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电影发展史：传奇故事方志敏与妻子缪敏的爱情

传奇类的叙事是我国古代的叙事传统，从唐宋传奇到明清戏曲，都喜欢铺叙情节离奇、人物非同一般的故事。它往往可以超越世俗的常规与伦理，构想日常生活中所不能的事件。这样的传说故事往往能吸引观众，让人印象深刻，且传播久远。江西电影传说类的革命叙事是江西电影人向传统吸收养分，自觉向传统文化学习的结果。

江西漫长的革命岁月中，伟大人物与革命英雄数不胜数，他们本身就是传奇。传说类的革命叙事挖掘革命人物身上的伟大事迹，或进行革命中发生的英雄想象。传奇类的革命叙事符合人们对江西这块红土地上的想象与期待，所以这类故事数量众多，很受观众欢迎。

传说类叙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物传说。江西这块红土地上产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伟大英雄，他们或舍生取义，或机智勇敢，或赤胆忠心；一类是故事传说，电影的编创者们或根据历史事件进行创造加工，或靠想象力编创引人入胜的故事传奇，给江西这块红土地赋予了新的神韵。

传说人物的电影叙事包括《血沃中华》《可爱的中国》《毛泽东在宁冈》《这样一位将军》《老阿姨》等。它们抱着为人物立传的原则，或全方位地展现人物的一生，或断面式地描绘人物某个时期的传奇故事。

方志敏是传说类叙事的重要对象。当年石凌鹤回到江西的初衷，就是想认真挖掘方志敏的个人史，创作关于他的戏剧和电影。他与方志敏同为赣东北人，虽然没有与方志敏谋面，但方志敏的事迹让他激动，方志敏的精神让他敬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回到江西这片故土，就把创作方志敏的文艺作品当作一个重要任务去完成。这是他的心愿，也是江西人民的心愿。

1956年，他一气呵成，写出话剧《方志敏》，由江西省话剧团进京演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现在舞台上的革命领袖人物形象。

“文革”以后，把方志敏的故事搬上银幕成为江西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当时省委省政府还专门开会研究相关事宜，会后，专门成立了创作组，成员包括方兰、周毅如、孙勃，其中方兰是方志敏的儿子。把方志敏的生平事迹搬上银幕也是方志敏的遗孀缪敏的心愿。为此，她早在50年代就亲笔写过关于方志敏的电影剧本，可惜年久遗失。

“文革”动乱结束以后，把方志敏的故事搬上银幕的时机已经成熟。创作组经过艰苦的努力，写成了剧本《血沃中华》并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1981年初全国公映。这部电影主要写的是1935年方志敏被捕以后发生的一系列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

影片主要把情感作为主线，用理想信念作为叙事的方向。方志敏被捕以后，蒋介石为了拉拢他，用尽各种办法，试图软化他，招降他。他说过，一个方志敏抵得过十万大军。蒋介石在片中是个重要的角色，通过他衬托方志敏的伟大与坚贞。正是他的刻意拉拢，才有了一系列的事件的发生。所以，蒋介石的角色不但是革命性传奇叙事的推动者，也是事件参与者与毁灭者。他派手下去劝降方志敏，试图用师生情、夫妻情、战友情去打动方志敏，让他生有留恋，让理想改辕易辙。最后，手段用尽，黔驴技穷，他亲自出马，作最后的劝说。但方志敏早已做好牺牲的准备，他恼羞成怒，决定秘密处决方志敏。影片《血沃中华》的传奇性首先就体现在蒋介石对方志敏又爱又恨的复杂态度。

血沃中华
电影剧照

传奇之二就是方志敏与启蒙老师刘仲斋的交往。方志敏对于启蒙老师十分敬重，反动派想让老师来劝降。此时刘仲斋已经出家，面对为了革命事业而关入大牢的学生方志敏，他悲愤难当。敌人把方志敏带到刘仲斋出家的了空寺，本意是想利用老师的行为让方志敏改变信仰。刘仲斋原来也是农会的干部，信仰共产主义，后入了空门。当他见到方志敏后，方志敏说了“说了难了，说空难空，偌大的中国难有清静修为之地。”方志敏的话深深触动了他，他为方志敏抚琴一首，从琴声中，两人达到了默契与交流。方志敏为老师续上一曲，琴声充满了悲愤与坚强不屈。当方志敏从了空寺出来的时候，就听见刘仲斋跳崖身亡的消息。刘仲斋虽人入空门，但心系国家命运，为了给方志敏一个答案，为气节而牺牲生命。这个情节的设计别出心裁，又感人至深。

传奇之三是方志敏与妻子缪敏的爱情。他们志同道合、互相鼓励支持，特别是在血雨腥风的艰苦环境里，更是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敌人想利用他们的感情，故意严刑拷打缪敏给方志敏看。方志敏心如刀割，但为了信仰与革命，他始终坚忍，相信缪敏会理解他的做法。

传奇之四就是他在狱中撰写《可爱的中国》。方志敏被捕以后，面对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首先是痛心疾首，战友的不断牺牲，令他坐卧不安。他开始反思革命的经验教训，总结革命的得与失，并更加坚定革命的信念，决定开始撰写《可爱的中国》。隔壁难友武耀宗十分敬佩方志敏，他是由于主张抗日而被打入牢狱的国民党将领。武耀宗察觉方志敏在进行重要写作，常常暗暗相助。在方志敏的不断启发下，他开始认清了今后的道路。在难友的帮助下，方志敏呕心沥血，奋笔疾书，终于完成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大量文章。为保护文稿，他与敌人进行了巧妙的周旋。敌人威逼方志敏交出文稿，让他目睹已经怀孕的妻子受刑，并以死来威胁方志敏。方志敏临危不惧，当场唾骂敌人的残忍与歹毒。狱卒张怀志在方志敏的感召下，逐渐觉醒起来，常常冒着危险暗中帮助方志敏。当他看到《可爱的中国》一文，得知方志敏就是当年救过他和他的妻子的恩人时，张怀志决心报答恩人，保护文稿。临刑前，广场上方志敏让张怀志把文稿转交鲁迅，张怀志冒着生命危险送出了文稿。一个漆黑的秋夜，敌人下手秘密处决方志敏。方志敏从容地走向刑场，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壮丽颂歌。方志敏撰写《可爱的中国》是影片最浓墨重彩的章节，是方志敏打动观众的力量所在。

正是这些传奇事迹，成就了方志敏伟大的一生，也正是这些传奇，让电影《血沃中华》有了感染人的力量。饰演方志敏的演员是江西省话剧团的魏新，他在石凌鹤创作的话剧《方志敏》中就饰演了方志敏，对于角色的理解十分到位，只是他外形上过于苍老，体形上也过于肥胖。方志敏被捕时只有三十六岁，魏新当时快五十了。电影不同于舞台艺术，它经常用到面部的特写镜头，此时脸部的细节就会暴露无遗。由于外形上的不相似，自然会给影片的艺术感染力打上折扣。魏新是个勤奋的演员，他为了弥补外形上的欠缺，他特意到弋阳县方志敏的家乡去体验生活，与当地的老乡交谈，了解方志敏生活上的细节。他每天坚持训练跑步节食，减轻体重。总体来说，魏新的表演拿捏得当，镇定自若，让人印象深刻。

影片中方志敏的启蒙老师的扮演者也是江西省话剧团的演员肖翔。宋美龄的扮演者是南昌市歌舞团的郑旌美。他（她）们虽然在影片中的戏份不多，但形神兼备。影片的导演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尹一青。他一生热衷于革命题材的电影拍摄，为了拍好《血沃中华》，他深入方志敏成长与战斗的地方，体验生活，寻找灵感，四次到江西，两次到上饶，查阅了数十万字的资料。他在塑造方志敏形象时，牢牢抓住两个关键点，一是把方志敏当作人来表演，一个伟大的人，而不是神化的人。事迹没有夸大，也没有美化。正因为他是个人，他也会恐惧与悲伤，也有弱点。二是紧紧抓住“情”字。方志敏是个有血有肉重情重义的人，他正是出于至情至爱才能为了信仰为了中国而不惜牺牲生命。这个情包括战友情、夫妻情、师生情，更重要的是对祖国深沉的爱和对党的忠诚。

影片大都在江西实景拍摄。影片开头方志敏坐在囚车上游街的镜头是在南昌市胜利路拍摄的。胜利路从真真照相馆经亨得利钟表店，再至中山路交接处的工农兵商场，布置还原成30年代中期的南昌旧街景，店铺商业广告都是清一色30年代的样子。当时的拍摄成为轰动性的文化事件，许多百姓都自发前去观看。男女老少前拥后挤，摩肩接踵。几分钟的戏拍了几个小时，观看的百姓也过足了瘾。这种实景演出与拍摄对于电影的普及功不可没。许多年轻的观众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电影并爱上电影的。此外，摄制组还在南昌人民公园、南昌市三医院、江西宾馆、滨江招待所、梅岭、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等地取景，可以说，一部《血沃中华》的拍摄取景地，就是方志敏成长与革命的足迹。

《血沃中华》也留下很多遗憾。一是方志敏的妻子缪敏在狱中饱受折磨，却在狱中产下孩子，从影片中可以看到母子平安健康，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与逻辑。二是演员的表演痕迹明显，没有达到自然流畅的地步。这也是《血沃中华》公映以后，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不管是学术界还是普通观众，知道的人并不多。但它确是第一部把方志敏事迹搬上银幕的电影，开创之功实不可没。

到了2009年，一部投资巨大，由九江市委宣传部、九江电视台联合上海电影集团公司生产制作的电影《可爱的中国》出品了，它是江西出品的又一部描写方志敏烈士的影片，获得了第十三届上海电影节评委会奖。时隔20余年，《可爱的中国》对方志敏的传奇故事作了新的演绎，不管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的性格特点，都有新的突破。比较起来看，影片的艺术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可爱的中国》运用了章节式的结构，把方志敏的3篇文章《血肉》《清贫》《可爱的中国》作为章节的标题。三段式的结构内，方志敏革命的一生与他的三篇传世之作巧妙地对应起来，叙事中有抒情，节奏张弛有度。

方志敏带领红十军突围的艰苦卓绝、他被捕前后面临的威逼利诱、狱中斗争的错综复杂，这些事件通过镜头蒙太奇，时空相互交叉，打破了线性叙事的框架，利用镜头的深入淡出，把人物的心理活动与镜头的回叙插叙紧密结合，讲述了方志敏同志伟大而感人的一生。这三个段落或章节既是独立的，又相互穿插，起到互文性的效果。

《血肉》章节重点讲述残酷的突围与他被捕的经过。1935年初，浙赣皖边界，大雪封山，方志敏率红十军团为掩护中央红军全面撤离，与敌在赣皖浙边境已周旋数月。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及残部左突右冲，已七天未食，警卫员小巴将虚弱至极痨病甚重的方志敏掩藏在一坑洞内，被敌军发现而被捕。

《清贫》中的方志敏带领根据地的军民们搞生产，自己却非常节俭，清贫一生；他的妻子缪敏因为从缴获的布匹里扯了几尺给宣传队做戏服，被方志敏策马十五里追赶制止。在这个段落中，镜头闪回到他被捕时的场景：当敌人发现他时，以为捞到大鱼，他们搜肠刮肚地想从方志敏身上找到金银细软、银圆大洋，甚至以拉手榴弹要挟，方志敏除了一身孱弱的皮包骨外，只有一支笔、一块怀表。敌人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了方志敏使用的木箱子，发现里面只有几件陈旧的衣服——这些在方志敏口中被称为传家宝。

《可爱的中国》章节以狱中斗争为重点。敌人为了收买他，软硬兼施，手段用尽，但他不为所动，利用机会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育，领导狱中的战友开展斗争。狱中极左派分子楼兴梦鼓动狱友绝食，但方志敏让他停止绝食行动。他觉得要让战友们活下去才有希望。方志敏利用一切机会鼓励战友们坚持理想信念，保全有生力量，爱惜生命。但如果为了理想信念需要牺牲生命，他却是义无反顾，毫不犹豫。他的舍生取义的精神，不但是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使然，也是对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传承和弘扬。

其次是战争场面，震撼力强，炮火连天，血肉横飞，堪比好莱坞式的大制作。为了提高主旋律影片的收视率，制作方充分考虑了市场需求与观众口味。当然，形式与内容是需要一致的，大制作式的战争场面与第一章节《血肉》的主题相吻合，没有违和感，总体来说是比较成功的。这些战争场面在九江拍摄，调动了大批武警官兵参演。(www.xing528.com)

三是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狱中腐败，革命的正当性得以诠释，方志敏牺牲的价值得弘扬。当时的监狱中，狱卒为所欲为，牢头为非作歹，只要有钱，坐牢比星级酒店还舒服，有酒喝，有肉吃，还可以召妓听戏。牢里不但关着革命党人，也关着有正义感的政府高官。社会的黑暗，希望祖国变得富强，正是像方志敏这样的共产党人参加革命的原因与动力。

影片利用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人物坚定不移的信念、感人肺腑的清廉行为、令人信服的高尚人格，塑造了革命家方志敏的光辉形象。《可爱的中国》以信仰为关键词，让方志敏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地面对死亡的，正是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失去了信仰，就会成为叛变者。一部好的电影可以让人思考，使人观照当下的社会，思索人生，这部电影无疑做到了。

《血沃中华》与《可爱的中国》都展现了方志敏的传奇故事，就时间来说，《血沃中华》叙述的是被捕后方志敏的狱中斗争，《可爱的中国》通过蒙太奇的闪回手法，把方志敏一生的主要革命事迹分别加以叙述，更加波澜壮阔。就空间来说，《血沃中华》的场景并不多，开头的街头游街，再到了空寺见老师，主要的场景还是在监狱。《可爱的中国》有激烈的战斗场面，有根据地光辉的岁月，有方志敏与妻子相互支持的温馨画面，也有监狱内外激烈斗争的细腻刻画。虽然《可爱的中国》就观赏性与艺术性来说更高一筹，但必须历史地看待问题，它们的生产时间相差27年，时代在变化、技术在进步、资金投入在增加，这给电影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公映于2010年的电影《这样一位将军》是叙述甘祖昌的传奇故事的。将军本是驰骋疆场带兵打仗建功立业的，可就有这么一位将军，回乡当农民，带领老乡与贫穷战斗，脱贫致富。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甘祖昌将军因战争年代脑部受伤留下了后遗症，请辞回乡当农民，带领乡亲们开荒山、改红土、架桥梁、修水库、建电站，努力改变农村落后面貌，造福百姓的故事。影片由中共萍乡市委市政府、萍乡市大兴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江西省电影家电视艺术家协会、江西尚视亚星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这样一位将军
电影剧照

影片表现人物不落俗套，从甘祖昌妻子龚全珍的视角去讲述故事，情深意长，令人信服，克服了有些主旋律影片塑造正面人物空洞乏物的弊端。影片开头就以龚全珍的口吻发问：纪念甘祖昌，纪念他什么呢？他的一生，到底有什么价值呢？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他还有什么意义呢？影片以这三个问题为导向，用一位与众不同的将军人生历程，圆满地回答了这三个问题。

作为叙述人的龚全珍既作为出场人物又作为“画外音”的方式介入叙事的格局中。画外音的“龚全珍”成了一种类似于导言和结语的作用，对结构影片的整体构架起了很大的支撑。由她作为事件亲历者的角色参与到摄影机的叙述中，影片显得异常丰满，故事的主要信息都是由她来呈现。

甘祖昌的返乡，是偶然，也是必然。说偶然是他的返乡是伤病使然，他的头部曾三次负伤，最后一次受伤引发了严重的头晕，他常常昏倒，不能再坚持工作了。同时，他不想因为自己的病体让国家军队养着，返乡就成了他的选择。说必然是因为他的返乡是他热爱家乡的情怀与告老还乡的文化传统。家乡是他成长与开始革命的地方，这里有他的父老乡亲。另外，他的还乡行动契合中国久远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古代，特别是从唐代至明清时期，告老还乡，作为一种传统深入人心。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孝”，父母在，不远游，老了就“叶落归根”，家乡有祖辈，有同族，不管走多远，官做得多大，生意做得多好，都要回到家乡，死后还得进宗祠。另外封建时代的官场险恶，许多读书求达的文人做了官后，把告老还乡当成一种情怀寄托，希望回到家乡，颐养天年。他们大多把乡村故园诗意闲适化，视为一种精神的象征。

甘祖昌的还乡既与古代的告老还乡遥相呼应，又与他们有质的区别。片中对甘祖昌的还乡原因作了重要的铺垫和细致的描述。他因为伤势出现了幻听幻觉，医生甚至说他活不过六十。他本来可以过着优渥的疗养生活，这对于戎马生涯操劳一生的他来说，似乎是理所当然。可他不想这样的生活，还想着继续“战斗”。回到家乡，为乡亲做点力所能及的事，自然成为他的最好选择了。他的回乡，不是躲避，而是承担；不是放弃，而是选择；不是追求闲适，而是继续奋斗。他不是衣锦还乡，也不是安享晚年，而是反哺与报答。

龚全珍作为妻子，面对甘祖昌的选择，从开始的不理解，到追随，再到支持与理解，其心路历程正是甘祖昌真诚、坦荡、善良、高尚的品格一步一步的展示过程，他的人格魅力感染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龚全珍。她是一个具有高贵品格任劳任怨的知识女性，丈夫石破天惊的举动让她失去了城里的生活与优厚的生活待遇，她跟随他来到穷乡僻壤，忍受种种的不便。同时，她也获得了乡亲们的爱戴。这种舍弃个人成就大家的胸怀也是影片感染人的力量所在。

影片在平实中感染人。影片中的甘祖昌的装束很简单，一杆大烟杆，让他像个地道的老农，有了它，他就与农民没有了距离。一条罗汗巾，伴随着他挥汗如雨，在田间地头水库，人们看到他围着的显目的罗汗巾，就有了信心与依靠。影片的对白都是乡间俚语，充满乡间生活的情趣，把一位将军浓浓的乡村情结展现无遗。片中有一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戴了帽子受管制的水利工程师王新安，谁都不敢用他，怕被连累；甘祖昌二话不说把他请到急需人才的建设工地，面对气势汹汹用“政治挂帅”压人的管制干部，他训斥他们说政治挂帅就是扎扎实实地工作，“谁敢动王新安，老子毙了他”。他把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从军队带到乡村，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力量。影片的结尾处，龚全珍用旁白的形式说：“有人说，他能克服病魔活到八十二岁，创造生命的奇迹，是他军人素质与党员品格使然，我说，还因为他活得真实、简单、快乐！”影片不但表现了他作为将军、军人、党员的优异品格，还表现了他作为父亲、丈夫、农民的真诚与善良。

歌曲《十送红军》贯穿影片的始终。《十送红军》改编自赣南民歌，有着优美流畅的旋律、情真意切的歌词，给影片增加了难以言说的诗意与悠长的韵味。甘祖昌参加红军离开了家乡，现在又回到了家乡，这“十送红军”的年代与“返乡带领村民致富”的年代之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甘祖昌的身上可以看到，有一种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对于家乡对于祖国深沉的爱。

《长冈的难忘岁月》在2011年由赣州市委宣传部与长影集团联合出品，拍摄地为江西省兴国县。影片的编剧是海南作家张品成，他是一位专攻红色题材的作家，该片改编自他的小说《霜天》。影片以毛泽东在长冈乡进行调查的7天经过为主线，讲述了1933年国民党对苏区实行第五次“围剿”，少数人对革命失去了信心，离开革命队伍，历史上称“脱红”。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以“查账先生”的身份，深入到长冈乡群众中，了解苏区人民的疾苦，使一些“脱红”人员自觉自愿地回归到队伍中。该影片被评为“第20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参展影片。

该片的最大看点是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毛泽东形象。第一个不同是影片特殊的历史背景。《长冈的难忘岁月》以1933年毛泽东被左倾路线剥夺中央红军军事指挥权和党内职务以后、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身份去江西兴国县长冈乡进行乡村调查为时代背景。不管是当时的中国革命还是毛泽东个人命运，都处于低潮之中，毛泽东不光是革命家，还是思想家，他在这种低潮时刻，需要反思革命的经验教训，思考中国的未来。他的调查是带着问题去的，就是为什么一些人会有“脱红”的行为。在这个调研中，毛泽东分析了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撰写了调研报告，指导了以后的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意义与作用不可谓不重大。这短短的七天，可以看出一个革命家的高瞻远瞩与深谋远虑，也可以看到一位思想家的睿智与深邃。

通过这次调研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以及“妇女要顶半边天”等著名论断对于当下也有现实指导意义。以往影视作品中的毛泽东形象都是指点江山意气风发，不是运筹帷幄，就是决胜千里之外。这部影片中的毛泽东是作为“思想者”出现的，内敛平静，角度新颖，令人耳目一新。第二个不同是毛泽东扮演者。影片中的毛泽东饰演者是安徽的项学和，他扮演的毛泽东和蔼可亲，温文尔雅，与百姓打成一片，亲和力十足，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这与片中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相吻合。第三个不同是兴国独特的地方文化。兴国独特的地理风貌和富有特色的民间文化都在影片中得到展现。毛泽东爱吃红烧肉，影片中安排了地方特色菜肴粉蒸肉招待客人。招待毛泽东的还有兴国山歌，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兴国山歌历史悠久，旋律优美，有独唱、对唱、轮唱、“三打铁”等各种形式，基本格式为七言四句，每首歌开头一句“哎呀嘞”，结尾一句“同志哥”（或心肝妹）相呼应为其最大特征。每当情节到了动人处，优美的兴国山歌就会随之飘扬。影片的主题歌《人民政府暖心窝窝》演唱者是李娜，她还是片中的李秀英的扮演者。她对兴国山歌的深情演绎，为影片增色不少。

长冈的难忘岁月
电影剧照

毛泽东在片中强调，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如日常生活、孩子的教育、医疗条件的改善，这些民生问题解决了，中国革命才会取得胜利。

由上高县委、县政府与北京御景江山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拍摄的电影《我的上高》2017年3月8日晚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该片以上高会战为背景，以会战期间县长黄清谷带领和发动民众奋勇直前为线索，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抗战官员形象。这是一部与众不同风格独特的传奇类红色叙事。

该片的主演田小洁是地道的南昌人，他把黄清谷内敛含蓄，温和有礼却坚定执着的“酸儒”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历史上的“上高会战”闻名中外，在此役中中国军队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极大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要表现这样一场史诗性的战争，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故事数不胜数，《我的上高》却通过一名县长的视角来展现这场战争，他身上表现的迂腐、儒雅似乎与战争格格不入，但他读书人的担当与忠义又给出了战争胜利的答案。这部出人意料的电影有许多创造性的构思。编剧方天民在谈到《我的上高》创作体会时说，上高会战能够取得完胜，和后勤保障有力是分不开的。正是县长黄清谷不同凡响的品格与人格魅力，带领上高百姓给军队提供了强大的支援，军民合力赢得了这场艰苦的斗争。

当把战争的视角投放在一个儒雅的读书人身上时，电影所呈现的气质就有别于一般的战争片了。电影中战争的场面寥寥可数，甚至连一个日本士兵也没有出现在镜头中。它一改荧屏上战争叙事的套路，用干净、舒缓、沉实的电影语言使一部讲述战争故事的电影多了一层怀旧的文艺气质。在南昌沦陷的沉重气氛中，上饶人黄清谷连升三级，来到随时可能成为前线的上高担任县长。这次升迁对他而言无疑是一次悲壮的出征，他清楚自己的选择，一县之长的职守是与城共存亡，而读书人的操守是义不受辱，他暗下决心，一旦上高城破，他就投河自尽。

影片通过几个事件来表现他的担当与尽职。到任以后，民不聊生的上高让他无暇拜见驻军司令罗卓英将军，但是，驻军屡犯百姓，为了保护子民，他上门与罗将军理论。第一次，罗长官给了他3分钟。黄清谷阐述了自己对“仁者无敌”的见解：不施仁政者，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罗不以为然，斥之为“酸儒”；第二次，况钟氏被士兵强暴，投潭自尽，黄清谷“咆哮”司令部，痛陈军中顽冥肆虐、强买强卖、搜刮百姓、奸污民女、逼死人命：“将军若有包庇，上高百姓凭什么与大军共进退？”随后，他命令百姓罢市，逼使军队处决奸犯、整肃军纪。第三次，罗长官召见黄县长，为县长扣下的重庆“贵人”走私的数万斤粮食求情。可是，“酸儒”县长义正词严：“打起仗来，这是上高的救命粮！”“上高城小粮少，请贵人他处寻粮。”将军打量“酸儒”的眼神中有了几分敬意。从罗将军对黄清谷态度的转变中，黄清谷身上的人格魅力一步一步地彰显出来。

罗将军与黄清谷的会面是电影的推进主线。第四次会面时战争在即，黄清谷一边把家里大小留在城里，绝不逃跑，以示决绝的决心，一面冲进罗将军的指挥部，问他上高能不能守住。罗将军同样大义凛然，表示了破釜沉舟、舍命相陪的决绝。两人达到了理解与默契，军民的同仇敌忾，为以后的胜利埋下了伏笔。第五次见面，是在一场激战之后的前线。视察阵地的司令长官，在一把油布黄伞下看到了疲惫的黄清谷和同样疲惫的上高支前百姓，高冷的将军脸上现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感动。在县城，罗长官的司令部，他们第六次见面。面对战事，他们有了必胜的信心与把握，两人之间也有了兄弟般的信任。“伤了有人抬，死了有人埋，要粮上高给，要人上高出！”这是以黄清谷为代表的上高人对抗日军人做出的庄重承诺，他们对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罗将军这个人物表面上有点呆萌，言语不多却咄咄逼人，他高冷的个性和正规军形象与文人黄清谷县长的酸儒形象形成的强烈的反差，富有戏剧性。

电影中巧妙地运用了一些上高的地方元素，一是20世纪40年代的上高油布伞随处可见，影片中他在战前准备会上叮嘱保长们每人带一把伞，说自古只有官才能打伞盖，现在要把这个体面给大家，每人都带一把伞，老表有事好找得到主心骨。伞被赋予了象征意味。当黄清谷在前线挖工事，遇到敌人突袭，老乡们从来没见过轰炸的场面，欲逃回家中，他撑起一把伞，重新把老乡们又召集起来。二是“况氏祠堂”在影片中作为重要背景多次出现。祠堂作为宗族延续的象征，也为上高会战的胜利作了注脚：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是打不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