纲所属群体中的第一组金石友交往，可见他长期生活在北京。他著有《张氏吉金贞石录》和《扶风金石记》，虽然这些金石书名气不大，却是乾嘉后期金石学复兴的前奏。
钱大昭为钱大昕弟，[137]其学问实由兄授，其所受影响主要来自钱大昕，著有《尔雅释文补》、《广雅疏义》、《说文统释》、《两汉书辨疑》等多种，从这些书可见钱大昕兄弟的确兼融惠栋、戴震的主张，特别是训诂方面的研究钱大昭比较注重。他中年曾到北京参与修纂《四库全书》，钱大昕去世后，嘉庆元年（1796），钱大昭才和江声、陈鳣一起举孝廉方正。
钱坫是钱大昕的侄子，其经史学问固然深厚，而在金石书画上的观念也在同时代的前列。他所撰的《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嘉庆元年（1796）刊行，这是乾嘉时代最早的由私人刊行的器物类的金石书。钱坫的学术思想和乾隆年间梁诗正等奉敕修纂的《西清古鉴》的区别在于，钱坫对于器物上的文字的书画意味比较看重，当时的青铜器出土还少，为了研究篆隶书，钱坫对秦汉砖也做过研究。乾隆丁未（1787）刻本《秦汉瓦当文字》由歙人程敦撰于临潼横渠书院，其中就提到了钱坫等，可见钱坫是比较注重由器物上的金文来学习篆书的书画家，可以说开启了金石入篆书的新气象。钱坫擅长诗书画印，别人评价较高的是他的篆书（图9.45），翁方纲和朱文藻都说他精篆隶，而钱坫自己也觉得达到了宋人之后的最高水平，洪亮吉《北江诗话》载：
图9.45 钱坫篆书楹联
嘉庆壬戌（1802）
钱州倅坫，工篆书，然自负不凡，尝刊一石章云：“斯冰之后直至小生。”余尝戏之曰：“是何足道，张景仁浅陋下才，尚作苍颉以来一人。斯、冰上视苍公，卑卑不足道耳。”盖《北齐书·儒林传》，景仁以侍书致位通显，遂除侍中，封建安王。故李百药云：“自苍颉以来，八体取进，一人而已。”盖讥之也。[138]
钱坫在北京和朱筠、洪亮吉、孙星衍友善，又常在一起讨论训诂舆地之学，所以这样嘲讽一下可以起到勉励的作用，但是自以为真的“前无古人”就会心理不平衡了。包世臣记录了他和钱伯坰与邓石如之间的轶事，这一段也被《清史稿》原封不动录入，可见其真实性：
余在镇江初识山人，时嘉定钱坫献之，阳湖钱伯坰鲁斯先生，皆与余为忘年交。献之自负其篆为直接少温，然与余同游焦山，见壁间篆书《心经》，摩挲逾时，曰：“此非少温不能作，而楮墨才可百年，世间岂有此人耶？此人而在，吾不敢复搦管矣。”及见山人，知《心经》为山人二十年前所作，乃摭其不合六书处以为诋。鲁斯故服山人篆分为绝业，及见其行草，叹曰：“此杨少师神境也。”遂因余以见山人，然鲁斯正行书名，自文清厌世，论者推为第一。而鲁斯执笔，则虚小指，以三指包管外，与大指相拒，侧毫入纸，助怒张之势。常谓永叔使指运而腕不知之论，为指腕皆不动，以肘来去。又谓作书无以指钩距之理，痛斥古今相承拨镫七字之说，意以山人篆法当同，乃藉山人以信其旨。及见山人作书，皆悬腕双钩，管随指转，与鲁斯法大殊，遂助献之诋山人尤力。私意所中，真识遂蒙。[139]
邓石如与钱坫篆书的高低区别不在用笔，而在审美观的区别（图9.46），邓石如篆书质朴而古艳，而钱坫的篆书从根本上还是董其昌式的古意，是一种精致的、贵族式的美感，这在北京以官员为主的书画家的创作中很容易看到；但像傅山那样的遗民情感却只有邓石如这样闲云野鹤般的人才能理解，而道咸的金石和书画的结合就是被这样的情感推向高潮的。
图9.46 邓石如篆书《白氏草堂记》条屏之一
嘉庆甲子（1804）
洪亮吉与常州同乡黄景仁、[140]孙星衍、赵怀玉友善，曾入朱筠、毕沅幕府，也为袁枚、蒋士铨所欣赏，乾隆五十五年以一甲第二名中进士。他和汪中都是性情中人，意气相投，两人曾荡舟辩论，汪中辩不赢时竟将洪亮吉推入河中。洪亮吉也因为有与汪中同样的性格才会上书触怒嘉庆皇帝而被流放伊犁，也正因如此个性，他才会讥嘲当时德高望重的翁方纲的诗缺少诗意：
嘉庆十年正月，纪尚书昀奉命以原官协办大学士，乃未半月遽卒，年八十一矣。……故余哭公诗云：“最怜干宝《搜神记》，亦附刘歆《辑略》篇。”先是又误传翁阁学方纲卒，余亦有挽诗云：“最喜客谈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诗。”盖金石学为公专门，诗则时时欲入考证也。后乃知误传，而诗已播于人口。或公闻之，亦不以为怪耳。[141]
看得出这是说真话闹出的尴尬，因为洪亮吉长期在毕沅幕和北京的群体中，和翁方纲也有交往，所以这真心话也道出了毕沅幕下群体没人敢说的对翁方纲的某些看法。洪亮吉曾督贵州学政，对提高贵州的学术水平有帮助。（图9.47）
图9.47 洪亮吉篆书楹联
嘉庆元年（1796）
赵怀玉乾嘉四十六年（1781）在内阁与翁方纲、[142]朱筠、程晋芳结识，此后他与张埙、吴锡麒都是北京翁方纲为首的群体中的活跃分子，他的《亦有生斋文集》中有对当时金石书画家聚会的描写和评论某些书家的内容。
黄景仁出于王昶、[143]朱筠门下，曾入毕沅幕府，与洪亮吉为至交，亦与北京翁方纲为首的群体交往，但英才早逝，所以其对群体的影响仅限于其诗风。
庄述祖和江德量、法式善、汪如洋、武亿同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但庄述祖对金石考证的目的与他们很不相同。庄述祖随着对金石考证的深入，开始有了对金文研究的兴趣。但他与常州同时代的学者更大的不同是他们对经学的观点有区别。在乾嘉学派的巅峰时期，常州的庄存与、[144]庄述祖（庄存与侄）等人开创了今文经学派，但在当时重考证的学术气氛下，庄述祖还继续做着对汉学的考据研究，这可以从他的著作中看出。而受庄述祖影响的两个外甥刘逢禄和宋翔凤则专于今文经学，并直接影响道咸时期的龚自珍、魏源直至康、梁，形成了今文经学的新学术潮流，而庄述祖对于金文的研究是这股学术潮流的最先的暗潮。庄述祖是考证今文经的合理性的先驱者，从他为《说文古籀疏证》所作自序中可见端倪：
张怀瓘云汉武帝时秦博士伏生献古文《尚书》，是伏生亦以今文读古文，与孔安国同。王莽使甄丰改定古文，丰不能明，往往杂以小篆，今所传刀布是也。又秦八体之大篆即秦篆之繁者，其省者谓之小篆，在汉时皆以秦大篆为籀文，谓之史书。《尉律》云讽籀文九千字，乃得为吏。《汉·艺文志》有《史籀》十五篇。秦时先代之书扫地尽矣，安得籀文独完。且首例于八体，此理所必无，特秦大篆间有从古籀增损者耳。古籀既亡，建武时大篆亦残缺，故舍小篆无可征信，至始一终亥，乃文字之所由起。[145]
对于经学三派的理解，周予同在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序言中解释得最为简明扼要：
简明些说，就是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繁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146]
所以说庄述祖对苏、锡、常金石书画群体的影响是在不知不觉的学术潮流的变化之中，当道咸的政治气氛出现变化时，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都要从金文的考证中寻找合理性，同时也促成对金文研究的大发展，但基于庄述祖对金文有深入的研究，不能不说从道咸开始的金文入书画有庄述祖的贡献在其中。
孙星衍和杨芳灿、[147]洪亮吉、黄景仁年轻时在常州都以诗文著名，孙星衍更得到袁枚欣赏，后出入朱筠、毕沅之门，他与王昶、钱大昕、翁方纲、严可均、钱坫、段松苓、洪亮吉、黄景仁、邢澍、[148]汪中、赵之琛、朱文藻、阮元等为金石友，曾几番为官于山东，所以和山东的金石家关系密切，而且曾几次应阮元之请到其幕下编书，自己为官时幕下有洪颐煊、[149]李富孙等金石家，他们也聚集在一起编书。这样看来孙星衍和阮元相似，热衷考订编撰书籍，只不过能量没有阮元大，但其著作也很多，而金石书是其著作内容之一。（图9.48）
图9.48 孙星衍篆书楹联
杨芳灿得袁枚欣赏成为其弟子，[150]后又到毕沅门下，与毕沅幕中严长明、洪亮吉、钱坫、孙星衍、张问陶、吴泰来相交，曾入川编《四川通志》，著有《四川金石志》，因身世与汪中相近，所以相惜，有《喜汪容甫过访长句赠之》记述他们贫困而又以文会友的生活：
江湖流浪苦复苦，人说才奇穷更奇。相逢每恨来何晚，扫室殷勤开酒
。糁将何点白葵羹，捧出休源赤仓饭。狂来不顾世眼惊，相对拉杂谈生平。文人失职有同病，出吻各作寒号声。君言稚齿饥寒迫，弃掷诗书最堪惜。弱冠方传作赋才，壮年始夺谈经席。[151]
杨芳灿晚年依然穷困，卖诗书为生，其在群体中的影响以诗为主。
张惠言在嘉庆四年（1799）与姚文田、[152]王引之、陈寿祺、吴荣光为同年进士，与程瑶田、金榜、邓石如、张翰风、包世臣交好，包世臣在《完白山人传》中记录了张惠言遇邓石如进而师之的轶事：
武进编修张惠言教授歙修撰金榜家，编修故深究秦篆，为修撰所器。编修见山人书于市，归语修撰曰：“今日得见上蔡真迹。”修撰惊问，语以故，遂冒雨偕诣山人于市侧荒寺。修撰即备礼，客山人。修撰家庙甚壮丽，其楹皆贞石，而刻联及悬额，修撰精心写作，盖百易而后定，谓莫能加于此也。及见山人书，即鸠匠斫其额。而石楹既竖，不便磨治，架屋而卧楹，请山人书之，刻成乃重建，其倾服至此。山人侨居修撰家，编修遂从山人受篆法。[153]
可惜张惠言只活了42岁，不能传邓石如衣钵，只能由包世臣传续绝学。（图9.49）张翰风是张惠言的弟弟，书法亦师邓石如，道咸中书名很大，他对包世臣书论的建立有很大的帮助，可见常州在嘉道时和扬州一带的金石书画家群体相互影响。
图9.49 张惠言篆书楹联
钱泳生活在乾嘉到道光时期，[154]既有从乾嘉学派而来的学术收获，又有经历道光时期新的学术历程的体验。他的寿命长至84岁，至80岁依然在作笔记《履园丛话》。他从不参加科考，出入公卿与名士之间，一生涉及文艺的各个方面，所以对当时的各种文化现象都有了解。其所述所评比起同代的笔记，在记录的条理性和重要性方面都引人注目。如其论摹印：
余颇嗜篆刻，十五六时始见吴江张雨槐，是专学顾云美、陈阳山者。比长，闻光福镇有徐翁友竹亦擅此技，乃投刺谒之，一见倾倒，因得见所刻《西京职官印录》八卷。是按《前汉书·百官公卿表》为之考正，如“淮阴侯韩信”、“酂侯萧何”，依次刻之，吴中篆刻，自云美后又一变矣。近时模印者，辄效法陈曼生司马，余以为不然。司马篆法未尝不精，实是丁龙泓一派，偶一为之可也，若以为可法者，其在天都诸君乎？盖天都人俱从程穆倩入手，而上追秦、汉，无有元、明人恶习，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他如江宁之张止原、蔡伯海，锡山之嵇道昆、吴镜江，扬州之程漱泉、王古灵，长洲之吴介祉、张容庭，海盐之张文鱼，泾县之胡海渔，仁和之陈秋堂，虞山之屈元安，华亭之徐渔村，武进之邹牧村，皆有可观，亦何必一定法曼生耶？[155]
可见其说不拘派别，对印学发展脉络论述清晰，能推陈出新，不为时习所蔽。钱泳年轻时结交多方金石书画的人士，与翁方纲、伊秉绶、桂馥、永瑆、江德量、阮元、梁章钜等北京、扬州一带金石书画家的关系很好，同时又长期为毕沅幕客，因此跟随时代潮流的作品还是有的，然而从其作品和理论研究的兴趣来看，还是与董其昌风格相近的为主。他受所属群体的影响较大，而对群体所产生的影响还不够明显。
以上可以看到苏、锡、常一带的金石书画群体更倾向于笔耕，对于学术理论比较能耐心经营，所以在金石书和金石考证方面成就极佳。
5. 杭州湾一带的金石和书画群体
杭州湾一带的地区主要包括了杭州和嘉兴一带以及宁波、绍兴、湖州这几个乾嘉时期的文化重镇，其中杭州的西泠八家横跨乾嘉时代，是金石书画群体中影响较大的；而从清初就是金石学重镇的嘉兴在乾嘉时代也是人才济济，形成乾嘉时代有重要影响力的金石书画学者群体。按时期划分，杭州湾一带金石书画界有影响的人物，乾嘉早期有杭州的厉鹗、丁敬、杭世骏、朱枫，嘉兴的钱载，宁波的万经、全祖望；乾嘉中后期有杭州的梁同书、卢文弨、汪启淑、朱文藻、余集、蒋仁、黄易、奚冈、吴锡麒、赵魏、王绍兰、[156]陈豫钟、钱杜、何元锡、陈鸿寿，嘉兴的方薰、张燕昌、吴东发、陈鳣，绍兴的章学诚，湖州的严可均等。
在中后期名单中的人物，一方面对乾嘉早期人物在金石书画方面所作的开创性努力有所延续，另一方面也与乾嘉中后期全国的金石书画群体的兴起保持了一致性，而且杭州湾一带的群体在金石和书画融合方面的实践也是乾嘉时代比较早的。
◆乾嘉早期杭州湾一带金石书画群体
万经为万斯大子，[157]万斯同的侄子，书学师郑簠，是杭州湾一带略晚于朱彝尊从事金石考证与金石入书画的，由于其家学与师学渊源，使其成为清初学术成就的主要传承者（图9.50），他撰有最早探讨分书与隶书类别的论文。从他家族成员的治学经历看，南京、扬州一带与杭州湾一带的学术交流从清初就比较密切。
图9.50 万经隶书楹联
厉鹗为诗文大家，[158]书画著作有《玉台书史》、《南宋院画录》，常来往于杭州和扬州之间，与居住扬州的马曰琯、马曰璐、汪士慎、金农等关系很好，而他的好友杭世骏晚年亦在扬州安定书院教书，可见厉鹗、金农、杭世骏这三个杭州人对扬州一带有影响。厉鹗又与丁敬、全祖望、查为仁为密友，而厉鹗的密友多半为金石友，他有金石诗与他们唱和，如《汉铜雁足镫歌为半槎赋》：
此镫行第人见之，细数瑶琴弹冰丝。铭字俨如沙画锥，内者啬夫掾丞令。[159]
厉鹗是清代较早写金石诗的学者之一,其诗文在金石书画群体中有影响，其书法也有一席之地。（图9.51）
图9.51 厉鹗篆书楹联
丁敬与金农、[160]厉鹗、杭世骏、李方膺、汪启淑友善，从中可见其在金石书画群体中的影响。而其最大的贡献在印学上（图9.52-1），钱泳《履园丛话》中就指出了丁敬在印坛上的地位：
图9.52-1 丁辅之旧藏丁敬为赵瑞所制两面印
摹印……国初苏州有顾云美，徽州有程穆倩，杭州有丁龙泓。故吴门人辄宗云美，天都人辄宗穆倩，武林人辄宗龙泓，至今不改。乃知雕虫小技，亦有风气运会存乎其间。[161]
图9.52-2 朱简“半日邨”印
此论以三个不同的流派为清初印学开端，而顾苓、程邃和丁敬完全不是一代人，无法齐头并进地为地方印人所宗，所以又有人以为顾苓开浙派风尚，继而为丁敬所宗，如此印学的流派就变成只有“皖派”和“浙派”。魏锡曾对浙派的来源作过研究，他在《论印诗二十四首》论及明代朱简时写道（图9.52-2）：
凡夫创草篆，颇害斯籀法。修能入印刻，不使主臣压。朱文启钝丁，行刀细如掐。（朱简修能）
修能为赵凡夫制印甚多，其篆法起讫处时作牵丝，颇与凡夫草篆相类。何夙明尝述尊甫梦华先生语，云钝丁印学从修能出。今以朱文刀法验之，良然。[162]
又跋曰：
夙明（何澍）云钝丁碎刀从明朱简修能出，余于黄岩朱文（亮忠）所见赖古堂修能残谱而信。夙明语盖得之庭闻，[163]前人论丁印无及此者。同治己巳（1869）三月识。[164]
魏锡曾《吴让之印谱跋》又曾论丁敬印与浙派来源：
文国博真谱不可见，间存于书画者，实浑含南北两宗。其后名家皆皖产，中惟修能朱（简）碎刀，为钝丁滥觞。钝丁之作，熔铸秦、汉、元、明，古今一人，然无意自别于皖。黄、蒋、奚、陈曼生继起，皆意多于法，始有浙宗之目。同治三年（1864）甲子三月在福建识。[165]
看得出来魏锡曾很想理清“浙派”和“皖派”印学的脉络。事实上以“西泠八家”为核心的浙派，基本以效法丁敬而形成浙派体系。丁敬为浙派的开山，但又与前人有传承关系（与朱简、顾苓风格相近），从乾嘉早期丁敬独自完成的金石书《武林金石记》中可见其曾受金石学影响，金石和印学在他的作品中已开始融合。印学在金石书画中有重要地位，对道咸书画又有直接的启示作用，因此丁敬是乾嘉以来最重要的从金石入书画的先驱之一。其从金石而至印学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学生，丁敬的弟子张燕昌、黄易都在印学上有所贡献，而且是乾嘉金石研究从证经补史向书画功用转变的重要推手，加上张燕昌、黄易又是对翁方纲有重要影响的金石友，可见丁敬对北京的群体也有间接的影响。
杭世骏与扬州“二马”、卢见曾、厉鹗、全祖望、郑燮、丁敬、汪中等同辈及青年学者交往，他的影响主要在扬州一带。他诗书画印俱佳（图9.53），又以经史考证见长，其所撰《石经考异》于乾隆元年（1736）刊行，有厉鹗、全祖望、符元嘉为序，被认为与顾炎武的《石经考》、万斯同的《万氏石经考》同等重要，所谓“合三家之书参互考证，其事乃备。固未可偏废其一也”。杭世骏晚年教学于扬州安定书院，奔波于扬州和杭州之间，直至去世。[166]
图9.53 杭世骏山水册页之一
朱枫受丁敬的影响很大，他在《印征》自序中言：
余素好六书，里居时与同庚老友丁钝丁共数晨夕，闻其绪论，谓秦汉六书，一线尚存古印，盖古人心画所寄者，此也。……惟取现存确有可据者，如斯而已。惜钝丁归道山久，不得相与商定，又不仅怀古情深者矣。乾隆辛丑（1781）仲春（排山）朱枫书，时年八十有七。[167]
乾隆二十四年（1759）朱枫儿子在雍州做官，朱枫随子入秦十年，自己访碑撰有《雍州金石记》，而丁敬的《武林金石记》和吴玉搢的《金石存》在其前刊行。因为当时金石学还未复兴，所以金石拓本在流传中多有散佚，而朱枫的《雍州金石记》却是比较完整地保留此一地域金石拓本的金石书。乾隆五十二年（1787）刊出的程敦《秦汉瓦当文字》自序中称，宋元祐间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始记瓦当文字，而朱枫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刊行的《秦汉瓦图记》才是第一部研究瓦当的专著。以此看来，朱枫在金石书画发展史上应有一席之地，功不可没。（图9.54）
图9.54 “延年益寿，与天相侍，日月同光”汉砖
陕西省博物馆藏
全祖望传承黄宗羲思想，[168]在金石学方面长于经史考证，与扬州“二马”、卢见曾、厉鹗、郑燮、丁敬、杭世骏一批人交往，故其对扬州一带有影响。但其主要影响在诗文方面，且年岁不长，没有活到金石学复兴的乾嘉中期。
钱载乾隆十七年（1752）与翁方纲为同年进士，[169]但年龄比翁方纲大近二十五六岁，居北京时，书画师法蒋溥。[170]与翁方纲来往密切，为北京金石书画群体中的活跃人物，与朱筠、钱大昕、谢启昆、图鞳布、罗聘、程晋芳等北京翁方纲为首的金石书画群体中第一组人员来往密切，亦交往年轻学者如冯敏昌、刘大观等。与家乡汪孟
、王又曾、万光泰等人诗文唱和，晚年最后十年居嘉兴，卖书画为生，（图9.55）所以对家乡的金石书画群体也有影响。钱载对冯敏昌等人的影响有冯敏昌《小罗浮草堂诗集》中诗句为证：
图9.55 钱载《玉兰图》
张子作竹如作隶，[171]张子善书尤善诗。后来三绝知谁擅，走问平生萚石师。[172]
但他在金石考证经史方面的做法过于繁琐，亦反映了当时学界流弊：
《吕氏春秋》尧葬谷林，《史记》不书其地。乾隆元年，以山东巡抚岳浚奏，自东平改祀濮州。四十一年，大理寺卿尹嘉铨疏言当在平阳，下部议驳。载督学山东，谒濮州尧陵，自四川还道平阳，得尧陵州东北；及江南典试归，又至东平求旧时所祭尧陵，参互考订，以为在平阳者是。……因疏请厘定。下大学士、九卿议驳，载奏辨；复议，仍寝不行。上谕曰：“载斥吕不韦门下客浮说，不韦即不足取，亦尚不可以人废言。况其门下客所著书，所谓‘悬之国门，不易一字’，岂能谓不足为据？其时去古未远，或尚有所承述。乃欲在数千年后虚揣翻驳，有是理乎？载本晚达，且其事只是考古，是以不加深问。”[173]
即使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生活的人，也受不了如此繁琐的考证，可见金石考证在达到高潮后快速转向书画方面有其内在的原因，因为人们需要寻求一种闲适的文化境界。
乾嘉早期金石书画界的代表人物大多为布衣博学之士，他们使学坛保持着清初的某种文化氛围，而且这种文化氛围和扬州一带同时期的以“扬州八怪”为主的群体气质十分相投，杭州与扬州两地的学者不但在文化风格方面相互影响，而且在人员方面也有直接的交流，如定居扬州、南京的杭州湾一带的学者有金农、陈撰、袁枚等，而万经、厉鹗、杭世骏、全祖望也是扬州一带的常客，与扬州一带的学术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所以总的看来，乾嘉早期的扬州的确还延续着清初的地位，作为金石书画群体交流的中心，许多学术思想来自其周围的文化圈并环绕扬州而发展。而到乾嘉中后期，金石学复兴，各地的金石书画群体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乾嘉中后期杭州湾一带金石书画群体
梁同书的书画属于董其昌风格，[174]其结交的学者和对学术的思考又受万经、翁方纲等人影响，乾隆十九年（1754）他曾在北京参与修书：
时命翰林工楷书者，选梁国治、秦大士、梁同书、庄培因等缮录《昭明文选》。命朱珪、戈涛、卢文弨、翁方纲等校对于翰林院后堂东宝善亭。[175]
梁同书在与翁方纲交往的同时，也与当时其他金石家交往密切，并在一起进行学术活动，如与金农、马曰璐、翁方纲、黄易、阮元、何绍基等人为《武梁祠堂画像宋拓本》作题跋。虽然梁同书走的书画道路不同于当地的金石书画家群体，他比较看重姜宸英、刘墉的书法，但并不排斥书画的金石味道，在其所撰写的书画跋《万九沙先生手书册跋》中曰：
同书弱冠之年，随先大父先君子移居后洋街，与先生七桂厅老屋衡宇相望，晨夕过从，同书尝侍立焉。……所临阁帖及古隶一册见示，属为之跋，循览数四，如商彝周鼎，古色黝然，又如苍松老柏，可爱可敬。[176]
又有《题黄小松易游岱嵩册》：
小松司马性情与古相入，翰墨遂与古相会，其苍莽盘郁之态，宋元以后无此笔也，而状北地之山川，又非此笔不足以发之。[177]
可见梁同书对有金石意蕴的书画风格也很欣赏，只不过自己的追求不在此中，他论笔法云：
中锋之法，笔提得起，自然中，亦未尝无兼用侧锋处，总为我一缕笔尖所使，虽不中亦中。乱头粗服非字也，求逸则野，求旧则拙，此处不可有半点名心在。[178]
所以梁同书和翁方纲一样，还是审美观点没有真正和金石的古朴丑拙融合，虽然有所浸淫，却是无法摆脱原本的训练体系。因此金石书画必须在一定的时代和文化氛围中才能真正发展起来，要在金石学崇尚北碑的“乱头粗服”中才能确立它的风格。
卢文弨与秦大士、钱载、翁方纲等为同年进士，又与戴震、钱大昕、段玉裁友，曾与朱珪、戈涛、翁方纲等一起奉旨校书于翰林院，所以他在北京的金石书画群体中是重要人物。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他与周永年、王念孙、丁杰、程晋芳、刘端临、陈竹庵、翁方纲同观桂馥新著《续三十五举》于诗境轩，[179]其中他与丁杰相交最密切。卢文弨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为毕沅所辑《关中金石记》序言中提到清代所取得的金石学成果，显示其对金石学的全面观察和把握，但其中未提到翁方纲的金石成就，却提到比翁方纲年少的张燕昌，原因应该是那时翁方纲的金石成就还不够分量。
汪启淑既有歙人的身份又长居杭州，[180]并在北京为官七八年，所以汪启淑和扬州一带、杭州以及北京的金石书画群体中的主要人物都有交往，而且可能晚年曾居太仓，也与苏、锡、常一带的群体交往，因此汪启淑可能是乾嘉时代与金石书画家交往最广的学者之一。交际广泛和他热衷于刊行儒雅文化书籍有关：
性情古雅不群，刻有许氏《说文系传》、郑樵《通志》、《缬芳集》一百卷，汉印图书谱无算。因《缬芳集》少二十卷，征诗来扬州，持论与汪中多所抵捂，拂衣而去。[181]
其实汪启淑与汪中的不合应在情理之中。他的印癖就更为夸张，而且从不避讳有此癖好：
汪绣峰启淑……尤酷嗜印章，搜罗汉、魏、晋、唐、宋、元、明人印极多……至数万枚。……余在秋帆尚书家，与绣峰时相过从，见余案头有一铜印，鼻钮刻“杨恽”二字，的是汉人。绣峰欲豪夺，余不许，遂长跪不起，不得已，笑而赠之。其风趣如此。惟少鉴别，不论精粗美恶，皆为珍重。[182]
从上文足见其所好真为“癖”，正是他的这种对印学不舍不弃的热爱，使之成为乾嘉最重要的藏印大家。他刊印了许多印谱，由此带动一大批金石书画人物关注印学，其刊行最大型的一部印谱《飞鸿堂印谱》，募集了五十多位学者作序，这毫无疑问为加速印学的建设和普及起到重要作用。他所刊行的印谱有：
《春晖堂印始》《飞鸿堂印人传》（后更名为《续印人传》） 乾隆十四年（1749）
《汉铜印丛》《锦囊印林》 乾隆十七年（1752）
《袖珍印赏》 乾隆十九年（1754）
《秋室印萃》 乾隆二十一年（1756）
《讱葊集古印存》（后汇入《飞鸿堂印谱》） 乾隆二十三年（1758）
《临学山堂印谱》 乾隆二十四年（1759）
《武夷名胜》 乾隆二十七年（1762）
《古铜印丛》 乾隆三十一年（1766）
《退斋印类》 乾隆三十二年（1767）
《汉铜印原》 乾隆三十四年（1769）
《飞鸿堂印谱》 乾隆四十一年（1776）
《静乐居印娱》 乾隆四十三年（1778）
《秋室印剩》 乾隆五十年（1785）
《悔堂印外》 乾隆五十三年（1788）
《安拙窝印寄》 乾隆五十四年（1789）
《秋室印剩》（增订本） 乾隆六十年（1795）
还有几种没有确切的刊行年代：
《归去来辞印谱》、《戒淫歌印谱》、《阴骘文印谱》、《黄杨印零》、《听泉精舍印谱》、《居易庵印醇》、《印忆》、《国香谱》、《印勺》、《西干十景印谱》、《□□胜景》
据郁重今《历代印谱序跋汇编》所载，汪启淑所编印谱近30种，可见其对此付出的努力。汪氏一生刊行的印谱数量超过同时代所有人，这说明他不但自己喜欢，而且希望别人也热爱这门艺术，而钱泳和魏锡曾都认为其不分别真赝的“溺爱”，[183]实际上也对印学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朱文藻是编撰金石书的重要人物，曾为王杰、[184]王昶、毕沅、孙星衍、阮元幕中人，主要为这些幕主负责编撰金石书。毕沅、阮元编的《山左金石志》，就是以朱文藻、段松苓、武亿、黄易等为主要编撰人员，这是乾嘉时期第一部以私人名义刊行的大型金石书。民国七年（1918）罗振玉影印的《金石萃编未刻稿》三卷，自序中称此书所收为王昶《金石萃编》未刊之内容，并直言：
其后有朱书“文藻校”三字，与跋尾字迹相同，知跋尾亦出朱先生手。《萃编》本成于朱文藻、钱侗两先生。[185]
因此朱文藻的实际学术能力和影响，就体现在王昶、毕沅、孙星衍、阮元等大儒编撰的金石书和经史书籍中。
方薰原籍为歙人，[186]诗书画印四全，与奚冈、黄易、钱杜等常往来扬州，方薰有《山静居画论》颇具影响，在诗文及书画理论上均有建树，但其篆刻依然延续明人的传统，承继文、何的风格，没能融入金石书画的新潮流。他和奚冈在杭州湾一带同时有名，且互不服气，俞蛟曾对他们评论道：
两人既互为轩轾，而时人亦莫能定伯仲。余谓方、奚二君，皆脱尽时下肤习蹊径，而元气淋漓高旷，铁生似为少逊欤。[187]（图9.56-1、图9.56-2）
图9.56-1 方薰山水
图9.56-2 奚冈山水
而钱泳向方薰、奚冈都索画，但并不作评价，[188]细细体会似乎其眼界更高，并不在意双方的高低。
章学诚游朱筠门，[189]与邵晋涵关系密切，在北京短暂为官，晚年曾与翁方纲商订《经义考》。长期为幕客或书院主讲，与孙星衍、洪亮吉、汪中、段玉裁等聚于毕沅幕下编书。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一部著名的史学理论专著，其观点为梁启超所称道：
在全盛期与蜕分期之间，有一重要人物，曰会稽章学诚。学诚不屑于考证之学，与正统派异。其言“六经皆史”，且极尊刘歆《七略》，与今文家异。然其所著《文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190]
此书在道光时问世并引起史学界的关注，章学诚不仅在书中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等著名论断，同时也提出了“志属信史”、“方志辨体”等重要观点，为道咸时期的金石考证和修地方志提供了理论根据，因此他的理论对道咸新学具有某种启蒙作用，而他的观点也为道咸时期的金石书画的深层次演变提供了求本的思维方式。
张燕昌是比较典型的金石书画家，工诗书画印，（图9.57）既富收藏，结交范围亦广。其为丁敬高足，梁同书与其讨论书法的内容被作为梁同书主要的书法理论记载于书；又与陆绍曾探讨飞白书，并与其同辑《飞白录》。张燕昌喜模仿秦汉时字体入印，而且运用合适，如以飞白书、金文、砖瓦文等直接入印（图9.58），他的篆刻令人对金石文字的美感产生深刻的印象，是对金石文字入书画的另一种新的尝试。
图9.57 张燕昌白菜图
图9.58 张燕昌“翼之”飞白印
乾隆甲申（1764）刻印，时年26岁，乾隆戊戌（1778）40岁刻款
张燕昌和翁方纲关系很好，常为翁氏贡献一些金石收藏品，所以他不但对杭州湾一带的金石书画群体有影响，而且对翁方纲所代表的群体也有影响，从其早年的金石书《金石契》的题序中可见一斑。此书乾隆四十三年（1778）刊出，前有翁方纲题字，后有王杰序，更早有乾隆三十六年（1771）朱琰序和杭世骏序。张燕昌晚年曾和好友吴东发一起在阮元幕中，可见与翁方纲所属群体的第二组成员也建立了不错的关系并在其中产生过影响。（图9.59）他的著作大都为金石书画的专书，如《金石契》、《飞白书》、《石鼓文考释》、《芑堂印存》等。
图9.59 张燕昌《兰石图》
嘉庆壬申（1812）
余集本可中状元，[191]按钱泳《履园丛话·折福》记：
戴尧垣《春水居笔记》载杭州余秋室学士厕上看书折去状元一事甚详。乾隆壬子（1792）七月，余初次入京，见学士即问此事，学士曰有之，可见尧垣之言非妄。[192]
可见余集为手不释书的人物，虽因如厕看书被取消状元资格，但名声也大。后与邵晋涵、周永年、戴震、杨昌霖被荐修《四库全书》，居北京二十年，所以与翁方纲所在群体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与董洵、黄钺、董石芝、赵秉冲、罗聘、闵贞等人相投。去官后主河南开封大梁书院八年，后又主娄东书院，按照俞蛟《读画闲评》中所记，他和地位不显的学者关系尤善，所以在所属群体中有一定的影响。晚年在苏州与潘奕隽交善。[193]他的书画特点之一是擅画人物仕女，宗陈老莲。（图9.60）
图9.60 余集画黄易像（局部）
蒋仁早年和黄易交善，[194]又与邵志纯（怀粹）交好，他也像杭州的学者一样多在扬州一带游学，与其他地区的人往来不多。篆刻有《吉罗居士印谱》，印宗丁敬，丁敬的篆刻创新正因为有像蒋仁这样的学者追随，又有“西泠八家”这样的篆刻群体的共同实践，才使浙派篆刻艺术兴旺起来。道咸人魏锡曾和赵之谦在对丁敬之后的西泠大家的评价中都推重蒋仁，如魏锡曾在《论印诗》中写道：
山人学佛人，具有过师智。印法砚林翁，浑噩变奇姿。瓣香拟杜韩，三昧非游戏。（蒋仁山堂）
砚林丁居士印，犹浣花诗、昌黎笔，当其得意，超秦、汉而上之，归、李、文、何未足比拟，又瓣香砚林翁者不乏，谁得其神得其髓乎？皆山堂印款中语。秦汉语虽似过当，然其服膺至矣。[195]（图9.61）
图9.61 蒋仁“妙香盦”印
乾隆乙巳（1785）
黄易为丁敬入室弟子，他和丁敬一样对金石书画有深入的研究，又与翁方纲、阮元等当时金石大家交往密切：
黄易山左运河司马……与翁覃溪阁学、阮芸台相国、孙渊如观察、武虚谷、江秬稥两大令，先后结金石文字交。[196]
按沈津《翁方纲年谱》记载，黄易与翁方纲相识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左右，在此之前翁方纲与张燕昌交善。这是两个当时最重要的年轻金石书画家与翁方纲结金石交的早期时段，翁方纲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撰《粤东金石略》，但此书在反映金石与书画的内在联系上无法和同时刊出的张燕昌《金石契》相比。而从《翁方纲年谱》也可看出，他一生的金石收藏几乎大部分由此二人提供，所以卢文弨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为毕沅的《关中金石记》所作序言中提到的金石名家有张燕昌而没有翁方纲，翁方纲从结识黄易、张燕昌后才对金石有了系统的关注，直到《两汉金石记》的刊出，才真正标志其成为金石大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以金石考证经史时称“别有翁方纲、黄易一派，专讲鉴别”。而本人以为翁方纲在金石书画的鉴别上，更多受黄易的影响，钱大昕谓“海内……嗜之笃而鉴之精，则首推钱唐黄君秋庵”，[197]也肯定了黄易在金石鉴定方面的影响力无人可及。
黄易不但和北京的金石书画家群体交往深厚，在阮元幕下的金石书画群体中亦有影响，这可以从阮元《山左金石志》的序言中清楚地看到。黄易是当时金石书画的典型代表之一，工诗书画印，而且对金石与书画融合的实践上在当时是最有成就的一个，他为道咸书画中兴开启了道路。出于对金石的痴迷，他常常活跃在山东、关中金石素材较多的地区，亲自收集过去不为人知的金石材料并编撰成书，其中最著名的有《武梁祠画像黄易拓本》，嘉庆五年（1800）又撰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
图9.62 黄易《新甫得碑图》
《嵩麓访碑记》是记载黄易和翁方纲等人访碑和交游的实录，（图9.62）而到此书再版时，道咸间人鲁一同在序言中表达了对黄易的崇拜：[198]
天下嗜奇振异之士，暝默梦想，如造其域，亦各适其适也。日月易得，山川可游，君若归乎玉女少室之间，余将振策踪其后焉。咸丰元年（1851）四月，山阳鲁一同叙。
金石文字不但有考史价值，文人为了探访金石踪迹游历名山大川，更是丰富了精神生活。嵩麓访碑活动后，黄易作《嵩岳访碑图册》，请多位金石友题记，有翁方纲、孙星衍、王念孙、伊秉绶、梁同书、奚冈、宋葆淳等多人，也有如何绍基等后来的金石书画家，整个过程可谓金石书画群体活动的典范。黄易对于道咸金石书画的影响主要还有篆刻方面，魏锡曾评曰：
朱文六国币，白文两汉碑。沉浸金石中，古采扬新姿。姿嘏亦何病，不见倩盼诗。（黄易秋庵）[199]（图9.63）
图9.63 黄易“春淙亭主”印
乾隆癸丑（1793）
黄易“小心落墨，大胆奏刀”的篆刻名言可见其概括能力，黄易诗书画印整体水准极高，其书画印与金石意蕴的全面结合在金石书画群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图9.64）
图9.64 黄易双松图
奚冈原为歙人，[200]来往于扬州和杭州间，平生不为卑屈之事，故号“铁生”。与赵魏、阮元等有来往，曾游日本，结交广泛。奚冈画承继“四王”风格，并不关注新的从金石而来的笔墨语言在书画中的表现，魏锡曾在评论中认为奚冈的书画没有其篆刻来得技艺高超，可见道咸金石书画风尚倾向：
冬花有殊致，鹤渚无喧流。萧淡任天真，静与心手谋。郑虔擅三绝，篆刻余技优。（奚冈铁生）[201]（图9.65）
图9.65 奚冈“平地家居仙”印 乾隆壬子（1792）
吴锡麒乾隆四十年（1775）出仕，[202]此后不久结识翁方纲，他比翁方纲小13岁，对翁方纲以前辈称之，从此与翁方纲有一生的友谊，到嘉庆五年（1800）吴锡麒离开北京，他们仍保持着联系。吴锡麒后主讲扬州安定书院，来往于扬州和杭州之间，他被认为是杭世骏、厉鹗的继承者，可见其诗文在杭州湾一带的影响。因其在北京曾是翁方纲为首的群体中的核心成员，和翁方纲的金石友也都交往，其中常常来往的有蒋士铨、程晋芳、周厚辕、王昶、张埙、黄景仁、桂馥、宋葆淳、江德量、罗聘、赵怀玉、翁树培、刘大观、伊秉绶、法式善、张问陶、阮元等，他在群体中的主要影响为诗文，亦能书画印。
赵魏富收藏，[203]所刊金石书有《竹崦庵传钞书目》、《竹崦庵藏器目》、《竹崦庵金石录》等，其中有自己收藏的金石目录和考证。这些书对金石文物的流传考证显然很有帮助，可见嘉道金石家已经意识到金石文物流传的重要性，而且金石家更加关注金石本身的考证。赵魏对瓦当也很有研究，程敦乾隆五十二年（1787）的《秦汉瓦当文字》和咸丰二年（1852）王福田所撰《竹里秦汉瓦当文存》都把他作为此行的专家。赵魏曾与孙星衍、钱坫、申兆定等同在毕沅幕下考订金石书，[204]与黄易、奚冈、翁方纲、张廷济相交往，晚年为阮元幕客，曾助其编撰《山左金石志》，其后又与何元锡、许宗彦同修《两浙金石志》，由此可见赵魏在金石书画群体中的影响。
赵魏可能是最早对《兰亭》产生怀疑的，汪中在《汪中旧藏定武兰亭序》题跋中曰：
吾友赵文学魏、江编修德量，皆深于金石之学。文学语编修云：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205]
江德量卒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因此赵魏所语应在此之前，这在当时实为难得，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赵氏对金石与书法关联性的认识。赵魏篆隶精湛（图9.66），曾在朱履贞《书学捷要》序中云，[206]“闲云以布衣而工书法”，而赵魏亦仅为贡生，应有惺惺相惜之意。联系到金石入书画的主要金石书画家的身份，这种社会地位的相似，在扬州和杭州湾一带的金石书画群体中是普遍现象，这也说明金石入书画的艺术思想不是来自“君学”，而和“民学”有关。
图9.66 赵魏隶书屏
吴东发曾师从钱大昕，[207]晚年与同乡张燕昌居阮元幕下编书，著有《石鼓文读》、《商周文拾遗》、《钟鼎款识释文》等。吴东发是乾嘉时期最早系统研究商周金文的金石书画家之一。庄述祖《说文古籀疏证》也是研究金文的，但吴东发与庄述祖专作文字考证不同，吴氏的著作曾为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提供过参考，他是针对钟鼎彝器实物研究金文，所以能直接进入对金文书画笔意的模仿（图9.67），并且在以金石入书画上取得不错的成就。黄宾虹就曾说道：
图9.67 吴东发金文条屏
清二百年中，惟金石家画尚存古意，其余不足论也。澉浦吴芸父（东发）字侃叔，文学固是第一流，而画高出“娄东”、“虞山”倍蓰，若燕都之以朝臣院体为应制作者，此功名之士，更不当言学问矣。[208]
吴东发被阮元发现并为阮效力，但没有几年就去世了，他在当时的金石书画群体中的影响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实为可惜。阮元在李遇孙《金石学录》序言中曰：
两浙多留心金石之士，余于丙辰（1796）岁奉命视学兹地，如赵晋斋、何梦华、张文鱼辈，皆素所稔知。按试禾郡，复得吴侃叔、张叔未、李金澜数人，并嗜古好学，侃叔于石鼓文识解独有心悟。[209]
随着金石书画的兴起，到道咸时吴东发对金石书画的影响才显露出来。但其影响首先还是在对金石文字的见解上，特别是对金文的独到分析。《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校记》曾云：
阮师专摹刻一大板，极精，说采吴侃叔明经极多。凡师说侃叔说及朱右甫说皆用八分书上板，以别于前人之题识……蛟篆文……文字难通解……惜吴侃叔已游道山，能识奇字者鲜矣。[210]
从上述文字中可见吴东发在金石书画上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在《商周文字拾遗》手稿上也可看到：
此书贵为清仪阁旧藏，每篇有叔未先生印识，可珍也。亟付之重装藏之。己未（1859）十一月松写。[211]
印签有褚礼堂，[212]扉页上有“上海九华堂”字样，而原书稿极尽金文书法之意态。所以，吴东发在金石书画上的贡献到道咸间引起了书画界的重视和研究。他不仅直接对阮元的书画理念有所启发，并对黄宾虹的书画产生影响，特别在黄宾虹的作品中，隐隐可见从吴东发而来的风格。他虽然没有活到道咸时代，但黄宾虹依然把他作为道咸书画复兴中最早的代表人物，可见其对金石入书画的影响。通过对吴东发的作品研究，可知从书体来讲，篆籀金文在清代虽然晚于隶书北碑的兴起，但从笔法入书画来讲，金文笔意的运用并不晚于道咸时代普遍在书画中运用的隶书和北碑笔意。（图9.68）
图9.68 吴东发行草楹联
嘉庆癸亥（1803）
陈鳣以藏书闻名乡里，[213]与黄丕烈、吴骞常有校书之乐，[214]曾在谢启昆幕下和胡虔撰修《小学考》。与钱大昕、翁方纲、段玉裁都有交往，与北京的群体中的桂馥等交往密切，桂馥《缪篆分韵》的文字编订就是由陈鳣完成的。晚年与何元锡等又入阮元幕编《经籍纂诂》，可见其有较强的编校工作能力。他在经史和金石书画方面所积累的家学传统也影响到其后人陈乃乾，陈乃乾是现代校勘大家，其性情与陈鳣似，亦有金石书画方面的研究成就，民国十年（1921）曾出版了他辑的《百一庐金石丛书》十种，此书前二册为篆辨，后为碑勒考略，金石文字考释精详。
陈豫钟与陈鸿寿友，[215]（图9.69、图9.70）其篆刻法丁敬，边款文美，其刻也有特点。曾为阮元摹刻古文，魏锡曾评其曰：
图9.69 陈豫钟隶书朱彝尊句轴
图9.70 陈豫钟《松石图》
秋堂师砚叟，自谓得工整。娓娓复纤纤，未许康庄骋。小印极精能，芥子须弥境。（陈豫钟秋堂）[216]（图9.71）
图9.71 陈豫钟“山阴灵芝乡人”印
嘉庆乙丑（1805）
陈豫钟和陈鸿寿都是西泠印家的接续者。
严可均所著金石书有《唐石经校文》、《说文订订》、《说文校议》、《说文翼》（未完）、《访碑续录》、《平津馆金石萃编正续》（未刊）、《古今钱图》、《铁桥金石跋》等，与其他私人撰的金石书比较，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是引人注目的。此外，他的经史著作也很丰富，而《说文》类研究到严可均更是超越前人，《说文翼》使用了钟鼎拓本为参照，是较早以实物考证《说文》的书，之前还有庄述祖的《说文古籀疏证》使用此法；而许瀚助其撰成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可称皇皇巨著，因其亲自校订，没有杂糅之弊：
乃辑《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使与《全唐文》相接，多至三千余家，人各系以小传，足以考证史文，皆从搜罗残剩得之，覆检群书，一字一句，稍有异同，无不校订。一手写定，不假众力。唐以前文，咸萃于此焉。[217]
严可均在考证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所交往的主要学者有孙星衍、姚文田、[218]丁杰之子丁授经、许瀚等，多是助其编撰之人，他的研究使道咸及之后的时代对金文的把握更加准确。
钱杜与方薰、[219]奚冈、黄易等人常去扬州，又为官千里至云南，他也与桂馥、刘大观、改琦等交往。钱杜著有《松壶画赘》、《松壶画忆》，其晚年已是道光时期，影响较大。
何元锡常在阮元幕下，与武亿、朱文藻、段松苓等编《山左金石志》，与陈鳣等编《经籍纂诂》，与赵魏、许宗彦等编《两浙金石志》。可见何元锡的兴趣在金石和编撰。他年轻时在北京就与翁方纲关系密切，因此又和翁方纲所在群体的第二组人员交善，与孙星衍、罗聘、江凤彝[220]、张廷济往来，和黄易关系密切且性情相近，喜亲自于山东等地搜罗金石。
陈鸿寿与陈豫钟、[221]阮元、改琦、陈文述、徐渭仁等结交往来，他活得比陈豫钟长，获得当时人更多的关注。钱泳在《履园丛话·摹印》中称“近时模印者，辄效法陈曼生司马”，可见其在嘉道时的巨大影响。魏锡曾评其篆刻曰：
草法入篆法，下笔风雷掣。一纵而一横，十荡更十决。笑彼姜芽手，旋效虫蠡啮。（陈鸿寿曼生）[222]（图9.72、图9.73）
图9.72 陈鸿寿“琴书诗画巢”印
嘉庆戊辰（1808）
图9.73 陈鸿寿篆书楹联
从乾嘉时期西泠印学的发展来看，丁敬为开山，承其后续者而有浙派，而“西泠八家”为杭州湾一带金石书画方面最有影响的群体之一，陈鸿寿与陈豫钟则是其中继。（图9.74、图9.75）
图9.74 陈鸿寿花卉册页纸本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
图9.75 陈鸿寿半月瓦当壶
上海博物馆藏款识在器物上的运用，清代更为常见。
王仲瞿被认为是开创新一代文风者，与钱泳、舒位、包世臣、龚自珍、陈文述交善，其妻金礼赢亦工书画，[223]曾言梦中神人传其笔法：
言其内子金礼赢梦神授笔法，管须向左迤后稍偃，若指鼻准者，锋乃得中。[224]
其说成为包世臣笔法内容的一部分。金礼赢特工白描人物，“书法晋唐人，兼工汉隶”，可见当时书画家皆以此法作书，金石的表现手法常运用在书法中，但很少直接进入绘画，《墨林今话》对其记载比较详细。
在乾嘉时期，杭州湾一带的金石书画人才众多，除上文所列举的代表人物外，还有杭州的徐楙、[225]王绍兰，嘉兴的周大枢、[226]汪孟
、[227]朱琰、吴骞、沈可培、施嵩、[228]王复，绍兴的商盘，[229]湖州的丁杰、姚文田、施国祁，[230]都是一时的俊彦，有的偏重诗文，有的偏重书画，也有的在金石书画群体中有一定的影响，在此一并记录以证金石书画在此一带的发展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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