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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教育和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与作用

时间:2023-07-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民国民众受学校教育者少,民众十之八九不识字。[13]因经济落后导致“文化荒”,余天休由此提出全民教育思想,目的在于让普遍没有接受教育的民众快速提高识字率。每区设立一个民众图书馆,全民教育运动限三年为期,凡不识字者公安机关可着手处分,三年之后,不识字者各机关商店企业不得雇用。全民教育的内容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由余天休的全民教育论拓展开去,全民教育就是社会教育。

全民教育和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与作用

教师素质高低直接关系教育质量的高低,好的教师培养出好的学生。教师致力于教书育人,受人尊重,大多品高身正,专致本业,但是其队伍中也存在不良现象,一些教师混迹其中,不是为了传道授业,而是志在发家致富。“教师者志行高洁、品学兼优者不乏其人,但滥竽充数、不学无术、秉性卑劣者亦不可胜数。此辈置身教育,每视教务为盈利,学校如私产,把持操纵,结党营私,无所不用其极。或则利用货利,讨好学生,培植势力。除日常授课,尚有其他营业,上课讲授,照读讲义,形同说命,课间闲谈,按时计薪,如收货价。信口讲述,毫无致力教育及培育青年之热忱。”[10]教师中这些现象的产生,固然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这类教师对教授课程没有多大兴趣,上课信口闲谈,教课在于计薪,结党营私。教师作为传承知识者,教学学术是体现其职业精神的基本活动,其余活动都是次要的。

适应环境应该保持积极态度,适应并非顺应,社会染缸使人逐渐熟悉社会运行规则,而社会更多的是充满理想和希望。余天体言社会为达到圆满而积极设置自我运行目标,教育按照社会需要进行,非可按照社会习惯而行。故教育要多从正面引导,给学生理想的训练,促使学生整体积极进步,让学生认识到不必将人生完全埋没于实际利益的争夺和诈谋中。教育的社会目的有五种:其一,教人成为国民;其二,鼓励其对于科学文学哲学等知识的兴趣;其三,教人自卫之方;其四,教其闲时自娱之法;其五,教以自谋生活。五种目的分别以社会教育、智育、体育、美感教育、实业教育达之。[11]这五种教育包含具体的内容,如社会教育含社会学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心理、道德历史的教育;文学、科学、哲学归于智育内容;体育如防治疾病、保持身体健康、游戏、运动军事训练;实业教育有家政、木工、铸造、用器、机械、工农牧林商业等;建筑雕刻、绘画、音乐诗歌、戏曲属于美育。总而言之,教育分不同类型,涵盖若干方面,凡社会需要的,都可列入教育范畴,教育内容本身不分良莠,每种教育的目的都旨在促使社会及个体生活更加美好,使个体全面发展,健康向上,实现自我价值。教育适应社会不是教育被社会拖着走,教育和社会完全融为一体;也不是与社会隔绝,自成体系,这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而是矗立在社会的潮头,指出社会发展的问题,谋划社会未来,积极影响和改造社会。

民国民众受学校教育者少,民众十之八九不识字。根据李景汉1930年的调查,定县识字男女青年人数仅占26%,青年是接受教育的适龄人群,不包括老年人和幼童,不识字者尚占74%。所谓识字,基本是入完小学就不再升学了,而且17%的人入学未满两年,18%的人入学未满三年,只能说认识一些字而已,不能说接受了真正的教育。[12]余天休调查当地的农村教育情况,他去山东一个距离火车站点40多里地的居住着百户人家的村庄调查,发现这个村庄只有1所学校,1个教员,学生16人,很多儿童不去上学。原因是这个年龄段的儿童要去山上耕种,还有原因是私塾被取消了,念洋书太费时间,认不了多少字。以前有私塾4处,每处尚有学生20余人。另外一个距离济南城4里的山区的一个村庄有住户二十五六家,竟无一人认识字,孩子也要上山耕种取柴火。[13]因经济落后导致“文化荒”,余天休由此提出全民教育思想,目的在于让普遍没有接受教育的民众快速提高识字率。他设想推行全民三百字课本,课本分为通俗、农、工、商、兵、儿童、妇女和政治常识八种,各地兴办全民学校。学校须保证每天授课时间不少于一小时,各单位准予这一小时的假,一个月为毕业期限,分级进行,分初级、中级、高级三种,每级授课不少于一个月。每区设立一个民众图书馆,全民教育运动限三年为期,凡不识字者公安机关可着手处分,三年之后,不识字者各机关商店企业不得雇用。经费由地方政府筹集,全民教育到了相当时期后,可以办理全民小日报,编辑全民字典、全民文艺小丛书等。他又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大学的部分实用课程下放到中学,中学前七年强迫必须接受教育,只有接受了这七年的教育才能获得国民资格,允许其步入社会经营事业企业。因课程内容丰富实用可使学生得到任事的资格本领,迎合了早期学生不能长时期在校读书而要谋生的实际需求,少部分学生中学后继续升入高等学校学习

教育在这种特殊环境中凸显了它的价值。全民教育具有多种内涵,在当时主要指扫除文盲、强迫教育,类似于初级的义务教育。民国教育水平整体低下,一些有志者从事帮助农民识字的工作,有名的如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验,建立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设立实验县,帮助数万人读书阅报识字以及开展生计教育的活动。还有梁漱溟的山东邹平实验以及国民政府的其他实验县,都包含了乡农全民教育一项。在这之前余天休创办的专为边疆输送人才的东方学校以及他对西北教育的关注也都是在实验学校教育之外的教育途径。全民教育的内容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由余天休的全民教育论拓展开去,全民教育就是社会教育。从字面意思和最初含义说,全民教育是将教育对象范围超越出在校学生,扩展到工作中的成人,也可以说是成人教育。成人没有系统的大量时间到学校等专门场所去学习,他们希望社会本身就是可供学习的学校。全民教育开拓出新的教育方式,全民教育使教育的功能和意义延伸出去,教育不但指正规的学校教育,而且包括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使当事者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改进,不论何种方式何地何时,也不管何人。教育和社会可以是同一的,教育社会化和社会教育化一体两面,同步进行。社会教育的地位其实不亚于学校教育,只不过没有得到广泛认同而已。社会教育的理想模式是社会到处都充满教育。“我们随时在一里半里地得到一个丰富的校图书馆,十步五步之内找到一块甜美的小公园,每一个村落间都有科学家在小小的实验室工作,每一个街道间都能找到艺术家在窄窄的艺术场内表演。不出门听到大音乐家的奏技、宗教家的说道、大学者的讲学,借用交通通信的力量半分钟内可得到万里之外公立大图书馆珍藏的书籍,儿童随时可以接受新知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进行学术研究。”[14]全民教育是社会教育的一种,社会教育面更为广泛,凡具有教育价值的内容都可以列入教育的体系,整个社会大舞台充当教育阵地,而不单单局限于学校。

社会教育从内容上看,还包括社会交往合作教育,这是人们用来适应环境的一项必备技能。《社会学杂志》一篇文章论述了与他人组成团体教育的必要性。“在我们进化的社会中,一定分量的孤寂是必要的,但是宽大的同情、和蔼的交接、所应服从的社会约束也变得更为重要。而教育大都注重个体,少有社会教育,进行公民训练,教育人正确地与他人合作。”[15]个人在社会生活当然需要强化社会的意识,具备社会合作和互助的精神。关注社会,提升社会的责任感是教育中比较容易忽视的方面,关心个体是一种本能,社会是个体之外不能接触的非具体物,容易被忽视。这篇文章提到开展公民教育。人与人友善的、爱国主义公共精神,开放心态的、国际主义的友好态度,这些品质都来自个人性格以及作为家庭成员、社区成员和团体协会成员资格的训练。其中特别需要加强爱国教育。公民教育的实施地点包括学校、出版社、戏剧社、慈善机构、体育场、学术机关、宗教团体、协会、公务活动场所等。公民教育将社会教育提升到国家、世界的高度,教导人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和社会的成员,从而自觉地为社会服务。(www.xing528.com)

除教育外,还有学术。东三省事变后,我国民族空前团结,社会各界提倡各种救国方案:商业救国、殖边救国、教育救国、组织义勇军、抵制日货等,余天休创建“九一八”学术救国社,倡导学术救国。其时以学术救国理念出名的还有贺麟、罗家伦等。贺麟认为,在学术文化的一等国,政治军事虽偶遭挫折,终必复兴,因为“学术文化是培植精神自由的基础。一个精神自由的民族,军事政治方面必不会久居人下,而学术文化居二三等国地位,政治军备却为一等强国的国家,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若不急从文化学术方面作固本梭源功夫,以期对于人类文化和世界和平有所贡献,终将自取覆亡,此乃势理之必然。历史上以武力横行一时而学术文化缺乏根基的民族,终至一蹶不复振的例证甚多”[16]。学术是强国的基础,未见学术弱而恒强的国家,一个国家如果学术强,国家弱是暂时的;反之,学术弱,国家强也是暂时的。罗家伦[17]中央大学1932-1941年间的校长,在抗战期间,罗家伦说:“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8]学术就是支持抗战,他认为大学肩负着 “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学坚持“学术第一”的宗旨,学术坚持“独立第一”的宗旨。面对日寇进犯,教育各战线的学者、教师都激发出空前的爱国民族热情,上海各大学教授组建联合会,发表救国大计宣言,宣称教育界当秉持学术救国的理念,“此天人迭祸、寇匪交迫之严重国难中,国民之筋偾脉张,须当建设科学教育,改进文化环境,提倡学术研究,中国之病根在文化,而起死之良方在学术。吾人坚决自信,舍文化无从复兴,非学术莫由救国,教育界共同从事于学术救国与文化复兴二大运动”。可见,教育学术救国为较多人所认识和提倡,并非无根据。

余天休倡导学术救国,其理由在于我们的文化比较落后,物质和武器落后,社会科学落后,士大夫教育风气遗留,如果要追赶上去,我们必须要发展学术文化,但他所说的学术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学术理论,他的提法与前述学术救国观点都不尽相同。他说的学术包括学与术两个方面,学是指学一切知识道理,术指实践,学相当于知,术相当于行,学术和知行是对应的,学术的目的正在于发明或发现新的东西。“术分对人的术和对物的术,对人的术包括权谋、轻重、计谋、策略,还有术数,指预测祸福存亡的方法和数理。对物的术也包括两种,一是建设性的,一是治理性的,目的在于增加效率。学术综合起来就是应对内外环境变迁。提倡学术就是养成这种应变的人才,使之将来能应对所面临的问题,这里的学术救国不是埋头读书、不问世事,而是更合理地、审慎地应对局势。”[19]“学术”这个词容易被理解联想为迂腐和不切实际,余天休的“学术救国”的学术是经世致用的,非一般而言的纯粹的书本知识;同时,不是指人人做学术,而是指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实践中,追求做事的合理化。一般人认为学术高不可攀,平素没有学术的意识,但学术本身不神秘,其实就是思考并改进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这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军事上、政治经济上,教育社会上都努力改进,不断进步,国家就能强盛,何尝会受到侵略。还有一种观念是表面尊崇学术,实际不把它真正当回事,认为学术空洞、对生活无实际作用,学术家不过是给他们俸禄薪金,羁縻一帮闲人不要闹事以粉饰太平罢了。这种观念也是错误的,学术帮助实践者认识、追求原理,达到一劳永逸、举一反三、促进技术革新的效果。这两种观念都是对学术的不当认识。如果学术昌明,各行业努力通过学术改进自己的工作绩效,国家就能够兴盛发达。

学术强国兴国。时下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我们需认识到,学术为政治经济的基础,学术改进了,具有民族特色,找到适合我国的思维路径和文化方向,政治社会问题就能得到根本解决,国家也将更加兴盛发达。让国家社会重视学术,倡导学术精神,建设学术队伍,甚至提倡全民学术也未尝不可,这是确立国家发展根基的长远工作,可使发展不至急功近利,呈泡沫膨发特质。越是转型遇到困难,越不能着急,将主要力量用于学术,推动教育科技的进步,使国家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在学术教育的基础夯实中得到保证,才是有益的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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