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金石考证带来学术的连锁反应
1. 推动建造相关的学科
顾炎武和李因笃论音训曰：[16]
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17]
顾炎武的金石考证的学术方法影响后代训诂研究，在乾嘉形成训诂学的巨大发展。如钱大昕考证《李抱真德政碑》：
考新旧《唐书·地理志》、《五代职方考》， “磁州”字无从“心”者。此碑“礠”字点画分明。又天祐十一年，泽州《开元寺神钟记》亦作此“礠”字，州县之名当从其时本称，史臣秉笔任意更易，非得石刻何由决其然否。此金石之有益于史学也，未可以玩物丧志妄加呵斥也。[18]
从以上引文，可见金石考证对经史研究的重要性。而且首先就关注到与经学关系密切的小学方面的考证，这对于清人后来更加庞大的经学学术体系的建立意义非凡。钱大昕道：
尝谓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19]
阮元亦道：
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20]
可见清人作经学学问，对小学的基础性极为看重。其实对于小学的看重和梳理，是建立较为科学的考证体系的第一步。
清初音韵训诂方面的著作有顾炎武《音学五书》、李因笃《古今韵考》等。其实明人也有不少小学方面的书籍如前文所举例的赵宧光《说文长笺》，但是这些书没有从金石考证方面对传统的偏差进行纠正，所以问题很多。清初还有林尚葵、李根的《广金石韵府》，张玉书、陈廷敬的《康熙字典》等（图2.1），虽然在明人基础上编成，但可以看出清代在小学方面的发展。
图2.1 《康熙字典》扉页光绪袖珍刻本(www.xing528.com)
当然小学的考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一定的时代积累不会有成果。到乾嘉时代小学已相当发达，江永《古韵标准》、《音学辨微》，吴玉搢《说文引经考》，朱文藻《说文系传考异》，戴震《声类表》、《方言疏证》、《声韵考》，王念孙《广雅疏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桂馥《说文义证》、《缪篆分韵》，钱大昭《尔雅释文补》、《广雅疏义》、《说文统释》等一大批著作问世。
而经学的考证有清初的朱彝尊《经义考》，阎若璩《四书释地》、《尚书古文疏证》等，史学的考证清初有林侗《昭陵石迹考略》、万斯同《纪元汇考》等。[21]而这些经史著作或多或少使用了金石考证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的证据相对来说比较有说服力，最为重要的是，这种方法需要使用较为独立的思考和相对完整的第一手资料，使得后来的经史研究必须也使用类似的考证方法才能取信读者，使得使用金石考证方法成为清代经史研究的重要特点。现在很难知道金石考证给清代的经史学者带来怎样的社会生活方面的好处，也不知道其对学者的学术生活产生怎样的具体影响，但有一点可以知道，就是清代文人的生活是围绕着经史学问的，从这点上说，这些学问和生活地位是有关系的。正因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做学问时就不得不用考证，否则很容易被淘汰。所以清人这方面的学术成果极为丰富，本书不再一一列举。
金石考证的方法给清人学术带来了连锁反应，与金石考证关系密切的专门学科有：校勘学、目录学、文字学、语言学、史学、天文算学、地理学、律吕学、考古学、美学等，这些学科都在清代金石学的影响下得到巨大的发展，凡论及有关方面的考证，几乎都会涉及到金石学。
2. 在对经典的怀疑中发展
其他学科的考证方法也同时受到金石学考证方法的影响，并且逐渐汇合成清代的考据热。而当对经典产生怀疑时，往往发生的争论会持续几代人，而金石学方面的考证则会成为重要的论辩手段。
清代的学术公案首推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22]这是一部考证所谓《古文尚书》是伪书的著作，梁启超描述道：
殊不知此伪书者，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七八岁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历代帝王，经筵日讲，临轩发策，咸所依据尊尚。毅然悍然辞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自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以来，国人之对于六经，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23]
其实按现在的标准，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也没有什么确切的铁证，但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辩驳也驳不下来，因为前书的考证方法更加可信。所以清人在学术上产生了一种对前人怀疑和批判的文风，出现了许多质疑性著作，如万斯同《群书疑辨》，刘青芝《周礼质疑》、《史记纪疑》，程廷祚《晚书订疑》，杭世骏《诸史然疑》，[24]钱大昭《两汉书辨疑》，吴东发《尚书后案质疑》，庄述祖《石鼓然疑》等。这些怀疑批判都要以古代金石为依据，所以对金石的收集就成了做学问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是金石学大兴的一个动力。
不仅批判前人的学术最终需要建立在金石学的基础上，金石学本身也在这种文风影响下不断发展，出现了不少有关金石研究的学术思潮。
比较主要的例子就是嘉道而降对《兰亭序》的怀疑，新中国成立以后书法界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讨论把“兰亭论辩”推向了高潮，其实就是清代这种文风的延续，足见清人金石考证的文化影响。而论辩双方所用的主要方法还是金石考证的方法（具体分析见第十章第一节：扬州一带的金石和书画群体）。
金石考证的方法为清代学术带来了新气象，使得清代的经史学术在考据的方式上得到巨大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为了建立这样庞大的学术体系而进行的学术基础建设。清代梁章钜称“我朝考据之学，远过前代”，[25]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多数的文人学者都被调动起来，产生了诸如乾嘉学派的学术流派。金石学研究也使得学术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在学术建设上产生连锁反应，发展壮大了不少学科，而这些学科的发展又促进金石学更大规模的发展。
新的金石不断被发现，证据也不断出现，新的考证和新的纠错的金石书也就不断地涌现，金石学就在后浪推前浪中空前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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