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即九鼎,相传夏禹收九牧所贡金铸成九个大鼎,象征九州,历经商、周朝奉为传国之宝。鼎,也是王权的象征,王都所在便是鼎的所在,后人称定都为定鼎。
公元前513年,晋国发生了一件震动诸侯国、震动春秋时代的大事,晋国大夫赵鞅、荀寅带领军队在汝水旁边筑城的同时,用从国内征收来的几百斤铁,铸造了一个鼎,将范句执政时制定的刑书铸在鼎上,公诸于世,这就是有名的铸刑鼎。
孔子对晋国铸刑鼎极不理解,向晋国君王进谏说:“看来晋国快要灭亡了吧!它已失去了法度。晋国本来应该守住开国之君唐叔传下来的法度,以管理它的百姓,卿大夫们各自维
护他们的位次,百姓才能尊重高贵的人,高贵的人才能保守他们的职业。贵贱等级没有差错,这就是法度。晋文公因此专门设置了掌管职位次的官员,并在被庐修订了唐叔的法律,因此他才能统治晋国成为盟主。现在废弃这一法度,而铸造了刑鼎,百姓能在鼎上看到刑法的内容,还怎么能保证高贵的人受到尊敬?高贵的人又靠什么来守住他们的地位和财产?没.有贵贱高下的区别,还靠什么来治理国家?再说,范句的刑法,是在夷地检阅军队时制订的,那是搞乱晋国制度的法规,怎能用它来作为国家的法典呢?
其实,晋国铸刑鼎,是其治国图霸的一种谋略。晋国历来注重法纪治国、治军。晋文公曾杀掉违犯军纪的颠颌、祁瞒、舟之侨三个大夫,来整肃军纪;河曲之战中,中军司马韩厥不徇私情,对违犯军纪的元帅的亲随仆人处以极刑;晋悼公的弟弟扬干扰乱军队行列,司马魏蜂用处死其御士的方式来表示对扬干的惩罚;大夫苟吴的宠幸,因为反对改车兵作步兵,被魏舒杀掉。所有这些都说明晋国尚法的传统。如今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布出来,人们可以用刑鼎上的条文作为量刑的标准。同时,让民众知法,也可起到威慑作用,促使人们自觉地做一个守法的顺民。这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同时,当时晋国大夫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日趋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对贵族的胡作非为就有了一定的限制。
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吞并了一些小国,确立了霸权之后,又攻打陆浑戎人,于是到了雒水,在周朝边境上炫耀武力。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庄王,庄王问起周王室的九鼎的大小轻重,伺机觊觎周朝王权。
王孙满回答说:统治天下在于道德不在于鼎。从前夏朝正在实行德政的时候,远方各地把各种奇异东西都画成图像,九州贡献出金属铸成九鼎,而且把画下来的各种东西的图像铸在鼎上。教百姓知道神物和怪异。所以百姓进入川泽山林,不会碰到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螭魅(传说山林中能言人妖)同两(传说河川里的精怪)这些妖怪都不会遇到。因此能够上下和协,受到上天的保佑。夏桀昏乱,鼎移到商朝,前后六百年。商纣暴虐,鼎又迁到周朝。天子德行美善光明,鼎虽然小,也是重的。如果奸邪昏乱,鼎虽然大,也是轻的。上天赐福给有美德的人,是有一定极限的。周成王把九鼎放在郏郈,曾经占卜过,可以传世30代,享国700年,这是上天所命令的。今天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减了。可天命还没有改变。九鼎的轻重,是不能问的。
楚庄王自讨没趣,暂时放弃了吞并周朝的企图。
《左传》载有臧哀伯谏纳郜鼎的典故。(www.xing528.com)
鲁桓公接受宋国太宰华督贿赂的郜鼎,把它陈列在太庙里。鲁国大夫藏哀伯向鲁哀公进谏:“做君主的,要发扬美德遏止邪恶,以此来作为各级大小官吏的楷模;这样还怕失误,所以还要发扬美德来示意子孙,因此,太庙用茅草盖屋顶,大辂车用蒲席铺垫,肉汁不放五味调料,主食不吃舂过的精米,这是表明节俭;礼服、礼帽、蔽膝、大圭、大带、裙子、绑腿、鞋子、横簪、填带、冠冕上的纽带、冕上的装饰,这是表明尊卑上下各有规定的制度;垫玉器的彩色板、佩巾、刀鞘、刀把的装饰,革带、带饰、飘带、马鞍,这是表明地位高低的等级;礼服上画火、画龙、绣黼、绣黻,这是表明尊卑的文饰;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画出山、龙、花、虫等各种形象,这是表明不同器物的色彩;锡、鸾、和、铃,这是表明声音;画着日、月、星的旌旗,这是表明天象的光明。道德,是讲节俭并有法度,上下尊卑有等级规定。要用不同的文饰、色彩来表现它,用不同的声音、明亮来显露它,用这些来给各大小官吏看,各级大小官吏才会有所警惕和畏惧,不敢违反纪律。现在陛下您取消美德树立邪恶,把人家贿赂的祭品放进太庙里,公然地用它来给各级大小官吏看。各级大小官吏就拿它做榜样,这还能去惩罚谁呢?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吏的邪恶;官吏的美德丧失,是由于受宠而贿赂公行。郜鼎安放在太庙里,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公开受贿吗?从前周武王战胜商朝,把九鼎迁到王城,忠义之士还认为他不对,更何况把表示邪恶乱纪的接受贿赂的祭器公开放在太庙里,这又该怎么办?
鲁桓公默默无语。
春秋战国时期,策士如云,纷纷“唇吻以策勋”,诸多言辩事迹流传至今。战国策士们擅长的劝说方法,被史家形象地命之为“长短术”——“言欲令此事长,则长说之,欲令此事短,则短说之。”
颜率以鼎谏齐王,成功的奥妙在于强化事情的某一方面,从而劝导对方改变态度。
这个故事出自《战国策》。有一年,秦国发兵攻打周朝而勒索九鼎,为了退敌,周王请求齐兵援救,并答应事成之后将九鼎转给齐国。齐王听了大喜,便派兵五万驰援周都,秦国军队只好退兵。于是,齐王便倚功向周天子索取九鼎。周王愁眉不展。
臣子颜率说:“大王不必忧心,我去劝说齐王。”于是颜率接受周王的派遣,来到齐国,对齐王说:“周朝靠了齐国的道义,君臣父子都保全了性命,因此,很愿意兑现诺言,献出九鼎,只是不知从哪条路运到齐国为好?”齐王说,鼎可从韩国借道运来,颜率说韩国不安全;齐王又说从楚国运来,颜率以同样理由婉拒。齐王不悦,说:“依先生看法,该走哪条路?”颜率说:“这正是为大王您伤脑筋的事,九鼎不是酒壶酱瓶,可以拎着到齐国来。当初周朝替换商朝时,动用了八十一万人来牵拉九鼎,今天大王即使有这么多人,但又应从哪条道路运输才安全呢?”齐王懊恼道:“原来,你从头到尾都在骗我,你就是不肯把九鼎给我。”颜率说:“我不敢欺骗大王,只是希望您从速决定从哪条道路上运输,我们的九鼎随时等您来拿。”
齐王叹了口气,只好罢休。
颜率劝谏齐王放弃索取九鼎的打算,施行的策略是,在事情的成因、现状或影响中强化其一,在必要性与可能性中突显一端。双方探讨了半天,齐王不得不接受这么个结论:虽然周王愿意履约而齐国也很需要,九鼎的迁移却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性否定了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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