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主义思潮在我国的传播及影响

（一）生态主义思潮在我国的传播

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通常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产物，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因此，当时国内对西方生态主义思潮的了解很少。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规模的扩大，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我国学界开始选择性地引进和介绍与生态主义相关的主要著作。这一阶段生态主义研究虽然已开始起步，但是步伐缓慢，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有待拓展。

20世纪80年代，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国际潮流。受此影响，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学术界在对国际学术前沿跟踪了解的过程中，开始了对生态主义的研究。

1994年，有学者发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提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点，随后引发了一场关于环境伦理学的根基和价值定向的大讨论。争论大体上分为三类不同的理论观点：“人类中心论”、“自然整体论”与“超越和整合论”。除此之外，也有人主张“生态人文主义”“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等。尽管各种观点最终并未取得一致，但它提出和探索了许多实质性的问题，如生态价值观、权利观、伦理观、人在自然中的定位、人与其他自然存在的关系等问题。这场争论大大推进了生态主义思潮在我国的传播。

1996年以后，我国学界开始对生态主义进行系统解读和评价。《哲学译丛》开辟专栏刊登国外著名学者有影响力的论文，翻译了一批国外经典著作，如弗·卡普拉和查·斯普雷纳克的《绿色政治》（东方出版社，1988）、H.萨克塞的《生态哲学》（东方出版社，1991）、威廉·莱斯的《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2）、A.施韦兹的《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L.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青岛出版社，1999）、P.辛格的《动物解放》（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等。吉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绿色经典文库”丛书，其中包括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1997）、H.梭罗的《瓦尔登湖》（1997）、H.罗尔斯顿的《哲学走向荒野》（2000）等。上海译文出版社也于2002年出版了“绿色前沿译丛”。这些论著的引进和出版，对于推进生态主义思潮的研究和传播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资料和理论资源。

进入新世纪以来，生态主义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一方面，生态主义的理论研究范围在迅速拓展，研究的领域既有西方浅层生态学思想，又有深层生态学思想，既有我国古代生态思想，又有在此基础上对东西方生态思想的整合。生态主义的研究也受到其他学科的关注，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也在积极讨论生态主义问题，生态主义与其他领域的交叉渗透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生态主义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更加紧密。生态主义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培养公众的生态意识，尤其是深层生态意识。一些学者一直在各类媒体中向公众传播环境价值和伦理思想。而社会各界对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又为我国的生态文明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生态主义思潮在我国的传播，深刻反映了当前国内外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和公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诉求。

（二）生态主义思潮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价值

1.有助于提高社会公众的生态意识

从探索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角度看，生态主义以关注人类共同生存安全利益为出发点，主张按照生态优先的原则保护全球生态资源，倡导反战反核的非暴力和平主义，以求实现人与自然和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谐，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和共同诉求，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特别是生态主义强调的生态优先原则和以控制经济增长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的主张，虽然在物质主义当道的当代社会不可能付诸实践，但它对当代世界的发展的确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于增强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由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黑色发展”向经济、生态、人口相互协调的“绿色发展”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决策层也认识到以牺牲生态环境来发展经济的严重后果，并提出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采取保护生态环境的相应措施，但由于人们没有真正转变思想观念，加上旧发展模式的惯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生态环境在整体上呈现恶化趋势。在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面前，我们逐渐认识到，要想在新一轮人类文明转型中不被抛在后面，就必须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大力推进生态建设，治理环境污染，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纳入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为此，我们有必要吸取和借鉴包括生态主义在内的有助于推动生态转型的一切生态研究成果，特别是生态主义对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和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许多观点，尤其是对西方社会长期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文明观、经济合理主义、功利伦理学的批判精神。生态主义所提出的许多合理的环境价值理念，是对人类生态智慧的概括和发展，是非常深刻和富有启发意义的。例如，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旁观者，关心生态就是关心人类；技术发展要防止对生态环境的负效应，经济发展要考虑生态可持续性；人类应改变以物质享受为主要内容的生活方式，树立新的幸福观等，这些观点对于增强社会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乃至重新认识社会问题等，都具有重要警示作用和参考价值。

2.为利用政治优势治理环境问题提供借鉴

在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部分西方政党将生态主义融入自己的党纲，进行意识形态上的“绿化”，以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在议会选举中获得更多席位，或成为联合执政党，推行相关环保政策，使生态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在我国，则可以充分利用现行制度固有的政治优势治理生态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最显著的政治优势，这种优势具体体现为：无论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还是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都可以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一致行动，集中一切资源，解决重大问题。

利用政治优势治理生态问题，要求党和政府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和科学的发展方式。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片面追求数量型的经济增长，直接导致各地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以资源消耗为推动力的增长方式大行其道，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伴生着生态环境恶化的“副产品”。为此，党中央明确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以创新为动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生态文明被纳入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总体布局，这一系列调整使得我国的生态问题快速得到抑制。(www.xing528.com)

利用政治优势治理生态问题，要求强化党和政府对生态治理的统筹。为此，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生态治理政策措施。环境评价成为重大项目选择的前置条件，环境绩效成为政府绩效评价的核心指标，环境责任审计成为干部离任审计的必需内容，环境污染成为决定干部升迁的“一票否决”条件。这一系列制度设计将环境状况与党员干部的政治生命连接起来，将环境治理绩效作为企业、政府政治责任考核的重要指标，因而具有极强的约束力。

（三）生态主义思潮的理论和实践局限性

生态主义思潮促进我国生态文化观念的更新和变革，对于新时代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但它毕竟是在西方社会的心理和历史文化土壤中孕育的，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反思，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同时，作为一种新的生态价值观，也存在着种种理论和实践上的局限性，我们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结合实际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

1.理论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

生态主义是以生物在生态系统中具有内在价值和存在权利为前提和基础的，其核心价值原则是生态至上主义，认为生态环境保护高于一切。生态主义以生态系统为评价标准，将人作为系统要素，弱化、抹杀了人本身的社会性和特殊性，进而把自然奉为神明，容易陷入“神秘主义”，在实践上也无法贯彻到底。

2.价值立场上的西方中心主义

生态主义把生态危机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单纯的生态价值观念问题，忽视了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实际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关系的分析，忽视了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对于人类如何看待自然、如何处理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决定性影响，没有认识到西方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才是当代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生态价值观只能起到弱化生态危机的作用，其实质上却为资本主义社会推卸在当前全球生态治理中应负的责任和义务提供了借口，在价值立场上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

3.实践上的乌托邦倾向

在行动和政策选择上，生态主义或者将保护生态与促进发展对立起来，或者将两者进行优先排序，坚持生态第一。它反对现代大工业生产、反对商品交换、反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对现代科技进步持批评态度，追求无政府主义和地方主义。从生态保护的实际效果看，生态主义的一系列理想型、激进式的政策主张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违背，与民众的期盼相左，因而难以得到广泛认同，导致生态保护的初衷难以完全实现。例如，它要求立即废除核能，但是从目前的现实状况来看，全球能源紧张的背景下废核是无法实现的；它批判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无止境的物质追求，主张建立“零增长”的后工业社会或者后现代社会，这在当前国际竞争背景下是难以实现的；它反对暴力，但常常做出“烧掉卖毛皮大衣的商店”等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行为，给人们的正常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和危害。显然，生态主义的许多政策并没有实际推行的可能性，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的乌托邦式的生态保护政策注定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

4.政治上的工具化趋势

生态主义由于强调生态价值观的普适性，表面上看没有明显政治色彩，但在阐述生态保护时，特别强调“民主”“人权”和人类共同利益，而这些往往成为西方国家向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渗透和推销的主要内容，成为一些西方大国对他国兜售其价值观的最常用、最有效的工具。

生态主义的部分价值观不仅在内容上更彻底，而且由于其与生态环境这一超阶级、超国家、超社会制度的主题紧密相连，或者说用生态环境把“人权”“民主”等包装起来，因此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隐蔽性。西方发达国家经常把生态问题政治化，将生态环境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社会优惠贷款、无偿援助等挂起钩来，以生态主义为工具保护本国市场。例如，西方国家一直把生态攻击看作是最有效、最可行的遏制中国的策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些西方大国试图以生态责任施压于我国，让我国为西方大国的现有生活方式埋单，强迫我国接受西方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要对生态主义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保持警惕，不仅对其要有深刻的认识和全面的揭露，而且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纵观生态主义的发展，不同的生态主义流派对于启发人类的生态觉悟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对后发国家构建自己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如何克服生态主义的理论局限和实践困境，寻找生态文明建设的立足点并建构自己的话语系统，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能的理论依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突出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